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众和精神健康专业人员通常都会认为，精神疾病的本质、原因和治疗方法都是关于个人困扰的问题。这些关于精神疾病的个人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常识中，也存在于定义、研究和治疗精神疾病的精神卫生专业中。因此，研究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社会学家面对的是根深蒂固的非社会学模式。
本文概述了有关精神障碍的四种社会学视角。每种视角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精神疾病模式发起了挑战。最常见的视角是接受现行的精神疾病定义，并寻找造成这些状况的社会原因。第二种方法在人类学和历史学中比在社会学中更为常见，它研究个人症状是如何成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这两种方法都探讨了个体症状的社会原因，但对于精神心理状况是独立于文化背景而出现，还是这些背景的组成部分，却做出了不同的假设。另外两种社会学视角并不探讨症状是如何在个人身上产生的，而是关注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对精神障碍的反应的。其中一种方法以传统的精神疾病测量方法为基础，研究对这些症状的反应差异。另一种方法则研究精神障碍的社会定义是如何构建和使用。
图表用两个维度对这些社会学解释进行了过于简化的分类
首先是研究是否试图解释症状是如何在个人身上出现的，还是试图解释社会对有症状者的反应。病因学（I）和社会心理学（II）方法都研究特定个体如何发展为精神障碍。与此相反，社会反应学派（III）和社会建构主义学派（IV）则解释了社会群体如何定义和应对出现症状的个人。
分类的第二个依据是，精神症状被视为个人属性还是文化产物。病因学（I）和社会反应学（III）的研究要么认为症状独立于文化而出现，要么认为症状的本质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社会学的心理学（II）和社会建构主义（IV）解释的主要目标是了解文化是如何产生心理状况的表现形式和定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讨论这四种社会学视角的性质、优点和缺点。尽管这四种方法涵盖了研究精神障碍的主流社会学模式，但这种分类并不能反映每种风格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也不能反映它们之间往往模糊的界限。对精神疾病的解释并不存在单一的社会学风格；相反，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解释都在阐明了精神健康这种通常根本不被认为属于社会领域的现象。
病因学研究
精神健康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传统是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精神障碍发生率的变化（如 Aneshensel, 1992; Pearlin, 1989; Thoits, 2010）。这些研究使用了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应用的标准化措施来评估心理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疾病的病因学研究与躯体疾病的研究具有可比性。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都是症状群，其本质与产生这些症状的文化环境无关。这一假设是隐含在这一研究取向；事实上，许多研究病因学的调查人员自己可能会拒绝接受这一假设。然而，他们的研究使用的测量方法并不因文化背景而异，也没有考虑到症状的历史和社会方面。
病因学研究关注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导致精神症状（Mirowsky & Ross, 2003）。涂尔干的《自杀论：社会学研究》（1897/1951年）研究了不同群体间自杀率的差异，是此类研究中首个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美国最初的研究是 Faris 和 Dunham（1939 年）对芝加哥各社区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治疗率差异的研究。秉承这一传统的研究并不探究特定个体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而是试图解释以下问题：
不同社会位置（如城市、地区、国家）、群体（如社会阶层、性别、年龄）或角色（如父母、配偶、雇员）的精神障碍发生率不同。为了确保不同环境下的可比性，他们必须使用标准化的可靠测量方法，并且在不同的应用中尽量减少差异。理论上，要对个人经历或社会背景中的非自然因素进行控制，即使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如此，并在理想情况下予以消除。
病因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侧重于研究特定诊断类别（如重度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依赖或人格障碍）在社区人群中发生率的变化（如 Kessler、Chiu、Demler、Merikangas 和 Walters，2005 年）。另一派则认为，精神障碍并不是不同的症状群，而是精神健康从轻微到严重的持续变化到精神疾病（例如，Mirowsky & Ross, 1989; Radloff, 1977）。
病因学研究在帮助了解社会环境如何影响精神健康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人们遇到的生活压力事件，如亲密伴侣死亡、夫妻分居或离婚、失业等（Holmes & Rahe, 1967; Thoits, 2010）。极端严重的压力事件，如自然灾害、战时战斗或暴力犯罪受害，是造成不良心理健康后果的强大来源（Dohrenwend, 2000）。不仅短期压力源，长期压力源也会对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慢性压力源，包括长期贫困、失业、婚姻紧张、生活在犯罪猖獗和环境恶化的社区以及单亲家庭，都与困扰水平的升高有着密切的关系（Ross, 2000; Turner, Wheaton, & Lloyd, 1995; Wheaton & Montazer, 2010）。
财富、权力、知识和影响力方面的结构性差异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这也是造成心理困扰的根本原因（Link & Phelan，1995 年）。精神健康社会学中最牢固、最一致的关系之一是，与资源较少的人相比，更富有、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心理更健康，精神疾病更少。贫困通常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匮乏，还包括对身体有害的环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不稳定的人际关系，贫困与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关系尤为密切（Eaton, Muntaner, & Sapag, 2010; McLeod & Nonnemaker, 1999）。生命早期的社会经济差异往往会产生持续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与生命历程后期阶段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有关（George，2007）。精神健康方面的种族差异似乎是社会地位越高精神健康越好这一普遍规律的例外。虽然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白人，但他们并没有报告出更高的精神障碍或精神痛苦率（Williams, Costa, & Leavell, 2010）。
社会角色的各个方面，如角色不平等、冲突、超负荷和压力，也与精神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Pearlin，1989 年）。特别是，权力较低的社会角色往往也意味着带来更多的困扰。例如，由于在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比其配偶更有可能扮演相对无权的角色，以及承受更多的角色超负荷和压力，因此她们也更有可能报告更多的心理困扰（Gove & Tudor, 1973; Rosenfield & Smith, 2010）。然而，当男性和女性拥有相对平等的婚姻或分担相似的角色（如单身人士）时，在心理困扰方面的性别差异很小（Mirowsky & Ross, 2003）。在另一个极端，当男性处于女性的从属地位时，男性的困扰可能会超过女性（Rosenfield，1992）。
社会因素不仅会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在压力时期提供社会支持和融入，保护人们免受精神障碍和痛苦的困扰（Turner & Brown, 2010）。例如，大量文献表明，已婚者比未婚者的困扰更少（例如，Durkheim 1897/1951; Mirowsky & Ross, 2003）。通过配偶之间相互支持的纽带，婚姻会带来更好的精神健康。
同样，那些与家人、朋友和邻居接触更频繁的人，以及那些参与教会、公民团体和娱乐团体的人，他们的困扰也较少（Lin, Ye, & Ensel, 1999; Thoits & Hewitt, 2001）。社区特征也与社会融合有关，因此也与精神健康有关。在考虑了个人特征之后，具有较强凝聚力、双亲家庭、低犯罪率和整洁的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那些居住在缺乏这些特征的地区居民（Aneshensel & Sucoff, 1996; Ross, 2000）。
病因学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展示了社会环境和系统是如何与困扰和失调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对最近的遗传学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现在的遗传学研究认为，基因不太可能产生独立的直接影响，而是与社会环境的特质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例如，Caspi 等人，2003 年）。然而，基因和压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精神疾病的具体方式尚未确定（如 Risch 等人，2009 年）。
病因学模型也有几个明显的弱点。其一是未能建立有效的精神疾病标准（Wakefield, 1992）。DSM-IV中将精神障碍定义为与个人痛苦和功能障碍相关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源于个人的功能障碍，而非对事件的预期反应或异常行为造成的。然而，病因学研究并没有试图将作为个体功能障碍的精神障碍与作为对压力源的反应而出现的行为区分开来。
病因学研究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它们倾向于高估社区人群中精神障碍的发生率（Wakefield & Schmitz, 2010）。与临床研究不同的是，对未经治疗人群的研究不能假定症状代表精神疾病，而不是对生活经历的可理解的、普通的和短暂的反应。由于没有将属于个人功能障碍的症状与属于对压力或异常行为的预期反应的症状区分开来，病因学研究很容易犯错，将无障碍的人视为有障碍的人。缺乏有效的精神疾病标准可能是造成以下结果的原因：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任何一年中患有精神疾病，超过一半的人在一生中患有精神疾病（例如，Kessler 等人，2005 年）。在病因学研究，开发并使用有效的精神疾病概念之前，这些研究很可能会继续提供夸大的估计值。
病因学研究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类型的人群中，相同症状的报告是否意味着相同的事情。如果不同群体的成员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障碍，那么比较相同症状的发生率将不能很好地估算出整体精神疾病的群体差异。例如，病因学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郁症，而男性则更容易酗酒。仅对女性和男性的抑郁或酗酒问题进行比较，会不准确地反映出压力反应的性别差异（Aneshensel, Rutter, & Lachenbruch, 1991）。不同群体中同一疾病的不同发病率可能代表很多因素，包括个人表达困扰、暴露于压力或应对压力的不同方式。这一问题表明，有必要开发有效的测量方法，以敏感地反映不同群体在发展和表达困扰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
病因学研究在显示精神障碍产生的社会差异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如果，我们尝试面对和挑战此类研究过去忽视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我们将会增进此类研究在阐明精神健康和疾病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力。
精神健康社会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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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半年左右，周五20:30-22:30，每周一次
共读练习要求：
1.参与者对精神健康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有强烈浓厚的兴趣
2.参与者每人至少负责一次领读
费用：押金99元 允许请假三次，之后如有缺勤（参与但不发言者旁听者也视为缺勤），不予返还，如果全勤，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退还。
报名请添加带领者微信：Avatarli64，备注“手册共学”，缴纳费用、拉进活动群后即算报名成功，活动信息在群里发布。
*共读活动并非疗愈团体，需一定的文科学术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英语六级以上的阅读水平），报名后会筛选成员的参与时间与社会学学术基础，并非全部报名者都会录取。
社会学的心理学研究
sociological psychology
病因学研究一直主导着精神障碍社会学的研究。因此，该领域将精神疾病至少隐含地视为由可通过标准化量表测量的文化无涉的症状组成。在病因学方法中，社会和文化因素会影响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但不会影响这些障碍的本质。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做出了根本不同的假设。虽然这类研究在最近的社会学研究中很少见，但在人类学和精神疾病历史研究中却大放异彩。其基本原理是，文化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体所经历和表现的精神症状类型。这些症状是由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化模式、适当的情感表现规范和一般文化图式发展而来。
社会学心理学认为精神障碍是特定时代和地点的产物。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发现的主要精神疾病，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自闭症或人格障碍，不可能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代（如 Hacking，1995 年）。反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癔症等疾病也不可能在出现。因此，病因学研究和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不仅在有关精神疾病性质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差异，而且在根本目标上也存在差异：前者解释了精神障碍普遍症状的社会差异；后者解释了在特定环境中出现的某种精神障碍类型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当前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有几个前身。其中之一是由埃里希-弗洛姆（1941 年）、卡伦-霍尼（1937 年）和亨利-斯塔克-沙利文（1953 年）领导的新弗洛伊德运动。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批评传统的精神病学思想，尤其是精神分析忽视了精神病症状的社会塑造。对他们来说，个体心理学就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和文化制度决定了性格结构、症状和神经症。弗洛姆（1941 年，第 231 页）抓住了新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一方面："一个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作为该群体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形成的"。例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恋母情结源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家庭关系类型，而肛门性格结构则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强调的理性、保留和秩序等价值观。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可能是当代女性许多典型神经质冲突的原因，如受虐狂性格特征（Horney，1937 年）。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一个时代的典型性格和精神病理学风格也会随之改变。
与新弗洛伊德运动同时出现的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是社会学心理学的另一个先驱（Harris，1968 年）。这一传统强调的是社会化、习俗和社会组织（而不是普遍的心理机制）如何塑造正常和异常的思想、情感和行为（Dubreuil & Wittkower，1976 年）。人类学家认为弗洛伊德和其他西方精神病学理论是西方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与其他文化对精神疾病的假设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优越性。在他们看来，非西方社会中人格问题的性质和症状与西方精神病学所强调的不同（Kardiner，1939 年）。在这一思路下，大量跨文化研究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养育制度与特定人格类型的发展联系起来（Whiting & Child, 1953）。而这种研究取向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其中主要的著作有如 Riesman、Glazer 和 Denney 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51 年）以及 Whyte 的《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 年）。
尽管文化与人格学派已不再时髦，但它是活跃的 "新 "精神病人类学的思想先驱。当代人类学研究认为
文化通过一整套组织所有思想和行动的意义符号系统来塑造精神疾病（Kleinman，1988 年）。这种方法强调了自我、个人经历和失调症状是如何由文化产生并决定的，这些是日常经验的持续影响，而不仅仅是童年时期社会化的产物（Littlewood，1990）。例如，西方精神病学理所当然地认为，精神疾病经验根植于独立的自我，但在那些将症状体验和解释为生理症状或人际关系冲突的文化中，这种观念并不成立（Hopper，1991）。
文化的力量不仅塑造了精神症状的表现内容，如妄想的内容，而且还定义了精神疾病的某些基本方面。例如，中国人使用躯体表达来表现痛苦，而西方人则通过心因性习语来表现这种痛苦（Kleinman，1986 年）。将抑郁症的诊断类别和症状量表翻译成其他语言在技术上也许是可行的，但从这种西方精神疾病实体的跨文化比较中获得的数据可能没那么有效（Hopper，1992）。同样的 "抑郁症 "这一诊断无法捕捉到作为内疚绝望的症状与作为下背疼痛的症状之间的本质区别。症状体验和表现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两种表现形式无法被纳入同一诊断类别。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在相关文化背景的框架下，才能有效地理解个人是如何体验精神病症状的（例如，Guarnaccia，1993）。
延伸阅读：“这里痛那里痛”在“躯体化”之外的意义 │ 文献导读
历史学家利用“后见之明”，记录那些在上一个时代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自然和普遍的失调症是如何变成不合时宜和文化有涉的精神疾病实体。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1992，1994）从历史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关于精神障碍的一般模型。他认为，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普遍生物和心理因素会产生非常普遍的倾向性，从而表现出心身症状、抑郁和焦虑症状。但是，大脑必须解释从大脑中产生的痛苦感觉，这样人们才能回答有关症状的本质、原因和过程的问题。个人并不是特立独行地做出这些解释，而是通过文化学习和奖励，对经验做出可识别的解释。与文化相适应的症状形成方式，以及医学和精神病学专业的主流时尚，将模糊和不连贯的痛苦感受塑造成特定的症状形式。尽管生物或心理脆弱性会造成潜在的倾向性，但实际上，明显的失调反映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症状库。结果是，普遍的痛苦倾向变成了文化上可识别的歇斯底里、神经衰弱、慢性疲劳综合症、厌食症、多重人格障碍等模式。
hysteria（中文翻译作癔症/歇斯底里）——曾经是最典型的精神疾病——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许多研究表明，癔症的症状是如何体现当时特定的文化、专业和科学预设（尤其见 Micale, 1995; Scull, 2009）。其中一些预设源于19世纪晚期西方社会中压抑的性习俗，有的源于这一时期精神病学所使用的诊断方法，还有的源于一位富有魅力的医学领袖--让-马丁-沙可的存在。因此，当导致癔症的社会因素发生变化时，这种疾病也随之消失，并改头换面为其他疾病，如神经衰弱、慢性疲劳综合征和其他精神疾病（Shorter，1992 年）。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当下看似自然和普遍的失调症总是可能会被视为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文化产物。
目前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和职业因素如何塑造个人所经历的症状类型，这似乎与精神障碍的社会学解释非常吻合。然而，这类研究在社会学文献中并不多见（如 Scott, 2007）。不幸的是，社会学家们把对当代经验的文化塑造和内化的研究，如饮食失调（Brumberg, 1989）、慢性疲劳综合征（Shorter, 1994）、多重人格障碍（Hacking, 1995）或被压抑的性虐待记忆（Ofshe & Watters, 1994）等交给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
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关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精神症状的性质。除非社会学家认为精神疾病症状反映的是文化无涉的疾病过程，否则，社会对精神症状结果的塑造作用没有理由比疾病发生率的塑造作用更弱。揭示文化和社会因素如何将不连贯的困扰倾向塑造成具体的精神综合症实体，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一直以来都不是。例如，此类研究或许能够解释上文提到的令人费解的发现，即为什么黑人尽管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却好于白人。
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强项在于，它们有可能揭示出不同的症状可能反映出相同的潜在障碍：例如，如今表现出多重人格障碍的个体可能会在十九世纪末诊断患上了歇斯底里症。相反，表面相似的行为可能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现象：例如，十四世纪意大利修女的饥饿行为可能反映了一种宗教心态，与现代青少年女孩的自我饥饿相去甚远（参见 Bell, 1985; Brumberg, 1989）。研究潜在的文化和社会动态是如何影响特定症状的形成，可以开展关于精神障碍更有效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心理学模型也有可能理解 "恰当的 "症状库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和使用的（Shorter，1992 年）。比如，患者并不是专业标签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主动（尽管是无意识的）主动选择文化上恰当的表达困扰的方式。患者的经验如何与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对症状的流行解释相互作用，将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课题。
对精神病的文化性质进行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其一是如何制定普适的标准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症状。中国人在躯体上表现出抑郁，而西方人在心理上表现出抑郁（Kleinman, 1986），或者二十世纪末的厌食症类似于十九世纪末的癔病（Shorter, 1994），这些说法在缺乏标准的情况下是无法验证的。由于缺乏文化无涉的跨文化比较，所有失调症都是特异性的，这也就阻碍了我们去发展文化如何产生失疾病类型的更普遍理论。
此外，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尚未确定社会和文化安排的哪些特定方面会导致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没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可以解释家庭结构、文化目标cultural goals、身份类别以及不断变化的专业模型professional models of illness等因素是如何导致精神障碍的出现、发展和消失的。例如，目前还不清楚文化是主要通过社会化方式来塑造精神障碍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持久的人格倾向，还是通过当时的思想风潮，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来疏导痛苦。更好的社会学解释，不会仅仅断言文化在总体上塑造了症状的本质，而是会去解释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某些精神病的表达方式。
导读作者：大新 一个人类学学生+精神健康社会学手册共读小组
精神健康社会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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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者对精神健康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有强烈浓厚的兴趣，活动以思维交叉辩论激荡为主，需一定的社会性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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