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 ‖ 士大夫政治與宋代皇權——以趙抃個人作為切入的考察

將近四十年前，我曾對宋代皇權有過綜合論述。幾十年間，對宋代皇權也一直有著持續的關注。不過，既往的研究，除了在對中國歷史整體關照下的綜合研究之外，多是對士大夫政治形成初期真宗朝幾個宰相的個案研究，對於士大夫政治全面鋪開的仁宗朝，僅僅對范仲淹有過考察，在范仲淹之後則少有研究擴展。其他學者對於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大多是綜合性的闡述，主要集中在皇權、相權究竟是此消彼長還是協力共治的視點。

仁宗朝四十年，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一說法儘管有爭議，容待充分討論，但畢竟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煥然一新的氣象，引人注目。比如政治上有慶曆新政，思想上有理學興起，文學上有詩文革新古文運動。日本學者把這一時期看作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這樣生機勃勃局面的形成，都是以科舉出身為主的士大夫在各個領域縱橫捭闔的作為帶來的。那麼，從士大夫政治興盛的這一時期開始，君主獨裁制度支持下的皇帝與強勢的士大夫們，君臣之間究竟是如何互動的？士大夫是如何看待皇權的，又是否能讓皇帝依從他們的意志？唯有落實到具體的事例，方足以闡明並回應過往從不同角度觀察、理解的宋代政治特質。因此，我想研究趙抃這件個案，通過他的言行來進行具體考察。

仁宗朝景祐元年（1034）進士及第走上仕途的趙抃，歷仕仁、英、神三朝，不僅以「鐵面御史」聞名，還登上了政界金字塔的頂層，成了參與決策的副宰相參知政事。這樣的履歷，使趙抃有較多與皇帝接觸的機會，其言行也與皇權有了密切的交集。這就讓通過趙抃來考察士大夫與皇權的問題具備典型意義了。

士大夫政治下，為了實現讓皇帝有最大程度的配合，士大夫們很重視以儒學經典教育皇帝。而皇帝為了留名青史，做個好皇帝，一般也接受這種教育。因此，作為皇帝教育機構的經筵，在制度建設上，宋真宗時代便已完成。程頤後來講過這樣的話，叫作「君德成就責經筵」，意即皇帝能具有很好的品德，關鍵在於經筵的教育。我曾經有一篇論文，就以程頤這句話為題，集中考察了南宋寜宗時期的經筵君主教育。歷史的延續性，也讓歷史具有相似性。經筵君主教育，一直貫徹於兩宋。

在程頤之前的趙抃，也同樣重視通過經筵對皇帝施加教育。仁宗在位後期的嘉祐五年（1060），擔任右司諫的趙抃上〈論經筵及御制宸翰狀〉，其中指出：

當時經筵侍講官員只講吉不講凶，只講治不講亂；而侍讀的官員唯讀得不讀失，唯讀存不讀亡。跟報喜不報憂一樣，給皇帝講讀的學士們也大多找皇帝愛聽的話題、內容說。這不僅是北宋仁宗時期的狀況。南宋的講讀學士給宋寜宗讀了十九年《資治通鑒》，也都是揀選正面史事來讀，因為「東西魏、陳、隋及五季瀆亂之事，有旨不讀」。為迎合皇帝的心理而形成的這種講讀傾向，趙抃認為無助於開闊皇帝的視野，使其全面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因而希望經筵的官員無論好事壞事都要講讀。結合南宋的情況看，趙抃的提議無疑是有著深遠意義的。

至和元年（1054）九月，趙抃剛剛被任命為殿中侍御史，尚未入朝，便向仁宗上了〈論邪正君子小人疏〉，這是趙抃為數不多的務虛之論。

上疏背景，趙抃在這篇奏疏中已有講述：「邇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災，民力凋弊，帑庾空窘，戎狄窺覦，官冗兵驕，風俗奔兢。」在這種狀況下，趙抃希望仁宗：「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於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為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卻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

        在奏疏中，趙抃列舉了儒學經典和大量歷史教訓，強調區別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性。從《長編》記載別的臣僚告誡宋仁宗「不宜過聽小人」來看，趙抃貌似泛泛而言的上言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但從表面上看，不是針對具體事情而發，而是勸誡皇帝的議論。這樣的上疏，與尚未入朝的趙抃無法通過調查指摘具體事情有關，他只能從原則上勸諫君主。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實施於君主制政體之內。士大夫在實際上主宰政治，但必須取得皇帝的支持。為了與皇帝和衷共治，士大夫需要用各種方式來引導皇帝言聽計從。日臻完備的行政制度，留給皇帝實際施政的空間很小，但還是擁有名義上的官員任用權。任用什麼樣的人，對士大夫政治有大影響，所以需要讓皇帝任命符合士大夫政治利益的官員。為此，需要不斷以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來左右皇帝按照士大夫的意志來選拔人才。趙抃的君子小人論的出發點，正在於此。

在治平四年（1067），剛剛即位的神宗，在廣泛徵求直言意見的同時，又任命素有直臣聲望的趙抃擔任言官，以龍圖閣學士、知諫院，來監督朝綱。諫院和御史臺在宋代合稱臺諫。諫院以司諫、正言知院，如果以他官兼任，則稱知諫院。凡是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當，三省至各官署有失誤，都可以上諫言指正。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新天子的知遇之恩和當面勉勵的態度，讓趙抃煥發了極大的政治熱情。他連續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疏言十事。這十件事是：任道德、柬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從內容看，這是對神宗的指導。在此前不久，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也曾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並且說這是我平生所學的至精至要的東西，我曾把它獻給過仁宗，又獻給過英宗，現在獻給陛下。

比較趙抃和司馬光的上疏，在內容上很接近，只不過司馬光的六事更為概括和形而上，趙抃的十事則更為具體直觀。因此說，對於年輕的君主來說，趙抃的十事更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當然，無論是概括還是具體，都體現了士大夫政治對君主的規範。

不僅教誨勸導，趙抃還直接對皇帝的行動進行干預。比如，除假日外，仁宗每天應當上朝，坐在前殿、後殿視事。後來大病初癒，改為一天坐前殿，一天坐後殿。後來又因為暑熱，改為單日上朝，雙日不上朝。入秋以後，這一方式便持續了下來。在至和三年（1056）七月九日，趙抃上〈乞每日坐前後殿狀〉，要求仁宗恢復到每天上朝的舊軌上來。趙抃說，這樣要求皇帝的目的是：「上以全陛下憂勤之德，下以釋四方疑懼之心。」就是說，這樣做既可以成就皇帝勤政的美名，也能免去朝野對皇帝身體的擔憂。

在仁宗生病期間，一時中止了臺諫官上殿直接跟皇帝交談的做法。在仁宗病有好轉之時，有人建議恢復這一做法，但一直未有回復。對此，趙抃連上兩通〈乞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劄子〉及〈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劄子〉，希望恢復臺諫官上殿的做法。他說，臺諫官的上奏，有些事情涉及機密或敏感的內容，不方便寫出來，只能口頭上奏。這是趙抃身為臺諫官維護自身發言權、保障言路暢通的重要行動。

自從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確立之後，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命令必須有大臣署名簽字畫押，才能生效，宋朝也承續了這一制度。在唐代，如果皇帝不經大臣這道程式而發出命令，則被稱為打破行政規則的不正常的「斜封墨敕」，會受到抵制。宋代的皇帝也常常破壞規則，發出一些內降指揮，經常受到抵制和批評。比如，仁宗對治理黃河失敗的責任者，不經中書、樞密院，派出幾個宦官，又連下三道內降文字指示處理意見。在至和三年九月，趙抃上〈乞追還內降指揮狀〉，要求仁宗收回這些不合程式的指示。他說道，不徵求公卿大臣的意見，有傷國體，並且這樣做等於是把行政權力交給了宦官和宮廷內起草詔令的女官。趙抃認為，這正是「斜封墨敕」的再現。事情不大，但作為士大夫政治的執行者，趙抃此舉有防微杜漸、制止皇權脫逸常軌的作用。

有一次，皇族有將近二十人沒按正常程式升遷。對此，至和二年（1055）六月，趙抃上〈論皇親非次轉官狀〉，提出了批評。在傳統社會，各個王朝都是一姓皇帝的家天下，但作為皇帝，在正常的政治狀態之下，並不能為所欲為，有許多制度設限。在士大夫政治成為主宰的宋代，皇帝濫用權力則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其中就包括來自臺諫的批評。

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在至和元年正月去世後，被悲痛的仁宗追封為溫成皇后。原定讓參知政事劉沆護喪溫成皇后，後來在八月份，劉沆升任宰相，趙抃上疏〈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成皇后葬事〉，認為不應當再讓劉沆護喪，否則有損國體。趙抃反對劉沆繼續護喪，既得罪了皇帝仁宗，也得罪了宰相劉沆。並不是事事皆書的蘇軾撰神道碑，專門把這件事寫了進去。這表明蘇軾也很看重初任殿中侍御史趙抃的大膽上言。

在剛擔任殿中侍御史時，趙抃連上兩疏〈辨楊察罷三司使狀〉、〈論置水遞鋪不便狀〉，涉及到的是互有關聯的兩件事。

宦官楊永德提議在蔡、汴河設置水遞鋪，三司使楊察認為不妥，否決了這項提議。楊永德就在仁宗面前詆毀楊察，從而導致楊察被罷免。由於對楊察的罷免沒有道理，所以仁宗在罷免楊察三司使後，又給他安排了新的職務，還提升了他的官階。對此，趙抃在奏疏中強硬地說，如果楊察有罪，就不應當升遷官階；如果本來就沒有罪，就不應當罷免。希望取消對楊察的新任命，將其恢復原職。最後，趙抃強調，我身在執行監察職能的部門，對這件事，不能保持沉默不發言。

其實，趙抃替楊察鳴不平，除了會得罪得寵的宦官乃至仁宗之外，還要有不避嫌疑的勇氣。因為楊察與趙抃是同榜進士。在科舉大盛的宋代，同榜進士便是同年關係。有了這一層關係，同年之間在政界互相提攜扶持是極為常見之事，而皇帝則忌諱官僚之間公然結黨。仁宗完全可以不論曲直，用回護同年的罪名把趙抃罷免。因此說，趙抃上言是要做好犧牲政治前途的精神準備的。

儘管趙抃的意見未被採納，但毫無疑問，趙抃的言行在士大夫輿論那裏得了分，展現了其初任言官的風采。於是編纂《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李燾，第一次記載了趙抃，並在其後寫道：「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幸，時號鐵面御史。」看來，趙抃在擔任殿中侍御史不久，便因與相權、皇權以及皇權延伸的宦官勢力抗爭，而獲得了「鐵面御史」的稱號。

跟皇帝直接有關的，還有一件事。有個叫董吉的士兵，聲稱擅長煉丹，被宦官引進到宮廷之中。趙抃聽說後，在嘉祐五年十月，起草〈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狀〉，同唐介、王陶兩個臺諫官一同奏上。奏章歷數漢唐以來類似的歷史教訓，希望皇帝斥逐這個董吉，以免為其所誤，或生出禍端。一個人起草，幾個臺諫官一同上書，無疑會增加上書的分量。由此也可見，臺諫官往往不是孤軍奮戰。這件事，在《宋史．王陶傳》中也有記載。蘇軾寫的趙抃神道碑，記載趙抃再入朝擔任右司諫上奏的第一件事，就是這事，並且對這一奏疏也有節略引述，可見蘇軾對趙抃這一行動的看重。

仁宗沒有子嗣，到了在位後期，特別是生了大病之後，後繼者成為朝野關注的問題。但皇帝尚在位之時，作為臣子，議論這樣的問題很犯忌諱，甚至會被罷官。在宋太宗後期，許多官僚都因為上言繼承人之事而丟了官，後來諍臣寇準上言才被太宗接受了。

儘管有這樣並不太遠的歷史教訓，趙抃還是鼓起極大的政治勇氣，在至和三年六月，上奏了〈言皇嗣未立疏〉，希望仁宗能作為權宜之計，選擇皇族中有好的聲望的孩子，或是收養在宮中，或是封為親王，然後再擇良士正人加以教導。即使將來真有自己的子嗣誕生，這樣做也沒有什麼影響。趙抃說，我的職務讓我有這樣上言的責任，所以我絲毫沒有考慮對我自身以及家庭的影響，進忠言等待處罰。冒著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與生命的危險而進言，趙抃所體現的，正是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

士大夫政治與皇帝共治，賦予皇帝的，主要是人事任命的裁決權。然而，這種任免裁決權也處於士大夫的監督之下。在朝廷百官之中，臺諫官的職責所在，讓他們成為名正言順的監督者。以「直期賢用不肖斥」自任的趙抃，在擔任殿中侍御史期間，上了大量的奏疏。其中最多的，就是對人事任免的發言。

因湯夏被任命為開封府判官，趙抃上奏〈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劄子〉表示反對。趙抃認為這位早於他進士及第的湯夏，在士大夫中聲譽不好，並且還耳聾，聽力不敏。重要的是，做了開封府判官，下一步就可能擔任地方路一級的官員。這樣一來，便會讓所管轄的州縣受害。可見衡量一個官員的任命時，趙抃的標準不僅是這一官職的重要性，還會考慮到這一官員的聲譽，更要顧及該任命對將來的影響。

對一些人事任命的反對，尤其是對重要職位任命的反對，趙抃主要是看被任命人的人品。趙抃的同僚殿中侍御史俞希孟被任命為言事御史。御史臺的長官御史中丞張昪和趙抃等一同上書表示反對。雖說是聯名上書，但這篇題為〈論俞希孟別與差遣狀〉的奏疏，被收錄在趙抃的文集中，表明奏疏是趙抃起草的，其中的認識也應當主要是趙抃的認識。對這位同僚的任命，奏疏列舉了具體事例，作為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取媚宦官，二是聽命大臣。臺諫官設置的本意，是使其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來糾正朝廷的闕失。如果與宦官或宰相大臣同氣相應，便失去了臺諫官存在的意義了。所以這項任命引起了包括趙抃在內的御史臺全體官員的反對。由於遭到如此強烈的反對，在趙抃等上疏的第四天，俞希孟就被外放到地方任職了。

當然，對有些任命，趙抃提出異議，不僅是出於被任命人的人品，還牽涉到被任命人的背景關係。比如，周豫擔任館閣校勘，是趙抃多次彈劾的宰相陳執中推薦的。趙抃在列舉陳執中的八大罪狀時，曾提及懼內的陳執中曾把寵愛的側室寄放在周豫家裏，周豫對陳執中也是百般阿諛奉承。鑒於周豫這樣的人品與背景關係，在士大夫中聲譽不好，趙抃上〈乞罷周豫召試館職狀〉，要求取消對周豫的這項任命，從而一新士風，使人知有廉恥。

趙抃對人事任免提出的意見，都做過周密的調查，有理有據，令人不得不信服。比如所上〈乞罷蕭汝礪詳議官狀〉，一是指出蕭汝礪剛升遷京官，就請假回家將近一年。回朝後，沒有折扣請假的時間，就又不斷升遷。二是指出蕭汝礪的家鄉族人營造樓閣，招了不少歌妓舞女，用以接待權貴子弟。並且同時指出，對於蕭汝礪的各種行為，輿論反應很不好。因此趙抃要求中止蕭汝礪詳議官的任命，讓審刑院另行推薦人選。《四庫》本《清獻集》在這通奏狀之後，注有處理結果：「詔汝礪依前通判徽州。」由此可見，由於趙抃的反對，蕭汝礪沒有被任命為審刑院的詳議官。皇帝和朝廷聽從了趙抃的意見，則證明了趙抃意見的正當合理，並且順乎輿論。

在知諫院三個月後，治平四年九月，趙抃進入政治核心，成為副宰相參知政事。趙抃在升任參知政事之前，官階為右司郎中，他越過光祿卿、秘書監，直至右諫議大夫，連升三級。如果按元豐官制改革後的官階看，就是從朝議大夫，越過中散大夫、中大夫，升到了太中大夫。所以《宋史．宰輔表》在記載趙抃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時，特書一筆「抃遷右諫議大夫」，表示這是破例超遷。

蘇軾在神道碑中記載，破例超遷擔任參知政事的趙抃「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那麼，趙抃是如何「感激思奮」的呢？蘇軾的記載提供了兩方面的線索。一是「面議政事」，二是「輒密啟聞」。

關於「面議政事」，我從宋人王鞏所撰張方平行狀中，看到一件與趙抃相關的事。在趙抃成為參知政事的第二天，宰相與執政大臣一起討論讓王安石擔任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的人事議案。張方平說，御史中丞負責執掌國家的全面監察，王安石常常以儒學經典的名目處理事務，自視很高，不宜把他放在監察的位置上。

在張方平的這一番話之後，張方平行狀記載說，「趙公抃亦以為然」。意即趙抃也是這樣認為的。這等於是表示趙抃跟張方平擁有同樣的立場。由於執政班子中有兩人表示了異議，這一議案便成為了廢案，王安石沒有當上御史中丞。

趙抃並不是簡單地附和張方平的意見。他曾有過幾次跟王安石共事的機會，特別是在嘉祐六年（1061）一起參與殿試，王安石身為詳定官，擅自改動考生名次，一定也給趙抃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宰臣共同討論御史中丞的人事任用，也從政治運行實態的一面，透露出在士大夫政治背景下本應由皇帝本人掌握的言官人事權，實際上是由宰相以及執政大臣主宰的。這也可以說明，何以言官往往會成為宰相的鷹犬，而不可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存在，就因為言官實際上已成為相權的延伸。

關於「輒密啟聞」，即向皇帝私下提議。《太平治跡統類》記載，擔任了參知政事的趙抃曾私下向神宗進言說，有的官員因為被攻擊誹謗而貶放到外地，最初皇帝聽信了這種攻擊誹謗，而最終還是弄清了事實；有的官員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語，最初皇帝受到迷惑，而最終還是辨明了這些花言巧語。希望皇帝能對官員們察其言，觀其行，如果有敢於夾帶私情來論奏的，以及心懷奸邪來欺騙皇帝的，就把這樣的人貶放到遠方去。趙抃的話，既是指導年輕的神宗，其所指的也一定有具體的人或事。

對此，神宗專門給趙抃寫下手詔，加以褒獎。手詔寫道，你在政事之餘，還能時常用儒學思想來啟發我，如果不是深通管理國家的道理，忠誠的志節凝結於內心，怎麼能做到這些？你的這些話意義廣泛而深遠，正如常言道，藥力如果不是達到讓人暈眩的猛烈程度，是治不了病的。希望你不要嫌煩，經常詳細地進言。

神宗以藥作比喻的話，是有典故的，出自儒學經典《尚書》的〈說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由此可見，神宗雖然年輕，但自幼所接受的儒學教育已經在他的思想中產生了影響。他記住了跟俗諺「良藥苦口利於病」有同樣意思的這句話，也就容易接受犯顏直諫。這正是宋代士大夫對君主教育的目的。只有遵守為君之道，接受犯顏直諫，才能積極主動地配合，而不是違逆士大夫政治。神宗的手詔讓趙抃很受鼓舞，接著又進行了上奏，也讓神宗很高興地接受了。

宋真宗時的宰相李沆，每天上奏各地水旱盜賊等苦難之事，當時的參知政事王旦就認為沒必要把這些小事報告給皇帝，這會使皇帝心情不愉快，但李沆說應當讓皇帝瞭解四方的艱難。仁宗時，范仲淹奉命視察江淮災區，把災民用來充飢的野草拿回一把，交給皇帝說，請把這個給六宮貴戚看看，來告誡他們不要生出奢侈之心。這些前輩的做法也成為了趙抃的榜樣。在趙抃去世後，神宗曾向一個官員問起地方災荒的事，那個官員如實報告了災情慘狀，神宗悲傷地說道：「以前，這樣的事情只有趙抃跟我講過。」一般官員為了討好皇帝或上司，往往都是報喜不報憂。但趙抃卻是如實地將情況回饋給皇帝，希望皇帝能夠施策減輕民間疾苦。

在廢除薦舉法之後，御史薦舉的制度還保留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說，御史薦舉的規定太瑣碎，所以很難選拔出合適的人才擔任。並且說，舊的規定，凡是執政大臣提名的人，都不能擔任御史。所以執政大臣就故意選一些平時畏懼的人提名，這樣一來，這些人就不能擔任言官了。這樣的規定很有問題。聽到王安石這樣說，神宗就命令廢除舊法，御史全部由長官御史中丞來選拔，並且不限資格。

對此，趙抃提出兩條異議。第一，採用官階比較低的京官來擔任御史不大合適。第二，只由中丞來選拔，副手的知雜事不參與，也與舊制不合。聽了趙抃的意見，神宗反駁說，唐代還以布衣平民馬周擔任御史呢，用京官有何不可？知雜事是下屬，這件事應當委託長官。

儘管趙抃的意見遭到了神宗的反駁，但卻獲得了來自御史臺的支持。侍御史劉述上奏說，舊制的薦舉御史人選，官階一定要達到京朝官，才得以擔任通判。由眾學士和本臺的中丞、知雜互相舉薦，每空出一個闕，提名二人而擇用一人。現在完全委託中丞，那麼中丞便會全憑自己的好惡薦舉，使公道變成私恩。如果再接受權臣的囑託，引用親信，就會導致皇權的濫用，非常有害。儘管神宗沒有聽從趙抃和劉述的意見，但也反映了君臣之間較為正常的政治互動。對於王安石及其支持者神宗的意見，趙抃也毫無顧忌地敢於提出異議。

歷來有「宋朝家法最善」之說，其中宦官勢力沒有過度膨脹也是被稱許的內容之一。其實，宋朝之所以沒有形成如東漢、唐中後期以及明代那樣宦官氣焰熏天的局面，跟強勢的士大夫政治所形成的強力遏制有很大關係。把士大夫政治的遏制具體化，就包含了趙抃這樣的士大夫的努力。

宋代的宦官勢力儘管沒有達到東漢、晚唐和明代的跋扈程度，但勢力也很大，歷朝皇帝都在軍政等許多領域重用宦官。鑒於歷史教訓，宋代士大夫對宦官勢力的增長充滿警惕，時常加以抑制。在趙抃的上言中，就有一些這樣的內容。比如京城水災，作為一時的權宜之計，讓宦官帶領士兵在京城地區巡邏。在水災消退後的至和三年七月，趙抃立即提出了〈乞罷內臣權巡檢狀〉，說原有的巡警和地方官員可以負責這項事務，希望恢復舊制，以防宦官擾民。此外，趙抃還有〈乞寢罷內臣修築汴堤狀〉。

仁宗寵妃溫成皇后去世後，宦官石全彬參與負責安葬活動。事後，石全彬被授予宮苑使、利州觀察使，後來又給予他觀察留後的待遇，但他仍不滿足，向仁宗請求，希望擔任入內副都知，相當於大內總管之一的職位，而仁宗似乎是認可了他的請求。消息傳出，輿論很震驚，因此在至和元年十一月，趙抃上〈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狀〉，要求仁宗不要理會石全彬的請求，按原定任命執行。《四庫》本《清獻集》在這通奏狀之後，注出的處理結果「罷副都知」，顯示仁宗聽取了趙抃的意見。無為而治，基本遵從士大夫們的意見，仁宗的做法也無疑讓趙抃受到很大鼓舞。

宦官閻士良被任命為帶御器械。但根據前幾年剛剛重申的內臣舊制，必須在邊防五年，帶御器械五年，五十歲以上，沒有任何犯罪經歷，才可以選充押班，仁宗也認可了對這一規定的重申。根據這一規定，閻士良不僅不夠格，並且他生性狡黠，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在河北任職時張惶事勢，還曾經因犯罪被流放過。因此，在至和二年七月，趙抃上〈乞罷內臣閻士良帶御器械狀〉，要求中止這項任命。並且說，樞密院發出這樣的任命指揮，與剛剛重申的規定相衝突，很不負責。其實，任命閻士良未嘗不是仁宗的意見，只是經過樞密院的程序而已。既然是樞密院經手，趙抃便可以毫無顧忌地直接批評。《四庫》本《清獻集》在這通奏狀之後的注文，以及《長編》引錄趙抃奏疏之後，都記載了處理結果：「詔罷士良帶御器械。」

從《長編》記載看，此奏為御史范師道、呂景初、馬遵、趙抃一同上奏，之所以有這樣的處理結果，是來自士大夫群體的強烈反彈所形成的壓力，讓仁宗不得不收回成命。趙抃上奏的最後一句，表明了目的：「懲勸陛下左右之人。」就是要威懾宦官。

宦官雖無生育能力，但在宋代，宦官養子很普遍，並立有家業。從趙抃於至和二年八月所上〈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狀〉講述的周永正之例，可見宦官內部也結成了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並且彼此間也有激烈的爭鬥。周永正成為周美的養子，又成為宦官入內都知任守忠的女婿，自己的妻兄又是入內供奉官任克明。周永正跟任克明有矛盾衝突，在養父周美去世後，仗勢與兄弟周永清爭奪家產。因此，趙抃上奏要求嚴肅處理。《四庫》本《清獻集》在這通奏狀之後，注出的處理結果是：「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歷任文字，除名。」由此可見，在宋代，士大夫政治基本可以對宦官勢力形成壓制。

宦官勢力是皇權的延伸，抑制宦官勢力，也就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對皇權的限制。趙抃還有通過抵制任命來限制皇權的行動。

至和二年八月，朝廷派遣第二年元旦賀契丹國主正旦使者，副使選派的是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克忠。《長編》記載趙抃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李克忠的官職差遣未經過正常程序，而是由皇帝在宮廷直接下達指示任命的，希望改換副使。朝廷和皇帝真的聽從了趙抃的意見，改換為另外的官員。趙抃所上奏疏題為〈乞寢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狀〉，收錄在文集中。《長編》所記的處理結果，跟趙抃文集此奏後的注文內容一致：「詔李克忠罷入國之命。」這也可以證明，趙抃文集的奏疏後面，以注文形式所記的處理結果是可信的。

這個李克忠因為是仁宗保姆的孫子，所以仁宗對他照顧有加。趙抃不會不知道這個底細，他要求換掉李克忠，實際上是駁了仁宗的面子。在就任殿中侍御史不久，趙抃就曾上奏〈乞追還內降指揮狀〉，制止皇帝不走正常程式任命官員的行為。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因為皇帝是「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士大夫行事上言有著充足的底氣。

嘉祐五年十一月，趙抃上〈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狀〉，請求中止超越常格幾個宦官授予遙郡刺史和團練使的任命，認為這是影響很壞的濫施恩澤。在這通奏疏仁宗留中不發而沒有下文時，趙抃又上〈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恩命狀〉，要求仁宗加以處理，以平息輿論。從奏狀開頭「臣等」的表述看，這通奏章趙抃又是聯合了其他幾個臺諫官一同奏上的。從奏章中述及「況近日知制誥楊畋等封還劉永年、李珣等轉官詞頭」的事實看，連皇帝的秘書官知制誥也拒絕寫委任狀，可見反對的聲浪很高。

趙抃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期，是在慶曆新政之後，經歷了范仲淹等一批科舉士大夫的英姿勃發、叱吒風雲，士大夫政治從青澀走向成熟的時期。士大夫政治的各種內涵在黨爭等複雜的糾葛中也充分地顯現出來。置身其中的士大夫處理包括皇權在內的各種關係，既需要秉持儒學教養的理念，堅守士大夫的主流精神，也需要有足夠的周旋於政治場的生存智慧。

相較於漫長的地方官經歷，趙抃在中央任職的時間並不長，主要是在仁宗後期擔任殿中侍御史，和在神宗初期擔任知諫院和參知政事。短時期的中央任職，擔任言職，有發言權；擔任參知政事，有機會與皇帝面議政事。因此，考察士大夫政治下的皇權，趙抃在這期間的言與行，便成為一個很好的視角。

以上所列舉趙抃的言行，都是職務所及範圍內的正常舉動。讓趙抃在朝尤有光彩的是，他在擔任殿中侍御史期間，先後多次上疏彈劾仁宗袒護的宰相陳執中，以及彈劾仁宗朝的進士狀元三司使王拱辰、樞密使王德用，又在擔任右司諫期間彈劾樞密使宋庠。這些重臣不僅自身有勢力，取得如此高位，也與皇權的支持有關。趙抃彈劾重臣，其實也是同皇權的間接對抗。那麼，為什麼不選擇這類事例呢？我覺得，考察士大夫政治下的皇權，較之激烈的政治對抗和混亂的黨爭，日常平靜的政治運作更少雜質，更為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平常狀態才是歷史呈現的常態。因此，從趙抃言行切入的考察，我擇取的都是一些平常言行。

歷代沿襲的政治傳統，逐漸強化的皇帝權威，使君主獨裁在制度上有明確的規定。不過，制度是靜態的，猶如無菌狀態的手術室，一旦投入到實際運行當中，則充滿了變數。鑒於這種狀態，我在1985年刊發的〈論宋代相權〉一文中就強調，「要區別開這樣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君主的主觀意圖與政治舞臺上的客觀事實；第二，制度的設立與制度的實施。」

此外，社會的歷史由人的活動構成，因人而異的性格、境遇和行為方式所帶來的偶然性因素，都會對制度的規定和活動的走向乃至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劉太后長期垂簾下成長起來的仁宗，一生也未能完全走出劉太后的陰影，處事溫和。這就在突破制度束縛的方面給了士大夫們很大的空間。仁宗的為君方式又遺傳給了偶然即位的養子英宗，這從他讚揚趙抃所為是「中和之政」便可概見。天不假年，短短幾年在位，未來得及施展的英宗並沒有影響到士大夫們的作為，其在位的幾年，僅僅是仁宗時代的延長。年輕的神宗很想有一番作為，但缺乏政治經驗，因而主見不足，搖擺於變法的論爭漩渦之中，很大程度上為各派的士大夫所利用。在正常的政治狀態下，君臣關係更多的是顯現出互相合作的和諧，多是良性互動。在皇權強大的權威之下，士大夫對皇帝的勸誡和左右，通常是柔軟地實施，顧全皇帝的面子，順應皇帝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像寇準那樣不懂曲折委婉，牽著太宗的衣角讓太宗聽從的情況很少。當然，君臣合作並不僅僅體現為皇帝對士大夫們百分之百的言聽計從。

不過，皇帝對士大夫的拒絕，則需要具體事情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皇權的絕對行使。多數情況下，一種結果的形成，絕非單方面的作用，而是諸種合力的結果。表面上皇帝決定的背後，往往隱藏著黨派角逐的因素。趙抃在皇帝那裏也有行不通之時。對此，亦當如是觀。

由於士大夫政治過於強大，君主無力對抗，也不需要對抗，君臣之間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宋仁宗基本採取了放任的態度，樂得在宮中做一個高高在上的清閒皇帝。宋人這樣說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就是說仁宗很會做皇帝。其實仁宗的「會做」，就是無為而治。全面放手，便讓士大夫打造了四十年的輝煌時代。有人曾經誇張地說，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這樣的輝煌時代，無疑也有趙抃的一份貢獻。

士大夫政治不僅推進了皇權走向象徵化的進程，更喚醒了傳統讀書人的高度覺醒，激發起傳統讀書人的獨立意識與擔當精神。較之政治意義上的皇權升降，後者更有深遠的意義。趙抃的言行，正是這種意義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