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頌榮 ‖ 典律化的隱逸詩人：論杜本《谷音》的編纂手法及其意義

杜本（1276-1350），字伯原，號清碧，臨江清江（今江西省樟樹市一帶）人。根據《元史》所載，他博學多才，不單「善屬文」，「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然抗拒為官，多次逃避高官的推薦和朝廷的任命，終身在野。修史者亦是以此為由，錄之於《元史》的〈隱逸傳〉中。相傳其著作遍及經史，如《春秋三傳歸一義》、《四經表義》和《六書通編》等等。至於詩文方面，則有《清江碧嶂集》和《谷音》——前者為其詩歌別集，後世普遍因其水平有限而不予重視；反而詩歌總集《谷音》以金、宋、元三代的隱逸詩人為輯錄對象，題材不常見於當時，亦揭示了館閣外的元代詩壇面貌，遂備受注意。清人王士禛（1634-1711）在賦詩論詩的時候嘗有「誰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獨錚錚」一聯，以此書名稱為典，多少透露了此書的傳世價值。

　　可惜，現代學界對《谷音》的探析未算豐碩，數量有限之餘，深入程度亦有待改善。今人王次澄於2011年時就形容相關研究「鮮人問津」，促使他撰文向學界呈現此書的真實特色與價值。及至近年，撇除零散的期刊或文集文章，較詳細的只有陳冠梅和葛志偉兩家。前者撰有專著《杜本及《谷音》研究》（2007），承接其過後發表的成果，以上下兩篇的形式，分別詳論有關杜本其人其書的課題，尤其重視《谷音》的風格、思想、內容，並對書中的詩人身分加以考證；至於後者，則有學位論文〈《谷音》研究〉（2010），從文獻、藝術和野史等角度分析這總集，後來又有期刊文章〈試論杜詩對宋末遺民詩的影響——以杜本《谷音》為例〉（2013），討論其作為「遺民詩」載體的價值，以及其與唐人杜甫（712-770）的詩學淵源。可見針對這部總集的研究，大致停留於內容考察和文獻分析的階段。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步驟，然而在此以外，應該尚有不少值得發挖的空間，尤其是把《谷音》連繫至其他詩歌總集，以至元代詩歌的整體發展，從而更深入地了解其書的價值。

　　本文希望於前人奠下的基礎上，在元代詩歌總集構成之脈絡中考察《谷音》的價值。具體而言，本文先從總集的詩人小傳入手，以見其刻意淡化國變歷史的書寫策略，並旁及針對其編纂旨要的爭議；其後，本文會分析小傳和選詩，歸納書中的隱逸詩人形象；最後，透過連結宋末的《江湖集》，本文會以「典律化」（Canonization）的角度為進路，提出杜本編纂《谷音》時對著作傳播效果的考量，從而把鮮受關注的隱逸詩人引介至當世詩壇，抗衡原來由館閣文人為主導的詩歌風氣。

今本《谷音》選錄了30位詩人，詩歌總量計有101首，與時期相若的詩文總集對比的話，規模明顯較小。不過，關於其編纂背景與流傳過程，卻有許多存疑之處，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較重要的爭議主要有二，一為此書的結構與版本，一為杜本的編書目的。顧及本文的篇幅和焦點，前者暫不討論。[1] 至於編書目的，則是理解此總集的重要環節，牽涉甚廣，故不得不加以探究。

　　由於今本《谷音》不見編者親自撰寫的序文，傳世文獻中亦未見杜本對這部總集的補充說明，故後世難以直接了解箇中構思。後世能夠依賴的，往往就是附於今本末處，分別由明代人張榘和毛晉撰寫的〈跋〉。二人皆於文中描述過其所見之版本的狀況、內容的寄意，又表達了閱讀得來的感想。其中，就獲選詩人的身分，張榘指出書中所記「乃宋亡元初節士，悲憤幽人清詠之辭」。[2] 毛晉亦稱，此書為「伯原所集宋末逸民詩也」。[3] 二人同樣指向宋亡元立的歷史背景，並強調這些詩人都是由宋末過渡至元代，且抗拒出仕新朝者。[4] 毛晉甚至把杜本門人為其師所編的《清江碧嶂集》附錄於《谷音》之後，並表示：

他把《谷音》的內容與杜本自身的詩歌創作連結起來，以為兩者意義相似，甚至直接把杜本奉為宋遺民的一員，進一步強調了總集的遺民意識。此一判斷影響不輕，至清代仍為不少論者承襲，如徐乾學（1631-1694）和朱彝尊（1629-1709）等人。如前文言，王士禛嘗引用《谷音》為詩作的典故，其於有關詩句後自行注曰：「《谷音》，杜清碧撰，宋末逸民之作。」不過，這其實不甚準確。清代四庫館臣嘗指正：

可知杜本所選亦涉由金入元者，且汪涯（?-1260）等人更是早已為奸臣所殺，根本沒有歸隱守節的機會。王次澄進一步補充，除了上述人物之外，部分詩人或是俠客，或是行事不羈的名士，隱逸動機不明，亦不宜隨便與國變歷史、盡忠守節等概念扣連而論。因此，在時間和人選方面，《谷音》的真正編選範圍當比所謂「宋末逸民」者廣泛。杜本選取詩人時，所著眼處或非具體且明格的身分條件，而是出於個人性情所喜，以較抽象的情操或價值追求為選取對象。諸如剛才提到的四庫館臣，就形容集內詩歌的風格「古直悲涼」，諸詩人皆為「仗節守義之士」。如此判斷或嫌粗疏，其中的灰色地帶難免不少，惟念及《谷音》的編纂僅出於個人之力，故不能否定杜本的本意確不如後世論者所追求般精密、統一。尤其從編排作品的手法觀之，《谷音》只是以詩人為區分，每一家的詩作未見特定的編排規律，各種詩歌體裁混雜而列，反映出一定的隨意性質。

本文希望關注的，是歷來論者好以「遺民」概念扣連《谷音》的現象。固然，這可能純粹出於論者的粗疏，或是以偏概全，放大了遺民詩作在總集中的地位；或是以訛傳訛，盲目承襲前人的論說。但另一可能的解釋，誠與其體例有關。《谷音》的結構雖然偏向簡單，卻會為每一詩人撰寫小傳，列於詩作之前，做法不常見一般總集類著作。而這種體例實非杜本所創，而是源於稍早於他的《中州集》。金亡之際，北方詩人元好問（1190-1257）傾盡個人的才華和力量，搜集和整理金代的詩人和作品，最終編成《中州集》，從而總結和傳揚整個金代的詩學成就。其序嘗稱：

為了保存金代「百餘年以來」的詩人和詩作，使之在戰火中免於「湮滅而無聞」的不幸，所以他編纂了《中州集》。在羅列詩作以外，他同時為每一詩人撰寫小傳，務求詳盡、準確地記錄詩人的身世與心意。無怪乎四庫館臣描述，「每人各為小傳，詳具始末，兼評其詩」，「大致主於借詩以存史。」元好問所編已經深入至保存歷史的程度。當《中州集》獲得廣泛傳播和認同，在元代成為遺民意識的象徵時，時代與之相近的杜本嘗試使用此一體例，自然容易為人扣連兩者。

無可否認，杜本所編選者大多是不見於其他史冊的逸民與隱士，故隨著時代的推移，有關內容都成為了補充元代歷史的珍貴材料。張榘指出，此書「若曰『山谷之音』，野史之類也，刊於平川懷友軒，以傳於世」。從「野史」與「以傳於世」諸語可見，《谷音》卻是與《中州集》有著共通之處。可是，若細考小傳的寫作策略，不難發現在相似的效果背後，二書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中州集》以金代詩人為編選範圍，於元代時局下無疑是遺民情感與政治立場的表態，而元好問亦真的以遺民身分終身不仕元室；反而杜本雖然錄入金、宋的遺民詩人，卻是刻意淡化國變的時代意識。考《谷音》的詩人小傳，杜本鮮有標注人物事跡的發生時間，而偶有提及時間處亦以元代年號為主，只有三處分別標注了金宣宗的年號「貞祐」、宋理宗的年號「端平」和宋度宗的年號「咸淳」。至於「金」、「宋」的指稱，更是隻字不提。於讀者角度而言，這容易產生從歷史背景抽離的效果，拉開了人物行為與時局變化的關係。例如，金遺民冉琇（?-1262）的小傳如下：

若無額外資訊，此段行文可謂相當含糊，「李氏客」和「聞璮滅」諸語難以理解。其實，此處當指向李璮（?-1262）於山東起兵失敗，終為元將史天澤擒殺一事。李璮的父親李全（?-1231）本為金將，後來降元，並與南宋作戰多年。冉琇則長年為李家的食客，惜反對李璮不果，遂出走南渡。可見在這段簡短的小傳實隱含了大量歷史背景。杜本僅著重扼要點明冉琇一人的性情，作為配角的李璮並不重要。

除了隱藏時間座標之外，杜本編寫詩人小傳時，亦會調整文句的表達形式，盡量略去無關其主旨的資訊。本文在此以南宋義士師嚴（生卒年不詳）的小傳為例。《谷音》原文如下：

誠如冉琇的小傳，這段記述沒有清楚點明時間，難以疏理出事情始末。尤其「自圍中拔身」一句，受圍的地點、原因以及包圍者的身分，一律不明，更遑論要理清「上書論事」到「客死武陵」一節的發展。事實上，這段小傳並不獨見於《谷音》。同樣成於元代的詩歌總集《忠義集》亦有「道立師先生」的小傳，其文如下：

兩段小傳之相似反映二書或是互有承接，或是因襲同一材料來源。趙景良（生卒年不詳）以宋遺民劉壎（1240-1319）〈補史十忠詩〉及其子劉麟瑞（生卒年不詳）的〈昭忠逸詠〉為基礎，補上南宋烈士、遺民的詩作兩卷，編成《忠義集》，其情況近於《中州集》，皆是以遺民立場歌頌抗元者的節義，同時保存故宋的歷史記憶。反觀《谷音》的小傳，其略去「賈似道當國」一語，不單模糊了歷史背景，更無從指出權相賈似道（1213-1275）當國，就是師嚴上書不果及心生不滿的原因。杜本似乎有意迴避宋末時政的問題，把焦點放於師嚴本人，即杜本標舉的「大義」性情上。

除了師嚴之外，丁開（生卒年不詳）、鮑輗（生卒年不詳）、柯茂謙（生卒年不詳）、程自修（生卒年不詳）與安如山都是同時列於《谷音》和《忠義集》的詩人。他們的小傳都是相差無幾的。其中，於丁開的小傳，見於師嚴一節的現象再度出現。《谷音》於「長沙丁開復見」一節記曰：

而《忠義集》於「復見丁先生」一節則記：

在大致相同的內容中，杜本主要略去的正是「似道怒」一語。在杜本筆下，懲罰丁復見的是形象模糊的在上者權力；趙景良則把矛頭直指向賈似道一人，使之變成權相迫害忠良的又一例子。可見杜本的省略決非隨意而為，而是刻意的寫作策略。問題在於這無疑會損害記事的完整程度，不合於「存史」之動機，亦無法與《中州集》的旨意相提並論。這可由王澮的小傳加以印證。《谷音》對其介紹相當簡短：

其內容有限，僅說明他於博州為人師，以及貞祐年間不應徵召，歸隱失蹤二事。反觀元好問，雖《中州樂府》的部分只錄其〈洞仙歌〉，但介紹「王玄佐」其人的小傳卻長近六百字，從其初出茅廬，以「德行」的美名獲召至京師起始，一直寫至其九十餘歲，「遼東破時」。兩者的詳略差異顯示出，杜本對詩人一生的經歷，還有其與時代大勢的關係，根本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從客觀角度而言，《谷音》如此表達前朝人物的生平，亦是迴避了他者從歷史與政治角度提出質疑。如此，其引用的材料雖與《中州集》、《忠義集》等扣連「遺民」概念的著作重疊，卻因應這些省略手段，使之從慣用的角度中得到解放，並產生出新的詮釋空間，亦即「隱」的面向。這一點實為《谷音》於史學與詩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師嚴「嚴讀書識大義」、丁開「負氣 敢言」、王澮「博學醇行」，藉一針見血的起句方式，其筆下的詩人小傳圍繞著這些美好的性情，附上簡短的延伸和例證。作為總集的編者，他與元好問、趙景良等懷抱遺民情感者根本不同。換言之，杜本不單無意理會詩人的忠義對象或政治立場，甚至認為這類資料可能妨礙其編纂旨要。他關心的只是詩人的精神特質——不論這些特質的持有者之身分，以及他們全體是否有統一的背景。這種把人格、道德剝離國變歷史的現象，於元代亦非罕有之事。誠如古典史學家珍妮弗．傑（Jennifer W. Jay）言，隨著時間推移，至元代中後期，宋末抗元義士的故事已不具禁忌性質，成為純粹的道德教材，以傳揚儒家理學的忠義觀，連身為義士之對抗對象的蒙元政權亦樂意取用。即使杜本看重的「義」不盡是遺民口中的「忠義」和家國情，但於原理而言，《谷音》的編纂確實抽離了近世歷史人事，集中於不受時空背景束縛的道德價值。

總集的出現原於世間的詩文作品數量過多，後世學子眼見不可能閱遍群書，惟有依托權威編選，從而有效率地學習詩文。西晉人摯虞（?-311）的《文章流別集》作為文獻學上首部「總集類」著作，由此應時而生。問題在於，對詩文的編選標準往往偏於主觀，或出於美學追求，或出於教化目的，或受材料來源等客觀因素限制。如是者，編者以編選手法表達自身的主張，以及其對有關的作品詮釋和接受。進言之，總集的內容可以建構出文風的脈絡、作品的意義和作家的形象等。《谷音》對諸位詩人的處理手法正是如此。剛才提到，杜本在撰寫詩人小傳時把持明確的寫作策略，例如是或多或少地略去有關歷史背景的資料，令其焦點更見明確。然而，在轉化、加工文獻材料的過程中，省略文句只是其中一環而已，杜本的策略值得再加探討。

　　在元代，隱逸風氣並不罕見，而且定義相對寬鬆，即不講究徹底的遁世，而只是著眼於出仕與否的決定。《元史》嘗為「隱逸」一類立傳，序曰：

在元代的語境，「隱士」身分不必是持久的，可據際遇和世情，在適當時候調整進退的決定。他們亦不必完全切斷與仕宦之途的關係，就如杜瑛（1204-1273）和張特立（生卒年不詳）二人的情況。換言之，「隱」的關鍵只落在「仕」的問題。如普遍論者的見解，得以錄入《谷音》的詩人不曾於杜本所處的時代出仕。固然，當中有的如冉琇一般，在元代一統天下以前已告犧牲，見出所謂「不仕」之寬鬆。撇除這類就義者的話，其餘的基本上都是抗拒宦海，隱於民間的文士。例如，關於大庾人孫璉（生卒年不詳），《谷音》是這樣介紹的：「璉家貧，益嗜書，不應選舉，躬耕織屨以食。終百歲。」其不肯參與朝廷選舉之事，終身靠農務維生。雖然小傳沒說明其不仕的動機何在，但開首的「家貧」一語強調了他本有追逐利祿的理由，只是他更高層次的追求。這種典型的隱士行為，由杜本選取之作中得進一步的印證。孫璉之作，《谷音》僅選兩首〈述懷〉，第一首如下：

全詩言隱居田野的生活面貌，表明安貧樂道的志向外，同時流露出優游閒逸的愉快心情。無論是田園的題材、閒適的風格，抑或「諧俗」、「南山」、「荷鋤」、「桑麻」諸語，皆有意扣連晉人陶潛（365-427）的詩歌。陶潛一生多次辭官歸里，以居田野為樂之餘，亦寫下大量重申此志的詩歌。梁人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因崇尚其人其詩，遂撰作〈陶淵明傳〉，力讚其「少有高趣」、「不慕榮利」等特徵。從稱孫璉「家貧」到選錄〈述懷〉，杜本都有意突出源自陶潛的隱士形象。詩人小傳與選詩相輔相承，其塑造詩人形象的策略正是如此。有趣的是，不少元代詩人對陶潛形象的接受已見改變，即把其隱逸之志扣連東晉滅亡的歷史，視之為本於忠憤，恥事二姓之舉，結果奉陶潛為遺民情感的象徵人物。這個不見於蕭統的觀點，乃是宋元詩人因應時局而重新詮釋之。而《谷音》卻未有融入當世的趨勢，反而回歸久遠的說法，則進一步拉開其與《忠義集》、《月泉吟社》等元代遺民總集的距離，呈現出不同旨趣。

另一種常見於先秦隱士的要素就是難以理解的奇言怪行。例如，先秦時即有知名的「楚狂接輿」。《楚辭．涉江》有「接輿髡首」一句，言其披髮示人，形象放蕩駭人。《莊子．逍遙遊》藉肩吾之口，道出接輿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之言，並予以「不近人情」的評價。而《論語．微子》中又有「楚狂接輿歌而過」一事，謂其嘲諷孔子「從政」，孔子欲與其對話，但是對方卻離奇地「趨而辟之」。且不論所謂「楚狂」是否真有其人，在先秦文獻的交錯流傳下，「楚狂接輿」不時為歷代詩人引典，佯狂成為隱士的常見形象之一，並且賦予其特立獨行於世，抗拒隨波逐流的解釋。在《谷音》中，杜本描寫詩人時就提及不少怪異言行。例如，其言鮑輗（生卒年不詳）生性「嗜酒」，嘗「衲衣髽結，遊青城不返」，示人的外表與「接輿髡首」的古代在狂人異曲同工。列於總集末段的無名氏之輩，言行就更見離奇。在「瀟湘漁父」一節，其記：「有客歌而過之，追問居與名，置其釣竿，長嘯而去。」奇怪的漁父唱歌而過，不應提問，渺然離開，與見《論語．微子》的頗有相似。又如「羅浮狂客」一節，即直接以「狂」稱之，並引他人見聞曰：

此狂客遇人即大笑而去，且不言姓名，有脫離人間社會之意，而「取煤書壁」、「長揖渡海」又是明顯的佯狂難測之舉。這近於《莊子》所謂「不近人情」一說。值得一提的，還有崔璆（生卒年不詳）。杜本如此記述：「晚病，狂攜大瓢貯酒，行市，拍掌歌笑。」其嗜酒行市，足以稱「狂」，亦指向緊接收錄的〈攜戣鉞汎江〉。詩曰：

小傳形容崔璆嗜酒如命，甚至為此而死後，即選錄了此以酒為題材的作品。詩歌後半部分帶出「人生隨轉燭」的感悟，再引阮籍（210-263）和鍾會（225-264）為例。前者不拘禮法，佯狂過活，雖逃過殘酷的政治迫害，卻無奈早死；後者大破蜀漢，揚眉吐氣，卻生出謀逆之心，終於死於非命。無論選擇如何，人生就難以掌握的，所以不如行樂及春，暢快痛飲。詩人小傳的描述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釋。是以小傳和獲選的詩歌實現共同呈現出詩人的形象，缺一不可。

佯狂怪行的另一面向，就是俠義和死節。行俠仗義、忠貞自殘者，雖不如剛才提及的狂人般難以溝通，但他們不是以一己道德判斷凌駕社會規範，就是置節義於性命之上，有違尋常百姓的認知，同樣是「不近人情」的表現。就如前文提到的冉琇，其得知李璮被滅，先是痛哭，繼而引劍自刎。激動的情緒與無以挽回的行為，反映出異於常人的性情。杜本選錄了他的〈蓬萊閣〉，闡釋了這種悲傷。詩云：

開篇直書「倚闌吟不就」，毫無保留地展現深刻的哀傷。其後，他不但把自己的情感連上古人的不幸，又寫及蕭瑟的秋景，令全詩情調統一。逐雲而去的鳥，自別國回來的船隻，加上最後的楊柳意象，與人別離之感相信指向李璮的死亡。而「看劍」一語更呼應了其最後自刎的抉擇。詩歌是他的心理寫照，令小傳所言更深刻。這是忠貞情義的代表。至於俠義者，當數元吉（生卒年不詳），畢竟杜本直稱他為「太原大俠」。其事跡記述為：「報讐市上。吏求捕，更殺吏，走太行谷中。會以赦歸，乃絶嘗與遊者。」連番殺人，逃避通緝，確實為亡命之徒。若為生性兇殘者，自然沒有任何值得歌頌之處，但從杜本選錄的詩歌可以發現，其性情不能循殺人犯的方向理解之。例如是〈上黨〉高呼「嗚呼皇天肯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要留千古論曲直，故壘依稀榆葉赤」云云，從氣勢磅礡的上黨古城入題，最終感慨千古以來成王敗寇之事。其中「盜賊稱天王」一語或指向金國滅亡，反映出其對歷史興衰的見識與情懷。而〈自葫蘆河至居庸關〉一詩，則展現其豪氣與大志：

如同〈上黨〉的寫法般，「古來」與「天地」等語呈現穿梭時間和空間之勢，反映出詩人的眼光和思考相當浩大。其開首矢言自己必須成名，毅然出門遠去，及自言不欲歸返，只願投向「鬼蜮」，最終以戰死沙場的想像作結。此詩表達出其志向遠大，兼具上陣沙場以平定喪亂的高尚情操。如此，「大俠」的不凡形象描繪圓足，亦暗示小傳言他報仇殺人的原由，當與俠道和大義有關。由此更可重新理解，《谷音》收錄遺民詩人的理由並非原於杜本的遺民意識，而在於這類詩人剛好近於杜本所看重的隱士形象，尤其是如同狂士般，超越常人情操的言行舉止。杜本選取詩人的原則固然有其含糊之處，但不宜完全割裂隱士和義士的關係。

須要注意的是，杜本對詩人的描繪並不局限於整合前人提出的隱士形象。在安貧樂道和佯狂處世以外，《谷音》還不時強調詩人「讀書善學」。如前文述，王澮「博學醇行」，孫璉素來「嗜書」。師嚴更是「讀書識大義」，似乎把讀書和美德混為一談。類似的寫法同樣見於程自修（生卒年不詳）的小傳：「自修性孝，友讀書。」孝順的品性與讀書的興趣是並列的。或問，隱士所讀之書是否異於俗人？答案是否定的。按照杜本的列舉，諸人的讀物都是重要經典，如安如山「讀經史百氏之書」；熊與龢「通經史百氏之書」；邵定「通《周易》、《春秋》」。剛才提到的元吉雖是「大俠」，卻也是「通《左氏》、《史記》」。以「通」一字言之，可見他們對有關經典的認識已達至深入的水平。至於柯芝（生卒年不詳），杜本如此書寫：

通經善文，著書授徒，可謂成功的學者。前人談論的隱士，往往脫俗出塵，甚少表現出孜孜不倦的面向，甚至視此為俗世的束縛之一。《谷音》中亦記有無名氏留於古碑的詩歌，其中一聯為「撐腸拄肚書萬卷，臨風欲言牙齒落」，就是質疑讀書的意義。同時，先秦儒家也提出了「學而優則仕」一說，讀書為學與出仕為官形同一事，乃積極入世的舉動。是以杜本倒以讀書標舉諸位隱逸詩人，構成奇特的張力。

從學讀書的隱士形象，其實也是杜本本人的寫照。如前文所言，元代隱士並不講求快活的遁世，而是與世俗、仕途保持一定的連繫。杜本歿後，危素（1303-1372）嘗為之撰寫〈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文中提及，杜本年少時嘗與范德機（生卒年不詳）藉臨江皮氏禮賢學生之便，從學於劉辰翁（1232-1297）、虞汲（生卒年不詳）、熊朋來（1246-1323）和吳澄（1249-1333），期間「講學不倦」，而及至壯年，他心生遺世之意，遂居於虎林宗陽宮，一方面親近同道文士，一方面「深宮靜室，盡閱其所藏書」。由此可見，杜本不單認同好學讀書都是隱士的面向，自身也是身體力行，以此形象行於當世。至於箇中的道理，則可以追溯至其時的理學發展。元代學風素來推崇以洛學一脈為骨幹的理學，杜本所師從的吳澄就是志在承接朱熹（1130-1200）的大儒。過去，朱熹承接程頤（1033-1107）所謂「讀書窮理」的主張，提倡讀書為求道的法門。其〈行宮便殿奏劄二〉云： 

他置讀書作窮理為學的基礎，且講求「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的原則，可見讀書乃長遠的志業，旨在增進個人修身與道德。這與在朝在野的處境無關。進言之，隱士能夠更加專注於讀書。例如，《谷音》言魚潛（生卒年不詳）其人「推分淡泊，不忤於物，所居環堵，埽地焚香，彈琴讀書」。退隱生活無所塵雜，遂得以靜心彈琴、讀書過活。

可是，以上所論只解釋了諸位詩人的興趣不違隱逸之志，未能理解杜本反複強調此詩人形象的原因。本文認為，杜本雖以隱逸詩人為編選對象，但《谷音》卻是面向詩壇的，撇不開通行於詩壇的價值觀，亦即總集如何達至「典律化」的問題。

根據《隋志》的說法，摯虞創立「總集」形式，從芸芸詩文中「採摘孔翠，芟剪繁蕪」，以求指導後學。然所謂「孔翠」、「繁蕪」者，實屬於主觀的價值判斷，而非客觀劃一的標準。是以摯虞實為把一己取向推向後學，期望對方接受相關的編選標準主張，甚至成為其支持者。而在時間和地域的層面而言，總集的刊行都是具有效率的傳播方法，容易營造權威的地位。諸如現存最早的總集《文選》，由於其蕭統本身是梁代東宮太子，故刊行之時已受關注，並順利地流傳後世，及至唐宋時更形成「選學」風潮，為學子所重視、熟讀。此即總集所代表的「典律化」現象。杜本編纂《谷音》，或未有明確指導賦詩的痕跡，卻是有意提高隱逸詩人的地位，嘗試把鮮為詩壇注意的聲音（voice）引介至經典之列，並向既有的經典展示競爭意識。

　　清代四庫館臣介紹《谷音》時，特別提到：「無宋末江湖齷齪之習。」其把此書與宋末「江湖詩派」互相對照，並且認為前者的作品較為清高。這是值得玩味的一句，因為諸如前文提到，歷來論者往往多以《月泉吟社》等比較此書，而不是「江湖詩派」。「江湖詩派」向來不是架構清晰、組織嚴密的詩人群體，其形成與得名主要原於書賈陳起（生卒年不詳）編纂的一系列《江湖集》。換而言之，四庫館臣所言者實為一條從《江湖集》發展至《谷音》的脈絡。關於《江湖詩集》的成書背景，論者時常採用方回（1227-1307）在其《灜奎律髓》中的記述：「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嶽稿》與焉。」據清人考證，其時的《江湖集》不止一部，《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等名稱皆見明代《永樂大典》，而且它們的內容都是各有不同的。總言之，得陳起的出資和組織，以漂泊江湖者為收錄對象的詩歌總集接連面世，漸漸形成為詩壇注意的聲勢。《谷音》得以連結《江湖詩集》，既是原於二書皆以名不經傳者為收錄對象，亦是因為其編纂方法涉及不少共通的性質和意義。

　　在「總集」概念的早期發展過程裡，因應資源和印刷技術的限制，規模成熟的總集往往需依賴朝廷主導，例如梁代的《文選》、《玉臺新詠》、唐代的《文館辭林》、宋代的《文苑英華》、《宋文鑑》等。從在上者及於全國文人的刊行形式，亦有利這些總集廣泛傳播，令它們普遍獲得龐大及長久的影響力。同時，這亦會致諸部總集所展示的篇章風格和教化作用大幅傾向官方立場。即如《宋文鑑》的編纂正是出於宮廷學士周必大（1126-1204）對另一總集《聖宋文海》的不滿，以為這部其時流行於民間書肆的著作「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藉由權力和資源方面的優勢，官方利用總集壟斷文風的評價和發展。更重要的是，總集的編選成果表面上是美學取向的問題，但是從諸書的官方背景可以推斷，其中還涉及社會階層的競爭問題。誠如美國學者約翰．傑洛瑞（John Guillory）言，文學經典的遴選是社會排他（social exclusion）的過程，經典與非經典的作者分別代表地位不同的社會群體，而經典的教化功能將加劇此分類結果的影響。意即上述總集的編者都是朝中重臣或宮廷文人，而他們的編選方法不單需要依從官方立場，亦會受其社交圈子限制，以致獲選的作家大多來自仕宦之列，甚至是集於較高級和有名的臣。這一點及至杜本所處的時代亦然。尤其元代館閣文人蘇天爵（1294-1352）編有《元文類》，以文臣身分編選元代詩文的精華，結果大量選錄虞集（1272-1348）、袁桷（1266-1327）和馬祖常（1279-1338）等同儕之作。在此情況下，總集的作品和詩人限於單一面向，與詩壇的真實面貌有所偏差。

　　及至《江湖集》成書，總集對詩壇競爭的影響出現重大改變。南宋時，中原是為東亞地區的文化樞紐，各類典籍流佈四方，致使商業出版臻於成熟。在巨大的利驅使下，私人書坊大行其道於各地冒起，生產效率與傳播能力都追上了官方。陳起利用自家事業之便利，按自己的詩學興趣招聚志同道合者，順利出版代表這群詩人的詩歌總集。江湖詩人的聲音因而以較集中和響亮的聲勢介入詩壇，形成了一股異於官方所倡的影響力。尤其按方回提及，陳起的書坊位於「錢塘」，與宋室南遷後的建都位置重疊，亦即全國的中心地區，故其挑戰的意味及效果更見明顯。《江湖集》與官方立場的抗衡形勢由此構成，令「典律化」之事不再由官方單獨掌控，民間力量亦獲得相似的文化權力（cultural power）。及至杜本，其《谷音》把不同時代、地域的隱逸詩人收集於一書，令他們的聲音得以記錄於元代詩歌的脈絡中。張榘嘗稱：「京兆先生早遊江湖，得於見聞，悉能成誦，因錄為一編，題曰《谷音》。」其中「江湖」一語已經直接扣連了《江湖集》的脈絡，證明《谷音》的性質與之相似。而杜本以「江湖」為編纂材料的來源，與《元文類》等官方編纂者所身處的「館閣」呈現相對的關係。儘管兩方所編皆為客觀意義上的「元代詩歌」，以致諸總集的詩人名單鮮有重疊處。事實上，按照虞集的說法，隱逸詩人何失（1247?-1326）的作品也是有賴杜本的著錄，方能為世人所聞知。固然何失之詩未見今本《谷音》，但杜本對其他詩人的整理與收錄具有相同的意義。在館閣文人把持的菁英標準和強大聲勢以外，他嘗試提出另類的主張，令「元代詩歌」的概念變得更豐富。例如，此為《元文類》的編選原則：

用於「政治」、「世教」、「範俗」以至「輔翼史氏」者，都是積極入世的主張，有助為朝廷建構更理想的統治環境。館閣文人既位居統治者左右，這無疑就是符合其利益的想法。《元文類》以此呈現出來的「元詩」概念與形態，也是為此動機而形塑的。然而杜本在《谷音》中提出了另一可能性，即前文言之「悲憤幽人清詠之辭」及「古直悲涼」等等。無可否認，在篇幅、詩作數量和影響力的差距下，《元文類》和《谷音》呈現出主流地位與邊緣位置的明確差距，然這不足以抹殺杜本對「元詩」的傳播帶來的影響，以及其編書舉行所象徵的詩學史意義。關於「谷音」一名的含義，至今仍是眾說紛紜。陳冠梅就引用《莊子．徐無鬼》為據，認為此名取自「空谷足音」之意，與總集的詩歌風格和寄意相合。且不論這項推斷是否切中杜本的原意，就以「空谷足音」為總集內容的詮釋而言，正是呈現出杜本把一把另類的「聲音」引介予世人。《谷音》形同抗衝者（resistance）的媒介，提出在當世的詩壇上並非僅存「館閣之音」把持的詩學主張、寫作風氣。杜本在俗人的視線以外，發挖出一批隱士聲音。其珍稀而清高，不當因其微弱、分散而缺席於詩壇以及詩歌史。

固然，總集的「典律化」意義不止於滿足編者的個人興趣。在著作的傳播過程中，讀者的接受同樣重要。編者為了證明其所編選者的成就和價值，不單需要吸引他者的注意力，還要獲得對方的理解和認同。具體而言，就是在作品的特點和詩人的共同價值觀之間取一平衡。再以《江湖集》為例，依據今人張宏生的歸納，其內容主要展現出四項取向，包括「憂國憂民之懷」、「友誼之求」、「行謁江湖之悲」和「羈旅之苦」。後兩者是獨為「江湖詩人」所有的經歷，其生活淒苦的低下形象正是由這類詩歌內容建構而成的。然單純書寫不幸與困苦或可喚來關注，卻不足以向宋詩壇證明其優越之處，從而收廣泛的認同。此當依靠前兩項內容連結所有宋代詩人的興趣與價值觀。尤其南宋國祚一百五十餘年，始於「靖康之難」，滅於蒙元南侵，外患與戰爭一直是朝野關心的重大議題。藉由「憂國憂民之懷」，「江湖詩人」得以證明其人生雖為失意，但情操、氣概並不遜於其他階層的詩人，是以其作品對時代和詩學而言都可於其他詩歌鼎足而立。以之再觀《谷音》，即可理解杜本的用意亦是若此。其書寫詩人的隱居生活和奇特性情，代表了這詩人群體異於他者的特色所在。至於勤於讀書，才學過人的形象，則是用於證明這批詩作具有普遍的價值。如同前文列舉，在杜本筆下，諸詩人擅長的著作數量不少之餘，內容都屬「經史」之列，甚至是歷代誦讀的經典，包括《周易》、《春秋》和《左傳》等。這種閱讀能力無疑為所有士人所嚮往，畢竟科舉的內容往往與此有關。且考《元史．選舉志》，即可略知其時的科舉內容：

當中已列出了有關《周易》、《春秋》等經典的考試內容。雖然《谷音》內的詩文沒有直接指引科舉的內容，但杜本塑造的詩人形象至少證明了，這批詩人並不是無用於世道。單論才學，他們其實符合世俗對士人的要求，甚至足以成為值得後學效法的理想榜樣。只是他們最終放棄了利祿之途，改為依從自身志向探尋清高的人生。這亦無異於杜本自身的經歷。如前文述，危素所撰的〈墓碑〉敘述了杜本少時從學不倦，後來退隱虎林，以讀書為樂之後，就轉入初聞其名的江浙丞相忽剌木（生卒年不詳）得其所上的救荒之策，「頓平」吳越大飢的奇事，促成朝廷對他的賞識，然而他卻是不以利祿為重，甚至在到達京師後，拒絕應旨前去西宮拜見在上位者。這段經歷證明了杜本作為隱士，具備足以大有作為的才學，而不仕之事，不過是他因應自身志向而主動作出的決定而已。於士子而言，隱逸志向或許沒有太大吸引力，但透過彰顯才學而得朝廷賞識，卻是他們嚮往的情況。如是者，隱士的才學產生了通於世俗的價值。而詩賦作為才學的表現方式之一，讀者自然可以從作品中有所領略。杜本藉此向詩壇說明，《谷音》對隱逸思想的推崇或非人皆認同，但其中的作品仍然具有適合所有人閱讀的價值。而隱逸詩人也不是完全脫離世人的價值觀，其部分面向還是切合士人的普遍需要與追求，因而發揮「典律化」的效果。

因此，《谷音》縱為隱逸詩人與詩歌的代表，但其性質並非單純指向離群出世的一面。否則，杜本沒有編纂並刊行總集的必要。為了達到於當世流佈各方，以至傳頌後世的效果，其考慮需要更加周詳。藉助「讀書善學」的形象，他為隱逸詩人於詩壇上覓得有利的立足點，得以接上普遍文人的價值觀與需要。在抗衡「館閣」之聲的過程中，這種安排為「江湖」之聲帶來合理性與吸引力，可謂助力不少。

元人杜本受個人性情和興趣驅使，在遊歷四方的過程中搜集各地隱逸詩人的事跡和詩作，繼而編成《谷音》。雖然這部詩歌總集的篇幅有限，體例不嚴，但其主題鮮見於當世，而且收錄其中的詩人大多不見其他著作，為元代詩歌和詩歌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可惜時至現代，論者對此書的關注相當有限，僅存的成果亦有不少可加拓展的地方。因此，本文承接前人的說法，從獲選詩作的內容和詩人小傳的寫法入手，嘗試進一步分析杜本的編纂手法，以及其背後的思維、寄意。

　　前人大多稱杜本的編纂與「遺民」的概念有關，但這其實不甚準確。固然，《谷音》所選者包含金、宋兩代的遺民，然而從詩人小傳的寫法可知，杜本並非懷有對過去二朝的懷念。他只是重視有關詩人成就節義的行為，亦即單純的道德原則。詩人小傳的內容甚至存有迴避歷史背景的傾向，把焦點放於詩人一人身上。這亦否定了「存史」的意圖。若然再加深入的話，即會發現杜本對詩人形象的書寫大致分為三點，也就是隱居志向、佯狂怪行和讀書善學。所謂「忠義」者亦可包含在第二點之內，因為這種特質驅使詩人做出異於常人之舉，成就非凡之功。值得注意的是，讀書善學一點鮮見於前人對隱士的想像，正是與杜本編纂與流播《谷音》的用意有關。在廣大的詩壇上，詩歌總集有助集結詩人群體的力量，向外界展現出強大、顯著的聲勢，從而獲取關注和認同，亦即「典律化」的效果。就如南宋晚期的《江湖集》集合弱勢的「江湖詩人」，使其作品流佈四方，成一時之潮流，杜本編纂《谷音》同樣旨在幫助不為人知的隱逸詩人發聲，把他們引介至詩壇。尤其總集的編纂和傳播總是為官方壟斷，杜本之舉自然為「元詩」概念增添了新鮮的面向，令其更見豐富和細緻。這於當時而言具有抗衡主流詩風的意味，於後世則有補足詩歌史之功。

　　文學史論著談及「元詩」時，往往以「宗唐得古」為結論。這印象正是由《元文類》等館閣之作所建構的，其討論範圍亦過分傾重知名的館閣文人。《谷音》就提供了一個突破的缺口。在館閣以外尚有江湖，在文臣以外又有隱士，其呈現的詩風與旨趣將為元代文學的課題帶來新進路，有助更準確地了解其時的詩壇面貌。總之，這類規模較小的總集亦為價值重大的研究材料，研究者不當隨便忽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