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和种族差异
在精神健康问题中，性别差异是最明显、最一致的模式之一。女性受到内化障碍的困扰，会将问题情绪与自我对立，导致抑郁和焦虑。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多自责和自怨自艾以及遭遇失落感和绝望感。她们还生活在更多的恐惧中，表现为恐惧症、惊恐发作和自由浮动性焦虑状态 （free-floating anxiety）。相比之下，男性更容易患上外化障碍，这可能给他人带来问题。男性更有可能具有攻击性和反社会性的人格特质，在建立亲密持久的人际关系方面也存在问题。男性也更经常依赖药物，出现躯体问题，并因吸毒或酗酒而给工作和家庭带来麻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国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非裔美国人在内化问题上的性别差异远远小于白人，主要是因为非裔美国女性的内化问题率较低 。23%的白人女性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患有重度抑郁症或恶劣心境障碍，而非裔美国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6%。
现有文献从性别期待、男女关系以及自我这三个角度，去解释白人和非裔美国人在精神健康的差异。在非裔美国人的性别文化中，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性别划分较少。例如，非裔美国人对母亲的概念同时包括经济供给和照顾，对子女的物质和情感都负有责任。与白人相比，非裔美国女性和男性的权力关系、更为平等。非裔美国女性的教育水平也高于非裔美国男性。
而男女关系（male–female relationships）在非裔美国人中的意义与白人不同。例如，婚姻对非裔女性的经济保障与白人女性不同，白人女性在婚内比婚外有更多的经济保障（非裔女性更少从婚姻中得到）。白人在经济上的性别不平等加剧了两性之间的权力差异，使白人男性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因此与这些差异相一致，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与女性气质相关的自我维度也有所不同。在非裔美国女性中，自主性和关系性受到同等重视。非裔美国人的女儿通常被教育要照顾好自己，接受教育，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并承担起对自己、家庭和社区的责任。
历史上，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性别观念起源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化带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裂，即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的分裂。男人开始离家去工作，而女人留下来照顾家里的孩子。公共领域的生产性工作主要与男性和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而情感工作（emotional work）和家务劳动则与女性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这种性别化的社会实践最终影响至今。尽管二战后的社会变革和民权运动不断削弱女性所遭受的结构性歧视，但当代美国男女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仍存，同时受到大众心理学实在论的影响，性别观念的变化远远小于结构性差异的变化。
有限的研究表明，男性气质可能也因种族而异，但比女性气质的种族差异小。不同种族的主流观念将男性气质与公共领域的主要责任、性别关系中的更大权力以及自信、竞争、独立和控制等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男性对男性气质有许多共同的理解。两者都将雄心壮志、经济生存能力和责任感以及独立的自我意识定义为男性气质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性别研究学者Raewyn Connell称之为“霸权男性气质” hegemonic masculinity ，它将男性与自信、竞争力和独立性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特质是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反，女性气质的主流社会形式——Raewyn Connell称之为“被强调的女性气质” emphasized femininity ，强调顺从、养育和情感敏感等个人特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气质会因社会阶层而异。比如，受压迫的群体无法成功实现家庭经济责任和工作成功的主流男性理想 。“抗议男性气概”（"protest masculinity"）的形成是对自己经济上无能的反应，也是对形塑和构成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工作和教育障碍的社会回应。这些抗议的男性气概往往夸大自己的男子气概以及强调身体力量。这一现象在跨文化研究和心理学文献中受到持续关注。尤其是在跨文化研究中，抗议男性气概被视为性别身份认同获得中的地位嫉妒理论，而在心理学文献中，父亲缺失也被解释为抗议男性气概的成因。这两种解释都认为，抗议男性气质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防御性策略，表现为那些对自己的男性身份感到冲突或不安全的男性。
压力/压力源和压力应对
目前有两种理论将性别与压力联系在一起。差异暴露假说将精神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归因于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压力源的不同。脆弱性假说则将精神健康差异归因于男性和女性对压力源的应对差异。
压力（Stress）被定义为“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人认为耗费或超出了其资源，并危及其福祉” 。压力源（Stressors）是指产生压力的事件或情况。
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当下近期生活事件，这与她们照顾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更大责任相一致，她们在涉及重要他人时遭受更多的压力源，如家庭事件和朋友或亲戚的死亡。女性也认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比男性更消极，更难以控制。
与女性相比，男性承受更多了的创伤或不良事件。这种过度主要是由于他们被卷入了更多类型的暴力。与女性相比，男性经历了更多的身体攻击、外伤、车祸和其他严重事故。他们更经常被抢劫，被武器威胁，被枪击或刺伤，或被毒打，以及目睹其他人受伤或死亡。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受害者，如入室盗窃、机动车盗窃。最后，男性更容易患病、长期残疾和住院。与这些多种形式的暴力相反，女性面临的是更具体的暴力事件。女性更担心自己居住地的安全，因为她们比男性更经常地遭受性虐待、性侵犯和家庭暴力。
一些研究将这些压力源的差异与性别观念和性别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女性的权力地位和她们的社会角色创造了产生内化问题的压力源。例如，女性较低的收入给她们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女性的双重身份——既要就业，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导致了超负荷的需求，进而导致了抑郁和焦虑。即使夫妻分担家务，女性也会做那些没法自由安排的任务，比如做饭、购物、打扫和洗衣服。这些要求在女性中产生比男性更强烈的时间压力感。最后，安排儿童照料的压力也会造成心理痛苦，因为这种安排经常会失败。相反，当儿童照料有保障，并且丈夫分担更多类型的家务时，女性抑郁和焦虑的程度就与男性相似地低。
综合这些研究，女性内化问题过多的部分原因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压力以及工作-家庭需求的超负荷。这些模式与角色理论是一致的，该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来自于其性别角色的破坏性方面。
性别观念（gender concepts）还决定了压力源的意义，这对不同性别的精神健康有影响。一般来说，破坏性的压力源挑战了个人的重要角色或珍视的目标和理想。女性更倾向于珍视社会关系，因此更难以应付人际压力源。不论生理男女，与那些更具男性气质的人相比，更具女性气质的人更重视与同伴相关的压力。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因发生在重要他人身上的事件而感到痛苦，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关心|照护的成本”（cost of caring）。
由于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责任，家庭压力对女性健康的影响比对男性更大。例如，女性对婚姻冲突的反应比男性更强烈。与子女相关的问题也会给女性带来特别大的压力，当与年幼子女分离时，女性会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当遭遇家庭事件后，有传统观念的女性似乎认为自己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而男性则倾向于与自己保持距离。离婚会同时增加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但原因各不相同。男性因失去社会支持而面临精神健康问题，而女性则因失去经济支持而面临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原因与男女因性别观念而在婚姻中获得的不同好处有关：男性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好处相对较多，而女性则在经济支持中获得的好处相对较多。
而男性在应对威胁时更加隐忍独立（原文stoic，斯多葛伦理学的方式是一种内向精神性的个人主义，即独立于环境的个人是自足的、完美的和可行的）而女性则更善于表达。男性试图自控，接受问题或不去想这些问题，女性则会寻求社会支持、分散注意力和祈祷。处于压力下的男性更多地参加体育活动，而女性则更多地自我安慰和发泄情绪。女性经常通过反复思考（ruminate）来应对压力——关注内心感受而不是改变现状，这有助于解释女性内化发生率较高的原因。许多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男性更经常使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即改变压力源本身，而女性则更多地使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即改变她们对压力源的看法。
但有意思的是，一项荟萃分析研究表明，女性在所有类型的应对策略上都超过男性。女性不仅更多地使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此外，女性使用更多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最后，女性还更常灵活地采用其他策略，比如求助于宗教。
然而，女性应对压力的努力取决于她们对压力的评估。女性只有在认为压力严重时，才会在积极地重新评估、积极应对、自责和回避等策略方面超过男性。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常将压力视为严重的，这也是她们更多使用应对策略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相互竞争的假说可以解释应对方式的差异。情境假说（situational hypothesis）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应对方式不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不同类型的压力源。这种方法也称为角色重组，认为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会导致他们遭遇不同的压力情境，从而需要不同的应对策略。倾向性假说（dispositional hypothesis）认为，由于性别社会化和自我身份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应对压力的方式不同，而不管压力源是什么。目前的经验证据同时支持这两种解释。即：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压力源不同，应对策略也不同，这支持了情境假说。另一方面，女性在面对各种类型压力时倾向于使用一组特定的应对策略--寻求情感支持、反刍和积极的自我对话，而支持了倾向性假说。
总结
有关性别和精神健康的研究表明，性别观念和实践会增加内化和外化问题的多种风险因素，导致男性和女性不同形式的心理病理学。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男性和女性由于所经历的压力源、所使用的应对策略、所参与的社会关系以及所具备的个人资源和脆弱性不同，因此容易产生不同的精神健康问题。美国未来如何在精神健康议题上干预，首先必须意识到性别在精神健康领域中的差异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些差异由多重因素决定，因为这些风险因素所依据的性别观念正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和主要社会机构（如学校、家庭和工作场所）传递的。
讨论
Kaza（领读者）：
本文论述了性别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性别会显现出如此一致的心理病理学：男性表现更多的外化问题；女性表现更多的内化问题。作者认为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须理解何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gender），即性别概念（gender concepts），社会对“男性”性和“女性“性的定义，与性别规范（gender norms）——男性或女性被期待或规定的某种特质或社会行为模式。作者追溯了性别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观念由权力集团(即中产阶级白人)持有，起源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即维多利亚式的性别概念。工业化带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裂，即工作场所和家庭之间的分裂。男人离开家去工作，而女人留下来照顾家里的孩子。这种性化的社会实践最终复杂地塑造了传统性别概念，并影响至今。尽管战后的社会变革和民权运动不断缩小女性所遭受的结构性歧视，但性别概念的变化远远小于与劳动分工和权力等性别的其他方面。作者接下来详细地在压力/压力源（Stress/Stressors）、应对（Cope）、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个人资源/脆弱性（Personal Resources/Vulnerabilities）等方面比较“男性”和“女性”间心理病理机制的区别，这些区别被证明与社会主流的性别概念息息相关。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不同种族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比白人美国女性内化问题率低，这意味着这些差异是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是可改变的。部分原因是非裔美国人的性别概念差异较小，更为平等。例如，非裔并不像白人一样完全割裂工作场所和家庭，“母亲”概念的区别、“男女关系”及“婚姻”意义的区别、“自我维度和自我认同”的区别等。并且非裔美国人中，由于种族主义等社会因素，非裔男性更多的在以白人中产阶级定义的“男性理想”的成功中受阻，非裔男性和女性的经济水平、受教育水平、权力更加平等。它们都导致非裔美国人不像美国白人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心理病理学。综上作者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建构影响了性别差异化的心理病理学，因而这种差异可改变的结论。
其实这篇文章是挺进步的，因为他完全区别开了生理性别和身份的性别，虽然小伙伴们评论道它没有提到非二元性别的问题，不过因为强调gender，他也比一般的社会认识进步一些
Hanna：
本文从gender角度出发，但似乎只是将其作为人口学变量，即分为女/男性两类，去分析比较各自的心理状况，尽管也纳入了种族、文化等其他群体的变量，仍然显得较为僵化，作为读者，会期待更多超越此种性别二元对立的视角下的理论和研究被纳入讨论。
开普：
性别观念支撑社会角色，社会角色规范着个体的行为和期待，从而在社会里编织各种文化习俗和规范，基于二元性别，女性/男性都被反复应用于各种情境里，在这样的句子里：更具女性气质的人更重视与同伴相关的压力，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我观察到本文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践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生活的并以此为约定俗成的大多数。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概念又是由谁去代表的呢？性别作为一种限制，可以在思想上、社会支持和资源等很多方面使得不同性别呈现出有规律的行为模式和病理现象，甚至被作为一种先导观念干涉了很多研究。或许通过对于性别气质的还原可以帮助研究避开一些无法自觉的偏见。比如‘家庭压力对女性健康的影响比男性更大’是‘由于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责任’的分析，是需要还原的和对比的。并不承担照顾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责任的女性是否被家庭压力影响健康更少，或者受家庭压力影响比男性更小？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被回答的。还有作为社会建构出的性别，‘女性更倾向于珍视社会关系’里面的女性是否可以被还原为‘父权社会下的，异性恋婚恋中心的’。很多被‘女性’两个字概括的共同处境不应该被单纯归因为女性，这是一个逻辑闭环。在性别相关研究，一个研究者对于研究中使用的性别所指代的解释是重要的，还有对于性别的数据收集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由于大众对于社会性别的概念的理解程度差异，在收集时是否需要给到相关概念解释；还有对于非二元性别的忽视应当被避免。由于本文的研究是针对于美国白人黑人男性女性去进行的，同样的性别与精神健康的关联对于中华文明笼罩着的群体来说又是很不一样的。在县城里，性别作为一种限制也在被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观念松动或者覆盖，比如教育被视为阶层向上流动的唯一路径，在受教育阶段，学习好的女孩可能会被暂时免除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家务劳动），但在这之后，又将被置于一个这样的传统概念里的女性劳动期待里。
Ava：
本文指出由于性别塑造和性别实践，女性更多面临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男性更多面临物质滥用等“外化”问题。由此我想到社会对性别的塑造是否又加剧了上述问题，形成了负向循环？即女性的“内化”的问题被责备，男性的“外化”问题被鼓励。而不符合“女性内化-男性外化”范式的精神障碍问题，即女性的物质滥用和男性的抑郁等则受到了更多的社会苛责。
水：
文章讨论了社会性别（gender）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将讨论集中于男性和女性两种社会性别，关注了美国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两组群体的社会性别气质概念认知，风险因素压力、社会关系、个人资源的社会性别差异，不同社会性别的应对策略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出于研究便利，文章以男性和女性两类性别的社会构成过程作为研究核心是在实践上可以得到理解的，但文章也应当将其他社会性别与心理健康的视野纳入到讨论的可能中。本文只讨论了不同种族和阶级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社会群体如何定义性别，事实上把个体维度进入、认同性别身份的过程做了简化和忽略。事实上，至少对非二元社会性别与心理健康的关联进行研究可能性与展望的讨论应该在本文中有所提及。当目光扩大到非二元性别的领域，乃至二元性别的社会认同、社会角色理解过程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就更加深切地需要得到重视。
【精神健康社会学延伸阅读】
领读者：Kaze，精神病学硕士在读，关注现象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寻求面向人的存在本身的精神病学，寻求个体解放的可能
编辑校对：大新，人类学学生、精神健康社会学读书团体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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