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问我“你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尤其是坚持的力量，不管一切All in的力量”。我说来自于世界对我的善和爱。
从小我们家的经济支柱就是我妈妈，可是初中开始我妈妈就病倒了，高三那年离开我和我父亲的时候，我们家甚至连给妈妈下葬的钱都拿不出来。我的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主要靠干家教和写书翻译（不能署名）之类的活着的。我在UBC的博士念了八年半，企图解决量子系统非平衡定态的定义和计算问题，靠着天天做饭和陪家人来转移注意力创造力以及墨西哥旅行期间的餐巾纸上的算式才真的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回来以后本来主要解决的就是当时那个非平衡定态的定义和计算的框架的更加具体的应用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看到系统科学民科太严重（基本上只有系统思维，没有系统分析方法，没有科学，不解决顶天或者立地的问题），看到经济学根本没有把实际生产中的产品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实，投入产出分析看到了，不过其停留在部门关系，而不是更细节更有意义的产品生产关系）纳入到其理论框架但是宣称要帮助生产销售和管理等，看到经济学之博弈论不能描述大量的博弈实验大量的经济行为（Nash的完全理性的博弈论很美，但是是一套数学理论，描述现实的能力非常差），看到科学学不解决帮助科学家作更好的科学研究从而促进具体科学学科的发展却主要来搞评价科学家从而发津贴的事情，看到教育学不能甚至都不想去帮助教师教的更好帮助学生学得更好却把教育学看作高于一切，就去用自己全身的气力去怼系统科学、经济学、科学学、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企图去把这些学科拉到一个更加顶天和立地的境界。这几个学界可都是有很多很多人感受到过我这怼其研究工作的能耐、语气、脾气和勇气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在改变了这些学科，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最近几年关注起来了生产）之后，再回到最让我心动的物理学和数学。
上面所有的这些，我是想说明：其实我这一辈子也不是那么地顺（还是很顺很顺地啊，后面会提到），我现在做的事情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就凭我吗”的问题，但是，我是一个一旦想明白就会不顾一切去做的人，只要有可能也有意义，最多不过就是成了后来人的风景，成了给后来人力量的源泉，再说还是有可能可以成功的呢！我特别喜欢Benjamin Franklin（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句话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eople: those that are immovable, those that are movable, and those who move.（世上有三种人，不能被改变的人，能被改变的人，和改变者。）
总有人得去当那个改变者，提出、识别和解决那些最值得解决的问题，不管这有多难。更何况我也不是那个一般人。那这个勇气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我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对我以及我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善和爱。顺便，我也希望，对于我所有的在学校、企业、学习平台和公益课堂的学生们，就算你们没有从我这里掌握到任何具体的知识，我至少把这个善和爱还有勇气传递给了你们。
从小，我的父亲母亲从来没有不满足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从来不提任何超出我们家接受能力的要求。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的钱放在哪里。有一次我要跟着几个大人去买本写作方面的书，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十块的。那个时候，大约一个月家里有二十块收入就不错了。
不仅对于我，对于其他人和这个世界，我的父亲母亲也是属于有大爱的类型。经常我的衣服是带破洞或者缺纽扣的，但是，你经常可以看到我的妈妈在缝补其他老人的衣服，挑出来其他老人手上被扎的刺。我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的人脾气大说话太直，不适合去当官，但是可以去当记者或者律师，为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人说一些真话。
在我们整个大家，无论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我也比较特殊。在所有男孩中，我的堂哥们比我大不少，我是最小的。当然，我还有堂妹、很多位表姐，也有年龄接近的表姐。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从重男轻女的氛围来看，我是整个大家最最受宠的人。而且那是一种无条件不讲道理地宠，甚至纵容。我到今天都以为我是最帅的（每次照镜子都不习惯——看到的和心里觉得最帅的有差距）；我到今天都以为我是最幸福最受宠的。
我的老师们（在这里我故意模糊了事件和隐藏了姓名，因为我偷懒暂时不去征得这么多相关的人的同意了）也很奇怪，非常纵容我，非常有办法在纵容我的前提下对付我。我基本每堂课都要站起来问老师问题，老师就让我讲习题课，到后来讲正式的课，课后回答所有同学的问题，让我自己来当老师。我经常不做作业（反正都在回答其他同学问题的时候想过了），有的老师的办法是：每次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就不惩罚也不补作业，否则就惩罚（例如早读课靠墙站）但是仍然不补作业，而且每天只惩罚前一天不算总账和后账；让我出所有数学试卷物理试卷的答案，我只能更谨慎更细心以防出丑；给我班里的门钥匙，以及其他的责任，让我不能偷懒和只考虑自己；等等等等。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小学老师，知道我参加竞赛以后没有得她预期的分数就去找出来试卷，发现，我用的示意图的符号不标准——完全就是她自己发明的而不是通用的。她还回来跟我说，是她的责任。我还记得一位初中的老师，知道我高中打算报考理科，跑过来我高中的学校约我去吃饭聊天，希望我报考文科（去引领社会和人的思想，他说）。还是这位老师，允许我拒绝使用他一直使用的班级日志（由值日班干部记录班里最吵闹的人，因为我觉得这像打小报告），允许由我来组织和动员班级活动。甚至一位被我不断地问问题而且往往是追问烦得不行的语文老师，也只跟我商量，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不再追问（尽管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适当的时候，所以，他一直被我烦），而不是不允许我提问。那位坚信英语学习要靠背诵课文的老师也是，每周末请我去她宿舍吃好吃的，要求就是下周上课的时候，当她的托——抽我背书我配合背上几句，这样好给其他同学树立一个正面（她认为的）的而不是反面的榜样。还有另一位英语老师，我先拒绝了去演讲，但是后来由于某一天校长来听课的时候我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和情感就点名让我去演讲，最后你猜怎么着，为了表示我的拒绝，我拿着书上去念了一段，而不是演讲或者背诵。这就是我，我行我素，坚持自己。可是，我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这都是对我多么大的宽容和纵容啊。这都是这个世界给我的满满的近乎无节操的爱。
当然，偶尔总会遇到一两个要么学科修养要么意志品质情绪情感修养不足，要么和我这个我行我素直言直语只关注问题本身而不懂事的风格向背的老师或者其他人的。有一次我因为在课堂上纠正一位老师的错误——他特别自得地找出来了教材上的一个错但是我说那是他自己没想明白，而跟一位老师发生冲突。那个时候物理系的了解我的其他老师是这么回复他的——吴金闪这个学生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看，就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更多地得到的也是保护，也是爱。我大学的班主任在知道我可能吃不上饭以后，马上给我介绍了一个家教。在知道我可以策划活动但是不想参加任何会的时候，允许我成为一个只干活但是很少去开会早上也从来不起来去参加晨间运动的班干部。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由于体育不及格没有得到奖学金，班主任还有其他的老师就给我硬找出来另一个金额相当的奖助学金。我甚至工作以后的第一张床都是她送的。我对每一件形式主义的事情都很有意见，不针对人，所以可以想见我上学的时候对她不客气的方有多少。但是，你看，我得到的还是纵容宽容和爱。
我的导师们也是如此。我自己决定做什么（往往不是仅仅决定我子集做什么，还带师弟师妹们一起做什么），在我需要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他们都在。甚至，我博士的导师都做到了，每次帮我的解析计算和数值计算做验证，在她认为我可能出错的地方提醒我，而不是告诉我做什么和怎么做。一个特别有主见特别厉害的导师，在我这里把她自己几乎隐藏起来，反而来配合我。我毕业以后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她自己和她的导师的关系就是如此，因此，如果遇到跟她一样有主见又有办法的学生，她就会选择配合而不是过渡干预。我没有仔细问，她是自己淋过雨要给我撑伞，还是自己被伞罩过所以拿伞照着我。但是，你看我得到的还是纵容宽容和爱。
我在留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且老师们至少我感受起来还很喜欢我的追问。有一位同学跟我一起选了三个学期的课。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很喜欢看我跟老师们的讨论。注意，除了物理学，我选了不少数学和经济学的课的。这个时候，往往会用物理学的名词和思维方式去讨论其他学科的问题。但是，我的老师们都尽可能地搞懂我的意思，然后来深度讨论。其中有一位讲博弈论的老师甚至说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能够这么快抓住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思维，是不是和我的物理学背景有关系。还有一位老师，受他的课的启发，我做了一个研究工作，但是投稿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说，他和那个期刊很熟我是否愿意他去问问怎么回事。但是，我当年年轻气盛（今天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觉得我自己能搞定，就拒绝了他。于是，尽管我到今天都认为这个研究很不错，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出去。你看我得到的还是纵容宽容和爱。
我的家庭也是如此。我的夫人从来不会要求我去多赚点钱，反而经常说，有时间做你自己想做的是最重要的，看着你因为要赚额外的钱而损失了你的时间和热情，才是心疼的。连我的孩子都纵容我宽容我。小时候玩游戏，孩子们会在关键时刻故意输给我一点点不让我这么难看（我还没看出来，是我的学生看出来以后告诉我的；当时我想传递给孩子的反而是所有的游戏都要严肃对待，玩得起输得起）。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我的作用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发挥）我经常会累积一些脾气。我的家人往往是那个包容我的地方。当我的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要求高，说话直接，不太会考虑到他人。谢谢你们的宽容。
后来我工作了也是如此：尽管遇到的冲突比以前当学生和孩子的时候更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有人替我撑着伞，宽容我纵容我爱着我，让我能够继续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自己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在学校，尽管不喜欢我的人也不少，但是，也有人会去帮我和其他人交流，说类似这样的话：吴老师可能会跟你们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你仔细想，会发现绝大多数时候他那些意见和建议都是为了把事情做的更好，帮助学校发展的更好。当然，也有这样的老师：吴金闪，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好好做，我也帮你一起努力，但是尽量少去挑起和参与冲突。甚至，我后来做了教育服务了企业之后，仍然，无论在哪里，都有给我撑伞的人。在教育方面，我从教育实践专家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温暖和支持，从还在师大这个整体偏保守的地方找到了几个特别有勇气的同样在不断地撞墙中的知己。看着他们一起来努力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找出路就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动力，更何况他们还在推动我所主张的这个出路。在企业也是。前两天我被其中一位徒弟（学生）说，吴老师你就是永远七岁（背后的说法好像是男生大约八岁才是稍微成熟一点点）。是的，我每次只需要关心问题本身，辅助其他人提出和解决问题，我也永远不需要担心说话是否太过直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宽容，因为有人撑着伞纵容着我。我甚至都不担心我做的辅导，我讲的课，我提供的思路有多少人接收的到，因为我说：佛渡有缘人和有心人，有心人一次渡不过去就多渡几次（最近特别开心，遇到了好几个渡了两三次成功的；顺便，我也打算稍微的不那么嚣张一点点，我来做一点定制化，使得这船别人更容易上，使得渡人稍微地更容易一点）。你看，我得到的还是纵容宽容和爱。
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我自己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也就是偏数学的物理学，我懂的东西只有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一些物理学的学科概念知识。但是，你看我工作在科学学、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博弈论）、教育学以及系统科学（其实这不算具体学科）等等多个学科。那其他的学科的概念知识和思维层面的知识，尤其是牵涉到研究哪些问题为什么值得研究，从哪里来的呢？我很幸运，每个领域我都遇到了一群引路人。我经常会直接上门或者发邮件去骚扰这个领域的顶级的专家，而且往往就能够找到愿意引领我的专家。比如，我直接联系的Novak去交流概念网络（我当时已经自己提出来）和概念地图（他三十年前已经发展起来），以及它们如何用于教学和研究。我们不仅仅作了充分的学术上的交流沟通了，他还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带着我去游山水和游乐场。Joe，请放心，现在，以高层知识生成器为目标的理解型学习的火炬到了我的手上，我肯定会让更多人被这个火炬温暖和指引。在科学学、经济学上也是如此，我得到了如此多的前辈和同辈科学家的关爱和指引。
其实，连我的学生都是，给我宽容纵容和爱。当然，我对学生是要求非常高和认真负责的，我甚至还总结有带学生的方法。但是，由于思维牛逼症的副作用——厌蠢症（厌恶思维深度不够以及偶尔也会牵涉到思维速度不够），以及说话直接不考虑他人感受，我对学生的态度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幸运，我的大多数学生都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更深层次的爱和负责任。于是，他们选择了宽容我纵容我爱我。
我不知道是因为世界给我善和爱，所以，我选择担其责任用善和爱来回报这个世界的善和爱，还是我选择了用善和爱（以及思维牛逼症、说话直接不考虑他人感受）来给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回报给我善和爱。
但是，我真的谢谢这个世界给我的宽容纵容和爱。我承诺去试试更多地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尽管我不能答应肯定做得到。
还有没有出现在这里的人和相应的事，不是因为我感受不到你们的善和爱，只是这里仅仅是例子，所以没法列全了。等我哪一天快挂了，我来写回忆录，我争取做得尽可能全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