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坡子街•柳宏
文摘
文化
2024-09-09 05:00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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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母亲的遗像，行走在乡间小道上，阵阵热风伴随着泥土散发的悲伤，不断撞击着忧郁的脸庞，关于母亲的记忆一幕幕在眼前闪烁流淌。五年前，母亲吃饭偶感不适，经查食管出了问题。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基本能够正常吃饭。然好景不长，两年以后，吃饭又困难起来，几乎咽不下去，即使咽下去又会吐出来，实在让人不忍和心痛。后经多方了解，决定去南京一家医院放支架，然因病灶位置太高，无法安放。后采纳院方建议，实施免疫治疗。幸运的是三个月后，居然拔去了鼻饲的管子，恢复了常人的生活。全家人欢欣鼓舞，洋溢在欣喜和快慰之中。母亲也是喜出望外，说村子里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插过的管子还可以拔掉，且之后还能再好好吃饭。接着几个子女分别接她到南通、南京、扬州等地尽孝心，做她喜欢吃的饭菜，聊她开心的话题，买最好的苹果、葡萄、车厘子、猕猴桃等水果。然天不遂人愿，今年春天，病毒再一次逆袭，母亲最终未能逃过这一劫，于7月中旬的一天，离开了这个真实的世界。母亲是一个会持家的人。她和父亲结婚后，先后生了我和弟妹四人。20世纪70年代，一家六口人的温饱问题，是一个犯愁的难题。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尽管吃得差，难以饱腹，但一日三餐总能开得了锅。母亲常常告诉我们，日子再苦也要活得硬气，活得爽朗，再穷再苦，不能掉价丢人。记得我上初中时，不知谁开了头，星期天请上十来个同学到家里吃饭，后来就断断续续轮流坐庄了。那些同学家庭条件都比我家好。我一直不敢请。一次，从同学家吃饭回来，母亲说：不能只想着吃人家的，做人要礼尚往来。“你约同学，定个时间请到家里来吃顿饭。”母亲东拼西凑，准备了钱，吩咐我去买菜。母亲忙里忙外，锅上锅下，张罗了一桌丰富的菜肴。还记得我高中毕业后，母校要我去代课。母亲特意要父亲在竹园里砍了竹子，去镇上卖了，买了几块“的确良”布料，为我做了两套上装和裤子，让我体面地去工作。母亲说，工作了，不能太寒酸。要省在家里省，“穷形”要留在家里，出去要体面一点，大方一点。母亲是一个勤快的人。一家六口人吃的问题解决了，穿的问题来了。那时候是“农业学大寨”的时代，还没有分田到户，是统一上工记工分。生产队长喇叭一响，或哨子一吹，必须雷厉风行，上工干活。可我家父母亲一年干到头，年终结算时还得“亏社”。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我清晰记得，我曾经拾“碎破烂”到“代销点”换煤油、火柴，用鸡蛋换盐、肥皂。哪来的钱买布做衣服呢？母亲只能身体力行，靠土办法用棉花纺纱，用纱换成老粗布。母亲起早带晚，饭前工后，一有空隙就坐在纺纱机前。常常天不亮，母亲就起床了，摇动了纺纱机；特别是在寒冬腊月，夜深人静，母亲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俯仰着她的手臂，缓缓拉长着纺线。母亲不仅要纺纱，还要纳鞋底，我们冬天要有棉鞋，春秋天要有单鞋。母亲总是忙碌着、操劳着、奔波着，没有闲着的时候。但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尽管是老粗布的，不鲜亮、不时髦，但大大方方、干干净净。母亲是一个聪明的人。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母亲的悟性特别好，她时常告诫我们：说话听音，敲锣听声，小孩子走到哪儿，不要随便乱说，要多听、多看；母亲还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启发我们过日子要精打细算。母亲是天生的打油诗人，在劳动过程中，古人的生存智慧，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自然、对季节的理解，母亲有一种自然简易的接受理解和消化运用。如“别人敬你一尺，你要敬人一丈”“要看朋友心，须看朋友待别人。”春天以后，天气渐热，我们出门时，母亲总要吩咐多带衣服，备好雨具。“六月出门带寒衣，有备无患。”“六月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出人意料的是，母亲居然还会“说书”，会讲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我听过好多遍。我很好奇她哪里学来的这“本事”？她告诉我是她小时候我舅舅说给她听的。我最后一次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去医院看她时，她正在看电视剧《王宝钏》。我耐心地陪她看，认真地听她讲。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王丞相三女儿的婚姻情况：小女王宝钏，春游遇良人；宝钏为嫁如意郎，父女反目三击掌；离家出走寒窑苦，相思平贵十八载。母亲的思路还是那么清晰，神情依然那么专注，我一边惊叹母亲的记忆力，一边暗自思忖，自己那一点读书的悟性是否遗传自母亲？母亲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母亲曾经有个失败的婚姻。嫁给我父亲之前，嫁过一个人，并育有一女。但在那一家，母亲过得不好，辛苦憋屈，没有尊严。母亲不愿意糊里糊涂、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忍无可忍时决定离婚。可丈夫不同意、公婆不答应，村里、乡里一方面劝和，一方面偏袒。但母亲认准的事一定要做，一层层上访，一级级申诉，徒步50多公里，到县政府鸣冤叫屈，最后离婚了，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娘家。这些事，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还是她病危住院期间，拉家常时拉出来的话题，母亲说得眼圈湿润，我听得泪流满面。母亲识大体、明事理，可以吃点亏，但绝不受人欺负。农村尽管乡风淳朴，但那时，也有剽悍的民风裹挟着自私、狭隘等旧疾根深蒂固。农村矛盾大多是界址问题引起的，邻里之间的界址矛盾常常以“拳头”说话。村干部处理这些问题时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和稀泥，要么捡“软的捏”。但母亲非要撞南墙，非要讨个公道。通过一层层申诉，最后由镇上调解，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利。想不到对方不服，竟然把我家前面的巷口封住了，限制我家进出的道路。母亲告诉了我，我无法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回去讲理，我想通过电视台曝光，但冷静想想毕竟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犯不着“撕破脸皮”，便安慰母亲道：尽管巷口封住了，但并不影响通行，就是远一点。远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先忍一忍，从其他地方拐一拐。你放心，不合理的事情是不会长久的，巷口总有一天会通的。果然一个多月后，巷口的“屏障”拆除了，进出的路通了。捧着母亲的骨灰盒，灵车慢慢驶向墓地。母亲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抗争的一生。母亲能够在挣扎中看到希望，在重压下激发勇气，在屈辱中守护尊严。没想到却走得如此匆忙，如此朴素。灵堂十分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鲜花簇拥，没有任何仪式。如此简单，母亲是否寂寞？是否孤单？母亲安葬在公墓。这或许是母亲生前未曾想到的。但为了新农村建设，为了改善农村散葬乱葬的现象，公墓是必然的趋势，是未来的方向，想必母亲也能理解和包容。但一想到公墓前杂草丛生，一想到这是母亲生前陌生的地方，母亲今后能否知晓回家的小道？心里不时滋生一种酸痛。母亲最后住院时，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想着回来，说要在家里待上几天，可我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直到最后母亲要跟我“拉钩”，才赶紧接她回家，没想到她第二天就离开了。现在想想，她是想回家跟自己的几位好姐妹道别。母亲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曾不止一次想过要陪母亲去一趟北京，登上长城，指点江山，俯仰天地，思古叹今。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没有成行。此后，我将永远失去了“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的温暖和慰藉。所有的缺憾、愧疚，都已成为过去，都已无法弥补。唯有今后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不负亲人，不负那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借此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回报母亲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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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9日《泰州晚报》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