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污名(stigma)？污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标记”，用以区分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Link & Phelan, 2001 )。
污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衡量，但最常⻅的评估方式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或者衡量一个人是否愿意在各种场合与某人互动，从随意（例如与此人交谈）到亲密（例如与此人结婚）(Link, Yang, Phelan, & Collins, 2004 )。
文献出处：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Second Edition)
第五章Public Beliefs About Mental Illness
字数：4500字；作者Jason Schnittker
污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衡量，但最常⻅的评估方式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或者衡量一个人是否愿意在各种场合与某人互动，从随意（例如与此人交谈）到亲密（例如与此人结婚）(Link, Yang, Phelan, & Collins, 2004 )。
47%的美国人表示不愿意和患有重度抑郁障碍的人一起工作，53%的人表示不愿意让这样的人进入他们的家庭，但只有32%的人认为患有重度抑郁障碍的人对其他人是危险的。患有精神分裂或酗酒者的社会距离更加明显，他们被认为对他人的危险性更大（分别为 84% 和 79% ）(Pescosolido et al., 2010 ) 。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密切合作（ 62% ），甚至不愿意与这种人交往 （ 52% ）。酒精依赖障碍的情况也是如此，约 74% 的人不愿意与有酒精依赖的人紧密合作， 79% 的人不愿意让这个人进入他们的家庭。尽管公众似乎认识到精神健康问题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他们仍然以消极的方式看待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人，认为他们是工作和家庭中需要避免的 "他者 "。
尽管对精神障碍的污名化普遍存在，但它很可能还是被我们低估了。
首先，在调查中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这种偏差影响了污名的平均数值、趋势和决定因素。愈发普遍的反污名化运动即使不一定有效，但至少能让人明白污名精神疾病患者是错误的。所以，由于担心自己表现出偏⻅，调查对象可能会报告比他们实际持有的更积极的态度。
其次，有证据表明，个人对精神疾病的经历会导致他们对他人观念的评价更为负面。（编者按：那些亲身经历过精神疾病的人，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1] ，更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对精神疾病的看法是消极的。）大多数美国人（ 57% ）认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得到了关怀和同情，而有过精神障碍症状的人却很少有这样的想法（ 2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0 ) 。在那些有精神障碍的人中， 18% 的人报告说有明确的歧视, 41% 的人报告说有一些尴尬(Alonso et al., 2008 ) 。
第三，对公众观念的研究忽略了污名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结构性歧视 （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结构性歧视仍然是污名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随着明显的偏⻅开始消退，它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Corrigan, Markowitz, & Watson, 2004 ) 。
第四，与那些外显态度（ explicit attitudes ，人们意识到的并易于报告的态度）的潜在偏差（ potential biases ）相呼应，部分研究已经调查了对精神障碍的无意识态度（ preconscious attitudes ）。
Teachman, Wilson 和 Komarovskaya 的研究显示了人们将精神疾病患者视作无能为力者（helplessness ）的外显 / 内隐的(implicit )消极态度，同时发现，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态度 —— 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他们认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命运是他们应得的（ deserve their fate）——很大程度上是内隐的。
精神障碍不仅被低估，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来源的污名，精神障碍的污名可能是异常强烈的。当被要求对各种被污名化的状况进行排名时，精神障碍与无家可归一起被排在或接近末位(Hinshaw, 2007 ; Tringo, 1970 ) 。此外，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侮辱性词汇(slurs)在日常用语中很常⻅，而且比其他的侮辱性词汇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也许是因为它们被解释为只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贬低性的 (Hinshaw & Cicchetti, 2000 )。[2] （编者按：精神疾病相关的侮辱性词汇之所以在社会上更容易被接受，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描述某人的行为很不寻常，并不一定是有意要侮辱或伤害他们）
精神障碍的污名化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无知，这也促使了精神健康知识普及运动的开展。
然而，精神障碍的耻辱感并没有因为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或更准确的知识而消除。
至少在历史上，对精神障碍的宗教解释（例如，精神障碍是邪灵的产物）往往鼓励了更多人性化和有希望的治疗，而更多的自然主义解释（naturalistic）则导致了压抑和嘲讽(Hinshaw,S. P. 2007)。
而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用生物医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障碍的原因(Jorm et al., 2006 )。1996 年和 2006 年的 GSS 调查再次提供了一些关于近期趋势的最好和最直接的证据。2006 年，三分之二的公众将重度抑郁障碍归因于神经生物学原因，而 1996 年只有54%，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将化学失衡和基因作为精神障碍的解释(Pescosolido et al., 2010 ) 。在精神分裂症方面也有类似的增长（86% 对 76%）。
然而，虽然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原因的接受度在增加，认为这些障碍是由神经生物学原因、化学失衡或基因引起的，但这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对患有这些障碍的人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公众对精神分裂患者的社会距离反而增加了。
Schnittker 发现，遗传归因对污名有不确定的影响：对于与危险性关联较弱的疾病（如抑郁障碍），遗传归因会增加他人的容忍，而对于与危险性关联较强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遗传归因会增加恐惧和怀疑。这种情况反映了这些疾病背后不同的污名[3] 的来源：对于抑郁障碍来说，遗传性论证减少了罪责，这是污名的一个关键来源，但对于精神分裂症来说，遗传性论证增加了恐惧，因为危险性显得更加持久了。
遗传性论证还存在着其他可能会增加污名的影响。研究发现，遗传归因减轻了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的一些病耻感，但也使未受影响的家庭成员面临"连带" 污名（“courtesy” stigma，指因为与被污名个体或群体有联系而间接获得污名的情况）的风险。
鉴于污名的持续存在和生物医学论证的复杂性，一些人呼吁采取新的方法来减少污名。有些人主张放弃对生物医学原因的强调，而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让公众明确了解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问题(Jorm et al., 2006 )。这种策略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但无论其重点是什么，减少污名化的项目最终必须与影响趋势的许多力量抗衡，特别是那些继续支持“精神障碍患者很危险”的观点。
例如，社会科学家一直注意到并好奇媒体是如何延续精神障碍患者危险形象(Wahl, 1992 )。
将近三分之一的黄金时段电视节目至少包含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角色，而描写很少是正面的（Diefenbach, 1997 )。大多数报纸上关于曾经患过精神疾病者的故事都强调暴力，(Shain & Phillips, 1991 )而且已有证据表明将施暴者认定为精神疾病患者会增加偏见（Angermeyer & Matschingers，1995） 。
即使没有被描绘为暴力的，那些精神障碍者也很少被描绘成成功者。Signorielle强调了媒体是如何把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描绘成不太可能在家庭以外就业（Signorielle, N. 1989），而当他们就业时，又把他们描绘成失败者。
当然，其中一些描述反映了那些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的真实劣势——事实上，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的失业率更高，但是负面的描述也延伸到了那些给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帮助的人。
Gabbard回顾了流行电影中对精神疾病医生的描述，揭示了一套相对有限的负面类型，从"古怪的小丑" （“eccentric buffoon”）到"社会压制者"（“repressive agent of society”）（Gabbard, G. O., & Gabbard, K. 1992)。
除了这些对病人和医护人员的负面描写之外，关于污名的认知层面的实验证据也强调了我们在减少污名这一努力的挑战。在一项关于纠正性信息的潜在效果的研究中，Wahl和 Lefkowits发现，一部解释精神疾病的非暴力性质的预告片不足以减轻随后一部描述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的影片的负面影响。（ Wahl, O. F. & Yonatan Lefkowits, J. 1989 ）一般来说， 熟知的刻板印象很难被推翻，即使面对相反的证据，因为个人很可能以一种与刻板印象一致的方式回忆和解释信息 (Fyock & Stangor, 1994 ) 。
也许缓解污名化的最有效手段是个人接触，在一项研究中，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的受试者在态度上的变化比接受简单教育干预的受试者要大(Corrigan et al., 2002 )。这种手段是充满希望，但难以扩大规模，同时，积极的个人接触很容易被解释为非典型的（例如，"他和那些精神病不一样"）(Corrigan & Penn, 1999 ) 。
精神障碍的病耻感是很难克服的，部分原因是关于危险性的负面观念包含了一丝真理：即使是倡导者也承认，那些患有某些精神障碍的人事实上比普通人更危险。Link, Monahan, Stueve和 Cullen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精神障碍患者参与了打架，而没有精神障碍的人只有8％。同样地，Swanson 发现，有精神障碍的人的暴力比率比没有精神障碍的人高出五倍。
社会距离可能只是反映了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但是，将精神障碍与危险性联系在一起却是对真实风险的扭曲。
事实上，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只在疾病的某些阶段更危险；精神障碍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并不比其他因素带来的风险大；而且严重的精神障碍太罕见了，甚至不可能占到美国总暴力的一小部分。[4]
不幸的是，这类信息比较很难传达给公众。甚至，说服公众认为精神障碍有生物或遗传因素，比证明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对他们的安全构不成真正的威胁要容易得多。
如今，美国公众或许能够认识到患有精神障碍并不是个体的错误和道德败坏，我们也希望看到公众观念在未来可以把精神疾病看做一种普通疾病。
但是，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这些理解并没有明显降低精神障碍的污名化。已经有证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公众看待精神健康的方式与看待身体健康的方式基本相同，而且商业利益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这种一致性，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污名已经减少，而且许多社会和心理力量正在合谋维持这种污名。
其中，精神障碍的独特之处在于公众对于“危险性”的担忧挥之不去，上述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明，对公众进行“精神障碍去污名化”的教育，比鼓励公众认识到“精神障碍也是疾病”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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