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回顾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这两年，“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俨然已成为资本市场网红词，人口负增长的时代是否一定长期停滞，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否一定会在任何追赶中的经济体复现，与其线性外推接受别人概括式论断，不如沉下心来仔细回顾那段历史，分析相同与不同，形成个人心中的图景。
展开详议前，简单概述日本战后迄今三个经济发展阶段：
·1945-1970年的高速增长区，包括1950年代的战后复兴和1960年代的工业化、城镇化；
·1971-1990年的中速增长区，包括1970年代的克服通胀产业升级和19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1991年以来随着泡沫崩盘以及劳动力人口占比达峰后三十年的低速增长区。
此外，野口悠纪雄先生通篇反复提及的“1940年体制”也有必要单独说明。明治维新后，日本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同期诞生了一批日后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除了索尼、本田，现在耳熟能详的日本大企业几乎都是战前成立的，战争时期在政府扶持下依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
二战期间，统制派上位，1938年公布《国家总动员法》，政府对企业的各种生产原材料实行统制和配给制度（非市场经济的按价格分配）。
“1940年体制”反映在产权制度上，像电力、钢铁、机电、汽车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行业，由原来多家民营企业或外资从业，改革成立一批半官半民性质的国策公司（享有政府特权，同时也接受政府管制）；反映在金融制度上，企业由原先主要依靠股票和债券的直接融资，改革为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反映在财政税收制度上，1940年日本继德国后成为世界第二个导入源泉征收制度的国家，同时确认法人税为独立税种，日本从而从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改革为直接向制造业等现代经济部门征税的直接税体系。
最后，“1940年体制”还反映在农地制度改革方面，地主是造成战前日本农村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佃农们租种地主土地，用收成缴付地租，地租高达收成的一半。
1942年《粮食管理法》规定地租由实物支付改为现金支付且固定不随物价波动，经过战后严重通货膨胀，1945年地租实际上占农民总收成降到18.3%。前述改革均以赢得战争胜利为最终目的，企业只是国家的工具，企业的生产活动以满足战争需要为重心，“银行中心主义”则从产业资金供给方面支持和强化上述机制，租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军费以及为军队提供士兵来源。
“1940年体制”，这套以举国之力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01 1945-1957 战后复兴
为了使因战败而荒废的经济得到复兴，日本政府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国家基础产业。
“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恢复生产设备，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其核心包括价格差额补助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
所谓价格差额补助就是政府人为限制上游原材料价格促进中游制造业发展，对上游原材料企业产生赤字采取政府预算内补助方式补偿。
而复兴金融金库是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的机构，类似于政策性银行，其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日本兴业银行金融复兴部，复兴金融金库资金来源主要是发行复兴金融债券，其中七成由日本银行购买。
“倾斜生产方式”带动基础产业迅速实现了恢复与发展，钢铁、煤炭产量急剧增加，但复兴金融债券的过度发行也导致货币供应过剩，引发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使得在农地改革中作为对农村地主土地强行收购款的公债实际价值严重缩水，城市地主由于《租地法》和《房屋租借法》无权单方面随物价提高租金，其实际收入也急剧减少，再加上1946年颁布《财产税法》对个人财产征税以及占领军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时瓦解了本土大财阀，日本旧时地主阶级与富裕阶层不可避免的没落了，为形成日后“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通胀的终局，日本利用了占领军权威，借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顾问道奇之手策划制定了财政金融紧缩政策，成功控制住了物价。
紧缩引发了萧条，就在日本因为“道奇”路线经济陷入低迷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了日本经济的救命之神。
当时光美国的战备采购就占总出口四分之一，出口增长拉动了总需求扩张，出口盈余也弥补了急需的外汇储备（1949年日本颁布《外汇法》，对外汇实行配给制，同时期《临时利息调整法》抑制银行利率，对资金分配也实行统制），1951年9月8日，美日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从长远的东亚战略考虑，美国向日本输出了大量技术转移。
资本与技术双向积累，1955至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以民间设备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高潮——神武景气，至此日本经济不仅完全从二次大战中复兴，而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
对于战后历史，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但野口悠纪雄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在资本稀缺的经济起飞时期，政府投资可以有效弥补私人部门对规模大、投资高、回报长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足。
02 1958-1970 高速增长
1951年日本年龄中位数21岁，1950年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0%，近一半产业人口从事农林业，巨大的人口红利叠加资本与技术加持，日本工业化进程起飞。
这是一个经济遍地十倍的年代，1955-1970年日本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6%，1950-1960年的10年期间制造业产量增长5.5倍，1960-1970年的10年期间制造业产量又继续增加3.4倍。
工业化发展带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相应地社会基础设施也迅速完备起来，1950年日本全国铺设国道不到2000公里，1965年已经超过16500公里，增加7倍以上。1964年东京奥运会，公路、地铁、新干线、会馆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再上台阶。
1950年代末，日本制造业完成了劳动密集型纺织等行业向资本密集型钢铁、家电等行业的产业升级，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1960年池田内阁宣布施行“国民收入十年倍增方案”，结果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目标，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长2倍。
内外需共振，日本迎来了以黑白电视、冰箱、洗衣机普及为代表的岩户景气（1959-1962），以及以汽车、彩电、空调普及为代表的伊奘诺景气（1965-1970），和前文神武景气共同构成了日本战后三大景气周期，1968年日本也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对于这段高速成长期，野口悠纪雄认同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还有几点因素加速了日本工业化发展进程。
外因时代背景来看，首先当时日本产业主要以钢铁、机电、石化等重化工业为中心，这些领域大型企业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管理方式效率更高，1940年体制恰能发挥最大效用，其次彼时世界没有另一个中国来和日本竞争。
内因经济制度来看，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都会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战后复兴时期的低利率资金配给（来自银行储蓄的银行贷款+来自邮政储蓄的财政投融资）一样延续到了高速成长期。
汇率不同点在于虽然《外资法》仍然限制日本与国外市场的资本交易，但1963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贸易实现盈余，1964年日本取消了汇率配给制，此外虽然还是不允许直接融资，但民间资本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对日本银行的资金来源不再那么渴求，所以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效力减弱。
03 1971-1979 战胜石油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基本能源价格飞涨，经历60年代高速增长后，美国在纺织、钢铁、家电领域打压日本，为了应对外部挑战，1970-1980年代，日本政府产业政策有序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提升。
1976年召集成立了“VLSI技术研究组合”企业联合体，集“政产学研”之力对半导体领域开始大规模投资。
1978年推出了《特定机械信息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聚焦电气机械、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等领域，投入大笔政府专项资金补贴，并给予税收和金融优惠，至此日本完成了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汽车、半导体、消费电子成为日本支柱产业。
巅峰时期，1979年社会学家哈佛教授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高度评价了日本式管理方式的先进，震撼了美国政商两界。
除了黄金与石油商品价格的失衡，70年代大滞胀还有货币间严重的汇率失衡。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量增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需求急速增多，而黄金作为货币价值标尺每年产量只有微幅增长，金本位无法适应世界的发展。
其次，60-70年代，美国和日本、德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出现了显著差距，导致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美国外流的黄金储备既无法保证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比例，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赤字也难以维持和日元、马克间的固定汇率。
60年代末起一直到1976年牙买加会议，世界各国花了数十年动荡岁月，终于缔结了浮动汇率制的新一代国际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90年后再次腾飞打下坚实基础，在此期间日元一直处于升值通道。
战胜石油危机，一般观点认为，“开发节能技术，将资源消耗量降低到最低水平，也就是说，是日本国民的努力和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野口悠纪雄认为这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除了那个年代日元处于升值通道降低了进口商品价格外，更重要的因素是“1940年体制”下的日本工资决定机制：战后日本工会由企业分别设立，单一企业工资的上涨会削弱企业在行业的竞争力，公司生存问题高于加薪，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利益一致。
欧美的工会按行业组建，单一企业工资上涨不会削弱企业在行业的竞争力，所以更容易陷入工资物价螺旋的滞胀。战胜石油危机，也成了“1940年体制”继战后复兴、高速增长后第三次成功。
04 1980-1990 资产泡沫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的卓越表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然而盛世下暗流涌动，如果说1950-60年代日本是人口红利+内外需共振，80年代就是人口红利尾声+内外需反向共减。
根据日本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可将其少子老龄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前期阶段（1955-1969）、步入阶段（1970-1979）、 加速阶段（1980-1999）和深度阶段（2000-至今）。
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标志着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80年代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成型，日本面临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加速放大。
内需方面，日本商品房进程起步较晚，1951年颁布《公营住宅法》，1951-1965年日本累计编制实施了5期《公营住宅建设三年计划》，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公营住宅供应计划的有效执行，战后20年间日本住宅绝对短缺问题得以缓解。
1965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68%，为推动住宅市场稳步发展以协同城市经济增长（人口快速向城市聚集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大量住房需求），1966年颁布了《住宅建设计划法》，规定自1966年起每五年制定一次住宅建设综合性规划，1966-2005年一共实行了8期。
1966-1975年，第1和第2个五年规划完成后，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国及各都道府县的住房数量均超过了家庭户数，实现“一户一宅”、“一人一室”的目标，以1966年为起点，20年房地产上行周期在80年代触顶。
外需方面，80年代日本产业的飞速发展激化了日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随后美国参议院提出对汽车实行进口限额方案，日本政府很快就宣布将对美汽车出口限制在每年168万辆，比1980年的出口量减少了近8%，自愿出口限制实际执行了5年，后面随着日本主要汽车生产商在美直接设厂失去意义。
1982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生产国，1986年日本通产省与美国商务部签定了以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和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美国政府步步紧逼，提高关税、301k、超级301k打压日本半导体行业，再加上韩国崛起，尽管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保持了领先优势，以光刻机和内存为代表的半导体制造领域日本市占率持续下降。
与全球化的贸易相比，80年代初日本的资本市场仍然对外闭锁，贸易盈余不断累积却不允许外国向日本投资，海外的猛烈批判以及自身经济实力信心，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进金融自由化，这是一个资产价格遍地十倍的年代。
1984年日本彻底废除日元汇兑管制，并在1986年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资本账户开放基本完成。1980年8月之后近6年间日本央行一直在实行金融缓和政策，基准利率从1980年8月的9%连续5次下调，1983年已降至5%。
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日元急剧升值导致的出口放缓，日本央行在1986和1987的两年之内总计五次下调基准利率，1987年2月基准利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2.5%。
实体经济需求降速，金融自由化进程却太过激进，国内外热钱涌动，反身性下资产价格酝酿泡沫。
1983年东京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开始起飞，1990年东京周边公寓价格已经超出人们平均年薪的10倍，市中心更是高达近20倍。
随着土地价格高涨，股票价格也一路飙升，最高点时日本企业的总市值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占整个世界的45%，金融市场资金空转、套利盛行。
这段时期，日本央行已经觉察到地价上涨的苗头，货币政策理应转为紧缩，但1987年卢浮宫会议，G7财长和央行行长达成协议帮助美国一起阻止美元进一步贬值，日元加息会加速美元贬值，此外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由于担心“日本成为引发世界恐慌的源头”，日本银行决定推迟加息，从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2.5%的极低水平，最终引发了资产泡沫。
回溯泡沫形成的原因，现在一般观点认为是“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催生了泡沫”，野口悠纪雄认为金融缓和政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80年代后半期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1940年体制”的事实。
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旺盛，并且能够在资本市场甚至海外市场直接融资，过量的货币供应只会让资本脱实向虚、金融套利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开放的金融市场日本政府也再难对利率汇率实行强有力统制。
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可以说是“1940年体制”作为战时经济体系尽管已经被时代宣告退场，却仍然苦苦坚持苟延残喘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05 1991-1999 崩溃与消亡
牛顿终于来到了日本，1990年1月4日股市开跌。1989年12月，三重野康就任日本银行行长，他认为“日本工薪族努力一辈子也买不起房是不正常的，必须紧缩金融，抑制地价上涨”。
日本基准利率从1989年5月31日进入上行周期，1990年3月日本银行大幅上调基准利率1%，达到5.25%，股市比年初下跌20%，8月基准利率被上调至6%，同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到10月1日为止的2个月间，日经平均股价又下跌了33%，降至年初最高值时的一半。
地价的崩盘滞后于股价，1990年3月大藏省向银行实施行政指导，设定银行不动产投资上限（总量控制），但当时大型银行子公司“住宅金融专门公司”不是总量限制的对象，此后仍然积极投资房地产。
1990年土地价格继续上升，1991年5月，日本制定“地价税”，对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征税，于1992年1月1日开始实行，1991年9月地价开跌，一年时间东京住宅用地下跌幅度达到14.7%。
资产价格的暴跌引发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问题。
1994年秋，“二信组事件”、“住宅金融专门公司”资不抵债拉开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暴雷序幕，1997年山一证券破产，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国有化等，日本政府花了近十年时间消化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代价是政府投入最终未收回资金10万亿日元、银行作为亏损处理部分97万亿日元、银行不良债权免税核销减少法人税39万亿日元，合计146万亿日元的国民负担。
泡沫破裂初期，人们以为这只是正常技术性、周期性调整，1992年底日本政府出台了一揽子货币降息、财政减税加大支出传统宏观调控政策。1993年底日本基准利率已经低于日本银行主动挤泡沫前水平，1994年大幅减少个人所得税配合财政刺激，经济在1994年企稳。
事后看这只是超跌反弹，房价继续下跌、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去杠杆，经济再次下行，1995年政府推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政策以及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同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1996年经济再次企稳。
于是桥本政府1997年初加消费税至5%，试图修复前期财政刺激失衡的赤字，结果1997年GDP增速自由落体转负。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基准利率于1999年3月下调至0.04%，扣除中间费用已首次进入零利率区间，零利率积极推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2000年日本GDP增速逐渐恢复，当年全年增速为2.8%，2000年8月，日本银行宣布中止零利率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999年经济低迷时发放了总额达6194亿日元(每人2万日元，约合1500元人民币)的“地域振兴券”，在当年4-9月消费券推出及使用期间，日本消费摆脱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分别环比增长0.5%和0.3%，但当年全年日本因消费券推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不过2025亿日元，仅占名义GDP的0.04%。
分析原因，一是因为替代效应，因“地域振兴券”而额外增加消费的受访家庭占比仅为32%，其余68%家庭是即使没有发放“地域振兴券”，仍将会进行消费，只不过是持券人改由“地域振兴券”支付，而原本要用于消费的现金则转成为储蓄。二是消费券不改变人们长期收入预期。
06 2000-2011 出口立国
2000年9月美国IT泡沫破裂，全球经济衰退，日本GDP增速在2001年下降至0.4%，核心CPI转负。
面对低迷经济形式，日本银行于2001年3月再次将政策利率调整至零，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从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余额，即QE1，自此日本开启了人类现代纸币史上最大胆的实验。
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有效推动经济复苏，2004年日本GDP增速恢复至2.2%，2005年10月核心CPI转正，日本央行于2006年3月结束零利率政策，并于2006年7月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0.155%。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萎缩，2009年日本银行将无担保拆借利率下调至0.12%，此后逐步重回零利率，同时重启量化宽松的资产购买计划，即QE2。
此次购买不仅大幅提高国债购买规模，且扩大了资产购买范围，新增了对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房地产投资基金（J-REITs）等风险较高资产的购买，2010年日本GDP增速回升至4.1%。
除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日本政府和央行还直接干预汇率。2003年1月开始频繁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到2004年4月，干预金额累计达到35.2万亿日元，但是日元在2003年并没有因此而显著贬值，只是阻止了继续升值。
2005年开始，美国利率上升，美日利差扩大引发日元套利交易，从而加速了日元贬值，到2007年1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贬值带来出口产业利润增加，日本经济从2002年1月开始恢复与发展，这是日本二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持续了73个月，2007年贸易顺差10.8万亿日元，比2001年的6.5万亿日元增加到了1.66倍。
2002年以后，日本实际出口额比上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5%左右，到2004年更是达到了13.9%的高增长率，2007年日本企业销售额比1990年高出了10.6%，营业利润也恢复到与1990年相同的水平，股市在2003-2006年K线均为正，四年翻了一倍，很多日本人觉得90年代以来笼罩在日本经济上的乌云已经消散。
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打破了这种“镀金式”繁荣。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资金流动就形成了日本、中国等经常项目顺差国，以资本输出形式回流美国，填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模式。
美国房价上涨，通过“套现再融资”增加了财产性收入，间接刺激了汽车购买量，这一时期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出口显著增加，贸易盈余又通过资本项目回流美国，进一步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日本依靠外需主导型模式实现的经济复苏是在相互促进中发展的。
雷曼事件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汽车需求大幅锐减，再加上日元套利交易逆转日元升值，日本汽车产业遭到重创，人们意识到出口竞争优势只是依靠外需的景气和日元贬值，而不是日本企业内部改革或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效率的再一次提升。
2009年后，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拉动日本机床和建设用机械为代表的出口需求，日本政府也给予了大力补贴，日本制造业得以喘息。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贸易结构产生极大影响，日本成了一个用收入收支顺差来弥补贸易收支逆差，从而维持经常收支顺差的国家，出口立国转型为投资立国。
次贷危机前，日本的贸易收支一直保持着每年10万亿日元的水平，2008、2009年降至4万亿日元左右，大地震后由于制造业供应链受损导致汽车出口下降（2011年6月恢复）以及进口能源增加，贸易收支转为逆差。
与此同时，日本因为拥有巨量的海外资产，这些资产的资产收入盈余可以维持巨额的收入收支顺差，作为岛国日本资源匮乏，作者认为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日本贸易顺差会持续减少，“出口立国”模式难以持续，不如重点改为提高海外资产收益率，从而满足日本的商品进口需求，依靠“投资立国”。
07 2012-安倍经济学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为解决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胀持续低迷这两大问题，2013年4月，日本银行引入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QE。
2014年10月，进一步提高宽松程度，将每年基础货币投放增量扩大到80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保有余额增加至每年80万亿日元、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购买金额增加至每年3万亿日元，2013年4月起日本基础货币余额爆发式增长，但货币供应量却没有太大变化，市场资金需求依旧疲软。
2016年1月，日本银行宣布引入负利率，9月又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即YCC，想要以此来刺激贷款，然而仍然没有什么效果。
这期间，除开2012年秋天欧债危机缓和资金回流欧洲、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利率上升引发的日元贬值，日本企业营业利润只有波动没有成长。
2016-2023年日本GDP平均增速约为0.51%，从GDP分项来看，除了阶段性出口增长，公共投资、居民私人消费和私人住宅投资等方面促进效果有限，日本通胀水平在2021年前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野口悠纪雄先生两本书内容截至2018年止，总结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自救之路，从传统的降息减税增加政府投资经典三件套，到实验性的QQE、负利率、YCC异次元三件套，再到汇率干预，均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重新持续增长的难题，停滞而非萎缩已是最好结局。
野口先生认为“1940年体制”在80年代开始不适应日本的经济现实，并且在90年代全球互联网浪潮中束缚了日本发展被世界拉开距离，宽松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是无法真正解决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只有改变经济结构，尤其是要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去发展经济，出现新的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金融结构并无优劣之分，仅有是否适应之别，只有那些与经济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才是改革努力追求的方向。
当下，全球都面临20年杠杆率提升后的债务失衡问题，每个国家表现形式不同。
反映在日本，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是其宏观核心矛盾之一，一旦宽松无法持续，利率上升，那么日本银行持有的天量国债将面临巨额浮亏，即使长债持有到期，短期利率的上涨也会让日本银行因为支付给金融机构存放央行活期存款利息和持有长债收益的负价差产生亏损。
此外利率上升日本财政需要支付的国债利息，也会随着新债发行和旧债换新逐渐显现，假设今后每年会发行与过去相同规模的新国债、置换相同规模的旧国债，新旧国债平均收益率达到3%，那么5年后日本国债支付利息大概会占到财政预算总额的三分之一。
2021年以来，全球通胀形势蔓延，日本通胀水平也逐渐回升，汇率及资产价格泡沫掣肘下，日本银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窗口已经愈发狭窄，今年3月日本银行终结了实行8年的负利率和YCC政策，7月31日又意料外将政策利率从0%至0.1%提高至0.25%左右，8月前三个交易日，日经225跌幅近20%，汇率还是资产价格，这是日本央行的困境。
最后，本文仅是对日本战后经济史的全面复盘，不涉及讨论失去三十年为何总需求始终疲软。
除了野口先生认为的“1940体制”限制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有学者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负债最小化取代利润最大化成为经营目标；
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负增长带来生产函数塌陷，企业资本回报率小于利率，投资意愿乏力从而造成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倾向于只关注人口变量的人口决定论，或者无视人口变量的传统经济分析范式都不全面。
在人口正增长时代，经济未必就一定繁荣，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有特定的经济金融条件；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也未必就一定是长期停滞，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和财政金融变革，都将会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