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齊 ‖ 從推尊漢唐到超邁漢唐——司馬光的「三代」漢唐史論及其現實關照

夏商周三代及漢唐兩代，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具有標誌性的歷史時期，在中國文化傳統的形成和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其歷史文化更在不同歷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的風采魅力，彰顯後世對於「三代」及漢唐歷史文化的解讀與現實關照。宋代處於中國歷史上多個政權並存時期，趙宋王朝不僅在外部始終面臨著其他政權造成的軍事壓力，而且在內部亦一直存在著變法、黨爭、財政緊張等政治難題。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又呈現出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及空前發達狀況，可以說是一個憂患與繁榮並存的時代。面對這一系列的新勢態，宋朝君臣為實現內外秩序之安定，將現實問題訴諸歷史，尋求歷史之借鑒亦格外突出。故宋代史學呈現空前繁榮，無論是前代史之編撰，還是當代史之纂修，甚或是新史體的創立，大量偉大而影響深遠的史學著作湧現，亦誕育出一大批卓越的史學家。其中北宋的司馬光（1019–1086）及其著作《資治通鑒》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史家和史著。其對前代史之敘述，皆可視為不同時代之歷史在宋代的現實關照。儘管有後世學者直言《資治通鑒》「才德之論，溫公為新法諸人發也；名實之說，則專為荊公發也」，認為其中之議論有非常直接的現實反映，然細讀該書及司馬光的其他論述，可以看出，「三代」與漢唐歷史在司馬光思想中的重要分量。《資治通鑒》及《稽古錄》之史論，不僅反映出作者司馬光的史學觀點，更能折射出「三代」與漢唐歷史在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的現實關照。而這一問題，亦關聯著宋代政治文化的諸多方面，特別是對當朝盛世說之影響。然學界論及《資治通鑒》與司馬光史論者不少，惜未能就其中之「三代」與漢唐史論深究的實。今不揣譾陋，略作申述。

北宋時期的司馬光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之一，其著作《資治通鑒》既是一部偉大的編年體通史，亦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帝王學教科書。該書撰著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聖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和「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故類為帝王學教科書，更能體現此書的主旨和特點。

《資治通鑒》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共記戰國至五代1362年的歷史。作為編年體通史，按年月日記事、連續不斷，是基本的撰述方式；但因其主要目的是為帝王提供一部歷史教科書，故對史事詳略選擇的目的性還是比較突出。一千三百多年中，漢唐作為兩個號稱大一統的王朝，史事無疑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敘述的重點。全書294卷，〈漢紀〉卷帙60卷，〈唐紀〉更達81卷。漢、唐兩代紀事相比，前略後詳，自是能體現一般史書記事詳近略遠之特徵，但若看司馬光表達自己對史事之論斷觀點的「臣光曰」及「引論」部分，則不盡如此。〈漢紀〉60卷，有「臣光曰」40篇，約佔119篇「臣光曰」總數的三分之一；「引論」43篇，約佔「引論」總數95篇的近一半。而〈唐紀〉81卷，僅有「臣光曰」25篇，只是總數的約五分之一，而「引論」只有1篇，均少於〈漢紀〉甚多。足見司馬光在為皇帝提供歷史借鑒方面，對漢唐，尤其是對漢代歷史的重視。

司馬光對漢唐歷史的重視，源於其漢唐史觀，而這一史觀在編撰《資治通鑒》前就已形成。

北宋代後周而立，繼而一統原五代十國之地，雖有謀覆幽雲十六州之意圖和舉措，卻久久未能成功，直到徽宗朝聯金滅遼，纔短暫獲得部分燕雲之地。故北宋一朝不僅疆域狹小，且被遼、西夏、吐蕃、大理和交趾等政權環伺，特別是長期受到遼和西夏的軍事壓迫和威脅。因此，對於北宋君臣而言，屈居於這種形勢之下，對歷史上曾經土宇廣大、威懾周邊的時代甚是懷念和推崇。漢和唐便是兩個這樣的時代，故在宋人的言論中，多見對漢唐的推崇和好評，司馬光亦不例外。如治平二年（1065）六月，司馬光上言，若契丹不聽曉諭，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同年十二月，西夏國主諒祚（1047–1068）使人入宋賀正旦及聖壽節，司馬光上言稱：

儘管如此，司馬光對於漢唐還是多有批評，並非盡皆讚譽。如嘉祐六年（1061）八月，司馬光言道：

此處，司馬光批評漢唐繼體之君因惰而「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

治平四年（1067）七月，對於即位不久的神宗皇帝重用宦官高居簡事，司馬光上言諫阻，建議將高居簡竄逐，以「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鍳漢唐之禍」。接著又就宦官王中正（1029–1099）勾當御藥院事上奏，指出「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群臣故也」。此又是以漢唐宦官之禍鑒戒新即位的宋神宗。

從上可見，司馬光雖稱許漢唐，但只是有選擇地稱許，並不認為漢唐是完美的歷史時代。在司馬光的觀念裏，最完美的歷史時代是堯舜時期及夏商周「三代」。如皇祐四年（1052），司馬光為邵興宗撰〈賢良策〉稱：

嘉祐六年七月，上〈三德〉之奏有言：

但司馬光的這種三代史觀並非其獨有，而是北宋中期在士大夫中普遍興起的一種新史觀及政治理想。北宋初期，鑒於以實現長治久安、矯枉防弊為最緊切的政治任務，決策層的構成者們雖往往以進士起家，但多數長於吏幹，頗具應付事變的實踐經驗而略乏理念色彩。他們關心的是現實政治而不是空泛的道德問題。他們中的多數以純誠勤勉、淵墨溫良而著稱，如趙普（922–992）、呂端（935–1000）、李沆（947–1004）、王旦（957–1017）等，都是此類人物。故到了真宗時期，朝廷面對的重要問題基本解決後，朝野上下呈現出因循緘默、慎所改作的政治風氣。這一風氣一直持續到仁宗即位後劉太后垂簾聽政的十年。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去世，政治上的緘默狀態開始被打破。日漸顯露的內憂外患激起了士大夫們要求變革的呼聲，而那些長於吏道的官僚們漸漸退居次要位置，一大批經學、文章、道德和政治全能型的士大夫紛紛登上政治舞臺。他們的特點是有才華、思進取、講風節。他們一方面積極醞釀和推行新政，另一方面亦謀求風氣和理念上的變革，掀起了批駁佛、老，倡行「禮樂仁義」的儒學復興運動。他們本著「託古改制」的思路，推尊「三代」，提出了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即為趙宋王朝的發展樹立一個理想的目標。其中表達最為明確的就是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02–1047）、歐陽修（1007–1072）和李覯（1009–1059）等人。仁宗時這種起於士大夫間的回向「三代」大運動，被認為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

石介、歐陽修和李覯等人推尊堯舜及「三代」的言論集中發表於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而司馬光較前幾位年輕甚多，相關言論發表於嘉祐、治平以後，故顯而易見，司馬光的「三代」論，是在北宋中期的大背景下繼承而來。其立足於北宋當世，對既往的歷史，有選擇地稱許漢唐，而與其他士大夫一樣，以堯舜及「三代」為理想治世。這些認識和觀點，體現在其《資治通鑒》等史著中，更為具體化。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秉承續「傳」不續「經」的原則，逕自戰國寫起，而不及春秋以前史事，開篇便是體現「三代」之中周朝大衰的「三家分晉」，故無法對堯舜及「三代」事作出總的評論。但司馬光的另一部史著《稽古錄》，全書雖只有20卷，卻是從上古傳說的三皇五帝時代一直記到北宋英宗治平四年。此書由《歷年圖》修訂本、《國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記》，及補撰從三皇五帝下接《歷年圖》的十卷組成，於元祐元年（1086）進呈，與《資治通鑒》同為政治資鑒性質，且可繁簡互補，故在每個朝代及諸侯國結束之際，多有總論性質的「臣光曰」。其中在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敘及秦滅周後，發議論稱：

此處表面雖是說周之衰亡，其實是論周國運長久之道。這與《資治通鑒》首篇「臣光曰」論「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中「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是同一觀點。其實，在《資治通鑒》中不涉「三代」史事的部分，司馬光仍不時表達出對「三代」的推尊。如在〈唐紀〉中敘及開元十九年（731）三月令二、八月上戊如孔子禮致祭以張良（前250年–前186年）等十哲配享的太公廟時，發議論有稱：

此處又以黃帝、堯、舜及「三代」君臣與孔子並稱，作為文武並重的治世典範。但《資治通鑒》畢竟未能直接記述堯舜及「三代」盛時等上古史事，而是上起戰國，下至五代，其間作為宋之前疆域廣大的漢唐，自是司馬光發表議論的重點。需要留意的是，《資治通鑒》部分內容並非出自司馬光之手，例如：〈漢紀〉和〈魏紀〉部分是劉攽（1022–1088）幫助收集史料，撰成長編；兩晉南北朝至隋之長編成於劉恕（1032–1078）之手；范祖禹（1041–1098）除了編修唐史長編外，還整理了劉恕遺留的五代史長編。但是最後的定稿刪削，則是由司馬光親力而為，故內容的選擇、敘述的邏輯，特別其中的「臣光曰」，集中體現了司馬光對歷代史事的認識和論斷。其中既有整體性認識，亦有對具體人物和史事的評論。而這些方面在〈漢紀〉和〈唐紀〉部分的「臣光曰」體現得最為充分。

胡三省（1230–1302）評價《資治通鑒》的現實功用稱：「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這雖是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關《春秋》功用化來，卻也是從《資治通鑒》「臣光曰」討論的重點出發的。而作為帝王學教科書的《資治通鑒》，本來也是「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跡」，所討論的自然是以君臣之道為主。諸篇君臣之道的專論，可謂是其漢唐史觀的進一步訓釋。

就司馬光對於漢唐歷史的整體認識看，其對於漢與唐各有稱美，相關史論集中體現在《稽古錄》記述漢唐結束後的「臣光曰」中。其以「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稱慕，莫能及之」稱許西漢；以「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推崇東漢；又以「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讚美唐朝。但綜觀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和《稽古錄》中對於漢唐的具體史論，則可見在漢代史論中較多肯定與褒揚，而對於唐則更多批評與否定。如前揭《稽古錄》對唐之總論雖稱唐「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但認為主要功勞在於太宗的文武之才，而因「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纔未能將此局面長久維持。接下來，司馬光對高宗以下各帝逐一議論，卻多以批評為主。

在司馬光的思想中，儒家修身立德的觀念是其政治立場的價值出發點。宋仁宗嘉祐六年，時任知諫院的司馬光以三劄上殿，其一論君德稱：「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神宗時，又「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故其主張一國之君首先要以「仁」、「明」、「武」為標準進行修心，但其在治國之術上則仍不自覺地屬意於具有法家思想特徵的「官人」、「信賞」、「必罰」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長治久安。司馬光這一政治思想，在《資治通鑒．漢紀》的史論中，體現尤為充分。

立足於憂患不斷的北宋之世，司馬光顯然甚為追慕兩漢四百年的歷史功業，曾將兩漢的國運之久與「三代」連稱。對漢代功業之成就，司馬光首先歸因於漢代君主所秉持的君道，故對奠定此基業的兩漢開國君主的謀略甚為肯定。如在卷十一漢高帝五年五月記及劉邦赦仇敵季布（前220年–？）而將於己有恩的丁公（？–前202年）徇軍中時，立場鮮明地表示：

對於兩漢的長治久安，司馬光還認為是教化與風俗的作用。例如在〈漢紀〉最後一卷末尾稱：

正因為如此，司馬光認為：

光武帝劉秀亦因推行教化、重用忠厚之臣，而成為司馬光非議最少的漢代皇帝。

儘管如此，司馬光的觀點仍如其奏議所指，不認為漢朝是最為理想的治世。他認為最為理想的治世還是三代，稱：

在此前提下，司馬光對於漢武帝的功業不以為然，且對其予以批評。認為漢武帝是「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但又認為「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晩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司馬光雖強調漢高祖、漢武帝、光武帝等有為皇帝對於漢朝穩定的遠見卓識，但對於漢代帝王在處理具體事務方面卻是多有批評的。

對於漢代臣僚的論斷，司馬光的「臣光曰」重點在於事君之道，但也非常推崇作為大臣能夠立身以智、進退有時。其中最為推崇的是張良，不僅善於進諫，而且甚知謙退。如載漢高帝六年（前201年）分封事云：

敘完此段史事，司馬光發表議論稱：

後來張良主動請求離開朝廷，從赤松子遊。司馬光對此評論稱：

對於韓信（？–前196年）、霍光（？–前68年）等，雖肯定其忠直有加，功勳卓著，卻認為有失作臣子的智慧和分寸。如論韓信稱：

蕭何（？–前193年）亦是漢初三傑之一，司馬光稱讚其功，卻對其一些作為頗有貶損。如漢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劉邦回到長安，蕭何為其修建未央宮。劉邦見其壯麗，非常生氣，對蕭何說：「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回答說：「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劉邦聽了便高興了。司馬光在敘述此段史事後，發議論稱：

除了為臣之道，司馬光在〈漢紀〉部分還論及為子之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對漢惠帝的評論，其「臣光曰」稱：「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除論斷君臣子之道外，司馬光的「臣光曰」還對具體人事的是非發表見解。當然，相關見解並不僅見於「臣光曰」，很多還體現在徵引他人之論及對具體史實的選擇性敘述中。這些都能看出司馬光對漢唐歷史的理解，及將漢唐君臣事跡作為君王歷史鑒戒素材的突出表現。

從《資治通鑒》及《稽古錄》中的漢唐史論看，司馬光雖對漢唐有較高稱許，但對漢的推崇更顯而易見。之所以如此，大概和宋興離唐亡近，最以唐為鑒有關。如石介在〈唐鑒序〉中指出：「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鑒。」元祐元年（1086），范祖禹為進《唐鑒》12卷，上太皇太后表云：

因此之故，宋代史家非常留意唐史探究，他們對唐代的看法，皆從大處著眼，而嚴於義利、是非、忠奸、善惡之辨，尤其注重對唐代衰亡的批評和鑒戒。如兩宋之際的胡寅（1098–1156）曾總結稱：

胡寅明確認為，論治效，唐不如漢，而對唐更多貶抑。胡寅之論雖晚於司馬光，但應能反映出宋代多數人對唐史之認識，亦即比較重視對唐亡的鑒戒。對此，王德毅先生曾論曰：

從以上所論，應能解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等史著中的漢唐史論為何對漢的推崇更多於唐。但司馬光的漢唐史論的用意似乎並不僅僅止乎此，特別是對漢唐皆有批評而最為推崇「三代」，當更有深意。

司馬光的主要政治生涯處於北宋的仁、英、神、哲四朝，特別是其生命的最後18年，正是北宋歷史的重要轉折期。其間，在宋神宗的主導下，任用王安石（1021–1086）等推行變法，使北宋的多項制度及政治風氣都發生了變化。而司馬光作為變法的反對者，有著自己對於君主的期許及對理想政治的追求。惜其意願無法與神宗遇合，唯有傾心力於撰修史著，希冀能對君上有所鑒戒。故他修撰《資治通鑒》，不僅在於實現一位史家的宏偉抱負，亦深寓對於時事的憂慮與關懷。從治平三年（1066）司馬光奉詔開局編修，到元豐七年（1084）歲末將全書354卷（含《通鑒目錄》和《考異》各30卷）進呈，前後19年，基本與神宗之熙豐變法相始終。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於歷史內容的選擇性表述及史論，具有強烈的現實關照，並反映出司馬光對時事和時人的態度。如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宋神宗御邇英閣，司馬光講讀《通鑒》，至「曹參代蕭何為相，一尊何故規」，便進一步從漢武帝「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發揮「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觀點。熙寧三年（1070）四月，司馬光講讀《通鑒》至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事，指斥在座的呂惠卿（1032–1111）「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

當然，從《資治通鑒》等史著來看，司馬光的漢唐史論多在具體方面體現對君主的政治期許和歷史鑒戒，但其現實關懷若僅僅停留在具體的歷史鑒戒上，則未免失之膚淺。司馬光其實還應有更宏大的現實構思。此便是將本朝直接超邁漢唐，而與「三代」相比，展現出司馬光在強烈的現實關懷下，對於漢唐，有一個從推尊到超邁的趨勢。如嘉祐六年八月，司馬光上言有云：

漢唐疆域雖然廣大，其治效亦有可稱，但並非如「三代」那樣完美，作為後世的宋朝，還是有超越的可能。司馬光對漢唐的批評，恰能成為宋朝超邁漢唐的理論基礎。宋朝的疆域雖無法與漢唐相比，作為北宋當朝人，卻找到一個能超邁漢唐的方面，那就是長久的治平安定。在司馬光的認識邏輯裏，宋朝的這一長久安定，應該比西漢的「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東漢的「忠信廉恥」，以及唐朝的「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更為難得。司馬光這一認識，可以看作是其「三代」漢唐史觀在強烈現實關懷下的衍化和升華。這一衍化應對哲宗以後的歷史觀念及宋朝當朝盛世說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神宗主持的熙豐變法，在很大程度上衝擊和動搖了趙宋「祖宗家法」。哲宗即位以後的「元祐更化」，是變法反對派的勝利，從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說是「祖宗家法」的勝利。「元祐更化」，不僅使北宋各項統治措施，多復「祖宗舊制」，更使「祖宗家法不可變」之主張佔據絕對壓倒優勢，於是，「祖宗家法」的權威性再一次被提高，形成了最終的定位。元祐五年（1090），就哲宗納后事，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高氏云：

兩年後，范祖禹又向哲宗稱：

此時已將趙宋「祖宗家法」提高到「三代」以來最高的位置，連漢唐都不在話下了。元祐八年（1093），宰相呂大防（1027–1097）借邇英閣講讀的機會，向哲宗「推廣祖宗家法以進」，云：

呂大防不僅作如此說，還將「祖宗家法」概括為「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仁之法」八項。

呂大防此說是以前從未有過的聲音，它不僅是對「祖宗家法」內容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更是給「祖宗家法」的一個權威性定位。至此，趙宋「祖宗家法」被提高到與「三代」相侔，成功而又完善的治世典範的地位。那麼，「祖宗家法」究竟指哪位祖宗的家法呢？

綜觀北宋歷史文獻，真宗時期是「祖宗家法」的概括和形成階段，「祖宗」一般指太祖和太宗，但在真宗至神宗這近90年裏，宋人在稱述「祖宗家法」時，絕沒有只推崇一代祖宗「家法」之現象，或可以說，沒有人將「祖宗家法」認定為某一個具體的祖宗之「家法」。可是，到了哲宗以後，卻大量出現了「專法仁宗」之說法。而首倡此說者又是范祖禹。元祐七年（1092）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云：

同年十二月，范祖禹又採集「仁宗聖政」三百餘事，編錄為《仁皇聖典》六卷進奉，並再次上奏云：

范祖禹之所以提出專法仁宗，是與「元祐更化」「復祖宗之令典」總體精神和方略相一致的。隨著對仁宗之政的推重，北宋後期，「慶曆、嘉祐之治」，特別是「嘉祐之治」的稱法開始出現，並被普遍引用。仁宗嘉祐時期被樹立為盛世典範。宋人因而造就當朝盛世之說。

當朝盛世說被造就之後，「祖宗家法」與「嘉祐之治」就有機結合在一起，構成當朝盛世說的兩個方面，漸被士大夫普遍稱道，並無限升級，到南宋達到極致。如乾道七年（1171）宋孝宗所言：「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以後言及「祖宗家法」者，多以「三代」相比，而超邁漢唐。如孝宗在同一年就言稱：「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淳熙（1174–1189）末，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1166年進士）即向新即位的光宗奏稱：「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淳祐十一年（1251），劉克莊（1187–1269）在其〈進故事〉中亦稱：「惟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

關於對「嘉祐之治」之讚譽，北宋時就有陳師錫（1057–1125）「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和楊時（1053–1135）「貞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之言。南宋時，對「嘉祐之治」之讚譽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如高宗時王璧言：

淳熙元年（1174）四月，詔舉制科，其文有云：

淳熙十二年（1185），衛涇（1159–1226）在奏議中言：

隨著「祖宗家法」和「嘉祐之治」權威定位的確立，「三代」則漸漸淡出宋人的政治理想，士大夫們僅把「嘉祐之治」作為最高政治目標，不斷闡揚、稱頌，並期許當朝效仿之。南宋尚未滅亡，蒙古官員郝經（1223–1275）又繼而作出「後來三代漢、唐、宋」之表達。後來元人趙汸（1319–1369）亦稱「世謂漢、唐、宋為後三代」。

趙宋當朝盛世說之造就雖起於元祐之時司馬光去世後，但追根溯源，應與司馬光有較為密切的關聯，前揭司馬光上於嘉祐六年的〈進五規狀〉之〈保業〉篇中「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之論，應是主要源頭。此處司馬光以「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為標準，稱「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顯然就是指的仁宗嘉祐時期。其實，司馬光的這一認識不止一次表述，其在〈歷年圖序〉中稱：

此論上於治平元年（1064），論當朝呈現自古未有之現象，雖仍是強調太平，但具體表述卻多了「朝廷清明」、「戎狄順遂」和「群生遂性」等方面。當然，這一認識亦非司馬光獨有，約略同一時期，邵雍（1012–1077）也持相同見解。如《邵氏聞見錄》載：

依其中「百年方四葉」，可知邵雍發表這一看法亦應在仁宗後期的嘉祐年間。邵雍之外，程頤（1033–1107）也表達過相關認識，《二程集》載程頤語曰：

程頤的表述，有四條與邵雍認識近似，亦能反映出是在仁宗末年之認識。從司馬光、邵雍和程頤相近的表述看，仁宗時期當還有不少人持相近看法。這一認識傾向在當時及以後的影響力是可以確定的，前揭呂大防元祐八年「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之言，正是這一認識的發揮和延續。但司馬光的影響則應是最直接的。

元祐時期宋朝當朝盛世說的發軔者范祖禹和呂大防，都與司馬光有密切的關係。司馬光與范祖禹的叔祖范鎮（1008–1089）為至交，而范祖禹幼孤，由叔祖范鎮「撫育如己子」。司馬光在范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就與他相識。熙寧三年，范祖禹受司馬光舉薦，參加編修《資治通鑒》，在洛陽15年，尤其是自元豐元年（1078）劉恕去世之後，直至元豐七年書成，范祖禹是司馬光身邊唯一的助手。《資治通鑒》修成，司馬光又舉薦范祖禹入朝為官。司馬光對范祖禹非常信任和賞識，無疑是對范氏影響最大的人。而范祖禹對司馬光亦敬愛有加。司馬光去世後，范祖禹作〈溫工輓詞〉五首及〈祭文正公文〉兩篇，稱「從公半世，以及長辭……（公）一話一言，為法來者」，自己作為門生，則「顧惟小子，復何述矣，猶當執筆，傳公行事，詳記實書，以待良史，寓奠告公」。在史學思想上，儘管范祖禹與司馬光有一定差異，但其《唐鑒》和《帝學》中所載的諸多史事和史論，都與司馬光的思想有一脈相承之處。故《宋元學案》將范祖禹歸入司馬光的涑水門下，並認為范祖禹「得其純粹」。由此來看，范祖禹有關「三代」、漢唐史論及對當朝的稱許之說，直接來源於司馬光，是顯而易見的。

呂大防，京兆府藍田（今陝西藍田）人，其為政除推崇家法外，不植朋黨，不私親舊，性格樸直。其早年雖未見與司馬光有太多交集，卻在元祐政壇長期執政。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旋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元祐三年（1088）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其實仍與司馬光關聯密切。首先，其在哲宗即位後能被召為翰林學士，可見其與司馬光政治立場一致，元祐以後忠實地奉行司馬光、呂公著（1018–1089）制定的更化路線，成為繼司馬光、呂公著之後最主要的執政者。其次，在學術聯繫方面，關中諸呂與洛學有著直接的師承關係，而司馬光和呂公著組建元祐政壇，其成員主要來自洛、朔二黨。二黨成員不僅多來自北方，而且在學術和政見上有一致之處。由此可知，呂大防必定服膺司馬光的思想與政見，對本朝稱許的認識最有可能受到司馬光的影響。

其實，若再進一步追溯人物關係，還可看出，與司馬光同樣對當朝進行肯定的邵雍和程頤，也都與司馬光有密切的關係。嘉祐七年（1062），邵雍自衛州（治汲縣，今河南衛輝市西南）移居洛陽，借住於天津橋南的一座官宅，躬耕自給。熙寧初，實行買官田法，邵雍居所也在出售之列。此時，司馬光、富弼（1004–1083）、呂公著等在洛諸公，就籌錢為邵雍買下了這座住宅。邵雍名之曰「安樂窩」，並自號安樂先生。司馬光對邵雍以兄事之，對其道德學問非常敬重。其修《資治通鑒》過程中，亦經常與邵雍討論具體問題，並能虛心接受邵雍的意見。反過來，邵雍對司馬光亦非常敬重。兩人之道德為鄉里所慕向，父子昆弟常相互告誡：「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司馬光與邵雍亦常有詩文往來，表達出深切的相知之意。儘管兩人在具體思想方面有不少差異，但基本政治立場是一致的，思想乃至史觀有很多共同之處。依邵雍贊宋朝五事的觀點產生於仁宗嘉祐年間看，此認識很有可能受司馬光影響，或相互影響。

司馬光與二程可能在嘉祐、治平年間就相識了。後來在洛陽，司馬光與程顥（1032–1085）、程頤兄弟的友情也是極深的。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經史，議論時局，相互辯難。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曾就許多具體問題與二程討論。二程對司馬光的學問很是佩服，曾言：「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張載）、邵堯夫（邵雍）、司馬君實（司馬光）。」司馬光執政後，立即起用程顥，可惜程顥未克成行即溘然長逝。於是，他又與呂公著聯名舉薦程頤，程頤由一介布衣被擢為崇政殿說書，肩負起教育哲宗的重擔。由此來看，程頤和司馬光的政治觀點及歷史觀，應有很多一致之處，對當朝稱頌之五事，雖與邵雍最相似，但受司馬光影響的可能性則是最大的。當然，二程亦在洛陽受邵雍親炙，受邵雍影響也是可能的。但二程與邵雍的相關認識都和司馬光有密切關聯，則是可以肯定的。

但司馬光等人言論影響下的宋朝當朝盛世說，並不是一下子就興盛起來的。北宋末年，因為黨爭，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學術被禁，《資治通鑒》亦一度險遭毀版。司馬光、呂大防、范祖禹、程頤的姓名均被刻入〈元祐黨籍碑〉。呂大防被貶往循州（治龍川，今廣東龍川縣西佗城），行至虔州（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市）信豐病逝。范祖禹先後被貶至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市）、賀州（治臨賀，今廣西賀州市南賀街）、賓州（治嶺方，今廣西賓陽縣東南古城）和化州（治石龍，今廣東化州市），最後卒於化州貶所。程頤在紹聖時先被貶至涪州（治涪陵，今重慶涪陵區），後移峽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崇寧元年（1102），朝廷下令追毀其著作，並奪其官，大觀元年（1017）病逝於洛陽伊川。

靖康元年（1126），金軍兵臨汴京城下，在李綱（1083–1140）主持之下，司馬光終於恢復名譽，恢復被剝奪的贈典，解除了元祐黨禁和學術之禁。南宋建立後，宋高宗表達出「最愛元祐」的政治訴求，並下詔以司馬光取代蔡確（1037–1093）配享哲宗廟庭，《資治通鑒》再次受到重視，並重新進入經筵，成為高宗及以後帝王的必讀之書。司馬光作為元祐之政的旗幟性人物，影響遍及諸多方面。朝野上下對「祖宗家法」和「嘉祐之治」的稱頌，進而令人們對本朝與漢、唐並列的認識越加普及。此問題與司馬光相關聯的認識，影響應相當廣泛。如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1259）六月，蒙古國人郝經行至曹州，作〈溫公畫像〉詩，便有「後來三代漢唐宋，太師溫公絕世無」之句。

在疆域不廣且憂患不斷的北宋，推美漢唐兩代並將回向「三代」作為最高政治理想，本是眾多士大夫的歷史觀念和現實訴求，但作為史家並經歷北宋中後期政局動蕩及變法運動的司馬光，在相關歷史認識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司馬光不僅因時事屢屢向皇帝進呈奏議，表達其漢唐和「三代」史觀及其現實關照，更在《資治通鑒》和《稽古錄》等史著中，針對具體史事闡發議論，尤其是對漢代和唐代的君臣事跡發表議論，從君臣之道等方面闡發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經國理念，為帝王提供歷史資鑒。其中體現出司馬光厚漢薄唐的歷史認識。在此歷史認識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以安定無事為標準對本朝推美的現實關懷，進而從推尊漢唐發展到超邁漢唐，將本朝之成就直與「三代」相侔。邵雍和程頤亦贊成此說。因司馬光崇高的威望和政治地位，特別是其元祐政壇領袖的影響力，其歷史觀及對嘉祐政治的肯定，在元祐以後不斷被發揚，從而由范祖禹、呂大防等人演繹出了當朝盛世說。這一認識的發展雖經跌宕，但最終隨著司馬光政治形象的提升，及南宋行「元祐之政」，推尊「祖宗家法」和「嘉祐之治」為主調的趙宋當朝盛世說進一步流行，成就了「後三代漢唐宋」的歷史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