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學然、韓子奇 ‖ 金文泰治港時期的政學商互動及其對五四新潮的排拒

早期的香港，讓不少過境的中外人士產生幾乎一致的看法——從1919年的張君勱到1928年的美國作家斯各脫尼林（Scott Nearing），他們不但看見了高高在上的英國殖民統治階層如何讓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發展成秩序井然而政府歲收逾千萬的現代化富庶都市，同時也看見了奔走市街、營營役役、每天過著「牛馬生活」而毫無半點思想覺悟的盡都是中國人。此外，從盧瑋鑾編輯的《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一書裏，我們也看見了數十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名作家如何描述香港的文章。在他們的筆下，香港人大致被歸納為「蠻夷」、「雜種」、「娼妓」、沒有家國觀念、洋奴同胞、非我族類、異化了的中國人，甚至是墮落到沒有任何價值、連充當「狗糧」的價值也沒有。

然而，一切過客或是特定的「南來族群」，他們在時代大變局下因為各自不同的家國情仇與憂國憂民心境，所審視的香港人事物總是那麼不堪。不過，他們的缺失就在於往往把問題看得過於片面化和簡單化；當然，這群絕大多數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南來知識社群，在譏評香港社會現象的不堪之餘，並沒有多大興趣探究五四新風為甚麼總是難以在香港社會擴散的原因。

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某些特定的時代裏，便可發現香港不同的時期都有不同的複雜社會內容。在港居住華人的面相不是蒼白和平面的，其思想面貌亦非鐵板一塊。1920至1930年的十年間，正是香港面對中國國內風起雲湧的變動時期；從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開始，歷經軍閥混戰、北伐戰爭以至於各種新思潮湧現、政黨政治的形成、勞工階級及其相關社團或工會的崛起，內地任何風吹草動都必然波及在港華人的生活世界。1920年代的香港，同樣要面對由意識型態衝突造成的政治問題、貧富懸殊與資本家剝削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及其帶來的社會挑戰。這些挑戰直接衝擊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港管治威信，同時也為在港華人紳商或華人代表造成文化觀念與思想價值的衝擊。當然，變動局勢也為在港紳商提供更多的活動平台，使一些人憑藉自身在華南甚或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事脈絡，奔走於內地與港府之間，協助港英殖民地政府處理辛亥革命後複雜的粵港政治形勢與商貿來往。

二十世紀初全球化革命浪潮下，國內政黨組織迅速介入香港的工人運動，而這不單使本地工人被組織起來抗衡港府及資本家的剝削，同時也進一步把香港政局牽扯進國內動盪政局的漩渦中。尤其是作為華南政治中心的廣州，國民黨左派及新興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反過來威脅香港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權力。譬如說，1920年的近萬機器工人大罷工、1922年持續近六十天的海員大罷工、1925年6月爆發而結束於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罷工（下稱「大罷工」）等等，都可以看見政黨或新興的共產黨意識型態的影響力量。但也因為它們的影響力，致使港府及在地紳商聯手壓抑工潮及新思潮的擴大、播散，保障香港的政治、經濟穩定發展。

不過，在工潮擴大化的過程中，政治、經濟的因素互為因果，難以區分。在工潮爆發的時候，往往夾雜著反帝國主義、反殖民政府的情緒，但工潮的結終最後卻是以賠償磋商、改善工人薪酬待遇等經濟談判為解決方案。香港英國殖民地政府（或稱港府）則在每次工潮結束後，均透過修訂社會管制條例來取締、管控工人組織，藉以防範國內政治風潮對香港的影響，打擊共產主義思潮以及批判五四民族主義。這點尤以大罷工最具典型，而這場工潮對香港的影響亦最為深遠，它在一段時間裏因為港府對鄰省政黨政治及新思潮的防範，反而是進一步強化了香港社會的保守氛圍，讓爆發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未能在香港進一步擴散。於在地政、學、商三方面相互協力下，上層文教保守力量讓新文化運動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後期處於「運而不動」的狀態之中。

本文論述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1875-1947, 1925-1930年出任香港總督）與香港華人社會的互動，便擬從他們排拒五四運動新思潮作為論述的時代背景；這裏所說的新思潮尤其是指一些帶有激進政治訴求的共產思想、布爾什維克主義甚或由此而催生的工人運動浪潮。由此探討港府當局如何與在地華人紳商合力抗衡新興的政治力量與五四後叢生不絕的政治新思潮，藉以維護各自的政治、經濟利益，並特別以在大罷工工潮方興未艾之際走馬上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為中心，觀察他如何與華人代表合力解決當前社會問題，共同營造一個與國內社會有所區別——既保守又富有地方色彩的社會管治文化。說其保守，是相對於國內五四新思潮對對舊文化傳統造成的「摧枯拉朽」之勢而言；因其力量之大，致使五四運動新思潮、新文化——特別是諸如自由的觀念、新興的馬克思思想、共產主義、書寫白話文、德謨克拉西制度、女性平等權利等等的思想觀念都在香港難以生根。從後文的研究裏，我們可以看見直至1930年，來自西方民主國家的金文泰仍然公開表示民主制度、男女政治平等的權力是不適合香港社會的。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在1930年代中後期都只能說是「運而不動」的。

關於上述的種種，我們從1919年前後正在香港大學讀書的陳君葆、沈亦珍的回憶文字中，都可以清晰看到政治層面的或街頭層面的愛國反日五四運動，對香港造成的衝擊其實是不大的，而新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對於香港的影響更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寂然不動。1920年代初期於香港讀中學的兩位中學生——孫受匡、周拱照，他們的文章讓我們看見不論是政治層面的、還是新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它們對香港學生乃至香港社會都沒有造成衝擊與影響。他們以「學死」來形容身邊的同學，反映香港的文化氛圍是守舊和一片死寂的。相對於他們這些極少數有思想覺悟的人來說，絕大多數學生對於國家危機是無感的，而對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或是1919年6月3日爆發的「六三」運動均是十分陌生和不聞不問的。類似孫、周二氏這種少有的思想覺悟者，在香港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例子，同時也可以說他們一再不留情面地批評身邊同學為「學死」的言論，足以看作為香港社會內部對新文化運動幾乎絕緣的現實寫照。相反，舊傳統文化與西方的殖民地官員管治理念在香港這個地方一拍即合之故，創造出相對於國內繁榮安定、在制度上趨新但在思想意識上又傾向於保守的獨特社會面相。

香港早期工運爆發，夾雜著工人薪酬不公與華人反抗帝國主義、殖民地政府的民族情感雙重因素。不滿薪酬、權利、待遇的問題，成為被壓抑良久的社會問題（social issues），一經引爆便成為難以收拾的社會運動；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環球革命浪潮。對於曾被歐美殖民、侵略過的國家或地區而言，從反帝反殖以爭取國權到爭取平等待遇的人權，合流而為追求民族革命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issues）。在香港這個仍受英國政權統治之地而言，社會及政治的問題在1920年代初中期再與廣東政局發展如影隨形地多流並進。

正如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本源於爭取薪酬、權利及待遇等而起，進而與反英抗外之民族主義合流而蓬勃發展起來，1925年爆發的大罷工起源於英兵開槍殺死五名華人的「五卅慘案」釀成的反英抗外民族情緒，但最後又與爭取華工薪酬福利、爭取法律地位與人權平等的待遇問題而合流成為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然而，兩者背後不可少的就是因為國民黨政權以及新興的共產黨勢力的策動、掌控。後者雖然是新成立的，但它是在1920年代中期席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激進思潮背景下迅速崛起的政黨。這兩場罷工運動的領袖就是隸屬香港海員工會但同時是共產黨員的蘇兆徵（1885-1929），而兩場運動的抗爭方式也同出一轍，透過工人的離港返粵以孤立香港、圍堵香港，參與罷工的工人也受到國民政府歡迎和經濟支援。

所不同者，大罷工是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式下，以強大的政權或政黨力量形式組織、動員群眾投入運動。它的最高指揮機關罷工委員會的十三名成員主要以共產黨人為核心，除了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財政委員長蘇兆徵是共產黨人外，副委員長何耀全、執行委員兼幹事局長與財政委員的李森都是共產黨人。他們的背後組織便是中共廣東區委及中共背景的全國總工會。委員會的三名顧問則有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廖仲愷與共產黨的鄧中夏，後者同時兼任罷委會的糾察委員。

鄧中夏（1894-1933）是策劃香港一方大罷工的主腦，在香港大罷工形成後便與蘇兆徵到達廣州與中共廣東區委成立的罷工黨團組織合流，成立組織嚴密且具政黨、軍事背景的罷工委員會（下稱罷委會）。罷委會發動的抗爭運動讓港府管治與資本主義的市場控制面臨了空前挑戰。對於港府而言，無疑是擔心在政黨的煽動下，各種爭取工人權益的新興思潮、文化革命意識或者是激進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對社會的固有秩序——甚至是外來殖民政權構成威脅。就資本家或商人而言，工人團體的崛起或新思潮的延宕散播，會讓本身已有強大凝聚力的行業工會在新思潮的理論裝備或政黨的運動下，更習慣於與資方討價還價、突破底線，造成經營困難。

在政黨的參與下，勞工階層在反抗資方或港府的不公政策時，在沿襲固有的罷買、罷工行動時更具規模、更有組織性，勞工階層集體離港回鄉，癱瘓香港的社會運作與經濟生產。1925年大罷工繼續沿用1922年海員大罷工這種離港制衡模式，所不同者是這次罷工因為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人的直接指揮與操控，致使罷工工人因為獲得各種金錢、物資接濟而在政黨組織下使運動曠日持久。在工人大舉離港而海陸二路交通又被封鎖時，香港與外界的來往被切斷而變成孤島。

大罷工期間，香港經濟飽受打擊，商界首當其衝，在1925年末約有3,000間公司破產；在政府收入方面，1921-24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從賣地所得為250萬元，但1925年及1926年分別只有570,243元及286,362元，這兩年香港政府的赤字為5,021,788元及2,393,134元。根據陳明銶的研究，大罷工期間香港整體經濟損失約為每日200萬元，另據張曉輝考證，在1926年3月香港私人損失金額約4千萬元，積欠款項達20萬元的僑港巨商約有30餘家，積欠10-20萬元的約有100家。在1925年7月分，便有25萬人離港返粵。不但輕工業、運輸業、製造業等因資金凍結及勞動力的停頓而百業蕭條，就是日常衣食住行的運作因為瀕臨崩潰的經濟環境而深受影響，連夜間的倒糞清潔工作也成為困擾社會的問題。正如當時由中共在背後經營的大罷工官方宣傳刊物《工人之路》所說的： 

用後來不少研究文獻的語言來說，大罷工主事者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死港」、「臭港」、「餓港」。

香港在被重重圍堵下，首當其衝的無疑是大大小小商行與港府的經濟收入。官商之間基於政治意識型態、社會管治或自身利益自是不願看到工運叢生。尤其是港府當局，眼見國民黨左翼及新興共產黨勢力操控、運動的這場工潮，在政治上、經濟上對港府均在社會管治上構成了巨大的挑戰。至於上層華人社會願意與港府合作，除了實質的經濟利益考慮外，更值得關注的還在於華人群體對於興起於國內的政治思潮或意識型態各有不同看法，造成民族、國家意識的分裂，致使大家在同一的愛國、救國理由下各行其是。

1920年代中期，香港居住的英國人及其他非華藉人士共有16,500人，但這群佔據香港政治、經濟要津但又為數不多的外國人，他們在爆發大罷工後，不但發揮不了救濟香港的作用，反而在日常生活自理上備受衝擊。港府要解決工潮，還得借助生活在香港社會上層的華人之力。所謂上層華人，或可以特別指涉為前清遺老與華人紳商等。他們不少人都有個共通點，就是曾經出仕清廷，後來因為晚清政局丕變而紛紛南下香港定居。他們在港生活或建立文教事業、或投身商界營生致富。早於19世紀，華人影響力已日趨巨大，在1880年，時任港督軒尼斯（John Popo Hennessy, 1834-1891, 1877-1883年出任港督）向英廷匯報時指出香港最大的地主是華人，香港90%的稅收由華人承擔。另外，根據1882年的香港政府憲報，1881年全港納稅最高的20人∕公司當中，華人佔了當中的85%，可說是掌握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而由華人紳商(或作華商)領袖劉鑄伯（1867-1922）在1913年領頭組成的香港華商總會，更是多番為港府出謀獻策。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就有華商總會要員參與調停。因為這個緣故，港府要解決工潮，不能只著眼於固有政治官僚與體制，同時也因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完全處於癱瘓狀態而發揮不了任何行政或提供情報的功能，這些都逼使港府在政治及經濟危機面前不得不進一步依賴華人。

最重要的是，上層華人可以值得依賴，其中一點是他們在對待中國的新興思潮或新崛起的政治勢力抱有強烈抵觸的情緒。把新思潮看作是敗壞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的洪水猛獸，是在港華人紳商與前清遺老的共見。由此便構成了由殖民管治者代表的「官」、上層華人代表的「商」、佔據香港學界文壇的前清遺老所代表的「學」這樣的一種三方共同合作的關係，攜手排拒「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左翼思潮，並多方遏制工潮擴散。港府透過擁有強大資金及人事脈絡的香港華商聯合廣東商界力量，對廣州政府施壓，並積極聯絡國民黨右派，「圖謀儘早結束罷工」。針對國民黨右派與港府合作，中國共產黨則於1925年8月發動五萬人遊行大會，揚言要「肅清廣東境內一切反動勢力，驅除一切賣國分子」，並又宣揚要「聯合起來，反對人民之公敵及帝國主義之工具」等等。

協助港府運作及維持社會秩序的華人代表，可以以周壽臣（1861-1959）、羅旭和（1880-1949）、曹善允（1868-1953）等人為代表。他們受港督委託與香港各界工會溝通乃至設法安頓社會民心，讓他們相信港府、不要輕信各種攻擊港府的謠言。二十四商行聯合會也受港府華民政務司所託籌組「街坊自衛團」以維護社會治安，免受罷工工人及其背後激進勢力的侵擾。任工務局副監督的華商曹善允發動五百名華人義工於三周時間內招錄三千人，用以填補離職北上的工人，使政府和工商機構得以繼續運作。曹氏協助港府成立了招工局，後備警察與街坊自衛團等組織。在他的多方籌措下，在1925年6月22日至7月26日期間，共招來25,000工人復工。其他紳商紛紛組織各種商團抗衡工潮，何東之侄何世光（1886-1974）聯同華商總會主席李右泉（1861-1940）及知名華商李保葵、律師羅文錦（1893-1959）等，於1925年7月組成「商業維持局」，「設法維持」商務，為港人解決糧食問題。

除了成立商業維持局外，周壽臣和羅旭和等人另再成立「工業維持會」。這是一個專門用以對付煽動罷工勢力的組織。他們直接「策劃了細緻的宣傳攻勢打擊罷工」，建議港督派軍隊定期巡遊、操演以收阻嚇作用。香港華商總會、二十四行商會與東華醫院三大團體，也曾聯合拍發電報呼籲海外華人社團停止支援罷工。在發覺此舉不湊效後，以十六人為代表的僑港各邑商會聯會，於1925年9月28日親赴廣州磋商工潮解決之法，為港府帶回《香港罷工工人恢復工作條件》十五條條款。在金文泰授意下，周壽臣與羅旭出面再召集華商北上與罷委會談判賠款事宜。1925年12月26日由華商總會、二十四行商會、東華醫院與各邑商會聯合會組成的為數278人「港商懇親團」抵達廣州，與罷工委員會及廣州市長伍朝樞、革命政府主席汪精衛等見面，商討早日解決工潮、恢復經濟之問題。港商充當了港府與粵省當局的溝通橋樑，再次為港府帶回罷工委員會要求舉辦官方正式會議解決工潮的訊息。

面對甫上任即要面對工潮這個爛攤子，金文泰不可能憑藉本身的官僚系統或在地英商行事，他亟需加強爭取在地華人領袖支持。為了解決當前社會治安、政治、經濟乃至基本勞動力短缺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比以往的港督更加寛容地讓華人代表直接參與恢復社會經濟的工作，由此而發動在地剩餘人力、物力解決社會危機、重建政府管治威信，進而互相合作，重建社會秩序和發展文教，合力對付新文化思潮——尤其是激進的共產主義思潮。

從電子網絡到一般報刊、雜誌或專書研究裏，都以金文泰、麥理浩、彭定康為香港殖民史上最有貢獻、政績最隆的總督，金文泰的一些治港政策——如及早預見香港的「1997」問題的措置方法、取消新界租約期限以及擴大香港界址的發展設想，在今天某些人看來仍不失是高瞻遠矚的。

金文泰出身於英國殖民地官僚世家，由其父祖輩乃至妻子家族，不乏資深殖民地高級官員，其叔父史密斯・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1860-1916）是首批到港任職的官學生。金文泰本人早於1899年便以優等成績首選成為香港官學生，精通中文，在1900及1906年已通過粵語、國語考試，成績優異，並在港跟隨有「唐文大師」之稱的香港大學教師宋學鵬（生卒年不詳）學習古文，他也把《粵謳》譯成英文，對於中國文化及古典文學、經學等也有相當造詣。金文泰早年在港從政經歷，計有1903年任職於新界田土廳（Land Court）負責土地測量、登記及仲裁的工作，對新界鄉事多有瞭解；1907年便升至助理輔政司一職，全方位處理香港社會事務。金文泰的上司、前港督盧押（Sir Frederick Lugard,1858-1945, 任期：1907-1912）在推薦金文泰出任總登記官的文件中，稱讚他「熟識中國人性格、語言、法津及習俗，能圓滑地與華人交手」，金文泰在英廷官員眼中，不單是優秀的中文學者，更是殖民地部其中一位最有能力的官員。1925年6月，他獲甄選成為即將任期屆滿的司徒拔（Sir Edward Stubbs, 1876-1947, 任期：1919-1925）出任第17任香港總督。就在金文泰履新之日，《華僑日報》如此介紹說： 

《華僑日報》上述的行文筆觸盡顯溫情脈脈，對金文泰充滿好感和期待，對其人深厚的漢文造詣更是引以為傲。金文泰的深厚漢文根柢與文化素養，使他得以很快進入華人紳商群體，借助在地華人領袖之力施政行事。他能夠借助華人領袖力量，首先在於他一改前任司徒拔治港的強硬手段（heavy-handed tactics），同時能夠廣開門路與各方溝通，並且能夠在香港華人領袖合力經營的慈善機構東華醫院出現財政危機時，動用公益基金助其走出困境。

金文泰上任港督月餘，便親臨曾經出仕的新界巡視，期間與鄉民用粵語交談，也著意向鄉紳釋出善意，表明自己重返香港雖在地位上有異，但服務鄉民之心則沒變，同樣懷有「想為地方增加幸福嘅心」，更囑咐鄉紳「所有地方事務」隨時「同我商量」。金文泰當日的演講，並非只是客套話，在往後的施政裏亦可看出他對新界問題是劍及履及地付諸實行。

1926年，金文泰廢除被新界鄉民批評為不合理的新界補地價政策，並把新界鄉紳發起的「租界農工商業研究所總會」改為今天眾所周知的新界鄉議局，讓鄉紳有直接管理地方事務的權力。他的施政作風和親民形象深受新界鄉民歡迎，這為他贏得了民心。新界鄉紳亦於其51歲壽辰時為他舉行盛大宴會祝壽，獲得權益的鄉議局向其呈送〈香港總督金制軍五一嵩壽序〉作紀念，文中對金文泰推崇備至，在此頌文中，金文泰不單「諳熟華文華俗」，而且熟識方言「登壇演說據史引經，切中機要」，其在錫蘭的善政更令「大英之聲靈赫濯海外」。鄉紳也把金文泰上任後「毅然剔除」的「建屋補價之議」寫進頌辭多表稱謝。

在大罷工造成的衝擊下，金文泰與華商均十分警惕共產主義帶來的威脅。在華商總會召開的一次大會裏，華商討論應如何解決大罷工導致的中港貨運受阻情況，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對政局的諸種危害情況。會中發言者認為工潮源起因「實為工人多受共產摧〔催〕眠，徒慕共產之名，而昧共產為害之實」，並又批判共產主義說：

商業維持局主席何世光還猛烈批評內地如何放棄了中國道德教育，由此而「致有暴動罷學之舉」。及後，何世光提出三項議案：反對罷工、反對廣州赤化政府、感謝港英政府保護香港治安。出席大會之華商，一致贊成通過以下三項動議：

上述的論調，反映出紳商階層向港府盡力輸誠、努力撇清與工潮關係，進而抨擊廣州政府實行赤化，表示了他們願衷誠與港府合作的態度。此外，他們也因為在廣州擁有廣泛的人脈與資本之故，受金文泰所托而北上尋找解決工潮的方法。然而，他們對於廣州的左派或共產勢力入侵戒懼不安。除了支持國民政府的右翼勢力外，官紳在香港內部也積極推動文化教育，尤其是管控青年學生及其家長不得涉事工潮。

1927年1月，金文泰在出席皇仁書院的典禮時，亦嚴言訓斥參與大罷工的學生，訓示殖民地所有學生不許涉足任何政治活動，學生們只能把活動範圍約束於校園及家裏。他更援引一句三字經「教不嚴，父之過」責令家長要禁止子女參與政治活動，金文泰的政治保守態度於此可見一斑。不過，這種思想不是金文泰獨有的。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的劉鑄伯，大罷工風潮中的何世光或其他飽讀西學的華商，同樣不欲國內的變動波及香港，他們與港英政府的思維保持一致，要求在殖民地長大的年青人遠離政治。他們有種十分一致的看法，就是香港要長治久安，就要杜絕共產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湧港，這便需從思想文化環境改造或文化教育方面著手。

1927年末，反共的李濟琛（1885-1959）主政廣東，他與金文泰一樣均希望修補兩地政府的關係。金文泰相信「與粵友好實為香港所必需」，同時也是「香港生存之條件。金文泰盼能和李濟琛保持友好關係，讓廣東成為第一度阻止共產主義入侵香港的防線。對李濟琛而言，他則希望得到香港政府或華商的財力協助，借以重建大罷工後的廣東經濟。再從商人角度觀之，兩地能夠重拾舊好、相互通商對他們尤為重要，這將可以讓他們從大罷工的慘痛打擊中恢復元氣。不論是金文泰、周壽臣、羅旭和，還是李右泉代表的華商總會全體利益，莫不以香港商貿發展為其緊要考慮因素。

周、羅、李三氏於1928年1月29日，便曾受命於金文泰北上廣東與李濟琛等廣東軍政要人會面，向李濟琛轉達希望粵港保持友好關係的意向，雙方就工人協會、學生組織、共產黨等政治問題交流意見；李濟琛也托周、羅二氏向港英政府轉達希望得到財政援助。經過兩天的訪問，羅旭和向金文泰提交一份總長55頁的報告，詳列三人在廣東與不同人物會面時討論的內容。金文泰將之轉呈給殖民地大臣艾默里（L. S. Amery, 1873-1955，1924-1929年間出任殖民地大臣），並彙報稱讚三人此次出訪為修補粵港關係帶來莫大裨益。

1928年4月，金文泰出席主要以英商組成的香港總商會（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周年會議，是他在解決大罷工嚴峻困局而經濟重上軌道後，對在港英國官紳所作的一場重要演說。他把大罷工之爆發，歸咎於共產思潮之擴散以激化勞資矛盾及對立所致，故杜絕此風再起之根本辦法，首要在於打擊共產主義之散播，其次就是平衡勞資之利益以加強勞工福利，並且加強工商業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跟著就是提高社會教育和穩控意識型態戰場。在他的這篇演講稿中，金文泰力促來港營商或居港的英人要學習漢文，並要求來港之英國官學生能到新成立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習漢文。由此，可見金文泰重振香港經濟、改善勞資關係，均與防範共產意識或打擊共產黨勢力的思想一脈相通，而防共排共反過來也是香港與華南商貿平穩發展的保障和基石。

生活在香港的另一翼文化精英力量——晚清遺老，他們本來就是朝中官員，一生雙棲於政學二林，但因清廷覆亡而失其官守，同時也因為對新政不滿和辛亥以來之各種混亂社會政象而另尋相對安穩的香港一域居住，藉以免受各路軍閥輪番興替帶來的戰火災禍。就這點而言，華商與遺老除了考慮個人人生事業或身家性命外，還有反抗國民革命運動摧毀君國一體的綱常倫理。他們心目中推尊、擁護和念念不忘的，是繼承中國千年政教傳統的清室皇權，他們以賡續文化正統自任，視文化根脈隨他們由北而南地與時推移、落戶香江，表現出維護道統的強烈在地民族主義。這種信念讓他們自別於辛亥以來政局多變的中國，樂於在租界或殖民者管治下的中國土地上生活，或行商營生或興學施教，反過來對於日趨激進的革命風潮深為反感。諷刺的是，這種對民國以來的動亂社會局面的反感，不只限於前清遺老，同時也見於一些辛亥時期的革命元勛，他們對於民國世變批評甚力。

在眾多遺老中，尤以學海書樓創立人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首任系主任賴際熙（1865-1937）最負盛名。1923年，賴際熙有感聖人之道快將滅絕，故而在「逆焰」、「頽波」未能波及的香港裏，仿照廣州學海堂而創立學海書樓。學海堂是道光時期阮元（1764-1849）督粵期間所創。他因有見於粵省士風空疏不振，籌建學海堂倡揚經史子集之學，達至「修古好學，實事求是」之目的以收其「以實闐虛，以博啟陋」之功。賴際熙與陳伯陶、朱汝珍、溫肅、吳道鎔等遺老在學術傳統上和清季東塾學派關係密切，吳氏在任教學海書樓前更曾任學海堂堂長。

遺老們創辦的學海書樓除廣集古藉以供香港巿民閱讀外，亦與上述提及的遺老們登壇講學，宣揚國粹，承傳在內地被新文化淹沒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他們把自己在世變中的傳經講學之功上比古昔聖人。用賴際熙的話說就是：「從此官禮得存諸域外，鄒魯即在於海濱，存茲墜緒，斯民皆是周遺，挽彼狂瀾，其功不在禹下。」辛亥革命後建立的國家體制在他們眼中是把傳統綱常倫理打破，使中國的歷史文化延續性終止。中國大陸被他們看作是「滄海橫流，處處不安」、「國亡教淪」的率獸食人「無道」之地，讓他們大有亡國亡天下之感，遂視學術文化之統緒因他們這群遺民南移得以延展不衰。

不難看到，金文泰與紳商、遺老均對左翼、激進改革思潮橫流的中國大陸社會有諸多排斥，並由此而有其進一步發展香港社會文化保守空間的心態。他們共同協力，透過建立官立漢文中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進一步把維護固有文化傳統、提倡古雅經學及文學的教育制度化，使之發揮更為具體的影響力的各種行動。當紳商們籲請港府撥地興建官立漢文中學時，剛履新的金文泰便積極地允諾相關要求。華商代表早於1925年12月9日召開討論成立漢文中學的大會時，出席者便包括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曹善允、尹文楷（1870-1927）、馮平山（1860-1931）、劉子平、李亦梅等紳商，座中除了有學海書樓創辦人之一的俞叔文（1874-1959）外，還有賴際熙及區大典的學生、時任港府視學官的李景康（1892-1960）。李氏獲金文泰任命為漢文中學首任校長。

《華僑日報》盛贊漢文中學的成立，認為是對在港僑民蔑視本國文字所導致的「缺乏自治性及缺乏愛國心」的「補救之良劑」。金文泰積極推動文教工作的努力獲得了輿論的普遍讚賞，認為自他「提倡注重漢文以來，國學前途大有蒸蒸日上之概，為父兄者，漸知祖國文字之價值，多令其子弟兼重漢文」，不但影響華人研習國學，而漢學亦有「西漸」之勢，反映了「吾國文化進步之好現象歟」。

除了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外，香港唯一一間大學香港大學於1926年也在金文泰的支持下籌建中文學院，並於賴際熙和港大校長韓惠和（Sir William Hornell, 1878-1950）出訪南洋努力奔走籌款和當地華商們的捐助下，讓中文學院最終於1927年正式成立。金文泰亦極力向英廷爭取從庚子賠款中撥款予港大成立中文學院，雖然爭取到的26萬5千磅在金文泰離任後才到手，但金文泰在成立中文學院的過程中，無疑功不可沒。他便曾在1927年6月為尋求香港華商解囊支持中文學院而舉辦一場茶會，當日邀請了賴際熙等遺老及重要華商（如周壽臣等）數十人出席。金文泰以粵語演講，講述成立中文學院推行中文教育和保存國粹的重要性。他與賴際熙一樣，力陳建立中文學院對保存中國傳統學術及文化血脈的重要性。

金、賴二氏的講稿緊相呼應，賴氏的講稿預先由金文泰審閱，其重點在於戮力批判當下社會人心如何失德、學術文化如何窳敗，國人為人處事又如何地「忘本」、「厭舊喜新」。他直言當前就是一個「無教化」、「無學術」、「無道德」、「風俗囂張」的紛亂世局。賴氏進而大力稱頌金文泰「道德學問功業為天下所尊仰」，又稱道其如何厚愛中國人，為中國人興學，謀安全之道，重燃教化，為香港乃至中國帶來學術與道德復興的希望，體現了中國歷代聖賢道德、政教合一的思想。賴氏接著敦促在場紳商要與總督金文泰同心同德，一起出錢出力發展港大中文專科，將之建立與否「關係於中國之人心風俗，治亂得失甚為重大」的議題上。他籲請在場人士說：「應如何資助，如何成全，仍望各自權衡輕重，斟酌供求。」賴氏發言完畢，即由金文泰用粵語發表演說。他隨後把中英版本的演講辭一併交予各間中英文報館刊登，將其社會傳播力度擴大至民間。其言曰： 

金文泰末後再以晚清革命派籌辦的《漢風雜誌》書面題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這四語，勉勵出席者要振興中華文化，而為了振興中華文化就必須要對港大中文學科的發展「贊襄盡力」。有趣的是，晚清革命派領袖如章太炎，便是透過復古來激發國人的民族情感，從而達到反抗作為異族的清廷、為其排滿革命輔翼，但金文泰作為一位洋總督，反借此一復古力量來激發國人抗衡現代化的西潮或國內流行之思想新潮。難怪魯迅在一篇文章中要以「『金制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等語將金文泰冷嘲熱諷一番。 

究察金文泰推動港大中文學院創建，並不能如目前一些論述將之簡單化地看作是「雅好中文」，當中乃有他的內外政治籌謀。正如他在一封函件中指出的，就內政而言，香港大學可以成為推動舊學，團結香港華人，培育保守文化風氣的學術機構；在外政方面，則有助英國維護其遠東利益，有助於英國透過香港大學培育出將來管治中國的執政者。在1929年香港大學的一個典禮上，金文泰就提到成立「中文系」能夠讓華人年輕學子修讀學位課程，不用飄洋過海便可學習到西方知識，更不會成為一個只認同西方文化而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的人。然而，他話鋒一轉就是強調港大要如何地體現英國管治的權力，並告誡莘莘學子要明白爭取「自由」不是單靠突如其來的革命獲得，乃應循序漸進慢慢求索；他要求港大學子應向他們的同胞展示服從法律及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在這段關於中文系的演說中，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思想表露無遺，但他最關注的始終還是大英帝國的長遠利益問題。

其實，金文泰本人很清楚地知道推動中文學院的成立，乃是一種籠絡在港高級華人的「懷柔」手段。他曾向他的前上司、第14任港督兼香港大學創辦人盧押講述他對香港大學的意見。他當時便坦言知道傳統經學（Classics）已非主流（at present discounted），而儒學也不過是投帝王所好（the confusion writings have monarchical tendency）之一門知識，但基於華人對古代文學甚感自豪，故應以臨時或短暫的舉措（this is only a temporary phase）來容許開辦這些傳統經典的課程。這份於1931年寫成的報告，還清楚說明如港大沒有中文學院，將不會吸引得到最優秀的華人，也吸引不了華人對港府施政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中文學院更是他用以討好華商以及爭取華人支持政府的手段。它的成立不但有助於推動社會上下對傳統文化的熱忱，進而在人心上或意識型態上抵抗新思潮的入侵，更重要的是以傳統經學為課程主體的中文學院，於華商、遺老看來是為了他們和子孫後代度身訂造的，使他們賴以存世或作為思想寄托的學問獲得港府制度化肯定，從而獲得身分上的尊重和資格認可。正因為這個緣故，才會有殷商巨富如馮平山除了捐出鉅款外，更把二子親自送進港大中文學院讀書的例子。這點也足以表現了金文泰所說的，港大是港府用以締結中英雙方友好的平台。關於這點，金文泰深信不疑，他在1935年辭掉所有公職後，於倫敦出席皇家帝國學會（Royal Empire Society）的公開演說中，依然談及香港大學對於殖民地乃至英國整體利益的重要性。在該場以「香港之將來」為主題的演講中，他把香港大學視為「中英兩族之軸」，直指英國如想增進「遠東之勢力及其對華貿易之利益，帝國政府必須認定香港大學為不可須臾停辦之事業」。

要之，港大是金文泰管治藍圖的一個重要部分，香港的長治久安，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方是金文泰最關心的地方，而港大中文學院正是中、英、香港三方複雜政治環境下催生的產物，它的成立及發展過程也正好展示了金文泰的政治手腕及其殖民管治思想。不獨如此，金文泰在借助周壽臣、羅旭和、賴際熙建立中文學院以推動文教外，他在社會上也積極襄贊這群紳商推動尊孔活動。他們透過尊孔、祀孔來教化人心，其中一個目的也在於藉此排拒新思潮、反對共產主義在港播散。

紳商代表何世光曾在商業維持局會議上批評青年男女學生，直斥他們「全棄中國數千年道德之教育，而趨向新文化之宣傳」，他宣揚香港急需揚棄「新書」之教與恢復道德教育，他敦促教育司與孔聖會等機構要恢復「以讀孔聖書為根本」，「萬勿棄卻孔聖所言忠恕廉恥仁義禮信二千餘年如日月之孔道教化」。何世光與郭春秧（1860-1935）、周壽臣、羅旭和等著名紳商，就是香港孔聖會堂的籌建人。郭氏在中華聖教總會刊物《樂天報》撰文呼籲支持，起首一句已提到孔教是救國之急。其言曰：「孔教為古來人道之大經，此諸君所共知者也。孔教為今日救國之急，務此亦諸君所共知者也。」周壽臣在《樂天報》另一篇文章亦指明「今日世風日下，道德淪亡，邪說沸騰，人心陷溺，苟非振興道德不足以救中國之急亡」，在金文泰當政時期擁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羅旭和，更能左右政府的施政。在羅旭和為港英政府撰寫、於金文泰即將上任前呈交英廷的大罷工報告裏，便曾提出多項避免再發生大罷工的對應方法，當中即提到要如何杜絕共產主義在香港蔓延。究其辦法，莫過於在教育著手，利用保守的儒家思想作為對抗激進共產主義的思想工具。

關於金文泰與香港紳商利用尊孔運動抗拒新思潮這一點，引起了1927年親臨香港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魯迅的注意。魯迅對金文泰和孔誕盛典大加嘲諷，譏笑金文泰「教導有方」，以港督身分「督率」各階層「僑胞……崇拜本國至聖，保存東方文明」。魯迅譏諷的孔誕慶典正是由香港孔聖會、中華聖教總會、孔聖支會、孔聖堂、孔教學院等團體發動。這些團體的創辦人諸如劉鑄伯、郭春秧、李保葵、何甘棠、簡孔昭、曹善允、周壽臣、周埈年（1893-1971）、黃廣田（1879-1936）、李亦梅、羅文錦等均是香港顯赫有名的買辦、紳商，甚至是港督委以重任，協助處理政務的立法局∕行政局議員。他們這批祀孔活動的主事者，不少人同時也是漢文中學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創建人或贊助人。他們發表的孔誕賀詞中不忘對新文化宣傳的自由思想、共產主義口誅筆伐一番。

魯迅的〈述香港恭祝聖誕〉一文，載有兩幅對聯。它們是香港超然男校及超然女校在孔誕節日張貼在校門，維護舊傳統而批判新思潮的意味極為濃烈。超然男校的對聯如此說： 

超然女校的對聯是這樣的：

這些對聯所反映出來的信息，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在港紳商或者是認同這些紳商大辦特辦孔聖誕活動的港府殖民地官員的文化心態。他們一方面是亟亟於維護傳統的綱常倫理觀念、人倫秩序與信仰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十分著意在年輕一代的生活世界裏批判新思潮和防備新思想對學生們的影響。這些新思想包括了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高舉的追求「自由」的理想，警告女性如果也要追求自由的話，便會因為缺乏道德責任感而成為水性楊花之流。當然，最引起注視的新思潮莫過於被視為充滿危險性、也被看作是洪水猛獸的「共產主義」。對於這些籌辦孔聖誕的華人領袖而言，他們所慶幸者，香港的固有倫常未被國內「新」風侵凌，致使香港社會得以民風古樸優雅，大異於內地的世風不古、風俗不淳。以下這段文字清晰反映了主事孔誕的紳商對於港陸文化差異的看法：

用賴際熙之話，就是因為有他們把文化道統接續於香港，並且努力耕耘、發展，致使才有「官禮得存諸域外，鄒魯即在於海濱」的景象。總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文學院之成立或尊孔運動的推行，不但是應合了在地華人紳商、前清遺老奉行之文化理念，同時也切合金文泰本身喜愛中國文化及文學的學術興趣，但這一興趣更成為其管治香港社會因勢利導的手法。

無論是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華商，還是在新界具崇高威望的鄉紳或土著，都對金文泰心悅誠服，這當然不是單靠威權可以做到，而是在於他顯示出切實造福社會民生的才能。我們從現行不少論述中也可以看到，主政香港五年而多有善政的金文泰，除了是歷代港督中最喜愛中國文化的人外，也是比較善待華人的一員，這令金文泰在推行政策時處處得到華商、鄉紳的幫忙。在另一方面，華商、鄉紳等也需要港府與倫敦提供的保護，讓他們在港投資的身家性命不會受到國內政局的波及而化為烏有。

的確，從民初的護國戰爭、府院之爭、張勳復辟、護法戰爭、軍閥混戰到武人割據的黑暗局面裏，再直到廣東國民政府之北伐統一行動，大陸難有淨土，遺老如賴際熙、陳伯陶等視香港為他們道統存亡繼絕的「海濱鄒魯」，他們與華商一樣，均一心仰望港府與英國政府能夠堅定守護、保衛香港。這一期盼隨著國內亂局發展而更顯強烈。如1927年初的漢口事件爆發後，中國收回漢口、九江租界，這給香港華商造成了不少衝擊，他們深恐香港或新界會隨漢口、九江退還中國。金文泰於寄呈殖民地大臣艾默里的密函中指出，在現時中國的亂局下，香港華人對英國所提供的保護信心盡失，他們埋怨英國未有盡力保護香港。為了避免香港華人視英國為「紙老虎」（paper tiger），金文泰派遣軍隊及義勇軍駐守香港及九龍。他也去信艾默里力陳香港華商的憂慮，並要求艾默里保證香港或新界不會隨漢口、九江歸還中國。在金文泰的要求下，艾默里很快便發出官方保證文書，金文泰旋即將之刊載於本地中英報紙以安撫華商的不安情緒：

金文泰表現其願與在港華人患難與共之決心與情誼，他深深明白到，港府需要華商的協助，絲毫不亞於華商需要港府的協助。這是建基於香港在方方面面的發展都深受大陸政局或社會環境所左右。港府需要華商作為他們各種溝通鄰省的非正式渠道。無論在生意業務還是本身籍貫、人脈上，華商與內地均有頻繁交往。他們足以充當港府和廣東政府間的溝通橋樑。

於大罷工結束後，深諳投桃報李之道的金文泰，獎賞協力港府解決工潮的華商。周壽臣獲委任入閣成為歷史上首位行政局華人議員；曹善允獲英皇頒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fficer，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又於1929年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羅旭和後來也繼周壽臣成為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除了對工潮期間有特別貢獻的華商報以政治利益外，金文泰也十分重視與其他紳商的來往。曾任英資怡華洋行總買辦、華商總會理事以及身兼保良局、東華醫院總理的何福（1863-1926），他在1926年逝世的出殯之日，金文泰便親率政府高官群出致祭。何福之弟何甘棠（1866-1950）另獲金文泰支持下成為英國人創辦、一直排斥華人參與的香港賽馬會成員，享有崇高的社會特權，他也在1928年金文泰任內獲英皇頒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華商總會主席李右泉在解決大罷工中出力尤甚，在1929年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也是首位未能操流利英文而獲勳的華人。

除了獎賞有功於解決工潮的紳商外，金文泰也加強其社會控制措施。他分別在1927年1月刊憲，根據1922年的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 Ordinance” 先後修訂《承印人與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及制定《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嚴控一切反殖民統治、反政府和不利於管治的「煽動判亂的言論和行動」（the promotion of a general strike, or disorder of any kind, or of the spread of sedition），嚴禁市民參與被政府定性為非法的組織，不准散發、發佈任何形式的不法宣傳單張與資訊，並規定警方有權沒收充公該等出版機構的印刷機器與相關書籍、報刊，亦有權任意刪除當中被認為妨礙殖民政權的內容。充公一切特別就香港的共產主義活動由是被悉數取締，曾參與工潮的工會被悉數關閉，香港勞工工會發展從此被壓制長達二十多年，難有代表工人階層的工會公開向政府或資本家作出大型的社會抗爭運動。在這過程中，華人紳商與金文泰合作無間，彼此為了各自的政經利益考慮，合力構造一個區隔於鄰省以免受其動盪不安政局波及的「理想」營生環境。在這種情景下，香港的保守社會氛圍在政府各種防範新思潮、打壓工會及政黨政治的禁令下必然是更加受到強化。新文化之風要吹進香港而求有所發展，可以說是難上加難；相反，香港社會裏一些守舊的甚至是落伍的風俗在香港不但沒有廢除，反而獲得金文泰的維護而歷久不衰。

究察金文泰一些偏向華人領袖的舉措，不難看到是為了取得他們的效忠，故在一些政策上有所遷就。關於「妹仔問題」，長期以來是港府難以妥善處理之事。毫無疑問，在廢除妹仔（類似於婢女）制度上，金文泰雖然是根據港府的以「華律」管治華人的原則來維繫香港社會現存生活習俗，但更不能夠排除的就是他站在華人紳商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擔心反對蓄婢會影響港府與親英華人的關係，故抵擋來自倫敦政府及下議院議員的壓力。鄰近的廣東國民政府，雖於1929年才正式頒佈《保障女權令》來禁止蓄婢行為，但國內知識界與民間組織反對蓄婢的聲浪早已熾熱——五四新文化運動初興之際，便已圍繞「娜拉」出走的問題，將婦女解放視作為爭取男女平等、尊重女權以及追求社會改革的目標。但蓄婢這等踐踏女性尊嚴與人權的行徑，在香港每天還是合理合法地進行著，這正是一種與新文化思潮背道而馳的社會保守風氣。然而，香港的知識社群或上層社會絲毫不正視這些問題。

作為管治者且來自西方世界的金文泰，即使是面對由宗教人士及關注人權分子組成的「反對蓄婢會」一再敦促，不但沒有給予正面回應，完全沒有計劃要修訂法例保障香港的妹仔權益，更無意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相反，他反其道而行，以近乎詭辯的方式向英廷建議將「妹仔」改稱為「養女」。但他的呈請，遭受剛勝出大選的工黨殖民地部大臣帕斯菲爾德（Lord Passfield）反對。港府才於1929年12月1日修訂《1923年家庭女役則例》，重新規範妹仔的工作性質，並為四千名妹仔註冊。相關論述所要說明的是，金文泰在不願得失華人紳商的情況下，不顧英國國內早已廢止的法例以及英國殖民地部的命令，在妹仔問題上採取延緩、消極的態度，藉以吸納、贏取華人代表們對港府的歸屬感，使他們成為可被港府利用的管治力量。

當然，最能突顯金文泰與在地紳商、遺老關係親厚的，莫過於官、商、學三方面於1929年建立「香海名山」這個含有深層意涵的牌坊。大罷工平息以後，經歷長時間的動盪，香港社會、經濟、民生亦漸漸恢復穩定，興起各類文教以「改變」社會思想風氣，1927年發起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1928年成立孔聖會，金文泰也分別在這兩年裏迢迢而至登上位於香港屯門的青山。與其同遊的紳商為了紀念這一盛事，遂於山上樹立「香海名山」牌樓。牌樓上的「香海名山」四字正是由金文泰親筆書寫，此一舉動也為金文泰擄獲了不少在地華人縉商之忠心。正如論者所言，這座牌樓表現的資訊，清晰反映了香港紳商既效忠前清同時又效忠大英帝國殖民者的「雙重效忠」、「雙重認同」。然而，本文欲更進一步強調的是，如此一座由政學商三勢力共構建的「香海名山」，不啻是一座刻劃美好回憶的牌樓或供後人旅遊的景點那麼簡單，它更應該看作是這群華人紳商、飽學之士用以自別於或相對於所謂「滄海橫流，處處不安」、「國亡教淪」的率獸食人「無道」之中國國內，同時也代表了他們對於理想文化故國消逝的追懷以及寄托了他們對於安身立命之所的美好嚮往與理想營造。故此，由金文泰勒石頌美的「香海名山」，可以看作是一座盛載香港政學商代表文化理想的豐碑，也是他們用以見證在港政學商思想共融的文化標誌以及彼此相互合作的記憶所及之處。

究查這座「香海名山」牌樓上，除了此四個大字外，還有曾署任江寧布政使的陳伯陶所書寫的對聯——「導海而南，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該聯揭示陳氏的故國情懷外，讚賞金文泰之情亦躍然其上。該牌樓所臚列的倡建人芳名，除了時任新界北約理民官J. A. Fraser（1896-1943）外，其餘19人均為「香港華人縉紳名流」，包括周壽臣、羅旭和、曹善允、梁士詒（1869-1933）、李右泉、馮平山、黃廣田（?-1936）、盧頌舉（生卒年不詳）、周埈年（1893-1971）、李亦梅（生卒年不詳）、黃屏蓀（1873-1942）、李佐臣（1863-1948）、鄧志昂、鄧肇堅（1901-1986）、伍華（生卒年不詳）、麥遂初（生卒年不詳）、劉景初（生卒年不詳）、何華生（生卒年不詳）和鄧照（生卒年不詳）。當中的周壽臣、羅旭和、曹善允、馮平山、周埈年等均是當時活躍社會上層的顯紳巨富，同時積極參與籌建港大中文學院，也是重要捐款人。梁士詒則曾擔任北洋政府的內閣總理、國會議長等職，但他是因為逃避國民政府的通緝而流亡香港，與一眾因辛亥之故而來港的遺老同有視國民政府為敵的情感。他們與金文泰合力，所建立的「香海名山」，其背後反映的是一群不認同於中國新思潮與新文化的人所構建的理想文化空間。

我們甚至可以說，「香海名山」或前述賴際熙所說的「海濱鄒魯」，無疑是透現了一種新的文化價值或社會意義，就是讓香港這個既傳統保守但又繁榮安定的現代化城市，被建造成一個可以讓不同背景的人在這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相對於被他們看作是赤焰滔滔的大陸，又或者是國民黨北伐勝利以來黨國體制下，他們所看到的也許就是民間宗教信仰給消滅、廟產和地方資源被悉數沒收，政治無孔不入地侵擾尋常百姓的處境與民爭利、肆意增加政府財政來源，造成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權益被少數人基於自身權利而剝削掉。借用杜贊奇的論述，現代性下的「民族國家」和政黨政治、民眾動員的政治運動，說白了就是一場場咄咄逼人的權力鬥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由清過渡至民初的時代大轉變、大決裂，在他們眼中是傳統中國文化倫理的徹底變化和價值重構，除了造成大規模的民間反抗和抵制。事實上，從不少著作裏，也可以看到1920年代的中國是躁動不已的。正如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引述了一段與北京老教授的對話，把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說成是「擾攘不安」：  

這種自五四新文化思潮以至社會上各種思想爭競、政黨政治鬥爭、軍閥混戰等等造成的社會失序和擾攘不安情形，在1927年工潮止息後的香港已然絕跡，再加上金文泰與華人代表擕手發展文教，社會上下政通人和、一片繁華景象。從陳伯陶的對聯所說的「韓公名重異邦人」，顯然是把「海濱鄒魯」、「香海名山」得以建成的功績歸於金文泰，使金文泰這位洋總督的英名與貢獻在華人群體中獲得高度贊揚。

華人團體對金文泰的好感和推崇，也許可以從金文泰1930年2月被調離香港前往馬來西亞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英國駐馬來西亞高級專員前夕的一場告別會中清楚看到：

當年的香港工商各界僑民對其離去是極力挽留的。在不得已情況下，以香港華商為核心的團體再為他獻上送行祝辭。上述引文中提及羅旭和在告別會中向金文泰介紹的陳香伯，也就是下文〈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去思頌〉的作者。頌辭以「全體香港華僑」署名，感激金文泰造福香港民生日用，施政有方，尤感謝金文泰在旱災時「立發庫帑，遍築泉陂，由內地運水至港，悉供民用，復請諸英廷，籌撥鉅款，促成城門運水工程，以謀根本救濟」。其中不乏贊賞金文泰能夠阻止赤化「蔓延」、歌頌其能「以親華為職志，尤捐除種族畛域」之功，又大力稱揚他創建中文學院、振揚國學、改變士風的貢獻。部分頌詞值得引述如下： 

上則文字，除了能見出華人代表心目中的金文泰治港五載功勞、貢獻的高度評價，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所珍視的不只是與金文泰的友情，自然是有彼此共同努力構建的社會文化氛圍與思想價值，這裏面有他們的共同政治利益與患難與共的經歷，致使彼此間建立了惺惺相惜之情。在金文泰離港後，他們也魚雁不斷；在港紳商如羅旭和更親赴星洲探望金文泰。

對於香港上層華人對金文泰的好感與推崇之情，香港的一名本土作家在1934年的時候，便獨具慧眼地將之歸結為華人代表與殖民管治者之間的相同保守性格之故：

基於這種保守性格，遺老與殖民地的經營者彼此「臭味相投」、相互奧援、彼此利用。也因為如此，在這個既是文化保守但在社會基礎建設上又現代化的地方裏，華人紳商對於流行於英國或其他歐美先進世界的民主制度、自由理念也不聞不問，毫不關心。金文泰作為西方先進國家訓練出來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官僚，他不但維護被倫敦多番責難的「妹仔問題」，同時也公開直指香港不適合推行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而追求男女平等權利亦不合乎香港現實的環境需要。以下一則文字，是金文泰離職前的最後官方講話：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兩面旗為其精神標竿，而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汲汲於效法歐美先進國家之努力方向。然而，殖民統治者在其統治下的地方裏，卻反對實施這種現代化的先進政治制度，認為無助於殖民地的長治久安。真正有益於香港社會管治和發展的不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政治制度，乃是中國用之已久的儒家教化思想。這一切，反過來見出了香港上層社會主體對於新文化排拒的一斑。

在金文泰發表的這場最後一次的在港官式講話場合中，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也應邀列席了會議。金文泰於其演講末段，特別活用了《論語》中「己欲立而立人」（“If you wish to establish yourself, seek also to establish others.”）一語闡釋他的粵港外交理念，金文泰借孔子之言，說明香港及廣東應一直保持互利關係，令彼此獲得最大益處，進而成就對方（廣東），讓香港助其建立成一個法治有序之邦。誠然，金文泰折射的思維是，當廣東政府變得繁榮有序而不受共產主義橫肆，那麼香港自然會更加安全而無需擔憂共產主義南下擴散的問題。

金文泰所引孔子的這個典故，無疑是十分切合演講的內容，反映其對經典嫻熟之餘，以外國人身分援用中國之經典，無疑是極合華人紳商一直在港尊崇中國傳統文化（孔教）之本意，也更能維繫華人的忠誠。根據報載，當金文泰演講完畢，出席官紳的反應是「眾大鼓掌」；報刊還載曰：「得金督演畢。由普樂爵紳及周壽臣爵紳分別代表作答。大意不外致謝金督之德政，及希望金督今後作一發達之將來。」

無疑，金文泰與華人紳商關係之融洽和緊密，乃出於共同的政經利益而形成相同的保守思想歸趨。在手法上突顯懷柔、收買人心的一面。金文泰管治香港而能善於運用華律治華，更多方迎合在地華人領袖之喜好，致使其應變局勢之方略在短時段便取得不容忽視的施政效益。

總之，金文泰對港管治策略之成功也是毋庸置疑的。由政學商三方構成的治港力量，有意識地使香港與國內保持社會、文化上的區隔，致使新思潮未能南下。另一方面，經歷了大罷工深刻教訓的港督，也更意識到需要與在地紳商合作方能成功治理香港，同時也需要和廣東的國民黨右派合作，才能有效打擊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使香港不受革命的、排外的、打倒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所波及。相反，在政學商三方面共同營造下，透過設立機制以加強中學、大學的漢文∕古典中文教育或是一年一度的祝聖活動，則又能有效地培養出愛「文化中國」的民族主義。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往往表現於對國內反傳統的新思潮、新文化的嚴厲批判，以亡國亡天下和繼承文化道統自居。

值得吾人注意者，反為這種保守性在對比於中國大陸1920至1930年代動亂不堪政象之下，在居港華人上層社會裏是要致力維護並引以為傲的社會文化價值，並往往以能夠對傳統文化有所守護、有所發揚以自顯其貴。另一方面，作為洋人的殖民管治者，也比國內的大小相互攻伐和割據的軍閥而言更可與中國歷史傳統中備受贊譽的封疆大吏媲美，這可從陳伯陶把金文泰尊奉為今之韓愈見諸一斑。香港社會裏的保守性，讓金文泰的治港理念水到渠成地灌注無礙，進而更獲得在港華人的高度稱揚而樂於效忠這一外來政權以及維護殖民地的各種社會制度、法律條例，並且自覺地排拒國內的社會思潮與政治風潮。

正如論者所說的，「香港殖民地的文化政策，並不是殖民宗主國強加其文化於華人頭上，而是利用其殖民的專權力量，強行維持香港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將這個觀點放在1920年代的金文泰政府身上同樣是合適的。金文泰借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推動古典文學及經史教育和重視思想保守的前清遺老，可以說是借「復古」以達其去新文化運動、左翼思潮的「政治化」目的。透過扶持及確認一群不滿於中國政治現況的在地保守分子的社會、經濟地位，同時排斥左翼思潮和警惕國民黨左派，令社會氛圍趨向保守而穩定，但客觀上也加強了新舊文化的對立，使香港與內地的文化區隔隨著政治和時代的發展而進一步擴大。

但是，從目前的一些研究裏可以看到，當金文泰被英國政府調遷馬來亞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最高行政專員，便一改與華人為善的態度。動身遠赴南洋前還公開「愀然」高嘆「高官厚祿安足論。予滋以遠離華友為憾耳」的金文泰，在1930年至1934年的五年任內所踐行的「種種政策與行動，贏得了排華與親巫的聲譽」。他一抵南洋即在管治措施上親近攏絡在地馬來人而打擊在地華人團體，對國民黨背景的華人紳商更是採取排斥、對抗、嚴密監視與驅逐出境的手段，借用論者之言，1930年代初中期的馬來亞華人處處受壓於「金文泰排華政策」；而「金文泰政策的目的，旨在創造一個馬來人的馬來亞，欲將華人勢力徹底消滅」。

金文泰為了貫徹其親巫政策，甚至不理會受英文教育長大的馬來社會精英的異議，強力推行馬來文教育。馬來亞社會精英儘管不完全認同金文泰只着力推動馬來文教育的做法，但對於其親巫排華、排印的做法也是樂見其成的，畢竟是維護了他們的種族及階層利益。金文泰這種對於他自己認定地方「傳統」的「維護」，在做法上與他維護香港一域的古文、文言文──甚至是他本人熱情投入於《粵謳》這種珠三角一帶民間歌謠的譯寫是異曲同工的。香港的社會精英儘管不盡欣賞低層民眾的歌謠，但與金文泰同樣認同經學、古文教育的價值；而金文泰的舉措同樣也是維護了他們作為香港社會精英階層的固有利益。

在復古一途上，新文化在香港受到排擠，而在「馬來人化」過程中，其他包括華語華文在內的非馬來的文化、語言及文字之發展同樣受到壓抑，華文學校發展更受到極大的限制。在擴展馬來人利權的前提及維護英國長遠利益的目標下，金文泰一改在港時期為其重視的華人華文的態度，轉而籠絡馬來精英和全面推行「馬來人化」。我們由此可以看見英國殖民地官僚家族出身的官員，其功用主義下現實管治手段之一斑。

對於金文泰管治手段有所警惕或持有異議的，較早可見到的是1920年代在香港大學畢業、其後留校任教的陳君葆，他有一則批判金文泰甚力的犀利言辭很值得參考：

由上觀之，我們可以發現，金文泰之管治策略是以專業的行事態度深入掌握當地的歷史、文化、語言及文字，能夠好人之所好，以強硬但又靈活的有別於管治馬來亞，金文泰在港面對的是佔全港總人口98%以上、且幾乎是單一族群的華人族群，那麼他不但沒有理由要打壓華文∕中文，更會利用自己精通中文的優勢以推崇古典文學、傳統文化以排拒充滿革命意識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如此，他要在香港營造一個遺老紳商心目中念念在茲的「文化中國∕古典中國」，使之區別於「地理上的中國」和「政治上的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本已不滿國、共兩黨意識型態的香港華人精英群體，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又恰好被因勢利導地用以排拒中國國內新興的政治氣候。然而，士紳、遺老矢言打造鄒魯於海濱的道統延續性，這一思想關切並不是金文泰本身最感興趣的；士紳固可一仍舊慣地存續道統於海濱，但金文泰所關注的只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是否有助其本人發揮權力管治效用。在彼此都有排拒國內強勢新興文化思潮和政治浪潮的共同信念基礎上，上層政要紳商自然而然走在一起，致使有遺老、華商一方面承續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與殖民主義協力、合作的現象。就在政學商三方面的結合過程中，新文化運動乃至社會群眾運動受到壓抑而難以伸張。

承上所言，1927年訪港的魯迅在港期間充滿各種文化落差感與失落感，正是遺老及紳商們成功在香港保持傳統文化中國的成果，同時也是金文泰殖民管治成功的印證，使香港在社會文化上與中國的區別漸為擴大。遺老們因為可以在這裏獲得空間與資源以實現其文教理想而承續其文化道統，而遺老們的努力反過來也為金文泰積存文化資源，彼此協力共謀「海濱鄒魯」、「香海名山」——建構古典中國以抵禦現代中國的衝擊。這種由殖民官員與在地紳商合謀的社會文化氛圍，與魯迅乃至1920年代以來眾多南來者在五四運動後的新中國生活經驗截然不同，構成了他們對於香港社會保守文化氛圍的種種抗拒感，同時又對其歐化影響下不中不西的另一面特質充滿譏諷與不屑。

民初以還，中國國內政治動盪、社會分崩離析，再加上國民政府的聯俄容共政策以及共產主義在意識型態及價值觀的差異，均使香港上層社會產生對國內新潮嚴加防範的心態。金文泰治港之手腕，除了基於他本人的舊學涵養而推動舊學外，其實更可以看出他利用在地保守力量以區別新文化中國，特別是嚴防左翼思潮南下發動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排外運動。在這方面，追求社會穩定而又不認同國民政府、左翼思想的遺老宿儒、華人紳商，他們亡國亡天下的文化觀感所形成的陸港關係，與金文泰的管治策略若合符節，彼此間在排斥新文化運動一事上道同轍合，一起致力於宏揚經學、保存國粹、共同經營出1920年代文化氣氛保守的香港社會。遺老的文化資本或文化軟實力，與金文泰的殖民政權互為因果、相得益彰。

進言之，文化軟實力本是遺老所能提供和欲再加以發展者，而權力則是殖民者所需要的。政權意識和文化話語權之意識型態在香港合二為一，最終目的就是要對抗金文泰所批判的布爾什維克和遺老、紳商所言之「逆焰」、「赤焰」。那麼，政學商三方面營構的文化圍牆——「海濱鄒魯」、「香海名山」，剛柔並濟地塑造出異於國內的社會文化價值，建立殖民地政治體制、確立殖民性以鞏固殖民地政府管治的合法性，進而與國內混亂政局有所區隔。明白了這些，當我們再回望魯迅譏評金文泰時，不單會加深瞭解香港社會當時的深層文化結構及其構成的背後原因，當然也有助於進一步瞭解魯迅當時的社會觀察以及對國家與地方的文化思考。

綜合而言，各種文化建設的推動工作，不可以單純地看作是金文泰個人基於學術興趣或簡單地投華人紳商、前清遺老之所好而展開的。我們更應該將之與大罷工工潮平息後，金文泰如何構思他的全盤治港理念扣上關係。他在推動文教發展的同時，大力開展嚴防共產主義散播、關閉左翼機構、打壓工會、制定法例以強化陸港差異的連串計畫，他期盼殖民地政府在連串文攻武備下得以長久而安定地管治香港，樹立了一種區別於國內激進、革命民族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藉以產生防共排共和遏止反帝反殖的思想效用。金文泰表面上十分仁慈和開明的管治手腕，積聚了讓人難以抗拒的殖民性，使南來者來到香港後，在殖民者設定的制度下接受香港這個「文化避難所」所有無論合理或不合理的社會管治框架。即是，只要不與殖民地政府作對，香港華人有一定的自由營生謀事、興學施教，殖民地政府也樂意在文化教育層面以華制華，這種管治思路或模式，一直延續至1949年後大量政、商、學人士因世變而南下香港謀生的新時代。

毫不誇張地說，金文泰是其中一位最成功塑造殖民性的港督，他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或管治傳統也影響深遠。致使殖民地政府縱然結束，但其管治制度或文化模式仍然發揮其影響人心的作用。但本文亦要指出的一點是，香港學界對於金文泰的親善華人、雅好中文的理解恐怕難免是一廂情願、反墮殖民性窠臼而不自覺。從1920年代以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香港社會運而不動的歷史經驗裏，這種理解恐怕也不會有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