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仁史 ‖ 近代中國的鄉土史建構——以江蘇南匯《二區舊五團鄉志》為例

本文著眼於鄉鎮志這一類的私撰方志，探討其中所蘊含的近代鄉土的敘述方式、歷史意識，及其所呈現出的時代脈絡和地域特徵。

近年來，小二田章積極推進中國方志的史料學研究，他認為「地方史志」是近世東亞各地同時期普遍流行的編纂形式，並提出對於世界史上「地方史志的編纂背景和需求」進行比較研究的必要性。為響應這一建議，本文要探討的課題是，對於作為「近世化」產物的地方史志在近代中國如何被敘述、其編纂動機又是什麼等問題，進行一些基礎性的分析。本文具體探討的是，民國時期江蘇省南匯縣的一種鄉鎮志——《二區舊五團鄉志》。《二區舊五團鄉志》由儲學洙主纂，從1924年開始編纂，1934年成書，但一些記事延到1936年。1936年以鉛印本的形式問世。之所以關注這部鄉鎮志，是因為它在三個方面富有啟發性：清末民初的時代性、江南海濱地帶的地域性，以及近代地方志編纂的特色。

首先概觀一下時代脈絡。岸本美緒在討論東亞的「近世」時，將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三百年的時間段劃分為東亞的「近世」，並生動地說明在這段時期內白銀和其他各種商品的流通使世界經濟關係日益密切，進而影響地方社會政治結構。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東亞各地出現了新的政治勢力，現代國家的地理和民族邊界基本上得以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所謂「傳統社會」。山田賢以清代前中期人口向長江上游移民的背景為例考察了東亞近世化對中國內陸的影響，並揭示了隨著移民和地方開發的結束，社會流動性逐漸「凝固」，移民社會出現分化，並設置各種有關地方的設置以穩定社會運作，這種地方公務後來成為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基礎。山田還進一步指出，這一歷史進程形塑了有力的宗族的歷史感和譜系意識，以及地方士人的鄉土意識，這就是「近世化」的一個側面。那麼，江南雖然同屬長江流域，但各種情況與中上游地區顯著不同，尤其是各種水域等「內部邊緣地區」的情況，那麼我們在江南可以看出怎麼樣的歷史進程呢？

其次，看看江南史的地域脈絡。最近幾年來，中國區域社會史的研究領域裏，有些學者試圖從水域社會的角度重新思考地域社會的歷史及其特色。特別在分析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的開發和秩序形成時，水域社會這一視角至關重要。就江南地區而言，最近有了一個大膽的推論，即近世太湖流域的發展與水上人的上岸過程密不可分，似乎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水上人和陸上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但還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的積累。另外，關於江南地區的開發史，十七世紀初分圩的完成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這一論斷可能只適合以蘇州府和嘉興府為中心的地區（尤其是兩處的核心地區）。江南並非一個均質化的空間，內部充滿了地域差異，蘇嘉地區的開發節點並不能完全概括整個江南地區的歷史節奏。如將視角拓寬，就會發現江南不少地區到近代依然有新的開發或「再開發」。例如，太平天國的侵入導致土地荒廢，太湖湖田的開發正是由大量招墾的河南移民推進的。除此之外，延伸到長江沿岸和長江下游沿海的沙田地带，到清末以後仍然在被陸續開發。我們有必要分析這些沙田地帶的開發、各類族群的活動和糾紛，以及秩序形成的實情，從而更全面地理解江南的水域社會史。本文重點討論的江蘇省南匯縣五團鄉（以下簡稱五團鄉）也屬於沙田地帶的後發開發區，該地如何經歷現代化也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之一。

第三，本文著力思考鄉鎮志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地位，這些鄉鎮志與官撰方志的結構有所不同，可稱之為「私撰方志」。隨著宋代中央集權制度下官僚政治的加強，地方志被積極編纂，作為科舉官僚從政的參考，並記錄地方官員的成就。大部分官撰方志是從明清到民國時期出版的，據說僅現存的就有八千多種。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清朝時期編纂的，大約有六千部，其中縣志約佔總數的70%。關於清代方志編纂事業的意涵，有的學者指出其有遏制文人反朝廷情緒的用意；有的學者則主張其也有地方文人試圖以王朝的權威來證明自己活動空間的合法性這一側面。十六世紀以來商品經濟的急速發展在江南地區催生了大量市鎮，明末到民國時期鄉鎮志亦隨之被大量編纂。森正夫通過清代江南鄉鎮志的序文分析在地知識分子的秩序意識，指出對鄉土的空間意識與自我認同感是由與周邊市鎮的對抗意識以及將鄉土納入到王朝體系的願望形成的。

在研究近代鄉鎮志時，我們不可不提及近代西學知識和學科觀念所帶來的影響，也不可不提及擔任編纂的地方士人與地方自治制度之間的關係。思考帶著濃厚「近世性」的地方志如何回應時代的變遷，編纂者如何通過這類表現方式展開自我主張等問題，對於考察「地方史志」和近代以後的「地方史」概念之間的關係極其重要。這是因為鄉鎮志的編纂者多數是基層的士人群體，鄉鎮志以及相關的史料對於思考基層社會如何體驗近代，編纂者擁有怎樣的秩序意識和歷史觀等問題可以提供有用的資訊。眾所周知，鄉鎮志是私人編纂的，因此直截了當地反映了編纂者的各種意圖和價值觀，這一事實也增加了它作為第一手史料的價值。

以下，第一節概觀《二區舊五團鄉志》的編纂者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特色。第二節圍繞《二區舊五團鄉志》的出版文化，從與縣志編纂之間的關係、編纂者與詩文圈子的關係、鄉鎮志與各種類型的出版物的關係等方面進行考察。第三節通過對當地「望族」、各種既得權益，以及教育方面的描述的分析，探討《二區舊五團鄉志》中表現出的歷史意識和鄉土敘述的時代特徵。另外，為了方便起見，除了在標題和腳注上使用之外，本文將《二區舊五團鄉志》略稱為《五團鄉志》。

首先介紹一下南匯縣五團鄉的概況。南匯縣位於長江和錢塘江交匯的沿海地區，由於其地理特徵，海岸線因長江泥沙的沖積而不斷向東擴展，縣東地區到近代仍然具有邊緣的性質。正如《五團鄉志》描述：直到明代「一片海灘，團團（疆界未分名稱）皆鹽田草地。地因名團，不過別於圖地而已。明隆慶二年（1568），僉事鄭元韶履畝清丈時，無甲乙分界，因以甲乙分團、編甲號，額業戶魚鱗冊，始有五團名稱」，開發和發展程度和其他江南地區相比明顯緩慢。

這一段記載清楚地描寫這個地區在景觀上的特徵：由於這個地區歷來都遭受海潮引起的水災，因而建造海塘、河道以及相關的防災設施作為重要對策並加以推廣。

明代以後的行政區劃的變遷如下。在明代，浦東地區屬於松江府上海縣。直到清朝初年，雍正四年（1726），從上海縣析置南匯縣，五團也改屬於南匯縣。宣統二年（1910）實施地方自治制度時，成立了五團鄉。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28年合併為南匯縣二區。從鄉志的名稱可以看出，隆慶年間設定的行政區劃直到民國初年的很長時間中一直發揮著作用，直至《五團鄉志》編纂的階段，仍然是鄉土歸屬感的基礎。

《五團鄉志》在怎麼樣的背景下開始編纂呢，參與者又是誰呢？主編儲學洙的序文提供了相關線索：

當這一段描述與其他史料並觀時，在編纂鄉鎮志時起作用的「編纂的磁場」的性質就會明顯地浮現出來。第一，是由鄉鎮級的士人組成的士紳圈子的存在。儲學洙在從清末到民初的很長時間作為鄉紳參與縣政，完成「公務」後回家鄉時，有機會與五團鄉的士紳討論「古今史事」。這一描述清楚地表明地方典故和在地記憶積累的機制。第二，它顯示了儲學洙作為鄉紳在縣城也有一定威望，並熟悉從事各種地方行政的士人，在地方士人圈子的影響下，萌生參與鄉鎮志編纂的動機。第三，鄉鎮志儘管是私人編纂，不過編纂者也強烈地意識到縣志的存在，並將鄉鎮志的編纂定位在全縣文化工程的「公共性」之中。這在以下的事實中可以得到證實：在1920年代的編纂過程中，將初稿拿給倪繩中和馬與仁等縣級文人過目，徵求他們的意見，並在編纂之際徵求當時縣長的同意。第四點是鄉鎮級的地方士人群體的存在，他們擔任鄉鎮志編纂的各種實際工作。

關於第四點，讓我們根據《五團鄉志》裏的〈二區舊五團鄉題名錄〉、〈二區舊五團鄉圖說〉上的記載和相關文獻綜合起來進行分析。《五團鄉志》的主要參與者的信息如表一。從中可以讀出以下三點。第一，鄉鎮級士人的實態。根據濱島敦俊有關江南三層結構的討論，參與編纂的士人則是市鎮級社會的指導層之典型人物。他們的大部分都擁有生員或監生的資格，負責市鎮一級的各種地方公事（地方公共事務），並在清末民初時期擔任鄉級的自治職務。至於主導編纂《五團鄉志》的三個人，也有在縣級舞臺上活躍的經歷，包括參與縣志編纂等，將在下面仔細說明。

第二是地域脈絡。綜合《五團鄉志》的相關資訊，可以看出這些人是以五團鄉的「望族」出身的士人為主。由於該地區作為海濱沖積地帶的特點，這一帶的望族是清朝初期到中期的移民地主家族的後裔，到清朝中後期他們在土地積累和商業活動上獲得成功，並從自己的家族中產生了士人階層。換言之，海濱沙田地區的開發和發展比縣內的「圖區」晚，在社會文化上也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因此在這個地區僅靠鄉鎮級人士的力量來推進鄉鎮志編纂是難以實現的。這點與靠近上海市區或江南中心地區的鄉鎮志編纂有很大的差別。

第三，是編纂者身處的時代脈絡。由於上述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性，模仿「近世」的價值觀和規範意識對編纂者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近世」的文化規範對於負責傳統的地方公事的士人而言，即使到清末民初仍然是有意義的，並且這些規範意識以及歷代的成就在當時急速世代交替的潮流中成為他們自我主張的基礎。

在下一節中，我們較為詳細地看看主導《五團鄉志》的編纂者，亦即不純粹是在市鎮一級活動的人物，而是在縣一級的空間活動或在上海市區從事商業活動，與上位的世界往來的人物。

主導編纂《五團鄉志》的顧乃聰、儲學洙、傅恭弼三人，也代表五團鄉參與民國《南匯縣續志》的編纂，這表示這些人士起著連接市鎮與縣的節點作用。

顧乃聰（1879–？）　《五團鄉志》發起人顧乃聰的詳細經歷和活動內容目前不詳。[1]家譜和地方志中的零碎記載顯示：他有貢生身分，並參與了接嬰堂的運作。清末地方自治制度施行時，被選為五團鄉議事會議長。民國初年他發起編纂《五團鄉志》，並且作為五團鄉採訪員參與《南匯縣續志》的編纂。他似乎和他弟弟顧乃明從民國初年開始編輯《五團顧氏家乘》，該書於1931年刊行。顧乃聰在當地的社會地位，需要與整個五團顧氏的家族歷史聯繫起來分析。五團顧氏始遷祖調元清初的時候遷到五團，之前的經歷不詳，從此只能推測他們是明末清初的移民的後裔。根據《五團顧氏家乘》的記載，在乾隆年間，第五世人錫（1725–1804）開拓了「幾百畝」土地，第六世元芳（1800–1860）開拓了「幾千畝」土地，這些信息表明他們是通過新開地沙田的開拓或報領而成為地主。在第六世族人中出現了靠經濟實力購買監生身分的人。從這一代開始，顧氏全面地吸收儒家主流文化，引入了宗族禮儀體系（建造祠堂、編纂族譜等），此後生員輩出。因此，第九世顧乃聰的經歷也應該放在清代新開地的區域開發和移民家族階層流動的脈絡裏理解。

儲學洙（1856–？）　關於《五團鄉志》的主編儲學洙，從《儲祝鈞年譜》中可以較為詳細地追蹤其經歷。《五團鄉志》中也收錄年譜的部分編輯版本。儲學洙，字祝鈞，號稱他的譜系追溯到宋代詩人儲泳。儲學洙光緒十年（1884）鄉試及第後並未出仕為官，而是作為鄉紳留在家鄉，參與各種地方公務，地方的活動增加了他在縣內的影響力。據年譜記載，從光緒十八年（1892）到光緒三十三年（1906），他駐在縣城「佐理縣治」，負責水利、教育和慈善等公事。考慮到期間有幾位知縣被調任，他擔任「佐理縣治」工作應該不是因為投靠特定的知縣，而是反映他在南匯縣的公共事務中的重要作用。清末地方自治制度施行時期，儲氏被選為五團鄉議事會議長，還主持了鄉修志局。進入民國後，他歷任南匯縣水利局局長、儲典鄉鄉長、鄉保衛團團長等職務。可以說他是在五團鄉乃至縣政中都頗有影響力的人物。

傅恭弼（1870–1946）　以佐衡為號。出生於南匯縣儲典鄉傅家宅。早年父親去世後，16歲到嘉定縣南翔鎮的典當行當徒弟。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在上海南市和家鄉南匯縣六灶鎮開設了典當行，幾年內擴張到七家店鋪，被視為是上海典當業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上海商業界的地位還體現在他於1920年與王一亭和虞洽卿等知名人士一起當選為上海市商會董事一事。他也在浦東同人會和浦東同鄉會等同鄉團體中擔任理事，發揮了核心作用。因此，傅恭弼依靠他在上海商業界的勢力展開了廣泛的活動，是一個擁有超過縣級網絡和影響力的人物。因此，對於五團鄉的人士而言，他是連接鄉土和外界的重要媒介，起到為他們帶來各種國內外信息，推進當地事業的作用。而對傅恭弼而言，與他在上海商業界的活動同樣重要的是在家鄉參與的各種公益活動，他與家鄉的士人所建立的網絡不僅是他的各種活動的重要資源，也是自我認同的來源。他參與的公益活動有：在五團鄉設立毓秀小學堂和五團鄉慈善會；在南匯縣，以組建縣總商會救火會、接嬰堂、積穀會、救濟災民等善舉為首，還對疏浚水道、海塘的建造和修築、橋樑建造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量的資助。

總結以上的幾點事實可以說，入清之後，江南海濱沙田地帶的開發的規模擴大，早期移民通過沙地報領或商業活動逐漸成為市鎮級的士紳階層，其中出現活躍在超越市鎮級空間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一邊與外界接觸，一邊不忘情於鄉土社會，積極推動鄉鎮志的編纂工作。儲學洙和傅恭弼的活動中值得注目的是，編纂和出版各種類型的文獻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雖然典型士人風格的作品佔大多數，但也有不同類型的著作，這個事實給我們提供有趣的線索，引導我們瞭解這些士人如何看待近代中國的時代潮流並作出怎樣的回應。《五團鄉志》編纂的動機和背景，及其敘述方式也應該置於這些作品之間的關係中進行思考。

《五團鄉志》的目錄如表二。如倪繩中所寫的序文所示，這是模仿縣志的格式而編的，那麼我們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這部鄉志的創意和特色呢？

從目錄看，《五團鄉志》基本模仿縣志的一般性結構，似乎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有些項目是縣志中沒有的，即使是縣志中有，在敘述方式上也有明顯的不同。在這些項目中，反映了編撰者什麼樣的歷史意識和自我主張呢？這一點將在第三節詳述。

就與出版文化的關係而言，對於士紳型地方指導層而言，他們能否參與縣志的編纂最能彰顯其社會地位。參與編纂民國時期《南匯縣續志》的四位五團鄉人中，有一位儲學祖，他是主編儲學洙的族弟，雖然未被正式列為《五團鄉志》的參與人，但在《五團鄉志》的編纂過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所以他實際上是《五團鄉志》的編纂者之一。這四個人的活動範圍和聲望超出了鄉一級，他們通過參與包括縣志編纂在內的各種縣政事宜以及與上海等其他地區的接觸，很可能加強了將自己的鄉土定位於整個縣內或更廣泛的世界中，並宣揚自我主張的願望。正如森正夫所指出的那樣，這點與清代鄉鎮志編纂者的精神氣質（ethos）相同，亦即他們試圖將自己的鄉土「正確」地定位在家國天下中的願望。借用森正夫所討論的精神氣質，我們在哪裏可以找到清末民初沿海地區的特色呢？

由於沿海地區開發較晚，與縣西部地區相比處於相對落後狀態，當地士人往往致力於模仿和吸收先進地區的儒家主流文化，在清末民初推動各種地方公務、教育和文化等事業中也同樣有所體現。然而，儘管有這樣的願望，但在追趕西部發達地區上仍有許多困難。關於這點，《南匯縣竹枝詞》作者倪繩中為《五團鄉志》所作的序文富有啟發性：

正如倪繩中所吐露的「恒以圖詳略團為憾」，因為光緒《南匯縣志》的編纂更多體現圖區士紳的意向，而省略了許多有關團區的事情。圖團內容呈現上的畸輕畸重說明兩個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換句話說，在濱海的南匯縣裏，擁有肥沃土地，開發相對較早，經濟和文化上先進的圖區，和原來起自鹽場，後來隨著海岸線的東移才開始農業生產，相對而言生產力較低的團區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士紳的力量對比也如此。他們不僅在社會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與圖區佔有的主導權相抗衡的意識和追趕儒家主流文化的願望是編纂《五團鄉志》的主要動力。

對於應舉士子而言，詩文圈子除了有應考的直接目的之外，還具有間接的實踐意義，即通過詩文的交流在士紳階層中建立各種網絡，這是學者早已提及的事實。

南匯縣詩文圈子的情況可以從《海曲詞鈔》中略窺一二。《海曲詞鈔》分為從乾隆末年到嘉慶年間編輯的初集、二集和清末民初編輯的三集。從中可知，明清時期南匯縣的詩人圈子是如何擴大的。換句話說，南匯縣在兩個時期士人圈子成員的差異，可以讓我們瞭解到其背後的地域開發和文化發展程度。由於在文化先進的圖區和後發開發的團區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收錄一定數量的團區士人作品是直到三集才實現的。不過很難掌握這些團區作者具體是怎麼樣的人物，在基層社會展開了什麼樣的活動等情況。

幸虧，儲學祖編的《芹香小識》提供了一些可資發微抉隱的信息。根據編者的序文，該書的編撰目的如下：

這裏所描述的，是廢除科舉和實行新式教育制度所帶來的危機感和幻滅感，《芹香小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出來的。這些記錄使我們能夠捕捉市鎮級士人的實際情況。該書收錄的文人範圍原則上僅限於生員，不包括通過捐納購買頭銜的監生。從此可知，儘管同樣是市鎮一級的指導階層，但在當事人的認知中，兩者之間有明顯的差別。

那麼，五團鄉的生員層具體是哪些人呢？下面看一下儲學洙的文章。

這裏簡單地介紹從儲學洙所見的地域史，同時也概述五團鄉士人層形成和發展過程。據此，該書中提到的39名生員中，「傅氏八人，顧氏七人，寒宗五人，石氏四人，四家已過半」，除了《五團鄉志》中未提及的石氏之外，傅氏、顧氏、儲氏均為該地區的「望族」，也是編輯《五團鄉志》的核心力量。另外，令人頗感興趣的是，這些「望族」興衰的時間軸。我們可以看出：以雍正年間的舉人顧璿為代表的顧氏家族在清初時率先崛起，然後傅氏和儲氏家族在清中期擴大了他們的勢力。

過去的研究表明，自明末以來，江南一直是出版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在以蘇州為中心的區域，出版物的流通已超越了士人和大商人群體，擴大到包括婦女在內的廣泛人群。正如大木康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被「發現」，並且他們的歌謠被編纂到各種著作中。晚清以後，由於印刷技術的革新，以時效性為特徵的報刊的普及是近代中國出版文化的一個特點，這點在報學史研究中已積累大量的研究。同時應該注意的是，相對於這樣的新趨勢，也有人反其道而行，通過傳統出版形式來彰顯自我主張。

在後發開發區的五團鄉，指導地方社會的士紳層主要由生員和監生組成，能够在縣級以上的士紳圈子裏面發揮作用的，清末只有儲學洙、顧乃聰以及傅恭弼。在思考地方士人和出版文化之間的關係時，《五團鄉志》的主要編纂者的著作能夠提供很好的材料。儲學洙和傅恭弼的著作能夠提供最全面的信息。儲學洙的著作有《二區舊五團鄉志》、《小普陀志》、《儲氏家譜》、《黃帝紀元表》（收錄於《二區舊五團鄉》）、《耆儒話舊錄》、《泮宮晨星錄》（1926年鉛印本）、《儲墓吟詠》、《龍鐘筆記》、《儲祝鈞年譜》（民國間鉛印本）；合著有《傅雪堂種棉改良說》、《芹香小識》（民國間鉛印本）；傅恭弼的著作有《浦東傅氏家譜》（1913年鉛印本）、《傅氏續修家譜》（1939年油印本）、《史略新編》（美華書館1941年鉛印本）、《清丈灶地蘆課草息請免補價改徵清理費案》（1930年鉛印本）、《延壽指南》（宏大善書局1933年石印本）。

這些著作所涉及的範圍較為廣泛，但兩個人的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體現出各自的特點。儲學洙的著作包括詩集、筆記和文集，明顯地具有科舉知識分子的特點。相比之下，因為傅恭弼是個商人，沒有接受過嚴格的科舉教育，似乎也沒有文化能力來編纂「高尚」的詩文集。有趣的是，正因為他沒有接受過正式的科舉教育，結果他參與了與「正統」士人不同體裁的出版物的編纂。最明顯的例子是《延壽指南》，它是有關健康長壽的通俗性讀物，鑒於該書由宏大善書局出版，應該是屬於善書的範疇。另外，他編的《史略新編》是一本通俗的歷史讀物，其中的歷史敘述展示了一種獨特的民間歷史觀，與清末從西方引進的現代史學的敘述方式大為不同。

此外，雖然上面的著作目錄中沒有列出他們所寫的墓志銘和碑記類的文章，但《五團鄉志》卷十〈藝文．金石部〉中有所提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些文字不是以獨立的著作形式問世的，但對於下層士人的文字實踐而言，是極其重要的，也是《五團鄉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下面，著眼於《五團鄉志》裏有關譜系以及鄉土史的描述，展示《五團鄉志》在時空脈絡裏的歷史意識。關於這點，山田賢提出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觀點：由於「近世化」的結果，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地域」或「鄉土」的歷史開始被積極敘述。下面，主要參考山田的觀點，從幾個側面分析清末民初江南的後發地區的歷史敘述。

仿照歷代縣志編纂的《五團鄉志》，在體例上與縣志基本相似，但也有些差異。最顯著的差異出現在卷十九〈望族〉和卷七〈教育〉。前者記載《五團鄉志》編纂時12個興盛「望族」的簡要世系表，其他家族的信息也被附錄卷末。從一些描述家族族人的詳細信息推測，這裏的記述至少是基於當時編纂者能夠參考的各種形式的家譜和類似資料。如前所述，根據《芹香小識》，五團鄉志中的39名生員中，「傅氏八人，顧氏七人，寒宗五人，石氏四人，四家已過半」。以這條記載和現存的家譜結合起來解讀卷十九〈望族〉中的描述，可以發現只有儲學洙所屬的儲氏家族有比較久遠的世代傳承（第四十二世），其餘的家族只有十代左右的傳承。儲氏家族的世代之所以能追溯到如此之遠，是因為有宋朝士人儲泳（二十世祖），而這個宗族的始祖被認為是儲光羲，他是唐代開元年間的翰林，曾任職江南道。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到三十四世時儲氏才遷到五團鄉，而編纂家譜也直到三十五世才開始，進入民國時期才由儲學洙等人完成出版。其他「望族」系譜也大致上大同小異（參見表三）。

綜上所述，有關五團鄉的移民及其參與地方建設的歷史的描述表明以下特色：這些「望族」的歷史最多只能追溯到清初，在清朝中期開始出現科舉知識分子，在清末民初佔據了鄉一級的行政和自治職位，並且下一代已經開始接受近代學校教育。因此，理解《五團鄉志》的描述意圖時，應該考慮到清末民初地方士人正統化自己來歷的歷史脈絡和區域背景。

根據山田賢對清代四川移民社會秩序和地方意識形成的理解，清代長江上中游地區經歷了以下過程：向三省交界地帶的移民→以移民出發地同鄉紐帶為基礎的互助關係→父系血緣組織分化為適應移民目的地的宗族和無法組織成宗族的血緣組織→後者後來加入「白蓮教」教派，並發動叛亂→有力宗族針對這種社會分化的情況將善舉等地方公務制度化，奠定了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基礎。基於這個理解，長江下游沿海地區的秩序形成的概況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的構圖：從明末清初最晚到清朝中期不斷向沿海沙田地帶移民→前期移民地主主導秩序形成→同時在新開地市鎮形成和發展→由居住在市鎮的指導層控制地方公務→衍變為地方自治制度。與上述向內陸山區的移民相比，江南地區的特點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宗族組織和宗教起義。另外一個特點是由於上海開港所帶來的就業機會和太平軍的佔領造成人口劇減，該地區清末時仍然有條件接納大量的移民。換句話說，清代長江流域的移民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條是在清初至中期向山區的遷移，另一條是從明末清初到近代時期向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區的遷移。由於上海作為經濟都市的迅速發展和沿海地區的持續開發，在清末民初時期對沿海地區的「向量」仍然發揮作用。

在清末的沿海移民社會中，一些前期移民的成功者在當地擁有經濟和社會地位後，試圖進入上海中心區，而後發移民則是為了尋找新的機會，來到了海塘建設後向海擴展的沙田地區。這在清末擔任南匯縣知縣的李超瓊的日記中有所呈現。光緒三十一年（1905）南匯發生水災，8月6日，李超瓊來到水災現場，對於受害民眾情況有所記錄：

在這裏，可以窺見被稱為「沙民」的新移民的存在，以及沙民內部階層分化的情況。負責災後救濟的是先發移民中的成功者，即「望族」出身的士人。譬如，知縣李超瓊與三團董事陳望三協商安排一百數十具棺材來安置屍體。平時負責運營同善堂、接嬰堂、縣普濟廠等所謂善堂，以及救火會和施醫局等地方公事的士紳，在災害發生後的救濟中展現了他們的能力。

以上，主要通過探討卷十九〈望族〉的記載，簡單地描述那些「望族」歷史敘述中所反映的水域社會的地域特性和時代特性。相關記載本來是為了顯示「望族」後人的歷史之正統性，但與他們的意圖恰恰相反，這些記載卻清楚地說明他們的系譜不可能追溯到那麼遠。儘管如此，他們可能也完全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彰顯他們在海濱沙田地帶推進的開發與移民社會秩序的構建、各種地方公事的運行，以及擔任最末端的自治職務的自豪感。在階層流動的過程中，他們學習的是科舉文化。但隨著晚清以來西方文化的到來和新式學校教育制度的實施，科舉知識分子迅速走向「非主流化」、「邊緣化」的道路。以鄉鎮志為首的傳統出版物的出版必須被瞭解為對這些潮流展開的自我主張的一部分。

本部分以《五團鄉志》中財政的記載為線索，探討士人階層記錄土地等既得權益問題的現實動機。考慮到縣志有作為赴任到非籍貫地的知縣的「手冊」的性質，縣志中由官方設定的詳細數字，亦即要執行的「定額」。與官撰方志的這一特點相比，私撰方志的鄉鎮志中的描述有著不同的目的和意圖。考慮到這點，下面看看相關的記載。由於篇幅有限，無法全面討論田賦制度在當地的運行以及地域社會的相應情況，下面著眼於與濱海地區的開發史及與當地的地域權益密切相關的沙田，來探討方志中相關描述的含義。

1.  徵稅和地域權益

在卷四〈田賦〉部分，概述宋代（屬華亭縣）以來的歷代行政區劃，並說明雍正四年從上海縣析出南匯縣後的制度上的變遷。南匯縣在行政和財政系統的特點是分為圖區和團區，即布政使的管轄系統和鹽運使管轄系統的雙重行政體制（圖二）。值得注意的是，鹽場在後者中處於核心地位，因此鹽業和鹽政是分析該地區生態環境、產業形態和權力結構交互影響的關鍵。該地區在宋元時期是上海鹽業的中心，在元代建立了下砂鹽場。明洪武元年（1368），杭州成立轉鹽運使司，在下砂場設立了松江分局。下砂場被分為一團至九團，每團下設甲。從明朝中期開始產鹽量下降，「道光中遂俱停煎」，棉花成為這裏的主要作物。鹽政的細節超出本文的範圍，這裏想指出的是，隨著地域產業的變化，地域經濟和地方秩序的主導者在明清至民國時期經歷了幾次重大轉變。

關於雙重行政體制，正如「民國元年，裁場，課歸縣徵解。四年，復設下砂場，課乃歸場，松江分司亦復設之。十九年，場併袁浦場，廿五年，歸縣徵，撥作公債基金」，從清朝中期到民國初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除了暫時的改變之外，這個體制一直在持續。[1]南匯縣的鹽場與雙重體制相對應而分為「甲項」、「乙項」、「丙項」：「甲項，蘆地稅銀，縣徵解蘇庫」；「乙項，鹽地稅銀，場徵解運庫」；「丙項，漕地課銀，縣徵解蘇庫」。有關鹽地稅銀有如下具體的記載：

乍一看，這些數字的描述過於詳細，但對於先發移民地主而言，恰恰反映了他們在地域開發過程中的既得利益。下面一段具體地介紹瑣碎賦稅數字背後所牽扯的利益關聯。

在這裏可以看到顧乃聰的名字，從此可知先發移民地主於清末民初通過報領確認新漲沙田的地權。自清末以來，國家設立了沙田局等專門處理沙田的機構，企圖對沙田進行丈量和加強徵稅，而先發移民地主層則展開保護既得權益的活動。傅恭弼就是在政府推行加強沙田徵稅政策時出面交涉的保護型人物之一，他所編纂的《清丈灶地蘆課草息請免補價改徵清理費案》反映民國時期沙田問題的詳細經緯。看一下其序言。

該公文集反映的是，圍繞新漲灶地的報領以及相關經費、國家與地域社會之間在對沙田徵稅上的矛盾和交涉的過程，這些問題與先發移民地主層的利益直接相關。公文集出版本身就是一種對國家和地域社會內部宣示合法性的手段，將田畝賦額記錄在鄉鎮志也有同樣的意圖。換句話說，將田畝賦額細節記載在《五團鄉志》並不只是關注瑣碎的數字，而是主張在沙田的擴張過程和與制度的互動中所獲得的權益，為了證明他們在地域社會存在的合法性，鄉土史是必須這麼描述的。

2.  公產問題

在分析上述鄉土志中列舉瑣碎數字的原因時，有必要注意地方公事的運行和地方自治制度的關係。關於這點，《五團鄉志》卷三〈建設〉的相關記載中有一些線索，不過也只是對地方自治制度、各種地方公事，以及負責事人員的概述，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非常詳細的信息。然而，本卷的記載不應獨立閱讀，而應與《五團鄉志》的田賦部分相結合，如此才能讀出其中的含義。

長江下游的沙田之所以引起官民的廣泛關注，是因為清代地方公事以及地方公產的形成，以及圍繞公產地權的糾紛。清代地方公事中發揮核心作用的善堂，長期以來被眾多研究分析，其中有關江南善堂的研究，夫馬進和王衛平是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夫馬進的研究表明，善堂的經營方式並不是純粹的民營，而有幾種不同的方式，譬如由官方稅收補貼的杭州方式（「善堂的官營化」和「善舉的徭役化」），亦即「地方自治」是「官治」和「民治」互為張力形成的。此外，正如山田賢所指出，作為解決移民社會不穩定性的裝置，士紳層推進基於各種善舉的自治事業，成為晚清地方自治制度的基礎。長江沿岸和海濱沙田地帶是相對「年輕」的移民地帶，這裏的善堂以及運行善堂的士紳在地域社會的穩定中所起到的作用更為深刻。

卷三〈建設〉部分較為簡要地記載有關善堂的信息。五團鄉的同善堂是在同治年間由知縣葉廷眷和傅以康、傅以銓等士人共同設立，其主要目的是施棺和代葬等善舉。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儲學洙的提議下決定採取認捐的方式。此外，同治十年（1871）根據顧其琛的提議設立了接嬰堂（前身為堆積會），傅恭弼和顧乃聰也參與了該堂的運營。由於積累了在鄉裏經營善堂的經驗，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發生大規模水災時，如前所述，士紳的善舉網絡在為溺死者採購棺材和救濟災民上顯得相當高效。

作為善堂經常費來源的公產，沙田在其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普濟堂作為南匯縣的一個善堂，在五團鄉設置普濟廠。同治十三年（1874），該縣將新擴張的約一萬畝沙田（草灘）丈量後歸屬於普濟堂，租佃的收入用於運營。光緒七年（1883）這些田產賣給蘇州的紳士，但由於收租方便，光緒十二年（1886）又賣回給普濟堂。第二年，普濟堂讓五個人承包沙田（總佃），並在他們的名義下招小農負責實際耕種（小佃）。然而，圍繞總佃每年支付給普濟堂的包租錢和蘆課錢負擔比例的問題，總佃和小佃之間出現了爭議和糾紛，甚至爆發械鬥，士兵被派往鎮壓。對此，知縣試圖取消總佃戶的承包，並直接招小佃，但總佃對此不滿，展開了各種阻擾活動，甚至導致督撫和布政使等官員也被捲入。在這種情況下，「沙棍」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生暴動，普濟廠被徹底摧毀。

光緒三十一年赴任南匯縣知縣的李超瓊也面臨這個長期未解決的問題。他的日記記載如下：

這裏所表達的是，對普濟堂董事以及決定普濟堂直接招佃的前任知縣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的支持，而對總佃以及試圖哄騙高級地方官員以保護總佃利益的「劣紳」的譴責。《五團鄉志》之所以對普濟堂公產有較為詳細的信息，是為了宣揚他們所負責的地方自治的成就，並證明其合法性，譴責「劣紳」、一部分上級地方官、總佃及「沙棍」等人破壞地方自治的舉動。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不得不大聲地表達本身可能反映了地方公事在沙田地帶的不穩定性：清末時各式各樣的地方公事在江南濱海水域社會逐漸得到加強，但因為圍繞沙田地權和徵稅等問題，始終面臨不穩定的狀態。

儲學洙等《五團鄉志》的編纂者們，大多是科舉知識分子，或者擁有與士人類似取向和價值觀，他們在清末開始的新式教育制度的引進中扮演重要角色。就近代學校教育和地域社會之間的關係而言，清末以後編修的縣志和鄉土志多記述士紳對近代學校教育普及所做的貢獻，不少方志甚至自豪地附上學校創辦時的各種文章和碑文等文字。仿照縣志體裁的《五團鄉志》卷七〈教育〉裏也呈現類似的風格。竹橋鎮的毓秀小學堂是光緒三十一年由傅恭弼等人創辦。後來，1915年改為鄉立毓秀小學校，1929年改為南匯縣竹橋小學校。附在卷七〈教育〉最後的一文，為我們瞭解時人如何看待基層社會的教育現代化問題，提供很好的啟發。曾在山東和江蘇擔任法院院長的連震邦在此文中清楚地指出，清末以來的教育制度的變化是從「科舉」到「科學」。

卷七〈教育〉中的記述在內容和格式上與傳統的方志有些不同，這些細微差異為分析當時傳統士人的歷史意識提供重要線索。這個部分採用了獨特的格式，由（1）「文科」、「武科」、「科學」，和（2）「政科」、「醫科」、「農科」、「工科」、「商科」組成。（1）的範疇列舉科舉及第者和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文科」列舉46名：除了一名進士、兩名舉人、兩名貢生之外，其餘都是生員。「武科」列舉武科舉及第者16名。「科學」部分列舉的是「由小學達中學、大學、専科暨師範、檢定出身」的人。這裏不僅有在中國國內接受教育的人，也有在「早稻田大學法政」留學的人。（2）類包括擁有各種行政機構、自治機構和實業機構中擁有各種頭銜的人，這點都是清末之前方志中看不到的新內容。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商科」的描述。這裏列出五團鄉的中心地竹橋鎮上每條街的商店名稱、業主以及成立時期。這部分不僅使讀者能夠對中小規模的市鎮的具體商業活動有所瞭解，而且也顯示鄉鎮志編纂上的新潮流：當時認識到商業活動是當地實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關於與竹橋鎮差不多同時期成立的「老字號」新茂菸紙店的文章，如下描述當地商業界的環境：

這段文字和「商科」中的其他描述結合起來可以讀出以下兩點信息。第一，除了新茂是「百年老店」外，大部分店舖都是在光緒以後開設的，由此可以推測竹橋鎮是到清末才顯著發展的。另外，商店頻繁興衰的情況表示竹橋鎮是一個以小本經營的商店為中心的末端市鎮。這些特點也是新開地的情況所造成的。因此，這部分記述中竹橋鎮「輝煌」的商業史其實無法追溯到那麼遠。第二，儘管他們的商號多為新近成立，而且規模不大，但《五團鄉志》較為詳細的記載了有關新茂的信息，這是因為經理湯允莘是當地的主要商人，也當過鎮長，他還參與了《五團鄉志》的編纂。這個事實很好地說明記憶怎樣被選擇為地域的歷史。

《五團鄉志》中有關教育的記載在思考以下問題上提供有趣的資訊：逐漸邊緣化的傳統士人如何接受近代性，他們如何試圖描述並定位他們自己的歷史。《五團鄉志》卷末附上的儲學洙年譜，採取極其獨特的敘述方式，為我們思考基層社會如何接受現代性這一問題上提供頗有趣的線索。儲學洙在自敘中說：「緣將半生筆記，並採錄發生革命暨中外交涉諸大端」，年譜並列描述他的活動和家事、中國的情況、列強的情況。每年的開頭部分寫的曆法表記用中國的年號、黃帝曆、佛教曆、儒曆、道曆和伊斯蘭曆寫成的，這恰好表示他從一種融合主義（syncretism）的角度來認識世界。雖然儲學洙的活動範圍基本上沒有超出本縣，而且基本上圍繞本鄉的利益而活動，也很少進行標舉「崇高」的主張，他的年譜的結構和表現方式也顯得簡略，不過他試圖連接基層和世界的書寫方式，對我們理解當時基層社會的人們如何構想世界這一問題卻有所助益。

本文在梳理《二區舊五團鄉志》的編纂者以及其身分背景的基礎上，探討了清末民初鄉土志裏表現的鄉土敘述方式以及歷史意識的時空脈絡。

五團鄉位於南匯縣的海濱地區，明代時設置灶戶，並以鹽業為主要產業，但隨著沖積地向東擴展，逐漸停止產鹽，鹽田以及新沖積地被開墾為棉田和稻田。清代第一批遷入沙田地帶的移民，在清代中後期通過沙田的報領積累了土地，並以此作為經濟後盾，引進禮儀文化，加強了父系血緣組織的力量。他們還開始吸收與科舉相關的儒家主流文化，從清朝中期以後，出現了幾個擁有科舉資格士人的有力宗族，他們通過詩文圈子等士人的網絡加強聯絡，並擔任鄉級的地方公事。清末以後，出自有力宗族的士人引入近代學校制度和擔任地方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或行政職務，來積極推動基層社會的現代化。儘管如此，他們的各種出版活動和著作證明科舉時代的儒家主流文化仍然是他們活動和言論的基礎。雖然聽起來有點弔詭，但也可以說他們的活動和規範意識是被嵌入在「遲到了的近世」中。

《二區舊五團鄉志》中的描述必須置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中解讀：亦即遷移到濱海邊緣地的移民中逐漸出現「望族」以及他們擔任的各種地方公事這一區域脈絡；這些「望族」出身的士人追求的近世文化取向在清末以後的現代化潮流中如何表現這一時代脈絡。隨著清末科舉的廢除、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引進、發源西方的各種學知的傳播、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出現，基於「近世」的規範意識而成為推進各種現代化事業的士人階層，在1910年代末之後迅速面臨了世代交替，他們在邊緣化和非主流化的道路中，被迫證明自己的正統性。包括鄉鎮志的各種文獻的出版，是針對這種脈絡下的一種自我主張的形式。

以上是本文的討論內容，下面讓我們從更為廣泛的角度來展望一下清末民國時期私撰方志的地位。本文所探討的《二區舊五團鄉志》出版於1936年，屬於所謂舊方志中最後一批私撰方志。雖然相關的叢書或集成收錄同一時代的鄉鎮志，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大部分更像是與方志不同類型的書，不能作為近世化過程而產生的地方史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負責編纂鄉鎮志的士人層在土地改革、評階級、隨後的各種政治鬥爭中被推翻，這說明負責編纂私撰方志的階層已經消滅了。1980年代以後重新開始的方志編纂事業中，鄉鎮志以官撰方志的面貌出現。因此，儘管新編方志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與民國以前私撰的鄉鎮志中基於「鄉土」的敘述存在極大的不同。

順帶一提，由於本文專門關注清末以後走向邊緣化的士人層的動向，因此無法討論新式知識分子如何試圖描述區域史，他們如何看待地方史志等問題。這些待將來的專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