终南性灵社2018、9、1 性灵兰台
杂家王宏民
□刘峰丽
走进王老师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三多：
第一，狗多。前脚刚进门，三只大小不一、品种各别的小狗便一拥而上，竞相寒暄。王老师一边手忙脚乱地左拦右挡，一边不住地说：“没事没事！不咬不咬！”着实有趣。当我问他咋就养了这么多狗时，王老师说，除了一个是买的，其余两个都是流浪狗，他看着可怜，就领回来先养着。本来打算以后给这些流浪狗找个喜欢动物的好人家，不料养着养着就不舍得送人了。
第二，书多。王老师家客厅的一面墙基本让三个大书架占满了，中外名著、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杂书野史，应有尽有，而且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俨然新华书店的书架。一次，方英文老师前来造访时，忽发顽童之趣，趁王老师不注意，用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六折处理，欲购从速”八个大字，悄悄贴在书架上，惹得在场者开怀大笑……
第三，乐器多。在王老师的客厅兼书房，除了书籍外，最多的要算乐器了。墙上、地上、桌子和博古架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其中有笛子、洞箫、二胡、扬琴、中阮、柳琴、木琴、磬石琴、葫芦丝、巴乌、波列、排箫、唢呐、陶埙、陶笛等。无论拿起其中哪样乐器，他都演奏得有声有色，优美动听。据王老师说，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他一直都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大学时代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全省高校的文艺汇演。
在墙角一个柜子上，放满了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用竹子做就的无名乐器，有大有小，粗细不等。我问王老师那是什么乐器，王老师说，那是他把洞箫的吹口和陶埙的指法结合在一起，发明并制作的一种新型乐器，他管他叫竹埙或箫埙。说罢，当场为我演奏了一首李商隐的《别亦难》。其音似箫非箫，似埙非埙，缠绵悱恻，如泣如诉，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凄美。从交谈中得知，今年五月，中央电视音乐频道在介绍陕西埙乐时，还特意让他在专题片中展示了一下他的竹埙……
如同能同时娴熟地掌握那么多乐器一样，王老师在艺术创作方面，也是四面出击，遍地开花，多年来在文学、戏曲、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喜剧小品、曲艺乃至音乐创作和漫画创作等领域多有涉猎，而且收获颇丰。几十年来，在省内外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含拍摄播出和演出）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三百余万字，在陕西电视台和央视播出电视剧、戏曲戏剧小品、电视专题片四十余部，并多次为台里的大型文艺晚会和活动担任策划、编辑、撰稿。现为陕西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编辑、记者，国家二级编剧。
看着王老师怡然自得地轮流演奏各种乐器，我很难想象他其实是一个历尽坎坷、饱受磨难之人。
1953年3月，王宏民老师生于洛南县城关镇张曹大队花园生产队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或发明家。有一度，他迷上了苏联园艺大师米丘林，幻想自己能培植出一种既能生长五谷又能生产各种蔬菜的植物，结果他家自留地的好多农作物都遭了殃。
1966年高小毕业时，虽然他中考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但由于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当时刚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回家，他连初中都没考上！在农村，每当他在路边地头剜猪草时，远远看见村里那些升上中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向中学，他心里就像猫抓似的。好多次，他在梦中哭喊着“我要上中学！我要上中学！！”醒来时已是热泪湿枕。一天下午，他要好的一个小伙伴神色紧张地跑来告诉他：听人说驻队工作组一会儿要带人前来到他家搜查“黄色书籍”！惊慌之际，他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那一纸箱小说埋在了门前包谷地里的一块坟地中。后来不知为何工作组没来，可夜里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当他扒开盖在表面的草皮时，发现坑里的积水已经把他那些心爱的小说泡成了纸浆！当时，他手捧那些小说的残骸失声痛哭……
辍学在农村那些日子，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艰难。一年后，中央发出的“返校闹革命”的指示，要求大中小学校毕业前所有学生返回母校，他才重返校园。后来由于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口号声中高小升初中一律实行“一锅端”的方式，他才在失学之后重新圆了自己的中学梦……
高中毕业后，他回家务农，先后当过队上的饲养员、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1974年协助县城关镇办完“地主阶级罪行画展”后，他被抽到了刚建起来的城关镇广播放大站，执机兼写通讯稿。在此期间，他曾一连四次为能进入儿时无限向往的大学而努力过，基层也多次推荐他，但最后皆因其父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在杨虎城部当兵时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这件破事！），最后功亏一篑。最惨重的是1976年他已经被西安音乐学院录取了，而且已经张榜公布，但最后在地区的政审中其父的历史问题又旧事重提，结果他从希望的巅峰一下跌落在绝望的深渊……
走投无路之际，他开始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索，试图重觅一条生路。在当时省上唯一的杂志《群众艺术》上发表了几篇作品后，他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而且被省上作为重点培养的业余作者。1977年5月，他被省创研室（文革前的作协）作为全省三名特招对象之一，但在对方前来办理招工手续时，被县上以创作组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为由卡住了，直至1977年十月高考制度恢复，他才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大山。
为了实现儿时立志长大后一名当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梦想，当时他报的是理工科，可最后由于他语文分数比较高（他的作文当时曾被地区号语文卷子的小组作为评分的范文！），结果阴差阳错地被录到了陕西中医学院。专业的不对口使他苦恼万分，于是忽发奇想地要求转学，但都遭到了学校和省教育局主管部门的严厉批评。万般无奈之下，他给教育部信访室和人民日报分别写了一封言恳意切的长信，陈述了自己过去在为上大学所遭受的种种磨难以及要求转学的理由，并随信附寄去自己上学前发表的部分作品。1978年年底，在这两家单位的帮助下，省高教局终于网开一面，把他作为特殊情况准予转学。这样，他才如愿以偿地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
为了不辜负有关单位和那些帮助他转入西大的老师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他利用课余时间一直刻苦坚持着文学创作，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在那个时候》和《黑子和它的小主人》相继在1979西北大学五四文学竞赛和1980年陕西省青年文学竞赛中分别获得一等奖。他的那篇反映我国农村改革的短篇小说《牛老爹赶集》发表在《延河》杂志后，深受好评。
1980年3月，他写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来自西半球的客人》被珠江电影制片厂列入了拍摄计划，并已开始前期运作，不期后来因中美关系的骤然降温被有关部门叫停。在电影创作方面的初次尝试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却激发了他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狂热的探索和追求。他告诉我，当时他在图书馆不仅借阅完所有有关电影创作方面的书，就连那些电影制作技术方面的书他也囫囵吞枣地翻了一遍。他说，后来自己在电视台工作时之所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与这一时期他对电视艺术的姊妹艺术电影有关知识的恶补有极大关系——已学会推磨子的人还害怕推不了碾子？
1980年10月，正在读大二的他创作的电视剧《果乡情》，由陕西电视台拍摄，并于翌年元旦播出。不久，中央一套曾在黄金时段予以转播。1981年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西峰泪》，被西影列入当年的拍摄计划。后来虽然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而搁浅，但他却由此而与西影结缘。一年后大学毕业时，西影和省电视台一前一后地去西大要他。最后几经权衡，他选择了正处于发展壮大时期的电视台。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宣布分配名单前夕，班上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发”他在校期间擅自结婚，结果一夜之间，他的分配单位由人人羡慕的省电视台变成了安康师专。直至半年后，在中国青年报驻陕记者站的帮助下，他才被重新分配到商洛地区群众艺术馆。
作为一个酷爱大自然、喜山乐水的人，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商州这个有山有水人文荟萃的地方，决定在此安营扎寨，筹划未来——因为在这里，他可以专心致志地进行他的文艺创作，他要用手中的笔描摹商洛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于是，那些纯朴的商山人以及他们纯真的情愫，成了他笔下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坚信，辛勤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沉甸甸的收获！然而好景不长，刚工作了两年，因为省文化厅给地区文化局的一个电话，他稀里糊涂地带着行李来到了省文化厅——原来，省文化厅群文处亟需从大学中文系已毕业的学生中选拔一名对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以及美术和音乐等艺术形式都能有所了解学生，作为处里干部的后备力量，结果，到西大中文系了解情况时，著名教授、我国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孟昭燕先生不假思索地推荐了他。就这样，由于当年给他带外国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老师的一句话，他眨眼之间由地区艺术馆的一名文学干部转换成了一个省文化厅的群文干部。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虽然也竭力尽心，兢兢业业，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无意仕途的他心底里还是不喜欢这种按部就班枯燥乏味的行政工作。于是，一年之后，他委婉请辞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省文化厅，来到省文化厅直辖的省群众艺术馆，在当年发表他处女作的《群众艺术》（其时已改名为《百花》）编辑部担任执行副主编。虽然省馆的办公条件远不及省文化厅，但由于专业对口，他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尽管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其乐融融。
两年后，陕西电视台新办的杂志《电视剧》创刊后，亟需一名深谙电视文学的编辑。当时电视剧部的主任——也是当年他上大学时那部电视剧的导演找到他，诚恳邀请他到台里协助他们办杂志。慎重考虑后，他答应了。就这样，他在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当初大学毕业时第一次分配的单位。按他的话说就是：“时隔五年之后，由于上苍的眷顾，我又回到了本来就属于我的阵地！”
调入省电视台后，他在《电视剧》杂志社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他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在认真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经常担任台里每年春节文艺晚会以及其他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编辑和撰稿。与此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剧本、电视文学剧本、戏曲剧本、话剧剧本、歌剧剧本、电视专题片以及曲艺、漫画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并为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晚会和多台大型文艺晚会以及有关电视文艺栏目创作了大量小品和歌词、歌曲。其中为陕西电视台92春节文艺晚会创作的反映毛主席和蒋介石的灵魂在天国相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荒诞小品《天国的黄昏》播出后，因为其手法的大胆和思想的深刻受到广大观众和业内人士一致好评；其中那部反映一个农村哑巴孩子命运的电影文学剧本《沉默的孩子》已被西安电影制片厂列入拍摄计划（后因陕西台和央视要合拍成电视剧而放弃）；其中戏曲剧本《丹江激浪》曾被西安易俗社作为参加全国三角洲戏曲年会的剧目；其中大型荒诞剧《苏醒的雕像》曾被省人艺作为备用剧目；其中他改编的电视剧《毛主席在杨家沟》（播出时更名为《那年那月》）由陕西台录制，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曾在黄金时段连续播出……
1997年10月，王老师调到台里文艺部。如果说当初在《电视剧》杂志社帮台里文艺部干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工作还多少有些顾虑的话，那么，正式成为文艺部一名编导后，他则可以放心大胆地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他先是在专题组拍摄电视专题片，先后拍摄了由自己撰稿、自己编导的一大批电视专题片。其中不少专题片在全省和全国先后获奖。一年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调到当时如日中天的《秦之声》栏目担任编辑和撰稿。
在此期间，除了他参与策划、编辑的多台戏曲晚会和《秦之声》栏目在全国连连获奖外，最为意外的收获，当数1998年为陕西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创作的戏曲小品《瓜女子》了。当时整台节目就缺一个戏曲小品。于是，台文艺部副主任、《秦之声》栏目的制片人也是戏曲晚会的总导演，不容分说地把这个任务压在了他的肩头。始料不及的是这个小品在春节戏曲晚会上一炮走红，深受广大戏迷喜欢。后来不仅在全省戏剧小品中荣获一等奖，不久在文化部举办的金狮奖第三届全国小品比赛中又荣获二等奖。2000年，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九届文华奖评选中，该作又荣获“文华新节目奖”。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了《瓜女子考剧团》、《瓜女子相亲》、《瓜女子夸富》等七八部《瓜女子》系列作品。这些小品经省戏曲研究院演出后，深受广大戏迷喜爱。2005年，该《孤女子》在全国十大城市戏曲小品汇演中一举狂揽大赛设立的七项奖项中的五项大奖，他本人获最佳编剧奖。作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保留节目，该作迄今已演出500余场，成为戏曲研究院建院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与此同时，作为省上接待中央领导的节目之一，该作曾先后在人民大厦和丈八沟宾馆为李鹏、迟浩田、张震、李长春等中央领导演出。目前，他创作的 “瓜女子”系列小品已在西北五省广泛流传，央视戏曲频道、陕西电视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西安电视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曾多次予以介绍和播出……
2000年，陕西电视台和陕西有线电视台和并时，王老师被抽调到了台总编室，在宣传科担任科长，主要负责八个频道的宣传管理和协调。尽管不在一线作节目了，可他心里还是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创作，一有机会，他都会全力以赴。
2002年，他为陕西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盛世秦声》创作、由梅花奖得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李梅主演的大型戏曲表演唱《华清宫畅想》，一直作为省戏曲研究院的保留节目，并被陕西省乐团改变为大型交响乐。次年，在文化部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的世界小姐大赛的开幕式《美丽的眼睛看世界》大型晚会上，该节目作为开场节目，由李梅和所有参赛的各国佳丽联袂演出，当时，我国各大电视台、香港凤凰台以及亚太地区各国电视台曾同时予以转播。截至目前，作为西安市精心打造的大型交响音诗《梦回长安》的压轴节目，该作已上演数百场。
2004年，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西庐山举办的“庐山杯”电视旅游节目采风活动时，他代表陕西电视台前去参战，最后，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力挫群雄（仅中央台就派去了两个部门！），以他担任撰稿和编导的电视专题片《云聚云散话美庐》，一举夺得一等奖……
王老师是一位善良之人，随和之人，也是一位大度之人。一天中午，他坐在单位的班车上正走在半路，他的一位学生在电话中火急火燎问他：“王老师！央视戏曲频道正在播你的《瓜女子》哩！是兰州一个剧团的演员演的，这事你知道不知道？”王老师一愣，说他不知道。他的学生愤愤不平地说，“你要是不知道，可以告他们侵权！”王老师长叹一声说，“唉，告啥哩，人家愿意演我写的小品，说明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也说明我的这个小品写得可以。再说，能演得上了央视，说明他们确实下了功夫。像这种情况，我感谢都来不及，还能告人家？”当时车上的人都笑了，七嘴八舌地打趣道，还是王老师修行到家了……
然而，大度之人也有自己的无奈。2008年10月，他给中央电视台虎年春节文艺晚会剧组寄去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小品《弄巧成拙》，内容是一位女士由于在外地做了全方位的美容，回家后自己的丈夫居然都认不出来了，结果闹出了一大堆笑话。春节前夕，他收到了央视春晚剧组发来的一封有春晚导演亲笔签名的退稿信，大意是：虽然尊作未被采用，但是对于您对春晚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这种事对于王老师来说，司空见惯，所以毫不在意。然而，当除夕之夜春节晚会开始后，他十分震惊地发现自己的作品改头换面后，名字改为《美丽的尴尬》，由春节前自己的小品被临时撤掉的黄宏和林永建等演出，而且作者挂了三个人的名字！他在网上点了一下第一编剧的名字，吃惊地发现此人竟是春晚剧组负责收小品的编辑！
愤怒之下，他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谁动了我的奶酪？》文章公之网上。后来几十家网站陆续转载，《西安日报》也作了题为《美丽加剽窃等于尴尬》的一整版，展开讨论。春节过后，王老师连续给春晚的导演和文艺部的领导写信，质问此事，均泥牛入海。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我问他：就这样算了？他苦笑着说，不算又怎么样？人家是老大哥，鼻子把嘴压住了，没办法！我说，你咋不跟他们打官司？王老师苦笑道：“还敢跟央视打官司？除非自己的作品再不想在央视播出了！”言语之中，颇有几分苦涩，几分无奈……
也许是他儿时那些太多的梦还没一一实现的缘故，他在四十岁后又迷上了漫画创作。他的漫画作品散见于《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陕西广播电视报》以及《商洛日报》等报刊。他创作的漫画幽默风趣，内涵深刻，而且都是自己为之配诗，画为诗形，诗为画魂，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2010年，王老师作词并自己谱曲的歌曲《海峡情思》，在文化部举办的“感动中国——第五届新创词曲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该作已编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2010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的《和谐中国盛世乐章——全国人民最喜爱的歌》一书。与此同时，该作已由感动中国组委会和中国音像出版社分别制作成C D和MTV（由二炮文工团我国著名青年军旅歌唱家耿为华演唱），发行全国……
王老师是一个执著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倔强和固执的人。虽然他涉猎的范围那么广，而且在全省和全国荣获那么多奖，但他从不前往颁奖现场领奖，要么让别人捎回来，要么让颁奖单位把奖状、奖杯和奖品给邮过来；此外，他拒绝加入任何协会！当年，由省电视台牵头的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时，作为从事电视文艺多年的他不得不随着那些新老电视艺术家集体加入，但一年后由于他拒交会费而自动离会。我问他为何这样，他说，任何一种创作，都是一种个人心性的伸展，也是一种个人的劳动。未加入任何协会时，你写作时如同一个人在静静地欣赏山里的美景；一旦加入那些协会，就如同那些驴友，在成群结队地欣赏山里的美景。一帮爱扎堆的人热热闹闹地集体欣赏美景，有什么意思？再说，任何协会都是个虚名，加入不加入对自己的创作毫无关系……
仔细一想，王老师的话不无道理。回到家后，我用了几天时间大致翻阅了一下王老师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小说、杂文、随笔、诗歌、歌词以及电影、电视、戏曲、话剧、歌剧、小品、电视专题、音乐和美术方面的部分作品的剪贴本，暗自称奇——商洛这个当年连接秦楚的地方，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当代，写小说者有之，写戏者有之，写杂文者有之，写诗词者有之，搞美术创者有之，搞音乐创作者有之，而且在各自的行当里都颇有成就，但像王老师这样能同时把这众多的行当集于一身的人，还真不多见。我问他何以能同时掌握这众多的艺术形式而且运用得得心应手。王老师说，这都归功于在地、县文化馆工作的经历。作为一名创作干部，当时，上边要搞什么汇演，自己就得搞这方面的创作——不管过去搞过没搞过。时间长了，就成了什么形式都能凑合的“万金油”。说罢他又补充道，我也知道挖一个池塘不如打一口井，打一口井不如钻一个孔的道理，但我始终专不下心主攻哪门艺术，因为我最看重的是创作时那种如痴如醉的享受，至于作品最后的结局他从不关心……
杂七杂八地整理完这篇采访手记后，我平生第一次为给自己的文章确定标题犯难了——因为，我发现用任何一个给人定位的称呼都无法涵盖王老师所从事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一想到商洛籍的著名作曲家——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走三边》的作者何延生老师曾用“商洛怪才”四个字总结王老师，便想以此为题，后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晚辈，用“怪才”称呼王老师有失不恭，于是又放弃了。考虑再三最后，我决定用“杂家”来修饰王老师的名字——一个把文艺创作的各种形式几乎都尝试遍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收获的人如果不算杂家，那谁才算杂家呢？是为题。
性灵兰台
刘峰丽:笔名雨香花、茳蓠子。祖籍陕西商洛，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书画艺术研究院理事。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浙江人在西安》、《大西商》等。采访过贾平凹、方英文、孙见喜、王宏民、王西京、范华以及马云、冯仑、周鸿祎、王传福、张朝阳、崔荣华等知名作家、学者和商界大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