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圖 ‖ 回歸傳統：王國維的楚辭文獻學研究

王國維（1877–1927）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具代表的學者，他博學多才，融貫中西，一生著作宏富，在文學、歷史、哲學和戲曲等領域卓有建樹。誠然，《楚辭》一書在王國維整個學術研究歷程中不是佔據最中心的位置，但在王國維的各個研究領域裏總能看到《楚辭》的蹤影，正如李學勤（1933–2019）提到：「通過《楚辭》來探索古代歷史文化的路子，實際是由王國維先生開闢的……王國維把《楚辭》同各種史籍聯繫在一起，開拓了人們的眼界。」王國維處身於二十世紀初新舊學術交替的時期，他一方面受過傳統學術的熏陶，另一方面又主動借鑒西方學術思想，將傳統學術鎔鑄其中，他的析論不但精博，而且引領時代風氣之先，在楚辭學史上極具重要意義。過去學界普遍將王國維的楚辭學歸結成兩方面，一方面強調他借用西方學術理論，抉發屈子文學精神；另一方面突顯他倡議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文獻相互印證，並率先利用甲骨文材料考證出《楚辭．天問》所見商代先王先公史事，得以突破傳統學術的局限。儘管以上兩個面向確實構成了王國維研究楚辭的主要特色，但實際上卻不足以反映出王國維完整的楚辭學面貌，更忽略了他的學術思想前後期的變化。

王國維早年深受西方學術影響，發表了一系列文學研究，惟自1912年後轉治傳統經史之學，他的楚辭研究視角和方法亦隨之一變。從近年公佈的更多王國維新材料，我們會發現他的楚辭學研治範圍實遠超過去的認識。這些文獻材料中除了涵括以前較少人注意到的《楚辭》版本和音韻文獻外，還涉及到文本考證和校勘等主體部分，不僅呈現出王國維迥然有別於前期的楚辭學研究特色，也構成了近代楚辭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環節，惟在目前的楚辭學史中，幾乎無不集中在王國維的前期研究，反之對後期文獻學方面的全盤考察則付之闕如。清末民初是楚辭學轉型的重要時期，重新審視王國維的楚辭文獻學，將可豐富吾人對王國維治學方法的認識，有助進一步考察傳統楚辭學走向現代學術的過程。職此之故，本文將聚焦於王國維學術轉向後的楚辭學研究，探討王氏在回歸傳統文獻學後，如何在新舊學術之間，開展新的楚辭研究，繼而將其置於清末楚辭學轉型的背景上加以探討，以期為近代楚辭學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

要全面瞭解王國維的楚辭學特色，必先回顧他前期的楚辭學研究歷程，才能客觀地評價他的貢獻和地位。王國維的《楚辭》研究散見於不同著述中，過去囿於材料分散，以及未能看到作者手稿原文，大多只擇取一些王國維的楚辭學代表作用作分析，對於他的楚辭學研究歷程很多時未有劃分前後時期。隨著近年來王國維各種著述及手校本的刊佈，吾人可資運用的材料相比以前豐富，也為全面評價王國維的楚辭學成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王國維對西學的興趣見於他1902年東渡日本時。他在〈自序〉中寫道：

上引清楚勾勒出王國維研習西方思想及哲學之緣由及過程，可知他在1902至1907年期間，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研讀叔本華（1788–1860）和康德（1724–1804）等西方哲學和社會學著作。1905年他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再次提到西學輸入中國之迅速：「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於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要之，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於此者矣。」是時王國維已注意到西方思想理論和體系將對傳統中國學術產生積極作用，因而主張國人必須正視以及接受外來新語的輸入。同年，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又再次強調，中國學術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國人面對西方學術傳入時，不應秉持排斥的態度，他認為：「其有能解釋此問題之一部分者，無論其出於本國或出於外國，其償我知識上之要求，而慰我懷疑之苦痛者，則一也。」「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在王國維看來，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辨別是非，在研究的過程中絕不應該受到政治和宗教等外來因素的干擾，西學方法若適用於中國學術，就應予以借鑒和繼承。王國維秉持純粹的知識要求，對西學的輸入不但不遺餘力地擔任「提倡者」，更直接地成為「實施者」。他在1905至1907年間，不斷往環閱讀康德著作，同時也開始將西學方法直接應用於中國文學研究上，用來實踐他的治學理念。1906年王國維撰作的〈文學小言〉，便是他受西學刺激下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初步嘗試，該文篇幅不算長，但在17條文學評論中，至少有6則與屈原（約前343年–約前278年）及《楚辭》有關。《楚辭》一書對王國維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從他早年自編的《靜庵藏書目》中已藏有六本《楚辭王注》，可知他很早就熟讀《楚辭》。王國維十分推崇屈原，稱頌他可比肩陶淵明（約365年–427年）、杜甫（712–770）和蘇軾（1037–1101）等詩人，認為「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王國維不僅稱譽屈原的人格偉大，更直接指他是天才型文人的代表，所謂「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王國維相信天才不是會經常出現，只有與生俱來的天賦才能創作出曠世流傳的經典之作，康德和叔本華都特別推崇天才，王國維接受這一觀點，明顯可看出受康、叔二人的思想影響。據葉嘉瑩的分析，王國維衡量文學作品的價值尤重視偉大人格，除了出於自己追求完美的性格外，另一方面還受到了叔本華〈天才論〉中反功利說的影響。〈文學小言〉代表著王國維早年的文學思想，關注的重點在於作家和作品之間的關係，雖然只屬簡要評論，最終也沒有發展出嚴謹的理論體系，但足以反映出王國維早期在西方學術思想影響下的治學特色。

1907年，王國維發表著名的〈屈子文學之精神〉，進一步將西方哲學理論和地域文學思想運用於中國文學，他將中國文學的傳統分成南北兩個流派，屈子因兼融南北兩派的特色，他的詩歌思想精神可以歸入北方文學之「產物」，而詩歌形式則具有南方文學特色。1908至1909年間，王國維在《國粹學報》發表《人間詞話》，表面上使用了中國傳統詩話詞話一類的體式，但內容上則將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融會到中國舊有的傳統批評中。《人間詞話》特別提到屈原與《楚辭》，指出〈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而將此一「體格」發揚光大者正是屈原，漢人如王褒（西漢人，生卒年不詳）和劉向（前79年–前6年）等雖繼承了屈原的傳統，卻無力將其發揚光大，是以他們的地位自不能與屈原匹配，準上所見，王國維此一時期正致力於文學作品研究，他對《楚辭》的關注主要投放在屈原人格以及《楚辭》的文學價值，而論述的方法則受到西方學術思想影響。

如上文提到，王國維借助西方學術觀念來研究中國學術，最終目的並非要以西替中，其出發點實際是想用外來的批評理論來補充傳統學術的不足，最終達到中西匯通。他吸收西學的同時，仍然是立足於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王國維相信中西學術兩者可以調和，他於1911年撰寫〈國學叢刊序〉時，就明確地指出：「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此一說法跟前文提到的治學宗旨大致若合符節。王國維的治學自辛亥革命後，才開始轉向經史之學，連帶他的研究對象以及治學方法也產生了根本的變化。1914年他向繆荃孫（1844–1919）提到：「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之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學。」同年致函沈曾植（1850–1922）再次申論學術轉向之因由：「國維於吾國學術，從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於西方哲學，虛往實歸，殆無此言。然因此頗知西人數千年思索之結果，與我國三千年前聖賢之說大略相同，由是掃除空想，求諸平實。」王國維於此只強調中西學術之間有其共通點，並沒有明言要完全摒棄西學，但「求諸平實」的宣言則表示了他此後的治學重心將回到傳統經史之學，而此一學術研究的轉變跟前期大量借助西方學術思想研治中學，可謂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治學特色。學界普通將此一變化視作王國維學術前後期的界線，也正是基於以上的背景考慮。

王國維前期的研究主要關注屈原與楚辭文學層面，方法上則借鑒西方哲學與美學思想，直至1912年他傾全力於經史等傳統學術考證後，他的楚辭學研究也開始轉移至文獻學。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在1917年分別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兩文，透過甲骨文中的殷先公名號，與《楚辭．天問》等傳世文獻互證。同一年春季，王國維在上海獲得明代稀見黃省曾（1490–1540）單刻本《楚辭章句》（下簡稱《章句》），首次將黃省曾本用於批校汲古閣本《楚辭補注》（下簡稱《補注》）。1919年，他又接手編纂蔣汝藻（1877–1954）密韻樓藏書目，得以整理及考論《楚辭》版本源流。此後，王國維又注意到金文中的古韻材料，取之與《楚辭》等文獻互證，並於1921年初步完成《聯綿字譜》的編纂工作，進而分析《楚辭》中的聯綿詞。總體而言，王國維後期的楚辭學研究涵括版本文獻、音韻學、文本校勘和釋讀等傳統文獻學範疇，跟他前期著重文學思想和價值，以及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闡釋屈原與《楚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治學特色。職是之故，下文將王國維後期的楚辭學研究，依類分作三大部分，俾以析論其在楚辭文獻學上的貢獻。

早在1913年，王國維旅居日本，為羅振玉（1866–1940）整理藏書及編目時，已接觸到多種楚辭學著作。據王國維編纂的《羅振玉藏書目錄》一書記載，他著錄過的楚辭類書目至少有《楚辭釋》、《離騷箋》、《離騷草木疏》和《楚騷綺語》四書，但真正花費王國維較多精力而有重要價值的部分，則當數1919年經羅振玉推薦，為浙江南潯蔣汝藻整理密韻樓藏書一事。蔣汝藻，字孟蘋，是清末民初江南著名私家藏書家，其藏書樓密韻樓，與劉承幹（1881–1963）嘉業堂、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張鈞衡（1872–1927）適園並稱吳興四大藏書樓。王國維協助蔣氏編纂藏書目錄，前後撰寫過宋、元、明、清善本書提要達數千多部。王國維整理的藏書目初名《密韻樓藏書志》，後來經蔣汝藻之長子蔣穀孫（1902–1973）將王國維的騰清抄本，題以《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出版。《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中的各篇提要皆出自王國維之手，集部「楚辭類」收錄的七種提要，都保留了王國維親自整理及撰寫的書目內容，藉此可窺見王國維考訂楚辭文獻之功。

首先，西漢劉向將楚辭作品結集成書，是《楚辭》最早的合編本，而首部為《楚辭》注釋的則來自東漢王逸《章句》。目前學界一般將《章句》版本分作單刻《章句》、《補注》和《文選》三個系統，然各版本之間互有承襲，異文紛呈最為複雜；又因後人難以將不同版本一一蒐集，在王國維之前甚少有人能釐清各版本之間的關係。王國維借助整理蔣氏藏書的契機，親睹各種珍貴藏本，得以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更進一步的考證，所獲成果也十分可觀。比如王國維依據黃省曾單刻本《章句》，發現「卷一〈離騷〉稱經，餘篇稱傳，其字句多與洪興祖所稱又一本合，乃重刊宋本，惟每卷首加校正者姓名耳」，既考證是書出自「重刊宋本」，又進一步理清《章句》與《補注》之間的關係。抑有進者，有清一代受佞宋觀念影響，藏家大多珍視宋元舊本，王國維整理蔣氏藏書時，發現蔣氏收藏的《反離騷》其實是從宋刊朱熹《楚辭集注》（下簡稱《集注》）景寫別行，而非宋時單刻。是以清人所見單刻本揚雄《反離騷》中或有輯自宋刊《集注》，此一觀點對後人辨析宋本《集注》以及《反離騷》的來源實有啟發之用。

王氏除考論《楚辭》的版本時代外，另一貢獻還在於記錄前人在古書中留下的題跋。舉例而言，清代校勘大家惠棟（1697–1758）曾手校《楚辭》，惟該手校本一直下落不明，《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楚辭》十七卷評閱本」，詳細地記錄了此本的流傳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考「惠校汲古閣本《楚辭》六本」原出自惠士奇（1671–1741）和惠棟之手，中經晚清著名藏書家汪鳴鑾（1839–1907）收藏，因汪鳴鑾藏書後來散出，部分藏書或為蔣汝藻密韻樓所藏。據王國維著錄，十七卷《楚辭》評閱本在汪氏之前曾經過黃丕烈（1763–1825）士禮居收藏，從王國維留下的黃丕烈和顧廣圻（1766–1835）題跋，可知惠氏校本保存了惠氏父子的校語及圈點，而最早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朱文游（生卒年不詳）。清人治學極重視考證學，乾嘉之時校勘學名家輩出，惠棟在清代素以校勘精審著明，藏家多爭相移錄其校語。此本既屬惠氏父子相校，在《楚辭》校本中無疑十分罕見，因此當黃丕烈得到此本後即為之臨寫於汲古閣《補注》本上。黃丕烈的抄本現已不知去向，但王國維撰寫的提要就為吾人保留了惠氏父子校訂《楚辭》的信息，有助將來進一步追溯和鑒定。

自東漢以來，《楚辭》傳本一直以王逸《章句》流傳最廣，至宋代初期亦然。南宋之後由於朱熹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集注》基本上取替了《章句》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本子。單刻本《章句》在清代幾成罕見之本，它的存古價值亦甚少人知曉。自王國維於1912年轉治經史之學後，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甲骨、金文等出土材料與先秦傳世文獻的互證，《楚辭》一書正是他此一時期所關注的對象。1917年3月，羅振玉先致函王國維，謂滬上出現「嘉靖本《楚辭》」，若其不要則請他代其購買。4月，王國維覆函謂「以鮑刻《白石道人集》外加四元易得，（《白石集》作十二可謂貴矣。）乃黃省曾校刻本，前有正德戊寅王鏊序，知是正德末年刊本……為到滬後所得佳書矣。」王氏最終沒有購取嘉靖（1522–1566）本，但他得到的是另一部刊於明代正德（1506–1521）年間的《章句》本子，時代比嘉靖本還要早。對於正德本《章句》的底本來源，因採自黃省曾家藏本，過去多認為來自翻刻自宋本，惟王鏊（1450–1524）的序文以至黃省曾自序兩文，都沒有直言採用的底本時代，令人疑惑其真正版本是否源出宋槧。惟早於1917年4月，王國維回覆羅振玉時，即初步判斷正德本「版序字樣頗似仿宋，而不避宋諱，版心亦極乾淨」。後於是年大除夕批校該本，再就該版本提出源出宋本的證據有二：「行款大雅，字畫精湛，實出宋槧」；「目錄自〈九章〉至〈九思〉下均有傳字，與洪興祖《補注》所引一本合」。王國維從行款和字體等版本外部特徵，再輔以書中目錄，得出正德本的版本時代，所論甚確。除了版本考訂外，王國維還利用黃本校勘《補注》本，臚列大量異文，給後世《楚辭》考證及校勘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不特如此，《楚辭》由於長期輾轉相傳，篇目次序曾有爭議，王國維比勘黃本時，發現《補注》本依循作者時序的編列與「舊本」並不相同：

按洪興祖早已根據〈九章〉第四，〈九辨〉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推測《楚辭釋文》本的篇次大抵是按舊本編列。王國維則進一步補充〈離騷〉與《山海經》將〈九辨〉與〈九歌〉並舉時，都是先列〈九辨〉而後〈九歌〉，可證明《釋文》舊本不按作者排序的篇次才是早期面貌，此一解析可謂言之有據。後來劉永濟（1887–1966）發現王逸注文暗合《楚辭釋文》序次，更進一步佐證王國維的先見之明。其次，王國維指出黃本班固（32–92）前序在〈天問〉後，而「贊序黃本失載」。《補注》各篇目並非按舊本序次編排，洪興祖引用鮑欽止（生卒年不詳）謂：「〈辨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這說明洪興祖的編纂宗旨其實只是沿循前人規範，故洪氏引錄劉勰（約465年–約520年）〈辨騷〉一文，同時也在篇目上採取作者時代先後排列的篇次，當然比不上黃本能將古本的部分面貌保存下來。由此而言，王國維將《章句》與《補注》本的異同臚列出來，就使得吾人對《楚辭》一書形成的複雜過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小學本屬經學的附庸，音韻學則構成小學之一部分，至有清一代小學最為發達，而音韻之學後來更發展成專門之學。王國維學習音韻學起步較晚，也無專門師承，但當他轉治經史之學後，音韻之學屢屢成為他考辨析疑的工具。清人注重音韻學研究，取得卓越的成就，王國維於1917年9月撰寫的〈兩周金石文韻讀序〉一文對清人的音韻學成就有很好的概括：

王國維後來旁及音韻學的研究不無受清人影響，在王國維以羅振玉名義撰寫的〈觀堂集林序〉中，他曾自謂：「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可謂道出音韻學對他治學的重要作用。王國維對《楚辭》的古韻價值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在上引〈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序中，開宗明義地點出古人用韻出於自然的原則，他提醒治古音之學者要知道「其方法則皆因乎古人用韻之自然，而不容以後說私意參乎其間」。他執持此一原則又觀察到前人在訓詁釋義上過度著重韻部，往往忽視了「古雙聲明而後詁訓明」的作用，此一研究為他日後專注於《楚辭》等韻書中的聯綿詞埋下伏筆。同年10月28日，他致函羅振玉，再次提到上古聲調的問題：

自明人陳第（1541–1617）於《毛詩古音考》中首次提出「蓋四聲之辨，古人未有」後，嗣後清人對上古聲調的分析一直沒有定論，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探討空間。清初顧炎武（1613–1682）主張「四聲一貫」，認為漢時未有平上去入之名，但存在四聲之分，除了同聲調互押外，四聲也可以通轉，所以「上或轉為平，去或轉為平上，入或轉為平上去」。顧氏於名義上有四聲之分，卻又深信古詩聲調相押是出於臨時改動，此種說法其實並不可取。段玉裁（1735–1815）在顧炎武的基礎上後出而轉精，他明白語音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產生不同變化，因此今音已不同於古音，他指出，「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為去聲，平聲多轉而為仄聲，於是乎四聲大備」，先秦兩漢時只有三聲，直至魏晉之時四聲才俱備，這種說法較之顧炎武完善而合理。王念孫（1744–1832）和江有誥（1773–1851）等人都同段氏一樣主張古今聲調不必相同，但又認為上古已具備平上去入四聲。王國維前此曾稱譽清人的古韻之學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在聲調分類上則持有與清人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認為古音中的平聲應再分出陰陽，連同陰聲之上、去、入各一，合共五聲。他在〈五聲說〉一文中進一步闡釋，「陽聲無上、去、入，非徒可以於音理上决之，求諸事實，則有三大證焉」，而其中一證據便是「群經、《楚辭》中，今所謂陽聲之上去多與平聲通協。而陰聲之上、去，雖偶與平聲協，而仍多自相協」。此外，王國維還進一步指出陽聲諸部字以平聲為聲者十之八九，並舉出「如蒸、冬二部殆全以平聲為聲。東部以平聲為聲者，亦過於十之九」為證。面對前人聚訟未解的問題，王國維別出蹊徑，提出新穎的「五音說」，雖然他的推論有切實可靠的文獻證據來支撐其觀點，但同時亦遺留不少疑問而未為後人所採納。雖然如此，王國維主張運用《楚辭》等先秦韻文來考析古聲調的方法，足以為後人繼續在古聲調上的探索提供借鑒之用。

先秦時期的典籍已大量存在聯綿詞，《楚辭》屈宋等諸作運用了很多雙聲疊韻和疊字聯綿詞狀物、擬聲和抒情，使詩歌節奏多變，進而呈現出韻律美。今人對聯綿詞的認識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即聯綿詞是由兩個音節組合成一個字義，兩個字之間具有表音關係，而字形與詞義之間則無必然聯繫。傳統舊注對聯綿詞缺乏認識，誤將聯綿詞分拆解釋，往往望文生義，造成錯誤。在王國維之前，王念孫對聯綿詞不能分訓的特性已有初步認識，但是王念孫並沒有如王國維般能將古書中的聯綿詞分門別類整理成書。1922年王國維擔任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致函沈兼士（1887–1947）時就敏銳地指出：「聯綿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前人《駢雅》、《別雅》諸書，頗以義類部居聯綿字，然不以聲為之綱領；其書蓋去類書無幾耳。」王國維十分看重《楚辭》中的聯綿詞例子，特別在解釋辭賦等文學作品中的使用情況，舉出諸如〈離騷〉「須臾」、「相羊」等例為證明，前者在王國維的《聯綿字譜》歸入侯部疊韻，後者則作耕部疊韻。

《聯綿字譜》一書由王國維編撰，該書從先秦兩漢經傳、諸子，以及《方言》、《爾雅》和《楚辭》等書中，輯錄出大量聯綿詞字例，同時根據字詞的聲韻分成雙聲、疊韻、非雙聲疊韻三類。筆者統計全書《楚辭》的聯綿詞總數達到611例，各條目之分佈如下表所示：

王國維將各個聯綿詞依照聲韻分門別類，其中《楚辭》中的例子都引自屈宋等諸作，而未旁及書中收錄的漢人作品，反映出王國維有意以先秦古音材料作為搜羅對象。舉例而言，聯綿詞字形多變，但聲韻之間有一定聯繫，《楚辭．悲回風》「於邑」屬影母雙聲，在〈九辯〉則作「菸邑」；〈離騷〉、〈悲回風〉「相羊」，在〈九辯〉作「相佯」，同屬陽部疊韻。〈哀郢〉「忼慨」在〈九辯〉作「慷慨」，屬於見母雙聲。這些聯綿詞的寫法雖然不一，但都因音韻相近而得以通用。

《聯綿字譜》一書將不同來源的字例歸於同一條下，不但便於查閱出處，對於掌握聯綿詞的演變以至辨析各書的字義關係都有莫大的幫助。舉例而言，「要眇」一詞見於〈湘君〉，王逸解作「好貌」，表面上看並無問題，惟該詞同見於〈遠遊〉「神要眇以淫放」一句，王逸代之以韻文作「魂魄漂然而遠征也」解，卻未有具體針對「要眇」一詞加以說明，《聯綿字譜》將兩例收錄在同一詞條中，隸於幽部疊韻，這樣兩相對比，就可為詞義釋讀提供參照。又如「從容」，王逸《章句》作「舉動」，蓋不知乃疊韻聯綿詞，形容不慌不忙的動作形態，查《聯綿字譜》知該詞亦見於《禮記．中庸》、《大戴禮．文王官人》、《莊子．田子》、《楚辭．抽思》、〈懷沙〉、〈九辯〉等先秦文獻，閱者只須翻看《聯綿字譜》就能夠掌握該詞在不同典籍中的分佈情況，同時在分析詞義時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國維眼中的一些非雙聲疊韻字的特殊聯綿詞，他都儘量臚列出來，例如〈離騷〉「謠諑」、「媮樂」，〈東君〉「賢姱」和〈天問〉「營度」等等，同樣可藉對照不同聯綿詞在各篇中的變化情況來作進一步的考釋。

王國維編成《聯綿字譜》後，對《楚辭》聯綿詞的研究並未中綴。前文提到王國維於1922年擔任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時，向國學門諸生提出的研究題目中就有「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1926年王國維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指導過姜亮夫（1902–1995）撰寫〈詩騷聯綿字考〉，其間將個人研習提要贈與姜氏。1927年姜亮夫撰成是文，因受王國維之死刺激而「有讀〈離騷〉、〈懷沙〉而為箋註之意」。其實，王國維在開始研究聯綿詞時，就已制定了一個宏大的計劃，首先收集先秦載籍中的聯綿詞，編成《聯綿字譜》，即其「經之以聲」的第一步工作。中間指導學生撰寫專題研究論文，抉發聯綿詞的義涵，則是「緯之以義」的第二步工作，至於最後「窮其變化而觀其會通」的目標，則因其早逝而未及完成。

王國維於1917年春購得明正德黃省曾《章句》本後，是年末開始用黃本批校汲古閣《補注》本。王氏的批校本早年一直深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久未刊佈，他的學生趙萬里（1905–1980）初時僅輯出黃本的「跋語」部分，而未遑將《補注》本中的校記匯輯整理。近年來隨著王氏校本的陸續出版，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瞭解到王氏校勘的實際情况。過去已有學者對王國維的校記做過有意義的研究，但很少能循楚辭學史的視角來審視其價值。下表先統計出王氏校勘手稿的篇目和數量：

相對《楚辭》全書17篇來說，王國維留下的校記只得〈離騷〉、〈九歌〉、〈天問〉和〈九章〉寥寥數篇，遠不如前人所作之多，然全書校記合起來多達670多條，數量仍蔚然可觀。王氏使用的校勘底本出自洪興祖《補注》，該書成於宋代，是繼東漢王逸《章句》後的最重要注本，極具文獻價值。《補注》本在後世有眾多刻本，王國維特別選取明末清初毛晉（1599–1659）的汲古閣本，有可能是考慮到汲古閣刊刻的古書大多採自宋、元珍本，並以校勘精善名聞於世有關。至於王國維用作對校的黃省曾單刻本，前文已指出是目前單刻本《章句》中最早的覆宋本，也是清以前流傳不多的精刻本。整體而言，王國維校勘的重點在於兩本《楚辭》正文以及王逸《章句》的相同部分，《補注》本以外的地方則不是他關注所在。以下將結合校記內容嘗試勾勒出王國維的校勘特色。

1. 對勘版本異文

古書歷經傳抄，經常出現異文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在王國維校記中異文類的條目佔最多。從校記的內容來看，王國維主要先對勘兩本異同，再將異文羅列於相關字句旁。例如〈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予」，王國維據黃本作「余」。〈離騷〉「路幽昧以險隘」，《章句》「險隘，諭傾危」，「諭」，王國維據黃本作「喻」。〈九章序〉「憂心罔極」，「心」，王國維據黃本作「思」。〈涉江〉「與天地兮同壽」，王國維據黃本謂「一作比壽」。以上四例分別從正文、序和注釋等部分互相對勘，是王國維校勘《楚辭》的重點。除此外，由以上各例也可看出王氏採取的是對校法，凡字義通用而文義彼此間沒有差別者，一般不另作說明。異文校記中僅有的按語見於〈大司命〉「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補注》本引王逸《章句》將此句釋作「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軾路也」。比對黃本《章句》會發現「軾」字另作「拭」，王國維的看法是原本應作「戒」字，後來因「『戒』古作『𢦶』，故訛為『軾』、『拭』」。王國維用他最擅長的文字分析來訂正文本錯訛，自有其合理之處，惟類似的例子在王國維整個校記中佔極少數，足見王氏此次的校勘重點在於比勘古本《楚辭》異文，而非文字考訂。

2. 補充文字脫漏

除了從黃本《章句》校出《補注》本異文外，王國維還補充大量文本脫文。例如，〈離騷〉「豈維紉夫蕙茝」，王國維據黃本在「茝」字下補入「昌改反」。王逸《章句》編纂於東漢，成書之初並未附上音注，《章句》書中的切語很多都是後人增加，王國維補上的切語很可能是針對宋代的《補注》，而非《章句》原本所有。類似的例子又見〈惜誦〉「心鬱邑余侘傺兮」，《補注》本未有注出「侘傺」的反切，王國維據黃本於「侘」下補「都嫁、醜嫁二切」，「傺」下補「勑厲、醜例二切」。再如〈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王國維使用括號標示「蘭，香草也」。此四字黃本原闕，王國維特別補上校記，可見他並非一味地以訂正《補注》本為目標，間也旁及黃本的闕失。抑有進者，今本《補注》「補曰」前後均雜引大量異文，前人或以為是《補注》本散入《楚辭考異》之故，導致校記混而難分。王國維對此大概也有注意，比如〈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補注》本原有「梅，一作㙁」的校記，王氏卻另據黃本補入「一作珻，或作侮」，此條異文到底是《補注》原本依據的《楚辭考異》佚文，還是後來刊印單刻本時《章句》的校記，現已不得而知，但王國維將《補注》本闕漏的文字逐一補上，就使得《楚辭》早期的部分面貌得以恢復，對深入理解文本有所裨益。

3. 揭示文字倒置

古書在傳抄和刻印中常有文字誤寫顛倒的情況，王國維大多能依據黃本將此類文本倒置的例子用符號一一標示出來。比如《補注》本〈離騷〉「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章句》作「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離別」二字，王國維據黃本《章句》注文乙轉作「別離」。〈天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補注》本《章句》「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黃本「遵」作「循」，注文亦隨之改變，王國維據之乙轉作「循，遵也」。〈惜誦〉「迷不知寵之門」，《章句》注「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遇寵之門戶，當何由之也」，王國維據黃本將「遇竉」乙作「竉遇」。王國維透過以上諸例展現出各版本文字之間的差異，將有助於後續文本的校勘整理工作。

4. 據版式推斷文字剜補

《楚辭》最早由西漢劉向編成，在歷代的流傳過程中，難免有文字錯訛和脫衍等現象。不同時代的刊刻者為了避免以訛傳訛，重刊時或直接用剜補方式來訂正訛誤文字，惟前人的修訂一般不會在原文中交待所改正的內容，這就使得後來的人不知道哪些文字在刊刻過程中發生了變化。王國維校勘《楚辭》時總共發現兩處剜補痕跡，有益於後人進一步考證《楚辭》版本的形態。〈離騷〉「豈余身之憚殃兮」，王國維發現黃本「身之憚」、「大旦反」，五字佔四格，推斷本無「身」字，後來剜補。王氏依據版式形制考出原本無「身」字，有「身」字的版本應出自後人添加，其說確然有據。又〈離騷〉「溘吾遊此春宮」一句，王國維在該頁天頭上批注黃本作「壒」，指出該字因剜改而作「𡏖」。相比前例有提出具體的理由用以證明錯訛，王國維在此處卻未有說明執持何種理據，但從對比《補注》本來看，《章句》原本就作「壒」，以此推論，王國維大抵認為此例在《補注》本中經過後人刪改，故未可信從。

王國維考釋《楚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運用二重證據法，將出土甲骨與〈天問〉一篇互相印證。1917年2至4月間，王國維先後分別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考證出〈天問〉所載殷先公先王名號，使得《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得到確鑿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同年除夕，王國維還孜孜不倦地校訂《楚辭》，一共寫出六百多條校記。王國維此一時期集中於對《楚辭》文本的校勘和釋讀，可謂與他的經史考證相輔相成，下面從王國維各種著述中擇取與《楚辭》相關的文例，用以說明其學術轉向後的考證成就。

1. 〈天問〉中的殷先公先王

〈天問〉一篇歷來以文義不次，用語古奧，號稱難解。王國維運用傳世文獻和甲骨卜辭新材料，使〈天問〉中過去窒礙難通的文句得到較圓滿的解釋。早在王國維之前，羅振玉已援引甲骨文與《史記．殷本紀》所錄商王名號互證，羅氏在1916年4月致書王國維時提到：「史公所記商之世次，徵之卜辭，亦無違異。今將卜辭中諸帝王名連書者，考之殷記，如曰大甲、大庚、中丁、且乙、且囗……曰太甲、且乙、父丁……曰乙且、丁且、甲且、康丁且、乙武……雖中間有間隔，然無一先後凌亂者，然則史公所記世次，確然有可據矣。」有了羅氏上述的成果為基礎，王國維得以進一步搜羅甲骨及古文獻等材料，對《史記．殷本紀》的商王名號作更詳盡的探析，從而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首先，《史記》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無王亥，而古書中稱名不一，《索隱》作「振」，《世本》作「核」，《漢書．古今人表》作「垓」，而《山海經》作「亥」，與卜辭作「王亥」同。王國維認為《史記》之「振」，當為「核」或「垓」字之訛。王亥之事跡不但見諸《山海經》和《竹書紀年》等書，還見於《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按「該」字，王逸釋作「苞」，聯繫下字「秉」以動詞「包持」來解釋此句；洪興祖另作「兼」，「言能兼秉大禹之末德」。兩人的解釋都是曲折難通，於史實無根據。在王國維前，清人徐文靖（1667–1756）和劉夢鵬（生卒年不詳，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雖已分別援引《左傳》和《竹書紀年》等書，得出「該」即殷先公之「王亥」，但都不如王國維能援據甲骨，直接考出〈天問〉中的「該」乃指商代先祖之名，有力地廓清千來以來之訛謬，得其正解。

又王恒為殷先祖，同見於卜辭。王國維指出王恒之事「惟見於《楚辭‧天問》」。按〈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王逸注「恒」為「常也」，洪興祖則懷疑「恒豈亦人名乎」，惟最後仍遵循王逸注，未有進一步補釋。王國維以卜辭推斷王恒蓋是王亥之弟，與王亥同秉季德，更復得王亥所失服牛，是以〈天問〉自「『簡狄在台嚳何宜』以下二十韻，皆述商事」，以上結論建立在充分的史實基礎上，析論精審，令人信服。最後，〈天問〉中沒有出現「上甲」的名字，王國維認為〈天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實際上是對應「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與之有殺父之讎，故為之不寧也」。《史記．殷本紀》記上甲微為王亥之子，因其父（王亥）為有易氏所殺，乃欲為之復仇。王國維指出「繁鳥萃棘」以下，當是記上甲之事，惟取態較前二說有保留，認為「書闕有間，不敢妄為之說，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說解居父及象事，固自顯然」。王國維將出土卜辭與傳世文獻互證，分別考釋出〈天問〉中的王亥、王恒以及上甲的身分，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同時也使〈天問〉「簡狄在台」以下的商朝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代史事，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釋。

2. 〈天問〉「胡終弊於有扈」、「有狄不寧」

〈天問〉先後出現兩次「有扈」，分別見於「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及「有扈牧竪，云何而逢」。王逸《章句》謂：「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以為是夏代少康殺寒澆之事。王國維不贊同王逸說，認為此處當是記載王亥被有易所殺之事，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有記載。王氏前文已論證「該」即王亥，於此處又承上而論王亥事，較之王逸比合為夏少康之事更為貼切。惟《山海經》、《竹書紀年》「有扈」分別作「有易」，王國維指出〈天問〉「有扈」乃字之誤。因「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為『扈』」。按聞一多（1899–1946）《楚辭校補》同意王國維「扈」為「易」之誤之說，惟不同意他指出「易」字所以致誤之由。聞氏認為「易」卜辭、金文「右半與篆書『戶』字相似，而有扈字本只作『戶』」，蓋二字形近，因「缺其左半，讀者誤為『戶』字，又依地名加『邑』旁之例改作『扈』也」。邴尚白後來根據新出葛陵楚簡等材料，進一步證明「易」與「戶」二字形近，認為「『有易』訛作『有扈』，可能就是由於這類寫法造成的」，以上兩人皆能從字形上補充王國維論說的不足。此外，本句與前有關的是〈天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一句，王國維舉出文獻中大量「狄」通「易」的詞例，證明「有狄」即「有易」，「昏微」事應是指上甲微率循先人之跡，因有易與之有父之讎，故為之不寧。比照觀之，王國維的釋讀既可連繫前後文義，又能輔以史料佐證，自然遠比舊注更通達可取。

3. 〈天問〉「焉得夫樸牛」

〈天問〉與《山海經》記載頗多相合，王國經常取書中材料與之互證。例如「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二句，王國維於《楚辭》校本天頭上特加一按語：「〈北山經〉『敦薨之山，其獸多兕旄牛』，注『或作撲牛，撲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是。』郭景純所見〈天問〉『朴牛』作『撲牛』，即〈大荒東經〉所云：『有易殺王亥，取僕牛』者也。」按王國維此處所作「撲牛」疑有誤，據《補注》本、黃省曾《章句》本皆作「朴牛」，又《山海經》及郭璞注原書則作「僕牛」，各書版本都不同於王國維的校記。又檢王國維《觀堂集林》一書亦引作「朴牛」或「僕牛」，並謂《世本》「服牛」即《山海經》之「僕牛」，疑王氏校本作「撲」乃字之誤。然王國維此處旨在聯繫〈天問〉之「朴牛」與《山海經．北山經》「旄牛」、〈大荒東經〉「僕牛」等同屬一物，故結合兩書材料，仍可為上文王亥因取朴牛而為有易所殺之事提供證據。

4. 〈大招〉「若鮮卑只」

〈大招〉「若鮮卑只」，王逸《章句》謂：「鮮卑，衮帶頭也。言好女之狀，腰支細少，頸銳秀長，靖然而特異，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洪興祖《補注》引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之。」又據師曰注：「犀昆，胡帶之鈎。亦曰鮮卑。」「鮮卑」一詞原指古代胡人腰間所佩帶有鉤的帶子，王逸和洪興祖兩人的解釋大致準確，惟「鮮卑」一詞在古書中有不同寫法，容易造成釋讀誤解。比如〈招魂〉「晉制犀比」，王逸就不清楚「犀比」與「鮮卑」均同指一物，乃誤以為是犀角雕飾的博棋。1916年王國維撰寫〈流沙墜簡考釋補正〉一文提出「師比」即《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中的「鮮卑」，後來於〈胡服考〉中再加闡釋。王國維旁徵博引，前後梳理出《戰國策．趙策》「黃金師比」、《史記．匈奴傳》「胥紕」、《漢書》「犀毗」、高誘《淮南子》注「私鈚頭」等詞例，都是「鮮卑」一語之轉，即延篤提到的「胡革帶鉤」，更將此一制度溯源自趙武靈王，其觀點合理，論證亦精審。

楚辭學於清末進入了求新求變的時代，隨著清朝抵抗列強侵略的失利，激起了有志之士的憂患意識，乾嘉以來的考據學風日漸衰退，代之而起的是追求變革的學術思潮。在此一歷史和文化背景下，楚辭學的研究呈現出兩種主要的學術風向，其一是刻意求新而著重微言大義的闡釋方法，其二是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上汲取西方學術思想，並賦予《楚辭》新的詮釋。在王國維之前，前者以王闓運（1833–1916）和廖平（1852–1932）為首，後者則可推劉師培（1884–1919）為代表。

清末公羊學興起，王闓運《楚辭釋》一書專門使用公羊學的解經方法闡發屈原的微言大義，該書旨在突出屈原謀求楚懷王（約前355年–前296年）歸國，主張與齊聯姻及與秦修好的意圖，又指他密謀欲廢頃襄王（前329年–前263年），另立新王，儼然將屈原為國奔走的忠貞形象改造成權臣模樣。廖平師從王闓運研治今文經，先後撰有《楚辭新解》、《楚辭講義》和《離騷釋例》等，治學方式卻如同其先師一味刻意求新，他將《楚辭》視作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命秦博士所為，而屈原傳《詩》，可與列子（生卒年不詳）和莊子（生卒年不詳）別為一派，《楚辭》「經營四荒，周流六漠」之意，則屬於天學，說法不但牽強附會，亦缺乏實證依據，已為不少學者所詬病。以上注騷追求新變的方法雖呈現出楚辭學的新面貌，卻並非真正的開拓和創新。真正做到新變應是來自借鑒西方學術理論與運用科學的論證方法，此種治騷方法的使用則以劉師培與王國維為代表。劉師培和王國維是同時期的人物，在王國維1907年發表〈屈子文學之精神〉之前，劉氏率先在《國粹學報》刊發〈南北文學不同論〉一文。該文汲收了西方文化地理學知識，從南北地域民風異同的角度，將古代文學作品分為南北兩派，以屈原之文為「符於二南之比興」，析論地域之風造就屈原的人文精神，此種新穎的治騷方法無疑為傳統楚辭學的轉型注入了新的動力。需要說明的是，劉師培本身是經學家，他的治學主調其實仍植基於傳統學術，正如他撰作《楚辭攷異》一書時說到：「惟漢人所引，文已互乖，六朝而降，異本滋眾，故群籍引稱，文多歧出。即書出一人之手，後先援引，迺復互殊，勘讎同異。」他注意到《楚辭》在流傳的過程中文本經常會發生歧異，容易造成釋讀困難，故劉氏沿用傳統的方法，搜羅歷代文獻中的《楚辭》異文，排比異同，考訂文字，可謂一掃前此空疏晦澀的弊端。另一方面劉師培也析論《楚辭》文學根源及特色，他認為：「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而屈、宋楚辭，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離騷〉、〈九章〉是「詩歌比興之遺也」，而〈九歌〉、〈招魂〉則是「史篇記載之遺也」，《楚辭》一編而隱含二體，他仍將《楚辭》上溯至《詩經》的比興傳統，雖不脫傳統的論調，但已減去了一些儒家為湊合道德教化而提出的牽強之說。

正如前文提到王國維強調治學是追求學術獨立而非手段，他跟王闓運等人動輒將政治理念融貫於學術中，再採取政教附會的方法來研究《楚辭》的做法，自然有很大的區別。至於劉師培雖稍早於王國維運用文化地理學於屈原文學上，但他的整體治學仍持半新半舊的信念，對材料的應用也沿襲舊有方法，不但欠缺王國維著重新材料的態度，還缺乏宏觀的學術視野，兩人在楚辭學的研治也恰好體現出以上的分野。比如劉師培與王國維同樣校訂《楚辭》，前者認定《補注》本出自宋槧，尤為近古，校訂的重點限於歷代文獻引用《楚辭》異文，而非單刻本《章句》，儘管劉師培的校勘篇目比王國維多，但未能利用單刻本《章句》為證，以致無法從版本的源流來分析諸本異同，未能深入發掘《楚辭》的版本價值，殊為可惜。至於考證《楚辭》書目、發掘音韻與聯綿詞材料等，乃至將新出土材料應用於文本釋讀等方面，更是劉師培所無法企及的。

總體而言，從王國維後期的楚辭文獻學研究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楚辭學上的主要貢獻約可分作三方面。

其一，整理楚辭著作書目，並將書目的考證成果轉移至版本研究，得以推進楚辭的文獻學發展。古書版本流傳與考訂向為學者所重，王國維治學雖非專攻版本目錄之學，但對目錄源流和版本之嬗變皆有深研，先後編撰成《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和《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等書，對後世的版本目錄學產生深遠影響。《章句》自宋代朱熹《集注》成書以來，地位日漸下降，而洪興祖《補注》早以王逸注為依據，明以後的單刻本《章句》在清代可謂流傳日稀。王國維藉著整理蔣氏密韻樓所藏《楚辭》文獻的契機，將前人各種楚辭題跋保存下來，過程中還注意到單刻本《章句》與《補注》本存在大量異同，對於後人整理及校勘《楚辭》具有啟導作用。

其二，《楚辭》古音材料的發掘以及聯綿詞的考釋。清儒治《楚辭》音韻者首推王念孫、段玉裁和江有誥三大家，除段玉裁之外，其餘兩家與《楚辭》有關的音韻論著都經過王國維整理或刊刻。王國維深佩清人的音韻學成就，一直關注他們的各種手稿本。如清代校勘大家王念孫殁後，遺稿多未整理出版，部分為羅振玉所得，王國維後來協理羅氏整理王念孫《詩經群經楚辭韻譜》和《詩經群經楚辭合韻譜》等音韻書稿，又撰文為之介紹。而更為難得的是，王國維發現稀見的江有誥《楚辭韻讀》（收於《音學十書》內），不但非藏之而不宣，反而將其重刊使之流播於世，對於推動《楚辭》音韻學的發展無疑亦應記一功。此外，王國維很早就意識到《楚辭》一書在古音考證上的存古價值，他搜羅《楚辭》所見先秦聯綿詞，編纂成《聯綿字譜》一書，示諸生以研究《楚辭》聯綿詞的津逮，可謂開闢出《楚辭》聯綿詞研究的新領域，更為後續學者進一步發揚此一論題提供了基礎條件。

其三，《楚辭》文本校勘與釋讀。王氏繼承了清代以來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同時又在傳統文獻學中展現出新的思維和方法。黃省曾本《章句》於有清一代流傳不多，王國維利用單刻本《章句》校訂汲古閣《補注》本，同時又在《補注》本上注出黃本之誤，這種做法使不同版本的優劣得以清楚呈現。不但如此，王國維將前人集中於《楚辭》正文的考訂，進一步擴充到《章句》注文，所留下的六百多條《楚辭》校記，不但使宋本《楚辭》的部分面貌得以具體地呈現，更為後人深入考釋《楚辭》提供了豐富的異文材料。又王氏校勘最值得重視之處，是注意到古籍版本行格與版本變化的關係，他通過校勘發現書中的剜改痕跡，得以判斷出部分文本的早期面貌。當王氏致力校訂《楚辭》之時，也正是他傾全力於上古研究的重要階段，通過《楚辭》校勘所得，也不無加深他對經史之學的思考，從而提出了一些新見解。最後，前代研究《楚辭》多立足於紙本文獻，王氏則大量輔以新出土材料以印證紙本文獻，更發現〈天問〉中存有古史信息，一祛後人只視之為怪幻之書的偏見，從此開啟了利用新出土文獻印證《楚辭》研究的大門，影響可謂至鉅。

事實上，正如王國維自言：「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若從楚辭學的發展角度來說，前期借鑒西學析論屈子文學特色，屬於以宏觀為手段的新學，後期採用出土文獻、校訂《楚辭》等則是以舊學為基礎的微觀研究，兩者的結合恰能呈現出其致曲知全的研究特色，更體現了他宏觀與微觀治學方法的應用。儘管王國維在治騷上承繼了前人的方法，但他的論證往往立足於新材料，同時又表現出駕馭新舊材料的能力。對王國維而言，他之所以選擇「回歸傳統」，並非為了延續乾嘉以來傳統訓詁的考證方法，更不是想要回到經學來重構屈原的形象。從治學的目的而言，王國維背後的考慮也許在以理性的「批判法」取代傳統的研究方法，通過嚴謹的推理和邏輯思考，重新賦予傳統學術新的視野。也正是由於信守此種治學精神與方法，王國維在《楚辭》版本、目錄、校勘和文本釋讀等方面的研究，往往能度越前人、自成一家，同時也使傳統楚辭學得到長足的發展。

隨著西學於二十世紀初大量輸入中國，傳統學人不斷嘗試將西方文學和哲學觀念引入中國文學研究。從1906年起，王國維借鑒西方學術理論，先後發表〈屈子文學之精神〉、《人間詞話》以及《宋元戲曲考》等一系列論著。然自1912年後，王國維轉治傳統經史之學，他的楚辭研究視角和方法亦隨之一變。王國維治學多方，興趣極之廣泛，《楚辭》雖不是他著力之處，卻隨著他的治學轉向而成為研治對象。王國維將《楚辭》一書融入於不同學術範疇中，為《楚辭》及各個專題開創出新的領域，貢獻可謂不少。後世學人對王國維治學的評價甚高，其中梁啟超（1873–1929）就指出：「（王國維）雖好從事箇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個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事實上這種以小見大而又注意不同議題之間的關聯，在《楚辭》研究上得到充分的體現。不特如此，王國維治學絕不墨守一家之說，反之常能將各家說法和不同材料共冶一爐，從而打通各門學科之間的壁壘，誠如顧頡剛（1893–1980）所論：「他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作經書（聖道）看而當作史料看，聖賢不當作聖賢（超人）看而當作凡人看；他把龜甲文、鐘鼎文、經籍、實物，作打通的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蹟；他已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這段話清楚地揭示出王國維治學追求融會貫通，不主一家之說的特色。當然，從出土材料的種類來看，王國維受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未能如後世般能得睹大量出土簡帛文獻，所採用的證據多只限於甲骨，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考析《楚辭》時也僅能撮取與甲骨部分相合的條例互證，對《楚辭》一書未能有較深入而全面的探討，此自為其局限之所在。雖然如此，從楚辭學的發展來說，王國維前期深受西學影響，借用西方哲學和地理文化等知識析論《楚辭》，已打破了傳統楚辭學以經學為主的藩籬；後期回歸傳統文獻學，運用科學論證的方法重新探索《楚辭》，在時代思潮的影響下，重新賦予傳統研究新的學術面貌，不但為楚辭學注入了新的元素，也為他之後的楚辭文獻學發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