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沛晨 ‖ 閱讀·闡釋·創製——對曹植及其《洛神賦》的閱讀史考察

《洛神賦》主旨自古便有感甄、思君二說，其中感甄說起源甚早，至遲在唐代便已出現，認為曹植寫作《洛神賦》與其思念甄后有關。思君說則在明清開始盛行，在大力批駁感甄說之餘，提出曹植以宓妃自喻，寄心文帝，這以陸葇、何焯、潘四農及丁晏的說法為典型，後者更是在《曹集詮評》中大量使用「香草美人」的視角解讀曹植詩文，賦予其思君戀主的內涵。

二十世紀後，由黃侃《洛神賦辨》、《洛神賦跋》發端，學界開始全面審視感甄說與思君說存在的弊端，甚或對《洛神賦》主旨作出新理解，例如「求賢自輔」、「憂生懷友」、「幻夢之慨」等等，然大多未能自圓其說。在此過程中，沈達材《曹植與洛神賦傳說》尤為重要。作者在反對感甄、思君二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洛神賦》只是模仿、依託的產物，該賦遠承屈原《離騷》、宋玉《神女賦》，近受張衡、蔡邕賦作之影響，並與鄴下文學集團共享了「神女」這一創作母題。問題在於，《洛神賦》距建安七子寫作《神女賦》的時間相差甚遠，缺乏合理創作動機。作者並未就此釐清作品主旨，是故影響有限。針對前人不足，戴燕《〈洛神賦〉九章》不僅梳理了「宓妃」等重要概念，還考察了賦作的敘事與結構，進而從書法、圖像等角度探討《洛神賦》的經典化及其閱讀方式的轉變，予人深刻啓發。然而，戴燕在掃除舊有障礙的同時，亦帶來了其他問題，例如曹植既在前人基礎上寫作《洛神賦》，那麼他在整合、吸收先代文獻時是否僅停留於審美層面的模仿；研究者力圖走出索隱派對作品施加的影響，卻難以對其所持文本線索作出有力回擊；《洛神賦》被視作是「守禮」、「言情」和「讚美」的多聲部文本，然賦中的宓妃同樣「習禮而明詩」，可見「禮」並非人神交接失敗的深層原因。

種種跡象表明，《洛神賦》仍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上述研究雖分別以史實與文學傳統切入文本，卻不同程度忽略作為創作主體的曹植這一橫貫二者之間的錨點，忽略了創作能力對於作品生成之影響。只有回到人本身，回到個體知識結構起作用的文學現場，才能最大程度把握住作者彼時之心緒。有鑒於此，本文立足於「閱讀」與「闡釋」兩種維度，通過分析曹植「可能」存在的閱讀史，大致還原他面對已有知識「可能」採取的闡釋視角，進而探尋作品層累創製的過程，以期獲得新認識。

陸機談及作家構思時，曾云：「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意謂一篇作品的誕生，離不開作家對「百世闕文」、「千載遺韻」的吸收，然後方能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故分析《洛神賦》的創製，既需瞭解曹植借鑒哪些文學物料，又要考察他基於何種立場審視、理解這些物料。關於前者，戴燕已指出《洛神賦》序提供了線索，相關分析將留待下節。至於後者，則涉及到曹植的閱讀模式，這是本節論述的重心。

學界探討漢魏之際思想情況時，大體形成兩點共識，即儒學崩塌與玄學興起。《魏略》言曹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又云其「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證明他知識廣博，且「混元造化」居興趣之首，該閱讀模式也佐證學界的傳統認知。然考曹植詩文，會發現他為典型儒生，如詩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作品多引《詩》、《書》等儒家經典，楊脩稱為「雖諷《雅》、《頌》，不復過也。」在《七啓》中，曹植先肯定重氣輕命的遊俠之徒，又將儒者置其上，指出「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才是「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這或與曹植家庭儒學氛圍濃厚有關。史載曹操「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不僅頒布移易風俗的《修學令》，對儒門弟子表示推崇，詩文亦頗多儒家質素，被稱為「躬著雅頌，被之瑟琴」，曹植更言「主上猶尚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至於兄長曹丕自小「研幾六典，學不過庭」，年長後「既遊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逍遙乎六藝，兼覽儒林」，頗有乃父之風。兄弟平日宴會，也多探討儒家經典，如《娛賓賦》云：「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這說明漢末儒學雖顯頹勢，曹植一家仍具有濃重儒家色彩，他們對儒家典籍很熟悉，還保留了相關閱讀興趣。進一步言，曹植儒學立場傾向於兼采今古文的鄭玄經學，故他對前代作品的理解亦大體基於鄭學闡釋，相關證據有四：其一，鄭玄在漢末頗受推崇，何進、袁紹等均邀其為座上客，曹操《董卓歌詞》亦言其「德行不虧缺」，故皮錫瑞認為「鄭君徒黨徧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又《後漢書·鄭玄傳》載「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從「送迎」、「乞還家」等字眼，知鄭玄建安三年（198）曾前往許都，曹植兄弟或在此時與其相識。可見曹植存在學習鄭玄經說的客觀條件。其二，曹植《贈丁廙》云：「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世儒」，據王充《論衡·問孔》：「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則「世儒」針對的應是固守家法的今文經師。而漢末馬融、鄭玄等人多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可謂「滔蕩固大節」，曹植顯然也以此自居。其三，鄭玄經學講究博通，又有「通儒」之稱。結合前引《魏略》與曹丕《典論自敘》：「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的說法，可知曹氏兄弟這種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諸子百家的閱讀模式正符合漢末以鄭玄為代表之通儒的讀書習慣。最後，曹植詩文頗好引《詩》，且他對《詩》的理解大體本于毛傳、鄭箋，同時雜采三家，如《螢火論》：

此章句應指《韓詩章句》，曹植《令禽惡鳥論》提到：「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的觀點亦源於此書。而被認為說法尚可的「熒火」，則是《詩·豳風·東山》毛傳的解釋：「熠燿，燐也。燐，螢火也。」這是采《毛詩》而棄《韓詩》的典型例子，至於徑取毛傳鄭箋的詩例則更多。

可見，曹植是典型漢末通儒，他對「百世闕文」的閱讀、理解與運用也大體遵循鄭學立場。是故探討《洛神賦》創作靈感來源及文本潛在意義，離不開東漢通儒的闡釋視角。

《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222），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明言曹植受宋玉賦作影響，且喚醒他聯想的是洛神宓妃。戴燕曾言「宓妃」出現於多個神話系統，而激勵曹植寫下《洛神賦》的正是這些混沌一片的宓妃傳說。然「宓妃」並未出現在宋玉《高唐》、《神女》二賦中，它最早在楚辭中被提及是《離騷》。丁晏云：

此說並非空穴來風。早在西漢，洛水便在賦中與屈原一同出現，如《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除《洛神賦》外，曹植《妾薄命》亦提及宓妃，且帶有明顯香草美人痕跡：「仰汎龍舟緑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是以探討《洛神賦》的寫作，不能僅關注宋玉，而應上溯至屈原，將作品納入屈宋共同奠定、豐富的「神女」譜系進行考察。

早在先秦，《易·繫辭》已初步奠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形態，即陰陽作為決定萬物發展的核心要素，分別與自然、人生、家庭、政治等領域的重要現象對應，由此構成一套完整的宇宙、人倫、政治秩序的發生論。到了漢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得到明確，約作于西漢初的《稱》便云：「凡論必以陰陽□大義。……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稱》雖為道家著作，其觀點隨即被董仲舒、劉向等漢儒繼承。加之楚地詩歌常以好用比興、多綴虛詞的「周南」、 「召南」作為源頭，漢人又有身為農耕者的女性自我體認，故王逸也認為「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而屈原「求宓妃之所在」則被理解成「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並心力也。」不難發現王逸對《離騷》的認識與《關雎》毛傳，尤其鄭箋「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相近，換言之，據漢儒闡釋，《離騷》與《關雎》均為利用「妾婦自擬」手法闡明「后妃之德」的作品，蘊含「求而不得」的主題，故王逸才會說屈原「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

繼承《離騷》傳統的《高唐》《神女》二賦同樣具有諷諫色彩，但由於描寫重心從道德勸誡轉向美色刻畫，故主題逐漸從《離騷》「憂在進賢」的君臣隱喻變為字面意義的「求賢女」。這顯然與創作主體身份變化有關，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作為文學侍從的宋玉要先考慮用作品娛悅君王，同時不能過度削弱道德說教。而《高唐》、《神女》恰構成一組循序漸進的諷諫文本，顯示出宋玉諷刺技巧的逐層深入。

在《高唐賦》中，神女雖「願薦枕席」，但形象隱於幕後。作者著力渲染高唐觀景色，最後出以楚王「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類似漢大賦「勸百諷一」。是以宋玉諷諫非但失敗，還讓楚襄王夜夢神女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當襄王向宋玉提出「狀何如也」時，宋玉回答很謹慎，他先言「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究測矣」，繼而話風一轉：

宋玉既以「難究測矣」表明神女之美，故詳視後側重描述其衣飾與品德，顯然意在凸顯《離騷》式香草美人，目的是為了預防楚王沉湎美色。不想反倒激起楚王興趣，並言「若此之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當刻畫神女已成必然，宋玉的創作目標便被限制為：如何在展現神女美色時表達君子好色而不淫的諷諫主題。

具體而言，《神女賦》在諷諫技巧上有如下突破：其一，宋玉在詳細描摹神女妖麗時，著意塑造其「澹清淨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的性格，在因果上完善《離騷》求女被拒的邏輯。其二，宋玉將《離騷》的「妾婦自擬」升級為雙重代言體。一方面，宋玉運用第一人稱「余」為楚王代言；另一方面，「神女」也是宋玉的化身，他借「神女」的言語行動表達「發乎情，止乎禮」的諷諫功能，由此充當推動行文的工具人。其三，諷諫手法、功能的轉變帶來「歡情未接，將辭而去」的悲劇結局，由此揭示出「禮不遑訖，辭不及究」的思想主題。

若說漢儒視域下的《離騷》涉及后妃、君王、賢女三者，通過妾婦自擬手法重點論述后妃為君王求賢女事，實際隱含君臣的陰陽對應關係。那麼《神女賦》則將后妃、賢女合并，使敘述主體縮減為二，變成后妃與君王的故事，將《離騷》的「求賢」主題轉變為對君王沉溺美色的勸諫。至於兩篇作品的共同處，則為后妃始終嚴守禮節，而君王多少於禮有虧。從該角度出發，曹植在《洛神賦》中塑造「習禮明詩」的宓妃，是符合屈宋共同奠定的「神女」譜系的，反倒是「君王」形象較前作有明顯改變。而當宓妃與君王形象均趨於正面時，屈宋作品中因「失禮」導致的悲劇在《洛神賦》中實際也失去了存續必要。

曹植對屈宋作品的理解既基於王逸等漢儒，故他對賦作書寫模式的選擇、編排及對修辭意象的運用，便是經由漢儒闡釋視角過濾後的產物。《洛神賦》一方面繼承了《神女賦》的雙重代言體及宋玉對「賢女」的刻畫手法，另一方面則以《離騷》君臣對舉的隱喻系統為骨，將富有「賢臣」意蘊的宓妃作為書寫對象，同時進一步強化象喻的現實指向性。簡言之，賦中的「宓妃」實際就是曹植本人，而第一人稱視角的「余」，即賦中的「君王」，則是曹植為曹丕代言。對此，《洛神賦》文本內外均提供了線索。

以文本內部而言，「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常寄心于君王」為宓妃自述，頗值得玩味。例如「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句便存在一處矛盾：洛水之神宓妃為何會向君王獻上「江南之明璫」？因江南並不在曹魏統治區內，離洛陽更是路途遙遠。然將「哀一逝而異鄉」與「獻江南明璫」結合考察，會發現此處暗合漢儒闡釋，即王逸《離騷經序》言：「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明璫亦是隱喻，揚雄便稱屈原「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可見此宓妃與漢儒心中的屈原具備一定共同特質。

其次，宓妃「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于君王」之「太陰」，亦暗合漢儒的傳統理解。理由為曹植建安時期詩文多提及「陰」或「太陰」，它們多是「臣為陰」義，如《贈王粲》：「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與《七啓》所云「主上猶尚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的說法接近，故李善註：「重陰以喻太祖。」《蟬賦》則言：「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乎太陰」，後接以「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則「太陰」作為詩之「興」仍與「帝臣」聯繫緊密。

此外，約作于漢魏時期的《黃帝龍首經》「占諸望行者吉凶來否第二十六」云：

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行人出行需視所至地之神，且不同神對應不同事類，占卜吉凶來否與其密切相關。其二，太陰神對應的事類正是兄弟。若將該觀點置於《洛神賦》文本語境中，不難發現序中所言「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描寫的「余」正是行人，而「潛處於太陰」的宓妃則為太陰神。是故宓妃實為「女陰」、「臣陰」、 「弟陰」三重複義構成的具有象徵色彩的藝術形象，較之屈宋賦中內涵單一的「神女」，性質發生根本變化。

最後，《洛神賦》對《離騷》、《神女賦》的共同繼承還體現在它將前者希憑「良媒」而求女與後者因失禮而導致的悲劇予以整合，通過細節調整賦予了新內涵。賦云：「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寶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在《離騷》中，屈原有「蹇修」、「鴆」作媒。不同於「鴆」，蹇修為古賢人，正是良媒的不二人選。可屈原依然求女失敗，這顯然與宓妃本身「雖信美而無禮」有關。等到了《神女賦》，神女與后妃形象二合一成為守禮象征後，君王失禮則為人神難以交接承擔主要責任。可見不管是《離騷》還是《神女賦》，「求女」所涉諸位角色間的關係是矛盾且對立的。然而，《洛神賦》中的神女與君王均守禮自持，他們缺乏屈宋賦作角色間矛盾對立的精神內核。在維持人神戀愛悲劇前提不變的情況下，曹植的處理方式是「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即「良媒」的缺位導致人神難以做到宋玉筆下的神女與君王般「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蓋因傳遞彼此信息的只是沒有靈智的「微波」。換言之，人神交接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交流不暢，直接原因是缺乏實現雙方得以有效溝通的的媒介，即「良媒」。之所以出現這種寫法，或與曹植經歷有關，據《魏略》：「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淸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文本中洛神「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現實中曹植「欲因主謝」而不得見，二者經歷何其相似。

以文本外部而言，曹植多有妾婦自擬之作，且黃初四年（223）後集中創作了諸如《美女篇》、《浮萍篇》等作品。其中《美女篇》：「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顯然本自《離騷》，鍾惺便言：「《美女篇》輯《洛神》之余材而成之，自為淒麗之調，真是才子。」此外曹丕亦曾用婚媾比喻自己和曹植的關係，如《猛虎行》：「與君媾新歡，托配於二儀。充列為紫薇，升降焉可知。」而在《洛神賦》中離開京師的人是君王而非宓妃，君王行動與曹植經歷吻合，故數百年來思君說多以曹丕為宓妃，由此生出種種文本齟齬。

其實從閨情詩角度看待《洛神賦》結構，該疑問可迎刃而解。在閨情詩中，被留在原地的多是女性，或稱「宕子妻」。而遊蕩在外，音信渺茫的則是男性，故曹植《七哀詩》有「浮沉異勢」、 「何時會合」之歎。《洛神賦》在暗喻男女陰陽之義時，亦借鑒了閨情詩的寫作手法，例如描寫洛神被君王拒絕後「徙倚彷徨」，「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越北沚，過南岡」，進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的行為，正見其雖欲同去而不可得，只能任由異鄉阻隔彼此的悲涼。而君王看似「足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最後依然「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也與閨情詩中的宕子形象吻合，這顯然是《洛神賦》不同于《神女賦》的特別之處。

相較于兄長，曹植似乎更重兄弟情感，他早年的《釋思賦》便宣揚兄弟友愛：「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贈白馬王彪》及《敘愁賦》等亦多美兄弟手足。曹丕在其心中亦有一定分量。例如，建安十六年，曹植、曹丕分別因為征討馬超之役而作賦。曹植〈離思賦〉序曰：「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世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曹丕〈感離賦〉序則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

從修辭角度看，曹植遣詞造句情感濃度更高，且他憶戀對象單獨限定為曹丕，賦中更言「念慈君之光惠」、「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反觀曹丕，不僅思慕對象泛稱「老母、諸弟」，且賦中對此一無所提。曹植約略作於同年的《侍太子坐》，對曹丕亦有「偏偏我公子，機巧忽若神」的讚美。徐公持也認為《離思賦》、《娛賓賦》及《侍太子坐》等早期作品反映出當時曹氏兄弟間關係基本保持親切素樸狀態，沒有太多感情隔閡痕跡。

對親情重視程度差異還表現在二人對題材的選擇上，現存曹氏兄弟文集中均涉及親情、友情，曹植在創作偏好上傾向前者，曹丕則更注重後者。雖然曹植涉及兄弟情感的作品多出現在社交場合，但從他與曹丕早年交往的情況來看，應非全無真心。這不僅體現在曹植於《娛賓賦》、《公宴》等作品中「欣公子之高義」，還會直接代曹丕立言抒發骨肉親情，見《聖皇篇》：

李錫鎮曾指出曹植與曹丕詩歌在代詞運用上有較大區別，曹丕詩代言體運用多植根於作品人物的內部視角，敘述者則隱於幕後；而曹植代言體詩則內外視角兼用，更能凸顯作者自我的心理呈現。是以《聖皇篇》雖是曹植代曹丕立言，本質仍代表曹植對於兄弟友愛的期望。

此外，曹丕還將更多筆墨置於理想友情追尋上，其《交友論》言：「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可見親情雖構成曹丕生活的側面，卻非主流，他的情感需求以「人倫本務」、「王道大義」為前提。

曹植對此理解似乎較片面：將《交友論》與《洛神賦》「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對照，可知他傾向從感性角度認識親友之「交」，故賦作才會借助人神戀愛的外殼追懷昔日兄弟友愛，並展現該情感逐漸走向破滅的全過程。而虛實結合的筆法、雙重代言體及閨情詩技巧的協作運用，又使《洛神賦》形成了某種「敘事詭計」。但作者直到最後也沒有揭開謎底，只留下「遺情想像，顧望懷愁」的遺憾結尾。這或與賦作懷人自傷的性質有關，也符合儒家中正含蓄的美學思想。

曹植借《洛神賦》反映了他與曹丕之間因缺乏良媒而難以交流的窘境，表面上看這似乎源於兩人昔日的太子之爭，事實卻非如此。東漢末年皇權衰落，很大程度與宗親勢力無法有效制衡外戚、宦官，最終只能放任地方勢力坐大有關。加之曹丕素敬仰漢文帝「寬仁弘厚，躬修玄謨，以儉率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的執政方針，故在位期間大體以修養生息為主。為何親逢漢末亂局的曹丕在宗室政策上未能沿用寬和為政的政治邏輯，在君臣之分已定時仍對親族嚴加防範，甚至格外針對曹植呢？對此，《三國志·賈詡傳》提供了線索：

有趣的是，曹丕也在《內誡》、《奸讒》二文中痛批袁紹、劉表因治家不嚴而致家族喪亂，《奸讒》便云：

根據材料，袁尚、劉琦得寵均與其相貌有關，這源於漢末人物品評風氣。袁紹方面，審配為名士，郭圖、辛評來自名士輩出的潁川。劉表方面，蔡瑁、劉表均為大名士，其表甥張允亦應得預清流。而袁、劉之妻都在「廢嫡立庶」中表現出干政意圖，曹丕還批評袁尚「媚悅惡母」。可見袁、劉內部矛盾多由清流挑起，而清流為自身利益不惜與外戚聯合，結果就是政權覆滅。而袁劉傾覆作為震撼世人的大事件，漸成當世具有資治色彩的典故，顯然促成了曹操確立太子，並影響曹丕未來執政方針。是故探究孕育《洛神賦》的歷史土壤，需回到漢魏之際的政局中尋求答案。

東漢末年政治敗壞，挺身而出的是「激揚名聲，裁量公卿」的清流士人。清議雖對漢末政治起過積極作用，卻矯枉過正，走向任誕反面，《後漢書》稱：

這種不良士風易滋生朋黨之爭或傍訕執政，代表當屬袁紹、劉表的「廢嫡立庶」。與之相對，曹操很早便意識到士風衰頹的消極影響，致力匡正失序政治。他少時便對「古學」感興趣，桓、靈時期多次上書切諫。光和末曹操為濟南相整頓吏治，史稱「政教大行，一郡清平」，說明他是站在儒家立場以法術維護東漢政權的吏儒。結合《讓縣自明本志令》：「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的記載，彼時曹操還同時尋求「清流」的認可，甚至博得名譽才是其宣揚政教的目的。故政教與名譽實為曹操的人格底色，只是不同時期各有側重，大體仍在「儒生」範疇內。後董卓之亂迫使其走上地方武裝割據道路，他作為「治世能臣」的清流理想正式宣告破產。如何在新歷史條件下實現秩序重塑，是曹操下一階段面臨的新問題。

曹操思考的結果，是作為「亂世奸雄」建立地方政權，以此為基點搆築新秩序。而任誕士風則被認為是政治失序的主要表現，故曹操擁有個人武裝，尤其是初為兗州牧打造政權基本盤時，士風整頓便成為穩定軍心的關鍵。但此時他未能明悉兩點形勢：其一，漢末武裝多是士人主政，豪強出戰的複合型割據政權，出於行政運轉及安撫地方的考慮，它們多對士人開放。其二，政權內部因多清流士人，政權領袖容易受輿論鉗制。袁紹死後，袁氏兄弟手足相殘，劉表曾致書勉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強調「克己復禮」、「共奬王室」，並言：「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為君之役哉？」在地方割據分立局勢下，清流輿論關係政權穩定。川勝義雄便認為魏晉貴族淵源于受輿論支援之士大夫集團代表者，它們並非得到君主自上而下的特殊保護，其形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士大夫輿論由下來保障的。

曹操最初顯然未能處理好與清流群體的關係。輕易誅殺邊讓不僅引起「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還招致「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的後果。這讓曹操明白秩序重塑難以一蹴而就，是以選擇向清流士人適當妥協，於是程昱勸曹操殺劉備時，他回答：「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官渡之戰後曹操有實力將新秩序建立提上日程，針對清流策略也由妥協轉向對抗。他先後在建安八年（203）頒布《論吏士行能令》、《修學令》，從正反兩方面降低清流士人影響力。前者提倡「不重德行」是為了削減清議能量，解開加諸自身的道德枷鎖。後者則希望讓「士」，從漢末激揚時政的黨人回歸到注重經術禮法的醇儒，故建安十二年（207）「學為儒宗」的盧植等人開始受到重用。這些政策是曹操基於現實想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應對措施，因為他既不許有和朝廷利益對立的集團存在，拒絕鄉里清議綁架朝廷用人之權，卻又被迫從大姓名士中選用人才，且仍需大姓名士推薦所需人才，所以只能採取分化的方式驅虎吞狼。

建安十年（205）袁氏敗亡，標誌曹操正式整頓任誕士風，他痛斥「阿党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表示「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以此為理論先導。還接連頒布《封功臣令》等詔大封功臣，逐步確立新秩序。後在建安十三年（208）劉表集團潰敗之際宣示孔融罪狀，認為世人「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殺孔融以儆效尤。同時任命忠清幹事的毛玠等人為官，後玠有謗毀之嫌，曹操同樣怒斥：「今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這系列舉措背後的行為邏輯，可從十九年（214）傅幹諫書中稍作管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

然而，位望日隆的曹操仍需《讓縣自明本志令》「分損謗議」，且受封魏王后接連遭遇吉本、耿紀、魏諷等人叛亂，故其雖能重塑秩序，卻難以使其維持常態。曹操顯然意識到這點，他在執政後期一反此前穩健，意欲將秩序常態化的任務留待後任，為此另作部署：其一，繼續南征吳、蜀，為後任創造有利環境。傅幹勸諫曹操偃武修文，實則未能究明政策轉變背後的動機。其二，持續沿用「唯才是舉」政策，憑此達到天下一統與削弱清流的雙重目的。其三，分派嚴守禮法的醇儒邴原、邢顒輔佐太子候選曹丕、曹植，這是三項部署中的核心。

邴原，據裴注引《原別傳》，他與鄭玄同鄉，卻不從對方問學。後來「自以高遠淸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鄭玄曾遭黨錮之禍，是典型的清流黨人。而邴原在學術志趣和性格上均與其有差，這或是他不滿鄭玄的原因。邴原「頤志澹泊」證明其與任誕士風疏離，因「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被選為曹丕家臣，曹操給出的理由正是「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

邢顒與邴原類似，史載：「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最後他投下了反對立曹植為太子的關鍵一票。

曹植服膺鄭學，其「無願為世儒」的放蕩個性是漢末任誕士風的典型表現，他所親近的楊脩、丁儀兄弟均為清流人物，實際形成一個不拘禮節的名士團體。與其說曹植不守禮，倒不如說他不會嚴防禮法。從該角度看曹植私出司馬門事件，實質正是個人放曠行為背後隱含的尊卑失序。該行為恰與漢成帝故事形成鮮明對比，成帝「壯好經書，寬博謹愼。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漢成帝為太子的「寬博謹慎」在後世已成太子們的道德標杆。唐初，韋湊還曾就睿宗改葬故太子重俊事發難，所舉的正是成帝之例「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曹植的任誕不符為臣之道，故曹操才說：「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可見，曹植及其黨羽是曹操重塑政治秩序中的逆流，放任其壯大容易埋下秩序失控的隱患，是以曹操一旦確立太子便誅殺楊脩、丁儀等人。

曹丕雖曾自詡清流，但他懂得矯情自飾與勞謙待士，能與邴原等人和平相處，故而得立為嗣。他在《奸讒》、《內誡》中批判袁、劉故事，實則沿襲曹操思路，將之作為「殷鑒」警醒當世，成為新一輪大興文教的依據。到了魏明帝時期，主持立法工作的劉邵著《人物志》，從理論高度總結曹魏時期選人政策。他列舉「偏材」、「兼材」、「兼德」三種類型，並認為「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此外，清節（道德）、法家、術家雖被劉邵一同視作人才之源，但只有清節家獲得「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的評價，這說明儒家德治一直是曹魏政權建立、轉型的根本思路，刑名法術只是輔佐手段。

總之，曹操奠定的新秩序經漢魏禪讓及文帝「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的治理得以維持常態，而作為皇室任誕典型的曹植只能受到嚴密監視。這不僅因為太子之爭，更多是曹植身上鐫刻的「清流烙印」帶有破壞政權穩定的象徵意義。曹植並非沒有感受到時代風氣轉變，《洛神賦》反映出的恰是一種同道殊歸的幽微心緒，構成了對現實的反諷：習禮而明詩的宓妃與申禮防而自持的君王，卻因「乏良媒」而禮不成，由此導致了離別悲劇。曹植是站在漢末通儒的角度看待「禮」的，因尚通侻而不要求嚴守禮儀；曹丕在完成政權重塑後，重視禮法之士對社會的穩固，強調絕對秩序與權威，卻也帶來人際關係的異化。曹植在作品中抨擊「婚媾不通，兄弟乖絕」，證明他雖有「禁錮明時」的棄物意識，卻無法透過親情變質表像看到政權轉型本質。從該角度看，「逆流而上」的曹植是不合時宜的，而宓妃與君王「缺乏良媒」的戀情也是不合時宜的。在漢魏之際政治秩序重塑與常態化的歷史潮流中，曹操與曹丕昂首挺胸闊步向前，曹植卻永遠停留在了過去。就像《洛神賦》中的君王攬轡歸乎東路，徒留宓妃一人獨守洛川。因此與其說《洛神賦》的主旨是思君戀主，倒不如認為它只是披上了思君的外衣，本質是曹植對兄弟情感變質的迷茫與發問，暗含了兩人儒學立場、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由此，「神女」題材實現了從宋玉《神女賦》之諷諫到曹植《洛神賦》之自傷的轉變。故將《洛神賦》列在《文選》「情」類應是沒有異議的。

綜上所述，曹植本質是帶有鄭玄經學立場的儒生，他以漢末通儒的眼光審視《離騷》與《神女賦》，以此作為《洛神賦》的寫作靈感與文學物料。在製作《洛神賦》時，曹植充分吸收了《離騷》的宓妃意象及其隱喻系統，融匯屈宋賦關於代言體的運用，並將漢代有關「陰陽」的知識話語與自身經歷情感貼合，利用閨情詩的寫法強化了賦作諷喻的現實指向性，使《洛神賦》蘊含著作家強烈個性與幽微心曲。《洛神賦》產生的歷史背景與曹操、曹丕父子對漢末時局的思考及應對舉措有關，背後反映了曹植、曹丕在儒學取向、人生道路上的同道殊歸。東漢末年，曹操有感于任誕士風造成的混亂時局，開始著手進行政治秩序的重塑，其中關鍵便在於削弱清流名士的政治影響力。而曹丕由於順應了曹操改革潮流而得立太子，並在即位後重用醇儒禮法之士來大興文教，以此維持新秩序的常態化。與之相對，曹植自始至終都是不合時宜的「逆流者」，依舊保有對清流身份認同的他費解於兄弟親情的變質，終究未能認清局勢而成為了時代棄物，並將自己的困惑與不合時宜傾瀉進了《洛神賦》中，遂致文學史上千古流傳名篇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