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彥妮 ‖ 萬曆杭州南屏社事文發微——兼論不在場的王世貞

萬曆十四年（1586）秋天，汪道昆（1525–-1593）、卓明卿（1535–1594）、屠隆（1542–1605）等近20位東南一帶的文化人物聚集在杭州西湖南側南屏山麓的淨慈寺，觀景賦詩，敦睦交誼。東道主卓明卿將這次自發組織的活動稱為南屏社集，並且相約在各自熟識的朋友圈中邀請唱和。位望最隆的汪道昆寫了很長的一篇〈南屏社記〉（以下簡稱〈社記〉）記載是次社集的始末詳情。此時已被革職的屠隆應邀為即將結集的作品寫了序言〈西泠社集敘〉（以下簡稱〈集敘〉），卓明卿作為東道主也以駢體創作了一篇〈南屏社序〉（以下簡稱〈社序〉）。按照計劃，這些前言和介紹文字，連同在場文人和邀請唱和作者的詩作一道，將由卓明卿負責匯集刊刻。雖然無法確定這個籌劃中單獨刊行的《南屏社集》是否付諸實施，但有相當多的篇章都保留在汪道昆、屠隆、卓明卿的文集中。今人對這次社集的瞭解主要就是根據他們的文字。

以郭紹虞先生〈明代的文人結社年表〉（1947）和〈明代的文人集團〉（1948）為標志，文人社集出現在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視野，後繼學者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對社事史料的鉤沉整理、對文人集團風會消長的梳理，以及對詩學思想的辨析發微等幾個重要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政治、科舉、地緣、家族、宗教等因素也被納入思考範疇，以期在更多重、細微和複雜的角度下理解和闡釋歷史中人的思想和書寫。例如羅宗強在關於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的著作中以〈一次社集傳遞的信息〉為題，通過分析〈社記〉和《卓光祿集》中收錄的是次集會的詩歌作品，並沿著與會諸人、時代話題和個人興趣等信息指向，重新復原了社集時代的人文氣氛，包括對尚武和遊俠的興趣、對情色慾望的外顯化表達、對佛道等宗教思想的耽溺等等。或者說，以社集這個小環境中的人、事、文字去呼應和印證時代風潮、士人心態等大環境。然而，無論是將南屏社視為明代詩社如林中的一個統計數據意義的存在，還是置諸時代文化或詩學的洪流裹挾之下，都對南屏社的情況存在一定的誤解。

首先是關於是次集會的日期，有學者認為是在萬曆十四年中秋八月十五和二十五日分別進行了兩次。所根據的是屠隆〈集敘〉，「萬曆丙戌八月既望後，新都汪伯玉司馬至自京口」，然而對照汪道昆〈社記〉中列出的明確的時間線索，「則以下旬五日為會期」，可知中秋只是汪道昆一行抵杭的時間，並非確切的會期。其次則是認為王世貞等人參加了這次的社集。郭紹虞〈明代的文人結社年表〉根據《卓光祿集》收錄的詩作著錄了是次社集：「是年（按：萬曆十四年）秋卓明卿在湖上結南屏詩社，推汪道昆為主盟，參加者有王世貞、鄔佐卿、汪禮約、曹昌先、王稚登、毛文蔚、汪道貫、屠隆、宗邦承（按：當為宋邦承之誤）、汪道會、李自奇、徐桂、楊承鯤、潘之恒、華仲亨。」然而對照汪道昆〈社記〉和屠隆〈集敘〉可知，王世貞、王穉（稚）登、華仲亨等人實未親身與會，只是通信唱和。隨後的學者提及卓明卿南屏社時往往襲用郭紹虞這個說法。儘管詩歌唱和確實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但與本人實際到場畢竟不一樣，尤其是對於像王世貞這樣在當時已然擁有重要的文壇地位和政治文化能量的人物。

然而對照〈社記〉為主的社集文字會發現，上述兩處誤解與其說是學者的疏忽，倒不如說是汪道昆等人刻意想要達到的效果。他確實將萬曆十一年（1583）的「中秋之會」作為南屏社集的前身加以追憶，也不斷提及王世貞之名，造成一種王世貞「在場」的閱讀感覺。這種敘述策略在當時就已經奏效。在南屏社集20年後，沈德符（1578-–1642）筆下一則關於金華胡應麟好使酒罵座的記聞中，汪道昆三兄弟和王世貞兩兄弟，以及戚繼光等人會於西湖，自負才華的汪道會出言質問王世貞：「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促不及答。」這則記聞將萬曆十一年、十四年的西湖之會以及在王世貞弇山園發生的諸多細節摻雜在一起，營造出一個以王世貞、汪道昆為核心群體的充滿戲劇衝突的文壇瞬間。如何把握南屏社傳遞的信息，涉及到如何通過社集文字瞭解當時的情況，同時如何判斷社集書寫營構的種種幻與真，本文通過重探南屏社事和重讀汪道昆等人的記錄來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汪道昆，字伯玉，徽州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曾經任義烏知縣，後來陸續擔任過襄陽知府、福建按察司副使、湖廣巡撫，直至兵部右侍郎。萬曆三年（1575），汪道昆任滿致仕回家。退職閒居之後，他對文事十分用心，通過詩文向王世貞頻頻示好，尤其對李攀龍、王世貞的復古詩論大加稱賞，往往有公開左袒王世貞的言論。兩人年輩相當，又對文學持共同的主張，漸漸成為東南聲望最高的兩大文壇領袖。從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他數度來往吳越訪友會親，活動頻繁。南屏社集上，他是在場諸人之中年輩和名位最為崇高者，被推舉為是次社集的盟主，並為社集詳情撰寫了〈社記〉。這篇文字是這次社集始末的最主要的信息來源。

此次集會的東道主、杭府仁和縣塘栖人卓明卿，出自商人家庭，通過捐納獲得監生資格，後來慢慢輪候到光祿寺大官署監事、署正這樣榮譽性質的低級職位。卓氏熱衷結交名士，且出手闊綽，那些名士既驚訝於他的文學才華，也為他歲時的饋贈所籠絡，漸漸將他引為同道，為他揚名。卓明卿在北京奔走干謁時認識了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1536–1588）。世懋在〈卓澂甫詩集序〉中回憶自己萬曆五年（1577）便道輕裝去塘栖拜訪卓明卿的情況。在卓氏另闢的竹林禪室中，他們飲酒聊天，酩酊而別。次年，卓明卿去婁東拜訪王世貞。王在萬曆六年（1578）八月寫成的〈卓澂甫詩集序〉讚他「美風神，善談笑」，「其論詩翩翩能解頤」。此後，卓父的墓表、卓母的墓誌、卓的傳記、卓所刻書籍的序文等請託絡繹不絕而至，以至於王世貞忍不住抱怨：「（吾）所以為子足矣，吾且倦筆硯。」和世貞兄弟在內的社交關係極大地提升了他的名望，在〈示兒子書〉中他得意地回憶，「自喜托契寰瀛，俊輩班荊，名流接席，左提右挈，一挽一推。當此之時，自謂無負」。萬曆十二年（1584），李維楨（1547–1626）為卓的詩集撰寫序言：「以此兩賢（指王氏兄弟）左提右挈，澂父足不朽矣。」

雖然不能確定卓明卿和汪道昆最早於何時認識，但不會晚於萬曆十一年中秋。當晚他們曾一同赴浙江總兵胡守仁之邀在西湖之上飲酒作詩，後文將論及。萬曆十四年秋的南屏社集，主要是來自卓明卿的動議。

按照〈社記〉，在是年八月之前，汪道昆有半年多的遊歷。萬曆十四年春天，汪從歙縣老家出發，帶著自己的胞弟汪道貫和從弟汪道會動身去太倉，在王世貞的弇山園及附近的名勝歡會數日。四月前後，他辭別世貞，帶著弟弟北上京口，在金山、焦山等地避暑觀光。八月初三，他去揚州觀看了曲江潮。秋意漸濃，他打算回家，此時他的兒子汪無擇加入了父親和叔父一行人。在八月份，王世貞又寫信邀請他歸途便道來訪。他惦記著回家，又想順道遊覽別的地方，便辭謝了世貞的好意，經過太湖、吳江，沿運河而下，經過五晚抵達杭州城外的北新關。杭城的按察司長官招待他們一行人下榻在西湖的湖船上。不巧汪道昆此行想見的馮夢禎（1548–1605）、王荁（字季孺）兩位翰林又恰好有事去越中，需要他多等九天。汪道昆和卓明卿討論，表示不想久留。卓明卿為了說服他，將來客的名單一一羅列如下：

這份名單中涉及21人，分別是：歙縣的汪家三兄弟、道昆子汪無擇（字象先）和潘之恒（字景升），錢塘人李時英（字含之），仁和人卓明卿（字澂甫）和楊兆坊（字思說／悅），餘杭人徐桂（字茂吳），鄞縣人屠隆、汪禮約（字長文）和楊承鯤（字伯翼），蘇州人曹昌先（字子念）和毛文蔚（字豹孫），上海人曹叔重（按：推測即曹重甫）和陸萬言（字君策），鎮江人鄔佐卿（字汝翼）和茅溱（字平仲），揚州人李自奇（字季常），天臺人蔡立夫，以及應該是杭府本地人的俞叔懋。這些人之間關係限於篇幅無法詳述。單就社集這一語境而言，可以簡單分為三類：來自歙縣的汪家兄弟父子，他們是此次集會想要招待的貴客；來自杭府本地的卓明卿等人，他們以東道主的身分負責策劃籌辦；慕汪道昆之名前來與會的眾賓客，他們或是汪的門生故交，或是卓明卿的朋友，或是更間接的朋友同學。在這些賓客中比較值得留意的是來自浙東鄞縣的屠隆。他是萬曆五年的進士，先後任潁上、青浦知縣。萬曆十一年，升任戶部主事。萬曆十二年十月，因為和西寧侯宋世恩宴飲之際不加約束的「淫縱」行為而被彈劾削籍為民。在為自己抗辯的過程中，屠隆沒有獲得王世貞聲援，因此有意向汪道昆處尋求支持。前一年他往新安參加了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的活動，此後不斷在給汪的信中表達想要再見面的期待，這一次他帶著自己的鄞縣同學汪禮約、楊承鯤和在青浦任上結識的曹叔重、陸萬言等人一起來參加盛會。可以說，八月二十五日的南屏社集並不是一個鑿空而來的突然事件，對於汪道昆、卓明卿、屠隆等人來說，都有他們各自的人生境況和始末緣由。

從匯聚而來的路線看，與籍貫不盡一致。他們大多從鎮江、蘇州、松江這些江南運河沿線地區以及南京這種中心城市匯集而來，這正是汪道昆在萬曆十四年春夏遊歷東南所經之處。是年春天他們從新安至京口，一方面是給此時離職的徽州府推官龍膺（1560–約1618）送行，另一方面是為了給弟弟道貫尋醫治病。汪道昆帶著他們經過杭州，東上弇州見王世貞，又經蘇州、無錫而抵鎮江，和龍膺在江邊分別，會合了兒子汪無擇，一起折返。在這一路上他已經見了社集名單上的不少人，鄔佐卿和茅平仲還和他一路同行至杭州。

必須指出的是，汪道昆〈社記〉中的社集名單並不是當天賓客的全部記錄，更近於汪道昆和卓明卿視角下、籌備階段的一份記錄。根據潘之恒〈二十五日同汪伯玉司馬、鄔汝翼、茅平仲、俞叔懋、李季常、汪長文、汪仲淹、屠長卿、宋伯靈、汪仲嘉、徐茂吳、楊伯翼、汪象先、鄔章甫、周義卿集西湖淨慈寺，是日卓光祿澂甫張具徵召名妓十二人佐酒，即席分體賦詩，得時字〉一詩，當天到達的人，宋伯靈可能就是《卓光祿集》所錄之「雲間宋邦承」，而鄔章甫、周義卿事跡失檢。再根據潘之恒〈中秋雨夜同四明汪長文、屠長卿、楊伯翼、張孺願、公魯、屠文長、吳秀甫宿淨慈禪房，分得雲字〉七律，可見在集會前的中秋當晚，屠隆、汪禮約、楊伯翼、張邦侗（字孺願）這些鄞縣的同學舊友集體宿在淨慈寺僧房，有一次小範圍的聚會聯句。南屏社集後，屠隆給蘇州的王穉登寫信提到汪道昆這次集會：「抵虎林，適汪伯玉司馬至自焦山，約會於湖上。一時耳食之徒紛然雜至。」從屠隆的視角來看，聞訊而來的人非常多，他也未必都熟識。因此，能進入〈社記〉的賓客名單，至少需要一定的知名度。

杭城是大運河南端的繁榮都會，它與東北方向的蘇、松一衣帶水，也是西邊的徽州、南邊的閩粵往來吳地的必經之路。在南屏社賓客們的文字中往往通過諸多日常細節和記憶表達對杭州的地理感受，也就是人文地理學常討論的「地方感」（place attachment）。對屬新安江水系的徽州而言，杭州頗有離家最近的大都市的意味，以及交通中轉方面的特別功能。水路前往東南的蘇州、松江，往往要經新安江走嚴瀨下錢塘，從杭州再轉另外的水路或陸路。萬曆十三年（1585），在前一年十一月被免去廣東總兵職務的戚繼光（1528–1588）收拾行囊，動身回山東老家。老朋友汪道昆想在戚繼光北返的路上見面送行，在給戚的信中說：「第以歸計籌之，歸必取道浙中。僕必相期一別。其在省會，則彼此有他，凡百由人，徒茲騷驛。」汪道昆不想把地點定在省會杭州，因那裏行動受人安排，不自在，因此提議兩人的船在京口一帶會面。而在萬曆十四年的行程中，汪道昆曾兩次經過杭州。他的七言律〈李含之、徐茂吳集龍君御、鄔汝翼父子及余兄弟泛湖，得春字〉，就是在春天經過杭州，於湖上遊玩集會分韻之作。除龍膺外，這些人似也都參與了秋天的南屏社集。

與汪道昆、龍膺唱和的李時英、徐桂，都是杭州本地官紳，迎送往來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比重頗大。李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舉人，隆慶五年（1571）進士。按照明代進士的常見仕歷，大概先任廣東欽州知州，後任至禮部郎中，由此致仕、辭職或革職不詳，時人稱他為「李祠部」。徐桂（？–1605），字茂吳，本是長洲人，後來移籍至餘杭。他和屠隆、馮夢禎都是萬曆五年進士，任袁州推官，後受彈劾辭官。作為本地人，他們常常在外地文士遊覽西湖或蒞臨杭州的詩中作為遊伴出現，並結下長期的友誼。例如臨川人帥機（字惟審）就有〈始遊西湖，步六橋，同友人李含之〉、〈浙江驛解纜，寄李含之祠部〉。甚至隨著他們在外的奔走，西湖也可以作為他們的郡望或人格特徵，例如屠隆〈懷徐茂吳〉「美人南國傍西湖，勝具高情迥自孤」，再例如湯顯祖〈送前宜春理徐茂吳〉「西湖徐君美如此，渺渺東來渡江水」。萬曆十一年重陽，李時英和杭州府同知喻均（字邦相，萬曆七年［1579〕進士）等人共同招待了途經杭州在此暫駐的汪道昆一行，大約同一年，胡應麟等人與喻均一道遊湖，行至玉泉，徐桂帶著家釀酒來加入。[18]萬曆十四年暮春時節，這些杭城本地的士紳又盡地主之誼，和汪道昆、龍膺等人在湖上泛舟聯句。杭府本地人除了李、徐、卓幾位外，事跡可考者還有楊兆坊，字思說（一作思悅），杭州仁和人。他曾經參與過萬曆五年杭州知府劉伯縉等人主持、退休官員陳善總纂的《杭州府志》的編寫，彼時他作為仁和縣儒學生，和其他12位府縣同學一道位列「考輯」人員。在同時代人的文集上，往往可見楊思說招待朋友遊湖一事，他在杭城一直都很活躍。在〈社記〉中，卓明卿力勸汪道昆參會，提到「徐茂吳、李含之、楊思說、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則東道主也」，是因為從情理上說，這五位本地士人都有資格做東道，不輕易越過這幾位，正是卓明卿人情練達的地方。

杭州對於四明和天臺一帶的文士來說，無論是地理還是心理距離都更近。萬曆十三年，屠隆被削籍南還，帶著家眷在西湖避暑，盼著能在此見到從徽州東行的汪道昆。萬曆十四年初，從徽州參加完白榆社回家之後的屠隆致信提醒汪道昆「以花時與不穀會於西湖」的約定。這些都是基於對雙方地理位置的熟悉和判斷。

對於從吳門、華亭、京口、金陵過來的其他與會人來說，位於大運河南端的杭州向來是一衣帶水之地。根據寫給士商行旅參考的《天下水陸路程》的記載：

不論什麼時代的讀者看到這裏，都能感受到蘇杭這一區域的便利、安全與有序。這條路大致也是汪道昆從揚州南還後所經過的路線，「信震澤，宿吳江，仙仙乎遊也。……五宿而達北關」。從吳地而來的賓客們，也許出於不同的具體機緣，但總體上可以說是汪道昆一行人往返巡遊在沿途帶起的風潮。

需要補充的是，從杭城武林門外的北新關出來，船行四十五里之地即是卓明卿家所在的塘栖鎮，人烟阜盛，商業繁榮，是東上往來的必經之地。卓氏能夠獲知這二十多位賓客的情況，事先的郵傳約期、協調統籌等聯絡工作並不簡單，除了他自己特別有社會活動的才能外，和他的家地處要衝位置也有一定關係。

萬曆十一年，杭州曾陷入十分緊張的狀態，城內因保甲制度激起了民變，城外因削減東西二營兵的月餉而引發了營兵嘩變。王世貞在得知汪道昆的兒子汪無擇（字象先）在杭州時曾經不無擔憂地問：「象先何以尚留錢塘耶？彼地驕卒脫巾，肖甫暫出鎮，想當一相聞。」浙江巡撫張佳胤（字肖甫）以高超的手段平定了變亂。但整個城市受到很大的衝擊。以監察御史巡視浙江的范鳴謙（字貞夫）提到騷亂引發的蕭條，「當兵民遞變之後，湖山黯淡，海內結靷之士，相戒引避，不肯入」。至少經過一年才漸漸恢復，恢復往日的繁華。

淨慈寺始建於後周顯德元年（954），本來叫慧日永明院，因為所在南屏山的主峰叫慧日峰。宋以後作為西湖南側的大寺，名望地位和北面的靈隱寺相提並論。幾百年間也經歷了幾度興廢。為何會選擇淨慈寺作為結社之地並不清楚。但近些年汪道昆的佛教興趣非常濃厚，萬曆十二年他在老家建肇林精舍，大興法事。萬曆十四年，他在金山焦山一帶遊歷時也安排了佛教活動，連王世貞都聽說，「長公作大緣事於金、焦間，帝釋、天龍、人非人等俱供聽，第不免折蘆老僧一笑，如何」，調侃汪大力贊助法會之舉，就像醉心佛教的梁武帝一樣，在達摩眼中都不是真正的功德，只會被達摩哂笑。

關於寺中集會的地點，〈社記〉的表達是「賓主皆野服，皆籃輿，乘磴而躋西閣」，〈集敘〉為「諸公離畫舫，登佛閣而矚眺」，〈社序〉則用「高倚層樓，下臨初地」。從「西閣」、「佛閣」、「層樓」可見，此時並沒有特定的稱呼。曾參與寺史修撰的杭州人虞淳熙（1553-–1661）在自己的文集中提到方丈（住持的居所）：

明聖湖是西湖別稱。由淨慈寺住持釋大壑定稿刻成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南屏淨慈寺志》將「汪伯玉會詞客」這句話刪去，而代之以介紹門口和堂上的匾額，「其左有樓五楹，乃歷代住持所居處」。可見，這棟樓東邊是住持所居，西邊則是此次聚會之所，故有「西閣」之稱。這個佛閣視野廣闊清晰，又恰好在著名的五百羅漢雕塑的應真殿之上。

以上就是萬曆十四年秋南屏社集的賓、主和時、地方面的概況。杭州的地利之便，汪道昆一行在東南的往返遊歷，卓明卿靈通廣泛的消息網絡和統籌協調的才能，等等因素使得想要和汪道昆會面的賓客更有籌備的時間和安排行程的把握。卓明卿用「不期而集，不後不先」來稱許此次集會之恰逢其時、水到渠成，背後是很多人力的付出以及人力之外的天造地設。

如上文所述，南屏社集是建立在各種因緣際會和前期籌備之上。這些人之中，汪道昆、道貫、道會和潘之恒、屠隆、徐桂、鄔汝翼等人都參加了前一年冬天在歙縣的白榆社活動。某種意義上南屏社可以視作白榆社的異地擴大版。在萬曆十四年遊歷東南的來往途中，汪道昆一行曾兩次經過杭州，不乏詩酒唱和。然而，汪道昆將此次的社集放置在何種脈絡之下，想要賦予它何種意義，很大程度上是他有意識的選擇，十分值得探討。

在〈社記〉中，汪道昆提及曾經的一次西湖中秋之會：

在萬曆十四年的旅途之上，汪道昆遇到馮夢禎和王荁兩位翰林，他們都希望他再組織一次這樣的盛會（「胥命西湖如故事」）。

這個被他念念不忘的「西湖故事」，發生在萬曆十一年中秋，汪道昆和被貶到廣東、失意南下的舊友戚繼光在西湖上集會。鎮守薊鎮十六年的戚繼光是作為故相張居正的政治遺產而遭到清算，被調動到廣東任總兵。汪道昆獲知消息後十分急切地約他在杭州相見：

其中的急切心情一望可知。

中秋當天的情況，通過卓明卿〈癸未中秋，胡總戎載酒西湖，集戚少保、汪司馬、周公瑕、鄔汝翼、孫齊之、方景武、王世周、汪仲淹、仲嘉、莫廷韓、俞孟武、邵長孺、方翁恬、胡元瑞、潘景升，分得八庚韻〉，和潘之恒〈癸未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帳具西湖，汪司馬伯玉見客，並集諸名流周公瑕、孫齊之、方景武、王世周、莫廷韓、鄔汝翼、高深父、俞孟武、邵長孺、汪仲淹、仲嘉、方翁恬、胡元瑞、吳肇成同泛，以舟師行酒，拈先字韻〉，可以大略瞭解。這些賓客包括汪道昆的親朋故交、戚繼光的幕客，以及本地文人。

當晚擔任東道主的「胡總戎」指浙江總兵胡守仁。他曾在戚繼光麾下任事，擔任過福建和貴州總兵，在剿滅海賊林鳳勢力的戰役中立過重要戰功。戚繼光被移鎮廣東，已經率先感受到政治的險惡和鳥盡弓藏的無奈。中秋會後汪道昆寫給與會人之一胡應麟的信中說：「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為東道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為難。」可知他們本來約定了次年春天由胡守仁安排乘著軍艦去海上某處春遊。然而在中秋聚會四個月後，胡守仁即被革職。

對於戚繼光、胡守仁等軍事將領來說，除了感受到張居正身後的政治衝擊，也許還有一種整體趨勢性的壓力，那就是和平時期軍隊的重要性降低了。按照王世貞《張司馬定浙二亂志》的說法，「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向，以桑孔為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杭城營兵的月餉被削減了三分之一。為了推行幣制改革，地方政府還打算以府庫中積存的劣質銅錢抵掉其中的一半，這些靠食餉養家的士兵們無法接受，因此嘩變。這是普通士兵的情況。對於戚繼光這樣的高級將領，在張居正主政期間，一直不乏關於他奢侈舉動的傳言。戚繼光愛好文學藝術，身邊聚攏了一大批幕客山人，靠的正是軍方經費充足，然而後期也漸漸力有不支。

萬曆十一年中秋的這次聚會，不易判斷它的花銷耗費，但處在當時兵變、民變初定的氛圍之下，汪道昆他們在湖上安然高會至深夜，無懼理應更加嚴格的軍事管制，無懼城門關閉的時間和夜禁制度，則是胡守仁等軍事將領作為東道所擁有的特權。汪道昆〈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載酒西湖，余叨為客，群賢畢集，各操一艇，鼓行周遊，尋分韻賦詩，余拈文字〉中有「漢將昆明競策勛」、「鵝鸛陣連青雀舫」等句，卓明卿詩中「小隊旗翻亂葉聲」等句，鼓、旗色、戰陣的設置，都意在突顯武官和軍隊的存在。根據龍膺的回憶：

這種建旗鼓、嚴賞罰、軍事風格的詩會遊戲，和普遍認知中的文人雅集，包括三年後的南屏社集都不太一樣。龍膺雖然沒有與會，但他在徽州擔任推官時和汪道昆共結白榆社，過往頻密。這個當晚的細節，即使不是出自汪道昆自己，也可能是與會的人（例如汪道貫、道會或潘之恒）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述過。

〈社記〉隨後又兩次提到西湖之會。一次是卓明卿主動要求作東道，負責集會的飲食供帳時聲稱：「明卿藉先世之靈，客司馬之重。願供刀匕，以供宰夫。」汪道昆回答：「澂父欲宰社乎哉？此疇昔大將軍事也。」汪道昆故意將卓明卿的謙遜表述改變方向，問他是不是想作社宰，負責主持一應社集事務，而這正是以往大將軍戚繼光的角色。一次是集會當天，汪道昆宣佈本次集會的主旨時說：「疇昔之會，酒為政。今茲之會，詩為政。」這是講給熟悉始末緣由的卓明卿等人聽的。卓明卿不僅參加過萬曆十一年中秋的西湖之會，還在自己家招待過戚繼光一行人，兩年後戚繼光北歸山東，他又有〈戚少保兩廣還，過草堂，將休沐林皋，感賦〉一詩以送行。汪道昆所回憶的「疇昔大將軍事」，既是出於戚繼光來往浙江時詩酒聚會的共同回憶，也是國朝武臣有力量供應文人遊玩花銷的共識。

社集東道主由三年前的戚、胡兩位軍事將領變遷為今天的富商子弟卓明卿。借用藝術社會史研究中非常重視的贊助人（patron）視角可以發現，雖然社集中人寫詩不是出於這些社宰或東道的明確委託，但他們和社集中人之間確實存在一種「交換」關係。文人在面對陌生的或作為概念的武人和商人時也許會有不屑的情緒，但同為社集中人，他們願意專門開闢一個針對武臣或富商的「致謝」空間。卓明卿之「載酒何人最有情，縱橫文雅兩干城」，潘之恒之「衛霍勛名次第傳，曳裾倒屣盛群賢」，是為戚、胡而發。毛文蔚「王孫高燕倚秋峰」，徐桂「光祿今朝酒，猶堪侈鄭莊」，遙相唱和的王世貞「客重王孫驕自得」，王穉登「不是王孫能重客，臨邛安得駐干旄」，華仲亨「一自蘭亭修禊後，王孫此會復崢嶸」等，則以漢代有好士好客之名的鄭莊或大富商卓王孫來比附卓明卿。不僅如此，屠隆的〈集敘〉完全出自卓明卿的「委託」，卓是構想中的《南屏社集》（是次社集的文字結集）的編輯和出版人，他向屠隆支付了一筆「酒資」，並對標題提出了修改意見。

除了構思中的《南屏社集》，還有一部書也在同一時期問世。萬曆十四年初，卓明卿編定的一百卷的《唐詩類苑》即將付梓。他先是請王世貞為之作序。這套書的內文署名張之象、毛豹孫編次。張之象（1507–-1587），上海人，是位專業的圖書出版家。萬曆十四年，80歲的張之象正應上海縣令顏洪範之邀修纂《上海縣志》。真正處理編校事務的應該是長洲人毛豹孫，他常常為人抄寫、校閱、編選圖籍，以此維生。是年秋七月，卓明卿邀請毛文蔚同去天目山遊覽。隨後毛文蔚可能一直住在卓宅，直到參加南屏社。在社集前後，卓明卿為《唐詩類苑》向與會的汪道昆、屠隆、李自奇等人約序，加上之前已約好的王世貞的序，在會後編排妥當，然後付梓推向士林。毛文蔚和卓家的關係一直維持到卓明卿去世後，卓家的子弟邀請了包括毛在內的生前好友來為卓明卿編校遺稿。可見，卓明卿以財力為支撑，廣泛交遊結納，輔以出版刊行等投資，對於文化生產採取了更積極進取的姿態。至少在卓明卿和毛文蔚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混合了友情和僱傭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集場域中，贊助人的角色並非完全由金錢決定，甚至錢的介入會帶來某種層面上的身分矮化。這方面的先例，正如一些研究者在分析中指出的，像元末明初玉山雅集的主人顧瑛（1310–1369），「扮演了一個更被動的角色，即為詩文創作和某些主題的描繪提供社會情境」。藝術史家柯律格（Graig Clunus）在討論文徵明（1470–1559）交遊網絡的研究時借鑒了社會學與人類學對「禮物」（gift）的研究，將文徵明的作品放在特定的人際關係場域中探討其產生的契機。既側重這種社交行為中的互利性，也關注在不同場域與不同社交位勢格局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借鑒這種思路來看南屏社，尤其把他們放在一個社交情境下理解他們的行為，能看到更複雜隱微的資源置換方面的互動。

南屏社中聲望地位最高的無疑是汪道昆，與會士人多為他而來。圍繞他有一些非常實際的請託與冀望。例如跟從汪道昆從京口來到杭州的茅平仲，他是汪的舊識。茅曾經在薊鎮擔任過戚繼光的幕客。眼下隨著戚繼光失勢，茅平仲可能在尋找新的機會。萬曆十四年南屏集會後他替汪家傳書給王世貞，極可能是汪道昆委託王世貞將茅平仲推薦到兵部系統去。再例如屠隆，第一節已介紹，他此時被革職為民，且因王世貞作壁上觀的態度而忿忿不平，因此擁有汪道昆這樣一位能與王世貞勢均力敵的盟友，對屠隆而言非常重要。學者徐兆安對這一時期屠、王雙方的言論攻防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受人尊重、被人追隨的代價則是汪道昆要付出自己的「名字」，他要為卓明卿的《唐詩類苑》寫序，為社集寫很長的記文，還要為卓明卿寫傳記。

卓明卿對屠隆而言則是意外結識的朋友，屠隆在會後給卓明卿的信〈與卓澂父光祿〉中提到曾經乘船路過塘栖，想去拜訪卓，得知卓去了婁東，沒有見成，十分遺憾。屠隆還說：

屠隆感念對方惠贈「酒資」，基本可以判斷，這就是屠隆應約作文所收穫的酬勞。大概「酒資」相當可觀，屠隆對卓明卿十分滿意，還主動提出要替這次社事向馮夢禎、王荁兩位未曾與會的翰林約稿。馮和屠隆是進士同年，屠隆在潁上和青浦任知縣時，與馮夢禎的詩文往來十分頻密。而慈谿人王荁則可算是屠隆的同鄉，萬曆十一年屠隆在北京戶部任上，和前來參加會試並高中的王荁有很多往來。屠隆此際雖是平民，但仍可周旋於昔日僚友間，其交遊圈層是例監出身的卓明卿所嚮往的。屠隆主動為之介紹，是對卓明卿的投桃報李。

可見在社集場域中，主要社集成員之間往往能發現互利互惠的跡象，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潛藏在人情往來與各種禮節客套之下，尚未發生的則可緣著社集的契機萌芽生長。但同時，這種互利關係並不是天然存在的，只是社集為之提供了實現的機會，同時需要社集中人去努力爭取與維持。但是在社集的書寫中，這部分潛流又被小心翼翼地遮蓋著，汪道昆在〈社記〉中追憶的萬曆十一年的西湖大會，充滿了無法昨日重現的惆悵和對友朋相聚的渴望，這也許承載了他的真實思緒，但又將在場人士的種種人生慾望隱藏了起來。

除了〈社記〉，還有兩篇長的敘事作品是圍繞南屏社集而作。其中，卓明卿的〈社序〉通篇以四六駢體寫成，從遣詞到情感都時不時呼應著〈蘭亭集序〉和〈滕王閣記〉這些描寫聚會的名篇，落款「萬曆丙戌秋仲廿五日卓明卿澂父撰」，有一種聚會當天一揮而就的效果。屠隆的〈集敘〉則是為籌備中的詩歌結集而作：

正是因為作於會後，所以他知道哪些人出席了，哪些人只是參與了唱和而沒有到場。這篇敘是受卓明卿的邀請而作，屠隆在〈與卓澂父光祿〉中提到，「『西泠』更為『南屏』，良是。敬如來命，改竄小作數字」。這裏「西泠」當是屠隆所作〈西泠社集敘〉，卓明卿建議屠隆將標題的「西泠」改作更明確的「南屏」，可以對照卓明卿自作之〈南屏社序〉。屠隆自己保存的手稿中並未改標題，所以今天仍保留了「西泠」字樣。這封信中，屠隆提到受託為卓明卿寫傳記、為《唐詩類苑》寫序之事。

卓序和屠敘有進行時和過去時之分，但對於八月二十五日當天，這兩篇以賦景抒情為主，大致為四方賢豪應卓明卿的邀請在此日同往淨慈寺的高閣之上觀景賦詩，卓明卿為此準備了豐富的酒食和聲色娛樂，呈現出東南名士們基於文化認同和精神平等而結成的審美時空，是歷史上的南皮、蘭亭等數次雅集為符號的精英文化傳統的延續。

相比之下，〈社記〉以敘事為主。汪道昆用了大約350字，佔全文四分之一篇幅（從「畢至，則主人請布席」至「詩乃畢陳」）來交代社集的禮儀與規程。原本主辦方在北面設一席，南面設二席，其餘席位東西相向排列。可以想見，北面那類似今日主席臺的地方就是卓明卿他們為汪先生準備的。汪道昆到場之後極力拒絕，要求改為東西相向序齒入座。汪道昆是年62歲，其他能考辨生平者例如鄔汝翼55歲，卓明卿49歲，屠隆45歲，道貫44歲，道會43歲，潘之恒31歲，都是他的後輩。汪道昆不可能不理解自己與其他人在名位方面的高下狀況，而他主動要求按年齡長幼來排列，將位於北面的專席移至東北，看似無大差別的空間挪移象徵著身分的微妙切換，表示他們進入一個新的秩序空間。禮儀中「序齒」的觀念雖然很早，但文人結社中對這一形式的強調主要受到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九老會、宋代司馬光等人的洛中耆英會（一說真率會）等美談的影響。遵循自然的年齡次序，而將現實世界中的身分高下、名望顯隱等因素暫時放置到一個不太重要的維度上。

眾人接受這個新規則入座後，卓明卿「出名姬十二人，將命酒」，汪道昆宣佈了當天的作詩規則，並讓歌妓們在其中發揮組織、服務和贊禮的功能。例如她們要負責讓賓客抽籤拈韻，要巡行勸酒，要在賓客寫完作品之後唱曲，並且因應現場的狀況而唱節奏緩急不同的歌曲。在汪道昆筆下，這個詩會現場四座雍穆，歌妓們「以目相屬，亡敢喁喁」。遲交卷的詩人專心覓句，「即曼聲殊態，耳目不遑」，根本顧不上觀看這些名姬的風姿。天黑之後，她們排好隊進來向汪道昆請辭，表示城門關閉的話就麻煩了。汪道昆命她們回去，她們「踉蹌出間道」，從小路離開。可以說，這些歌妓們夾纏在儀式流程之中，面目模糊，最大的特點就是遵紀守法。會場的空間佈置和詩歌生產流程等都在汪道昆的意見主導之下進行，禮的存在賦予了這次集會一種明確的形式感與合法性。

相比之下，屠隆〈集敘〉在眾賓客抵達寺中觀看風景之後，寫道：「無何，而履舄亂，觥籌舉，絲竹奏，歌舞作。」快節奏的切換之下看不到任何儀式的痕跡。而卓明卿則詳細地記錄了這些名姬們的舉止動態，「霞箋半展，冶褎拂其香塵。彩筆乍停，朱唇吹其墨暈」，在顯出這種凝視之黏膩含情。不僅如此，其他在場的詩人也往往將歌妓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加以描寫，有的還調動出水與神女的典故，如曹昌先的五言律之「登筵俱楚客，選妓半秦裝。人與巫山合，身疑洛浦傍」；汪道貫的樂府之「為雨為雲渺何許，朝朝暮暮陽臺下」；汪道會的五言古之「中燕出名姝，被服麗江妃。鴛鴦十二隊，羅列有光輝。清言振雲漢，秀色可療饑」；屠隆的歌行之「座擁金釵十二行，湖吹雪浪三千頃。紈扇盈盈隔絳紗，美人一一芙蓉花。好取清歌留落日，更將秀色比明霞」；徐桂的五言排律之「坐授相如簡，壚沾荀令香。徵才紛載筆，選伎更調簧。流水香車轉，行雲舞袖揚」，「殘黛留妝閣，餘音裊醉鄉」。

文人雅集可以說是「文壇」這一概念的具象或實體化呈現，它大體上以文學才華或者說文化身分為准入門檻、在特定時段和地點集中展示種種具有風流雅致之象徵意義的藝術行為或作品。它的實現，雖然離不開種種現實的名位、金錢、人群等因素的支持，但它所追求或宣稱的意義卻往往在這些現實因素之外，有時甚至有意相悖，強調雅俗之間的界限。萬曆年間，卓明卿的仁和同鄉、退休官員張瀚（1511–1593）所結的武林怡老會，就規定「坐閒談山川景物之勝，農圃樹藝之宜，食飲起居之節，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瑣自不混及」。屠隆也在〈集敘〉中說：「天壤間佳事有三：上之修真煉性，超生以合自然；次之寡欲清身，不忝以還造化；又次之怡情識趣，假山川風月以樂餘生。而鐘鼎竹帛不與焉。」這三種境界的「天壤間佳事」，都和鐘鼎竹帛所象徵的現實中的名位聲望沒有關係。現實世界當然不可能被真正摒除在外，只是經過社集的折射而已，汪道昆作為在場地位最高的人以長者身分主盟，奔走他門下的人多是被他擁有的政治、文化資源吸引。然而，社集書寫中看似陳舊的抒情格套仍然擁有一種對抗性的力量：將周密的籌備升華為「不約而同，不期而集」的天作之合，將科舉不利或仕途坎坷的文士集體變身為「東南之美」，到時間就要離去的營業的歌女化作絕代佳人，忙碌穿梭在每首詩中。這些人在一個晴朗的秋日於名刹高閣之上俯視西湖，在刻意結納的寒暄、歌女穿梭的身影之餘，用詩文一再扣響著相聚的短暫和珍貴、無法見面的惆悵等文學中永恒的主題。交叉目光下的社集書寫展現了社集為成員提供的現實的資源之上還有一種為他們共同接受的審美、抒情和抽象意義上的慰藉。

前文已然論過，王世貞沒有參加南屏社集。然而在〈社記〉中，王世貞的名字數次出現：萬曆十一年的西湖故事，「弇州聞其狀，灑然快之」；汪道昆萬曆十四年春二月的東遊，是因為和王世貞有約在先，「尋弇州之盟」；揚州觀濤結束，打算回老家，是王世貞又一次約他來弇園相見，「元美期余弇州」；記文的末尾，汪道昆無限惆悵地說「投筆東顧，安得致琅琊伯仲，與之神遊，庶幾乎千古一快矣」。汪道昆數次提及不在場的王世貞，除了展示自己和公認的文壇領袖之間的密切關係，更將南屏社匯入汪、王二人之間的淵源變奏之中。

從各種意義上看，王世貞都是汪道昆社集文字的預設讀者，將這一層關係考慮進來，汪道昆對南屏社中的幾處特殊的寫法或可得到恰切的解釋。其一，汪道昆為什麼要將南屏社和萬曆十一年中秋的西湖之會聯結在一起？前文已述及，卓明卿等人也參與了上次的集會，這是汪、卓二人的共同記憶。在汪道昆應邀為卓明卿寫作的傳記末尾也提到了兩次西湖之會：

可見，當閱讀的主角是卓明卿時，汪道昆可以不斷堆砌「名家」、「高會」、「豪舉」這些誇張、近於格套的詞匯來勾勒兩次社集梗概。提戚繼光是為了突出同為社宰的卓明卿，雖然這兩次宴飲集會，幾乎就是他們交往的全部內容，但只要能把兩者的名字放在一起，就已經符合處在卑位的卓明卿的心理期望。

當讀者變成王世貞時，汪道昆的寫法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作為共同記憶的戚繼光，不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大名字，在汪道昆不厭其煩的耐心敘述下，擁有更多細節。這方面可以對照汪道昆作於南屏社前一年的〈滄州三會記〉。這篇追述戚繼光與汪、王友誼的文章寫法相當特殊。記文開篇追述了李攀龍、王世貞在詩壇崛起的歷史：

汪道昆將戚納入一個由王世貞和自己主宰的文人創作和身心修養的世界，而對於戚繼光所參與的軍國大事置之不提。這是〈滄州三會記〉最獨特的地方。事實上，汪道昆對作為將領的戚繼光非常熟悉，他長期在兵部系統任職，和戚繼光有數次合作，由他撰寫的戚繼光的墓誌中對其貢獻有非常詳盡的介紹。但在這篇將由戚繼光帶去給王世貞閱讀的記文中，他全部的重心都放在加深王世貞對他們友誼的記憶以及向王世貞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

〈滄州三會記〉寫成次年，即萬曆十四年，汪道昆有弇山園之行。可以想見，前一年由戚繼光帶去的〈滄州三會記〉會再度成為此際的話題。〈南屏社記〉又是汪道昆事先已知道王世貞即將讀到的文字，和重在社交應酬的〈卓澂甫傳〉不同，〈社記〉延續了〈滄州三會記〉那種寫給知音的事無巨細、和盤托出的姿態。汪道昆安排的社史淵源，放在和〈滄州三會記〉等文本的前後脈絡，以及戚、王、汪三人遇合的變奏中，放在讀者王世貞的注視下，才能理解其安排。

其二，汪道昆為何要不避繁瑣地描寫社集之上的禮儀？作為復古派的重要成員，他明確地將秦漢經典奉為最重要的取法對象，作品「刻意摩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按：即李攀龍）同」。在這一段社集描寫中，他對秦漢典籍的化用往往可見，例如《禮記》諸篇的「西面北上」、「升歌」、「修無算爵」、「間歌三終」、「房中之樂」，再例如熔煉自《史記．叔孫通傳》的「罷法酒」等。廖可斌曾觀察到汪文喜用三字句、四字句這樣的短句，「表面上給人以簡潔峭拔的感覺」。〈社記〉中關於禮儀的這部分，確實運用類似「南向一，北向二，東西向，皆雁行」這樣簡潔的句法營造出一種冷靜有力的文字感覺。王世貞對汪道昆的文章稱賞有加，《藝苑卮言》說，「余嘗序《文評》曰：……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將汪道昆和李夢陽、李攀龍同列，又說「文簡而有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可以說，〈社記〉中的文字既是汪道昆之擅長，也是他和王世貞之間基於共同文學理念的一處符碼，王世貞看到這一段，自然能解讀出他的創作意旨、文學宗尚。

把作為讀者的王世貞納入對文本和事件的考量，除了對行文脈絡、風格營造的把握具有重要意義，在幫助理解作者心事和人事互動之隱微，也有別開生面的意義。

在南屏集會結束後的一兩個月，卓明卿就前往婁東去見王世貞。汪道昆《太函集》中有〈賦得七言近體拈來字〉（以下簡稱〈賦得〉）：

從詩中的節候、人物、場景設定來看，基本可以確定就是此次社集的作品。而被收錄到卓明卿集中的汪詩也見於汪集，即〈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時卓澂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人，即席分體賦詩，余為首倡〉（二首，以下簡稱〈丙戌仲秋〉）：

二首同押來韻，尤其第一首的多處字詞和〈賦得〉都一致。或可推測，汪道昆曾在社集之上作了一首〈賦得〉，後來又將之修改擴充為〈丙戌仲秋〉兩首，由卓明卿帶去見王世貞。因此，王世貞的唱和之作才會題為〈卓澂甫光祿邀汪司馬及仲季諸社友大會西湖南屏，選伎徵聲，分韻賦詩，伯玉以高字韻見寄，俾余同作，得二首〉。其中所云「高字韻」，並非汪道昆自己的作品，而是給王世貞的命題韻腳。被帶去的作品極可能也包括〈社記〉。

對比汪道昆在社集之上和社集之後寫的詩，會發現作為早期詩稿的〈賦得〉中出現過的「名姬」在擴充稿〈丙戌仲秋〉中消失了。在〈社記〉的末尾，他說，「惟茲履舄之交，固宜二太史無所預」，認為這樣男女雜處的集會確實不適合馮夢禎和王荁這種有清望的翰林參與。這裏出現了這類娛樂集會常常面臨的道德壓力。這種壓力之下，他儘管在〈賦得〉和〈丙戌仲秋〉前後兩版詩作中並不刻意隱瞞名姬的存在，但用「笙歌群擁散花來」、「天人樂奏妙高臺」這類佛教天女形象來消除男女大防的緊張。同樣是出於應對道德壓力的考慮，他通過書寫把歌女營造成社集禮儀與規程的執行者，而不是像其他與會文士那樣把她們作為曖昧的凝視對象。可以說，〈社記〉和詩作都能夠體現出汪道昆是在有意識地弱化「名姬」的存在。

與汪道昆的詩相比，王世貞在和詩中主動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在山水園林與僧客閒聊自遣的有點道學氣的士大夫。尤其是第二首的尾聯「非緣彥輔書生語，老去風流付爾曹」，透露出王世貞對這類活動的真實想法。「彥輔書生語」典出《世說新語》，西晉名士王澄等人爭為放浪形骸乃至裸體之舉，樂廣（字彥輔，？–304）笑他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王世貞在詩中解釋說，自己不是出於認同樂廣執守名教的「書生」之見，而是因為自己年老，只好將社集風流讓予汪道昆等人。王世貞會後寫給汪道貫的信中說：「足下稱西湖諸詞客大會，選伎徵聲，分韻賦詩，足使天鏡中增淡粧濃抹之勝。乃至念及丘壑長物，使薦其昌歜莧陸於三臡八俎間，則非其任也。」以自謙的「丘壑長物」來說明自己沒有同與盛會對南屏社中人而言，並不是多大的遺憾。在這些對答中能看到王世貞雖然對汪道昆熱衷的詩酒之會意興不高，但還是在禮貌周旋。萬曆十四年春汪道昆一行到訪弇山園時，賓主雙方結下前往新安汪家拜訪的「齊雲之約」。在和汪家人的信中，他一再表示願意履踐前言，並且討論了時間、路線、陪同人員等具體安排。

實際上從萬曆十五年（1587）開始，王世貞的境況也不容他再作長途旅行。他的父親王忬（1507–1560）在嚴嵩主政時因戰事指揮失誤被下獄處死，從隆慶元年（1567）開始，世貞、世懋兄弟陸續向朝廷上書，要為父平反，並爭取高級別的祭祀和卹典。萬曆十五年，王氏兄弟一直在積極地和申時行（1535–1614）、王錫爵（1534-1610）這些重要的朝臣陳情商討，要為父親增秩到兵部尚書這種「六卿」的級別進行拜祭，為亡母請求一併祭祀等。他們的要求獲得朝廷恩准之後，世貞有一系列的祭禮活動要籌備參加。同時，朝廷給與王忬夫婦身後哀榮的代價就是王世貞要接受朝廷的任命，出山效力。萬曆十六年，王世貞出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與此同時，他的家庭也遭遇變故，先是妻子魏氏突然中風，他到了南京又有公務在身，隨後弟弟世懋又病逝。這些不幸的事情都是他無法成行的真實理由。

但與此同時，王世貞給世懋的信中又表露了另外一種不加掩飾的看法：

從中可知，世貞從世懋那裏聽說了一些有關汪的負面消息，雖然語焉不詳，但從語氣來看，這可能不是他們第一次關注汪道昆這方面的問題了。從他對汪道昆「好奇而重文事，業已世棄，不復點檢」的嚴厲批評，以及擔心自己聲名受玷污成為「失行老嫠」的激烈比喻，他對和汪道昆的集會是很抗拒的。此時距離汪道昆來訪以及南屏社唱和還不滿一年，王世貞兩度使用樂廣的「名教樂地」來表達態度。對比汪道昆和王世貞書信中滿紙的深情厚誼，王世貞對世懋的這番話，即使不能代表他更真實的想法，也為理解汪、王友誼提供了一個切口。

藉助〈社記〉等文字回到社集現場，會發現儘管汪道昆的筆觸非常克制，但屠隆〈社敘〉已明白呈現了「履舄亂，觥籌舉，絲竹奏，歌舞作」的熱鬧無忌。前述虞淳熙撰淨慈寺史稿中關於方丈（住持的居所）這一建築，有「時汪伯玉會詞客，客侍一妓，望之宛散花天女矣」。彼時的淨慈寺住持釋大壑定稿時將這一句刪去，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這個細節會損傷佛門聲譽。萬曆十四年的住持還是蓮洲圓昆，他的態度不得而知。汪道昆他們高踞西閣這一寺內景觀最好的地方，緊鄰住持的居所，甚至當場可能有寺中僧人在旁服侍照料。這一系列的安排或許是源於卓明卿的神通，但很可能也打了汪道昆的名號。無論真相如何，這種和環境略不協調的衝突感，頗似三年前的中秋之夜他們在湖上擂鼓巡行一樣，都有一種有恃無恐的意味。汪道昆是一個熱誠的佛教居士。萬曆十三年，他在家鄉所結之肇林社就是一個長達數月的佛教法會。佛教信仰不僅沒有制約他的世俗生活，反而為各種聲色之娛提供了對抗批評的藉口。王世貞對汪道昆的性格與嗜好是相當了解的，他也一定知道社集的逸樂本質。而王世貞自萬曆八年（1580）首次拜見曇陽子，開始了他的曇陽信仰，非常強調「不事黃白男女」的戒律，即反對煉丹和房中術，此外他自己也時常戒筆硯，搬到外人不易打擾的地方清淨修持。這種退隱的、潔身自好的個人修持方式和儒家教養非常接近。這個角度也許可以幫助理解王世貞兩次用「名教樂地」的典故，是為了和汪道昆喧鬧的社集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這聲音傳達得很隱微。

南屏社後，意氣風發的汪道昆邀請王世貞來谼中，並廣邀吳國倫（字明卿，1524–1593）、李維楨（字本寧，1547–1626）、屠隆等人來此同與盛會。王世貞對此的反應是，「合諸賢故是勝事，但僕殊畏喧豗，惟有偏舟獨造而已」。在討論上述諸人是否能成行之際，世貞說，「明卿（按：指吳國倫）豈能受約，本寧庶幾，然聞有生母之戚，恐未易出。亦不必煩諸君子」。對和他們的會面，並沒有太過殷切。同時，王世貞對屠隆是否與會不置一詞，只向汪道昆批評他的詩「屠長卿大拉擺，可歎。不如徐茂吳翩翩作唐人語」。在寫給世懋的信中，王世貞不必像對外人那樣矜持，直接表達了對汪「南要吳明卿、李本寧，東要屠長卿、徐茂吳」的不耐煩。在世懋去世之後，世貞在寫給王錫爵的信中稱讚李維楨懂事，「此兄（按：指李維楨）年來甚老成。吳明卿、屠長卿已矣，汪伯玉復不振，老兄幸曲培此碩果，以示右文之意何如。」信中表達了他對汪道昆「不振」的失望。

王世貞這些圍繞人事糾葛的明裏暗裏的態度，有助於理解為何王世貞對汪道昆熱衷的結社不感興趣，那就是汪、王同處文壇場域中，其權力或者說支配力的互相碰撞。鄭利華在分析後七子文學群體時曾指出，汪道昆之白榆社以及和屠隆、胡應麟的詩文切磋和評論，有獨闢門戶、欲與王世貞爭勝的潛在意圖。汪道昆和王世貞友誼下的潛流，在南屏社事上也可以窺見一斑。在南屏社上，汪道昆擔任社集盟主，這是傳統禮儀中的固定角色，和「登壇坫」、「執牛耳」等詞類似，這個身分也是他所擁有的現實和文化力量的投射。在社集詩作中，卓明卿「千秋騷雅誰堪主，司馬登壇屬上公」，楊承鯤之「大老今司馬」，華仲亨之「南屏結社集群英，司馬文章大主盟」，都是對汪道昆盟主身分的強調。汪道昆雖然服膺王世貞的文壇地位，在〈社記〉一篇之中也再三致意，然而和王世貞名字的「綑綁」予人以並轡齊名的印象，也分沾了弇州之名所具有的東南文壇領袖的權威。

在南屏社集上，他那高踞首席的姿態和吳越間呼應唱和的聳動聲勢，可能比徽州的白榆社更容易在人口流傳。南屏社後消息立刻傳播開來，屠隆在給王穉登的信中說，來的人都是衝著汪道昆，「人自奔走司馬公」。可以想見，經過社集的放大和傳播，這個詩社盟主的身分會輻射到更廣泛的文壇，也會影響到汪道昆對自己的認知。屠隆在記錄閒談的〈銷夏言〉中批評汪道昆「名根太重」：

從修養的角度來看，汪道昆固然執迷於虛名，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虛名授受之雙方，其實都接受領袖和追隨者的這一套權力話語體系，這就是文壇的遊戲規則，而南屏社集正是這種規則發揮效用的一個重要場合。

在今人對中晚明文學的印象中，南屏社常常作為一個風雅而平面化的符號出現，承載著「後七子」文學集團力量的高漲、晚明心學的普遍影響等更重要議題的證明任務，但一直缺乏把它當成一單完整事件研究。

本文起始於廓清關於萬曆十四年南屏社集的兩大誤解：其一是認為王世貞參與了是次盛會，其二是將萬曆十一年中秋的集會和十四年秋的南屏社混為一談。但在廓清誤解之外，更重在通過梳理史事和文字，在社會、地理、文化等脈絡中呈現這個詩酒集會的多重面相：作為一個具體的活動，它有邀請聯絡、確定經費和場所等種種實際的步驟；作為一群具體的人，他們各有人生境況，互相之間存在各種各樣的聯繫，也懷抱著各自的動機；作為一種創作的場合，它既遵循著流派、文體等藝術法則，也因應當下的人、事、情作出剪裁連綴；將主辦和刊刻出版等經費因素考慮進來，它又展現出文化活動和文學生產的幕後工序，提醒了贊助人與編輯等幕後角色的存在。南屏社集正是上述若干不同的層面共同造就的特殊時空。它通向現實世界的那一部分，展示出特權支持下的奢侈遊樂、敷衍的社交寫作等性格，而當它通過書寫自我定位和製造意義時，它又成為了一個由文雅、風流等具有審美價值的一系列行為和創作的短暫事件。南屏社的文字出自多人之手，雖有不約而同的特徵，卻並不整齊劃一，而是根據他們在這個社集內外所擁有的名望地位等支配力量而交錯波動。

萬曆十四年的南屏社集令汪道昆的名望獲得更廣泛的認知，令他的文壇名位越來越逼近王世貞，而實現這一結果的路徑正是將王世貞拉入是次社集。王世貞作為〈社記〉等文字預設讀者的存在，直接影響了行文中的若干寫法。與此同時，這次社集在彰顯汪、王之間友誼的同時，也使得他們之間的緊張感加劇，微妙改變著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討論晚明文壇生態時不可不留意的一個著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