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 ‖ 滿文《四書》翻譯、流通及其研究探論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文獻典籍浩如煙海，燦若星辰。作為其中核心經典的《四書》，其形成、注疏、刊刻與閱讀，關係宋代以降近千年之間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及教育史的演進，甚為切要。誠如前賢所論，從詮釋學的意義來看，「四書」體系的建構「不只是文本的簡單挪動和組合，而是思想内涵的調整與重鑄，除了結構上的精心編排之外，在義理的内在邏輯上也有創造性的變革。」經由長期傳習和詮釋，遞相累積，產生了卷帙浩繁的傳統《四書》文獻，加上晚近學者運用新的方法和體例，不斷加以整理和研究，形成今日稱作「四書學」的專門學術領域，可謂根深葉茂。

若從對象文本的角度，探討四書學的深化與拓展，語言文字應當成為新的入手維度。除了作為「母本」和主體的漢文四書學文獻，對其非漢文版本的對照研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其中不僅包含「漢字文化圈」內的學者以本國文字對《四書》進行的譯解與研究，以及明末以降西方傳教士及學者以歐洲語文開展的譯介與研究工作；還可將眼光再次轉回本國，關注歷史時期面向不同族群，以其語言文字翻譯的《四書》文本。此類研究難度較高，多可歸入今日所稱「冷門絕學」的範疇。而其獨特意義在於，此類文獻不僅有助豐富四書學的內涵，還能見證不同族群、語文、文化之間的匯通。

有鑒於此，本文聚焦於清代滿文《四書》，在回溯前賢既有工作基礎之上，嘗試展望今日整理及研究此項特殊文獻的可能進路。對於經典文本的處理，傳統中國學術中已有一套細密完備的方法，尤其是對於字詞的訓釋、版本的釐定、文本的校勘及義理的疏解，今日應當重視和繼承。同時，由於對象文本形態的雙語乃至多語特征，將會對其內在義理及外在版式等方面，產生傳統漢文古籍整理研究不曾處理的問題；而且，「數字時代」的技術條件，在給此類學術工作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值得認真尋繹。

滿文《四書》成於清代，自入關初期至於乾隆中葉，屢有改定刊布。其中斟酌釐定譯文的過程，亦可視作清人對該文本的對照研究。不過，對其翻譯刊刻過程擬在後文探究，本節主要針對在近現代學術意義上，學者關涉滿文《四書》的轉寫、考論及文獻編目等工作，加以回顧和分析，以為後續工作之基礎。

管見所及，最早對滿文《四書》進行整體轉寫并對其語彙加以對照譯解者，為十九世紀精通多種語文的德國學者甲柏連孜（H. C. von der Gabelentz），他在該領域的代表作品為《滿文譯本四書、書經、詩經及滿-德辭典》（Sse-schu, Schu-king, Schi-king in Mandschuischer Uebersetzung mit einem Mandschu-Deutschen Wörterbuch）。此書作為德國東方學會所刊東方國家學問論著（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herausgegeben von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之一，於1864年在萊比錫出版。此書分為兩冊，上冊為滿文《四書》《書經》及《詩經》的拉丁字母轉寫，下冊為作者以這幾部經典所涉語彙為基礎編纂的滿文-德文辭典。關於工作緣起，作者在序言開篇表明：

甲柏連孜所謂缺少滿文文本及辭書，當日主要是針對歐洲學界而言，清代中國已經編刊多種滿文辭書。此外，其實在甲柏連孜之前，歐洲學界對於滿語滿文，早有知悉和研究，尤其是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朗格勒（Louis-Mathieu Langlès）及迪多（Firmin Didot）的奠基性工作。在這些基礎之上，乾隆年間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完成三大冊《法文韃靼-滿語辭典、語法及會話》（Dictionnaire, Grammaires et Dialogues Tartares-Mantchoux François），於1789-1790年間在巴黎出版，允稱滿文西譯及辭書編纂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甲柏連孜繼踵推進，一則希望修正錢德明的部分錯漏，再則提供較爲完整的經典文本，作為辭典語料及學習參考，編成屬於德語學者的滿文辭書。

甲柏連孜旨在為歐洲學者瞭解滿文、認識中國經典提供階梯，重在滿文語彙的拉丁字母轉寫及德文對譯，對於其中義理未作細緻闡發，具有典型的十九世紀德國「語文學」（phinology）風格。該書上冊「文本」部分，只包括經典滿文譯本的拉丁字母轉寫，以及部分重要語彙索引。細查更可得知，甲柏連孜應當是以清代中期以後較為通行的滿文《四書》「御製」譯本為據，不過他僅轉寫了《四書》正文，並未轉寫書前所附乾隆皇帝《御製繙譯四書序》，朱熹所作《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論語序說》及《孟子序說》，也未附經典的漢文及滿文之原文文本。換而言之，甲柏連孜雖稱對於錢德明的前期工作有所不滿，希望提供一份更加理想的成果，以彌補當時的「缺憾」。不過，他在此一領域的貢獻，主要是給歐人提供了實際不甚完整的部分漢文滿譯經典的拉丁字母轉寫，以及一份限定語料來源的辭典。當然，甲柏連孜留意到《四書》新舊譯本的差異，因此在轉寫《大學》時，以腳註形式舉出舊譯不同之處，具有校勘性質。甲柏連孜也指出并糾正了錢德明的一些錯漏，不過對於整體語彙來源的廣泛程度，以及對於語法細節的辨析，解釋的詳盡，包括對於滿文原文的印刷呈現等，其書反有較多不及錢德明著作之處。因此，甲柏連孜與先行學者如錢德明等所做的工作，只能說是各擅勝場，而非盡屬後出轉精。

論及錢德明、甲柏連孜及其他歐洲學者在滿語文研究方面的早期工作，尚有一項議題需要釐清，即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方案問題。今日存在多種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各有優劣。其中較為通行者為「穆麟德」方案（本文亦用），以稍後於甲柏連孜的另一位德國學者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命名。穆氏著有簡略的《滿語語法》，於1892年以英文在上海出版；其轉寫方案此後被學界廣泛遵用，遂以之命名，以致學界或以為是穆麟德獨立首創了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揆諸史實，并不如此。滿文本為音位文字，歐洲學者以拉丁字母加以標注，自然都會大同小異。從清初開始，來華耶穌會士為了更好地服務清廷，以便宣教，部分已經熟練掌握滿語滿文，因此滿文拉丁音寫早已開始，錢德明出版的滿-法辭典，即是此一階段的代表作品。甲柏連孜及穆麟德等繼續此項研究，自然受到前人工作的影響，並且不斷改進轉寫方案。

對照可知，早期由錢德明設計的拉丁字母轉寫方案，不僅使用字母更多而複雜，而且難以有效區分諸如t與d，p與b，g與k，c與j等相近發音。例如，今日以穆麟德方案轉寫的manju gisun（滿語）一詞，若用錢德明的轉寫方案則為mantchou kisoun。甲柏連孜採取了與此相當不同的標注思路，重構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如果對照甲柏連孜和穆麟德兩人的轉寫方案，則可發現其中差別甚微；穆麟德乃是在前人、尤其是本國先進甲柏連孜的基礎之上，稍加調整而形成自己的轉寫方案，并依此編撰簡明滿語語法。釐清這些，不僅是為回溯甲柏連孜早期在滿文《四書》研究方面的基礎工作，實際也能辨明其在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的發展歷程中，擁有一席之地。此二層先行研究甚少留意，值得細察。

文獻編目對於推進研究至關重要，編目整理本身亦爲重要研究成果。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滿文圖書編目工作始於20世紀初期。1933年，李德啓、于道泉基於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編著《滿文書籍聯合目錄》，收錄圖書419種。在其「哲學」類之「儒家」之下，收入《大學衍義》（2種）《日講四書解義》《四書講章》《四書》《四書集注》《四書人物衍義》等四書類文獻7種。半個世紀之後，1983年，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發起編刊《世界滿文文獻目錄》，依照現代學科分類，收錄1122種滿文文獻及646件碑刻拓片。此書雖然題稱「世界」，不過題錄文獻總數及範圍相對有限。僅在「哲學」門類之下，涉及四書類文獻14種。1991年，黃潤華、屈六生主編出版《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收錄全國49個單位典藏滿文圖書1015種、石刻拓片693種。該書借鑒現代學科分類方式，在「哲學」大類之下，題錄四書類文獻12種。

作爲清朝政治中心及旗人聚居之地，北京地區刊刻、流通及現存滿文文獻最爲集中。吳元豐指出，「若按版本計算，北京地區14個單位保存滿文圖書1700餘種，約占現今存世滿文圖書的80%。」對此，《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區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對這些滿文文獻的名稱、作者、卷冊、版式等信息作簡要題錄，注明京内典藏地點；後附所錄滿漢書名、各館滿文圖書存目及滿文《大藏經》經名索引，甚有價值。其「經部」之「四書類」題錄文獻47種，大致代表了清代留存至今的滿文《四書》文獻的主要版本基礎。而且，其中頗有諸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主要典藏、并不對外流通的過程稿本及精寫版本，具有很高的文物及文獻價值。

在海外滿文文獻調查編目方面，王敵非基於多年的實地考察和研究，並吸收歐洲學者的先行編目成果，專門整理了除俄羅斯之外歐洲15國典藏的滿文文獻總目。其所題錄的385種滿文文獻中，以下10種歸屬四書之類：《大學》《大學衍義》《論語》《孟子》《中庸》《日講四書解義》《四書集注》《御製翻譯四書》《四書要覽》《新刻滿漢字四書》。其書區分國別和典藏機構，為所有文獻著錄滿漢標題、編纂人員、卷冊信息、大致内容、版本情況及版式信息，附及國内圖書館典藏情況。書後詳附典藏機構、滿漢題名、相關人名及出版機構索引，編制體例甚善。此外，王氏還專門考察了俄羅斯國家公共圖書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典藏滿文文獻情形，考列俄羅斯典藏《四書》類滿文文獻14種。

近期滿文文獻編目的重要成果，當推黃潤華、屈六生所編《滿文文獻知見錄》。該書在綜合采擷諸多先行編目成果的基礎之上，收錄國内50餘家單位以及其他8個國家16家單位典藏的滿文文獻，共計著錄滿文圖書2000餘種，石刻拓片800餘種，檔案200餘件。在其「圖書卷」之「哲學」類目之下，收錄四書類文獻72種，依次爲其編號，著錄漢文、滿文書名以及滿文書名之拉丁字母轉寫、文種類別、著者及著作方式、譯者及所譯文種、出版者及出版年代、抄本之開本或刻本之版框規格、卷冊數、裝幀形式及版面情況等信息，並附注書籍内容簡介、著者及譯者介紹，最後列明收藏單位代號，體例甚爲完備。

上述文獻編目成果，雖然未能將世界範圍内滿文文獻網絡殆盡（檔案文獻缺漏尤多），不過對於滿文《四書》文獻而言，其主要版本已見著錄，應屬可信。研究者據以按圖索驥，更藉近年檔案史料不斷開放、古籍陸續影印出版及掃描公佈之便利，對於推進研究甚有助益。

在甲柏連孜初步完成滿文《四書》主體文本轉寫、編纂滿-德辭典之後近一百五十年間，中外學界對於滿文文獻整理研究頗有著力，不過對於滿文《四書》的研究鮮有實質推進。直至近期，滿文文獻的獨特性和重要性越益得到重視，滿文《四書》重回學界視野。除了原始文獻的影印出版，尚有以下學者展開的研究工作，值得注意。

有關滿文《四書》的翻譯過程及其版本問題，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莊吉發較早著有專文，側重以康熙年間滿文本《起居注冊》《日講四書解義》與乾隆年間《御製繙譯四書》相互比較，舉例說明某些語句在兩朝譯本中的異同，以見滿文在清代初中期的發展。此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處研究員徐莉藉助館藏滿文翻譯《四書》《五經》的檔案及稿本，具體考察乾隆朝滿文《四書》修訂稿本的基本形態、修訂譯稿的形成，及其在版本學、語言學及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價值；同時，她拓展討論滿文《四書》《五經》重譯稿本的特征及年代，列舉分析乾隆皇帝親自參與修訂的稿本，對於原本譯文的修改情形；此外，徐氏參考多種滿文文獻目錄、圖錄，分別朝代及版本形式，梳理現存滿文《四書》版本，著力甚多。曉春及春花嘗試從科舉視角，探討滿文《四書》翻譯始末，此文主要貢獻在於借助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文獻，梳理并介紹《四書》及其關聯文獻在康熙、乾隆兩朝的翻譯及刊行，對於「科舉」方面的主題實際著墨甚少。宋以豐則整體探討在「首崇滿洲」的觀念之下，清代前、中期的翻譯政策，涉及滿文《四書》在此期間的翻譯歷程及内容特色，進而探及其翻譯與傳習對於教化臣民、穩固統治的意義。

有關滿文《四書》內容及其具體義理問題，勞拉•赫斯（Laura E. Hess）透過滿漢文本以及不同滿文譯本，集中探討滿文譯本《論語》對於仁、義、禮、道、德等核心語彙的訓解，探究其語言及思想意蘊。劉鵬朋以《四庫全書》所收《御製繙譯孟子》為考察對象，除了簡介其翻譯過程及版本之外，重點探究其中農業、飲食、建築、器物、動物等類名物詞，以及稱謂詞、哲學詞、數詞的翻譯，兼及部分翻譯語序及翻譯問題的舉證分析。郭崴考察了乾隆朝成書的滿洲傳統弓法《射的》，對照舉出其中九條源自《御製繙譯四書》的譯文，探討其中的文化融合。曲強專門探討滿文《四書》《五經》中政治類詞彙譯法的演變，從中考察等級意識的強化、清朝的大一統與「天下」形態的變化、避諱與新華夷觀的確立諸問題。王碩整體考察清代中葉以降儒學典籍滿譯情形，其中專門以《大學》為例，通過多種版本的對照轉寫和分析，論析其翻譯特點及思想意蘊。孫海琳及蘇艷從翻譯學角度，探討乾隆朝《四書》重譯中的所謂「三釐定」，不過並未實質觸及滿文文本內部問題。

學術研究講求積漸而進。透過上文的追溯論析，可知前賢對於滿文《四書》已經頗有關注，做了較好的基礎工作，而且近年研究的質與量皆有提升之勢，為後續深入研究奠定良好基礎。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先行研究還存在可以深入的空間，留下可以拓展的議題，試析如下。

首先，在版本問題上，管見所及的先行研究，大多依據前期編印的滿文文獻目錄，結合部分實見版本，而作舉例論析；對於不同版本之間的先後、源流與變遷情形，缺少較為全面和細緻的考察，因此還可就滿文《四書》專題文獻專門編目和研究。其次，在轉寫方面，除了上述160年前德國漢學家甲柏連孜所做的奠基工作，迄今爲止公開出版的文獻中，尚無針對滿文《四書》的完整轉寫和標注版本，更無在此基礎之上展開全面的詞法、句法分析，這項基礎工作的欠缺，影響了研究工作的深入推進。再次，對於此種經典作品，還應探尋較為合適的整理體例，以便學者及讀者更能透過語詞的勘合、文句的解析，解明經典迻譯背後的思想文化意蘊。復次，作為中華文化核心典籍的《四書》，其翻譯與流通對於清代政治、教育與考試有何意義，實際影響如何，也需要加以整體評估。最後，此類關涉多語種的文化實踐，如何貫串漢、滿、蒙語言文字乃至近代歐洲語言文字，也可置於文化史及全球史的背景之下，展開探究。在這些方向上，針對此類經典的研究尚有較多潛在可能，有待深入發掘。

有鑒於此，學界尚可在前賢工作的基礎之上，針對滿文《四書》展開較為全面的考察，力求在整體轉寫、校釋及研究方面均能有所推進。以下謹就其中關涉的版本源流、校釋體例、思想義理、閱讀傳播及文獻互鑒等層面的問題，舉隅探討。

《四書》作為儒家文化的核心經典以及教育考試的重要依據，滿人對其研習與翻譯早在入關之前即已開始。入關之後，因應政治、教育推進的需要，對於《四書》的譯解與運用更為廣泛深入，至乾隆朝重新釐定刊行，相沿直至清末。由此產生了為數甚多的各類版本的滿文《四書》文獻，豐富了清代古籍的內容與形態。此類文獻今日見存於海內外圖檔機構，尚有不少。本節綜述清代滿文《四書》編譯過程及版本源流，並對見存文獻信息稍加整理，以備後續研究按圖索驥。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令額爾德尼和達海仿照蒙古文字，創製「無圈點滿文」（老滿文），滿語始有文字符號加以記錄；此後皇太極復令達海斟酌改進滿文，至後金天聰六年（1632）完成，是為「有圈點滿文」（新滿文），使其語音及表意功能益加完善。在此期間，達海亦受命翻譯漢文典籍。依據《清太宗實錄》記載，達海譯畢「成帙」者，已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業經起譯但「未竣而卒」者，計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及大乘佛經等典籍。足見其時後金政權已有頗具規模的翻譯計劃及成果，而非個人一時興起而為。

入關之後，系統瞭解儒家思想與文化的需求更為迫切，因此經典翻譯繼續展開。順治年間，曾命「內院諸臣繙譯《五經》」，而且對於譯本中的錯訛，皇帝親自更正，并「命譯書官照更正繕寫」。而且，清代帝王延續前代經筵、日講制度，儒家《四書》《五經》即為其中核心內容，甚至有謂順治皇帝「博覽群書，內院諸臣繙譯不給」之說。其中雖然不乏誇飾，亦可得見清初儒學經典滿譯及講解已有專門機構及人員負責，不過目前未見順治年間《四書》翻譯刊行；《五經》因其文本規模較大，翻譯尚未完成。

康熙皇帝御極最久，對於包括儒家經典在內的滿漢學問、中西知識，皆有異乎尋常的探求興趣，因此滿文《四書》在康熙朝出現多個版本。在位期間，康熙帝常命日講官進講《四書》，分別形成「講章」，匯寫進呈。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兩部康熙年間內府精寫本《四書講章》（sy šu giyang jang），總凡二十七卷，包括《大學講章》一卷，《中庸講章》二卷，《論語講章》十卷，《孟子講章》十四卷。此種分卷邏輯，明顯受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影響。康熙十六年（1677），復命喇沙里、陳廷敬等日講諸臣，匯總編纂為《日講四書解義》（inenggidari giyangnaha sy šu i jurgan be suhe bithe），分滿文、漢文兩種版本，由內府刊行，總凡二十六卷（其中《論語》卷數較《講章》少一卷，詳情待考）。此書主要見存題錄兩個刻本，皆為黑口，四周雙邊，半葉7行，單魚尾；一則頁面37.4×22釐米，版框26.6×18.7釐米；一則頁面32.8×21釐米，版框26×18.3釐米。

此外，康熙年間還完成了十九卷滿文版《四書章句集注》全譯，不僅包括《四書》正文，還有朱熹所作各篇序說及其集注內容。此書目前主要見存兩個内府精寫本，一爲黑口，頁面38.4×23.3釐米，版框27.5×18.8釐米，四周雙邊，半葉7行，小字雙行，雙魚尾；一為白口，頁面26.9×15.8釐米，版框20.7×12.2釐米，四周雙邊，半葉6行，小字雙行，單魚尾。此外，康熙年間另有二十九卷本《滿漢四書》（manju nikan sy šu bithe），上下分欄顯示，滿漢對照，僅有《四書》原文。除此之外，康熙年間還有傅達禮等翻譯真德秀《大學衍義》（dai hiyo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刊行，今存康熙十一年（1672）內府刻本，總凡四十三卷，有滿文及滿漢合璧兩種版本。滿文本又見兩種，一爲黑口，頁面37.7×23釐米，版框26.8×19釐米，四周雙邊，半葉7行，小字雙行；一為黑口，頁面33.3×19釐米，版框29×18.4釐米，四周雙邊，半葉7行，單黑魚尾。滿漢合璧本版框19×14.1釐米。

除了上述內府寫本及官刻本之外，康熙年間另有多種坊刻本《新刻滿漢字四書》（ice foloho manju nikan hergen i sy šu）行世，比如康熙三十年（1691）天繪閣、聽松樓、玉樹堂刻本等，多不分卷，以上下雙欄、滿漢對照顯示。此外，尚有兩書值得留意。其一是上述滿漢合璧《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亦有康熙十一年（1672）鈔本存世，版框19×13釐米。其二是沈啟亮《四書要覽》（sy šu oyonggo tuwara bithe）一卷，摘要翻譯《四書》，滿漢合璧，現存康熙二十五年（1686）崇禮堂刻本。其書白口，頁面23×13.5釐米，版框19×13釐米，四周雙邊，半葉滿漢文各6行，單黑魚尾。

雍正一朝值得注意者，為《四書字解》（sy šu i hergen be suhe bithe）的刊行。此書為「滿漢合璧標音詞典，也是一部注解詞典」，從《四書》中選出字詞2700餘條，標出滿文對音、譯詞及注解，以助閱讀理解《四書》。此書編譯者不詳，現存雍正十年（1732）鴻遠堂刻本，滿漢合璧，白口，頁面23.9×14.9釐米，版框19.7×12.6釐米，四周單邊，半葉4行，單魚尾。此外，重刻刊行照舊進行，比如雍正十一年（1733）鴻遠堂本《新刻滿漢字四書》。字典辭書旨在為核心概念提供規範解釋，專門針對《四書》編刊滿漢對照詞典，這在清代漢文典籍滿譯史上或屬僅有之例，由此可見此種典籍傳播較廣，影響亦大。

語言文字的運用，皆隨時代需要而演變，滿語滿文亦然。入關之後，隨著接觸漢文化、典籍、思想日益加深，滿語舊有語彙、滿文對應譯法已經很難完全應對日益複雜的政教需求，因此而有乾隆年間對於滿語滿文的革新和改譯，漢文儒釋道經典文獻的系統翻譯，并且增訂重編各類「文鑒」字書，使得滿語文的使用「達到了歷史的鼎盛時期」，由此實質重塑此後滿語滿文的面貌。在此種背景之下，乾隆年間曾經兩度以滿文重新翻譯《四書》，廣為刊行。

乾隆皇帝自稱在登極初期，就命大學士鄂爾泰將此前的譯本重加釐定，「凡其文義之異同，意旨之淺深，語氣之輕重，稍有未協者，皆令更正之」。由此而有乾隆六年（1741）武英殿本《欽定滿文四書》（han i toktobuha manju hergen i sy šu bithe）的刊刻，總凡六卷，僅有滿文，「四書」二字仍用音譯。此後，乾隆皇帝時加批閱玩索，仍覺其中存在「文義、意旨、語氣之未能脗合者」，「乃親指授繙譯諸臣（tuttu bithe ubaliyambure booi ambasa de beye jorišame tacibume）, 參考尋繹，單詞隻字，昭晰周到，無毫髮遺憾而後已。」其中「指授」之「授」，非止簡單「授意」，而是表達「教授」之意，因此滿文也用「tacibume」對譯。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尚可得見乾隆朝滿文《四書》修訂稿本之上，「貼有修改意見的黃簽，還有皇帝硃筆批改的筆跡，部分修改文字的上方貼有黃色浮簽。」也就是說，如同其先順治、康熙皇帝一樣，乾隆皇帝親自深度參與了滿文《四書》的重譯與釐定，因此所稱「御製」「欽定」之意，確非虛言。

經此修訂而成的譯本，於乾隆二十年（1755）由武英殿刊行，稱為《御製繙譯四書》（han i araha ubaliyambuha duin bithe）。此本總凡六卷，計有《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分上、下兩卷。其書滿漢合璧，白口，頁面26.7×16.8釐米，版框19×13.4釐米，四周雙邊，半葉滿漢文各7行，單魚尾。「四書」之名改用意譯「duin bithe」，翻譯內容僅有《四書》正文，並不包括朱熹集注，不過收入乾隆皇帝《御製繙譯四書序》，以及朱熹《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論語序說》《孟子序說》四篇文字。此次釐定及殿本刊行，在清代滿文《四書》翻譯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規範意義。此後的滿文《四書》各類版本，基本都是依據該版重刻、重編或鈔錄。

乾隆二十年殿本的刊行，實際亦因應了其時八旗官學教育與各類考試之需。而且，清帝屢次諭令，御刊經史諸書頒發各省，督撫應當整理刊板，「俾士民等易於刷印，有願翻刻者聽其自便，毋庸禁止」；乃至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所存書板，「亦應聽人刷印」，以廣教澤。因此殿本《四書》刊行頒發之後，同年即有諸多書坊據此陸續翻刻行世。今日尚能見存乾隆年間坊刻者，即有三槐堂、二酉堂、寶明堂、博古聖經堂、聚珍堂等滿漢合璧版本，保萃齋滿蒙漢合璧版本。此外尚有部分民間鈔本，可見其時流通之廣。

此外，乾隆年間因編纂《四庫全書》，於其「經部」整體收錄滿文譯本《五經》及《四書》，從而留下繕寫精審、裝幀華貴的幾種鈔本，尤具文物及文獻價值。其內容整體與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本相同，偶有細微差異，可備今日校勘。書前亦附乾隆二十年御製序文，整體包括《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四庫全書》七閣藏本，命運與歸宿各不相同。今存文淵閣本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内收《御製繙譯四書》，白口，版框23×15.5釐米，四周雙邊，朱絲欄，半葉滿漢文各5行，單魚尾。此外尚存文津閣本，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

乾隆一朝通過規範并新增語彙、編纂多語種辭書、大量翻譯典籍，將滿語文在清代的運用程度及水平推向高峰，此後則逐漸走向衰落之勢。嘉慶一朝二十五年，今存滿文《四書》暫時未見刊行於這段時間之內。後期刻本見存者，主要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廣州駐防官學刻《四書》六卷本，滿漢合璧，白口，頁面27×15.4釐米，版框18×13.8釐米，四周雙邊，半葉7行，單魚尾；此外，尚有同治九年（1870）天繪閣刻《滿漢字四書》六卷本，滿漢合璧，黑口，頁面25×15.5釐米，版框22.5×14釐米，四周單邊，半葉10行，單黑魚尾。

光緒一朝《御製滿漢四書》刻本見存較多，官刻本如光緒四年（1878）成都駐防八旗官學刻本、光緒十六年（1890）荊州駐防翻譯總學重刻，坊刻本如光緒十四年（1888）聚珍堂刻本、光緒十六年（1890）荊州駐防西城學道街積古齋徐楚善刻本等。以上所見光緒朝刻本皆為六卷，應據乾隆殿本翻刻。此時翻譯科考試尚存，而且部分旗人家庭仍以滿文書籍教課子弟，因此滿文圖書尚有翻刻和流通，不過難以回復「盛清」之勢。

在另一版本系統上，尚有道光十八年（1838）京都琉璃廠炳蔚堂重刊《四書集註》，總凡十七卷，滿漢合璧。其書白口，頁面27.8×17.3釐米，版框21.8×15.8釐米，四周雙邊，半葉滿漢文各6行，小字雙行，單黑魚尾。該本内容基於康熙初年的滿文譯文，譯法與乾隆朝欽定「新清語」之後有較大差異。今日見存的其中一個藏本之上，另有後人對照寫出新版譯法，訂補舊譯，并且校補漢文内容。比如《大學章句序》中，補出原文本有而此處脫漏的「莫不與之」四字；又其篇名之舊譯基本只譯其音，作dai hiyo jang gioi i sioi；紅筆添注新譯則取意譯，作amba tacin bithei fiyelen gisun i šutucin，乃是乾隆二十年殿本的規範譯法。此種以「新清語」改訂「舊清語」譯文的現象，在清代滿文古籍流通中時有所見，允為研究清代語言學和閱讀史的珍貴素材，值得重視。

此外，清代後期尚有兩種關聯文獻及其版本，值得留意。其一是咸豐皇帝諭令孟保將真德秀著《大學衍義》，在康熙年間傅達禮等譯本的基礎之上，加以重譯。咸豐六年（1856）由武英殿刊刻，總凡四十三卷，滿漢合璧，黑口，頁面36×22釐米，版框18.3×14釐米，四周雙邊，半葉滿漢文各7行，雙黑魚尾；另有同年鑲黃旗漢軍都統衙門刻本，白口，頁面25.3×17.8釐米，版框18.3×14.2釐米，四周雙邊，半葉滿漢文各5行，單魚尾。又有部分鈔本存世。此外，在乾隆朝欽定滿漢合璧《四書》的基礎之上，歸化城土默特旗教習噶勒藏補充譯出蒙古文；此後別人從同治八年（1869）開始刊刻，光緒十八年（1892）正式刊行，亦為六卷，滿蒙漢合璧。其書白口，頁面27.5×19.8釐米，版框23.7×17.7釐米，四周單邊，半葉滿蒙漢文各3行，單魚尾。此亦筆者目前所見清代滿文《四書》最晚的完整刻本。至於光緒朝後期及宣統朝是否仍然續有刊刻，流通情形如何，均俟後續詳考。不過依照形勢推估，後期不僅滿語文衰勢難挽，更兼內外禍亂，西學湧入，新式學堂及留學教育漸興，對於此種曾具主導象徵意義的「國文」與「國語」，已然無法重回康乾之盛。八旗子弟、甚至包括皇室成員在內，其主體人群習用語言在二百餘年之間，遂從單一滿語過渡到滿漢雙語，最終變為單一漢語。歷史文化及語言文字之融合演進，自有其內在邏輯與大勢，誠非人力所能扭轉。

綜上可知，清代對於滿文《四書》的譯解刊行，始於入關之前，盛於康乾之世，終於清末年間，未曾中斷。就其版本形態來看，有精寫本，有刻本，有鈔本；刻本之中，復有內府、武英殿、八旗官學等官方刻本，以及以京城為中心的諸多坊間刻本。從語文類別來看，有滿文本、滿漢合璧、滿蒙漢合璧、蒙漢合璧等多種組合形式。從具體內容來看，既有依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全文譯本，亦有僅刻《四書》正文的譯本，還有《四書》內容的摘錄譯本，以及圍繞《四書》的「講章」、「解義」版本，更有針對《四書》的詞典「字解」版本等。此類文獻無論就其版式、語文還是內容而言，均有豐富多彩、不為尋常古籍所有的獨特意涵；而且今日海內外圖書檔案機構尚存不少，對於拓展研究古籍版本、深入文獻目錄之學，進而豐富清代語言、文字、思想、學術、文化及政治領域的學術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古籍整理與校釋是一項高度專業、積累甚深的工作，前輩學者長期耕耘於此，建立了規範和標準。對於雙語乃至多語種古籍的校釋，其中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對於滿文古籍而言，前人或加影印，或作轉寫，或附語譯，或予重排，已有較多嘗試和成果。今後如何充分借鑒前人的經驗及體例，并結合數字時代的工作條件，提出更佳的校釋體例，並且克服其中可能的問題，本節嘗試探討。

如同其他類型的古籍整理出版一樣，對於滿文古籍，直接影印出版仍為其中關鍵工作。從早期的滿文老檔系列、清文鑒，到近期的新疆滿文檔案、清代滿漢合璧國學叢書、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滿文文獻選編等，均屬此類。對於尋常難有機會閱覽實物原書的滿文古籍，影印出版對於推進研究意義甚大，不過這畢竟只是基礎工作，對於普通研究者及學習者而言，直接利用的難度甚高。而且，影印出版過程中，需要利用典籍拍攝圖片，重新製版，因此有時會改變古籍原本的內容及版式信息，不可不察。

將滿文文獻直接譯為漢文，或者兼附拉丁字母轉寫、漢文譯文、注釋出版，乃是目前為止滿文文獻整理出版的主要形式。如海峽兩岸學者對滿文老檔的系列譯注，以及康熙朝、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覆檔、乾隆朝滿文寄信檔翻譯出版等。由於滿文不為多數清史學者熟知，此類大規模編譯工作的意義，在於為學界提供規範漢文譯文，促進學術研究，貢獻甚大。至其不足之處，則令今人無緣得見所譯典籍原文原貌，進而影響更為深入的考索辨析；設若譯文本身存在差誤，則會連帶影響后之研究者。

以鈔寫、影印或電腦重排的形式，將滿文文獻原文與校釋文本對照呈現，是學界探索運用的另一體式，適合處理篇幅相對較小的典籍文本。比如莊吉發早期對於《清語老乞大》以及《滿漢異域錄》的校注，皆對照呈現滿文原文、拉丁字母轉寫、漢文內容及必要校注，甚為便利。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陳雲、王碩等主編之「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中，除了採用影印、轉寫、對譯、校注等既有方式，還能借助新的電腦輸入法，對於滿文原文重新排版編輯，有助改善影印本因缺漏、模糊而不便閱讀的問題；而且，整理者創用了一套標注體系，對於拉丁字母轉寫及漢文語譯加以助詞標示，揭示其詞法及句法關係，便利閱讀理解及研究，這對學界未來更加深入地整理和研究啟發甚多。

另外一類為以外國語言文字，對滿文文獻加以校釋與翻譯。如上文所舉甲柏連孜對於《四書》《詩經》和《尚書》的轉寫及德文譯解，神田信夫等對滿文老檔的轉寫及日文翻譯，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對於曾壽《隨軍紀行》的轉寫及譯注，金由美（Loretta Kim）等對於《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的轉寫、校釋及漢英對譯，以及梁永對《清文啟蒙》《清文指要》及《續編兼漢清文指要》的轉寫及英譯等。此類工作需要兼涉滿文、漢文及相應外文等三種及以上語文，難度較高，研究成果值得重視。當然，也因不同語言和文字差異較大，在實際翻譯和轉寫中，對於文本尤其是漢文的詮釋及校對方面偶見差誤，需要留意。

上述體例探索及研究成果，對於推進後續研究具有多個層面的參鑒意義。不過，由於不同滿文文本的性質及結構頗有差異，加之研究者自身的知識結構、考察視角及研究旨趣不盡相同，使之需要不斷思考和探索新的體例形式，以期更好地統攝和呈現自己的研究工作。

此處對於校釋體例的探討與構想，實際包含著對於不同性質的滿文文獻應當如何處理的初步思考。《四書》作為思想文化類典籍，而且在傳統目錄學中列入「經部」，其文本風格、性質與地位，均有別於其餘幾類常見的滿文文獻。比如，檔案、史籍、典制、譜牒等類滿文文獻，校譯重在還原其中的事實信息，以便學者參擷研究；譯自漢文的大量文學作品，如古典小説「四大名著」及《金瓶梅》等，則重在分析其語言風格及情景「重現」；滿文辭書、會話、文法等典籍，則需要詳解其語音及語彙，詞法與句法等。對於《四書》以及傳統上歸入「經部」及「子部」的不少文獻，其校釋與研究除了也會關涉上述幾類文獻的部分要領，更關鍵的是需要處理其中的「義理」問題。若借傳統學術話語言之，需要探尋如何通過校釋與研究，貫通其中關涉的「漢學」與「宋學」、「理學」與「樸學」問題。

既往古籍整理校注的典型成果，是呈現精校精注的古籍文本，整理者在工作過程中投入的大量專業勞動及學術見解，往往散見於全書及各條校記，以及通常較為簡明扼要的「引言」文字之中。此種呈現形式有其優勢，相信也會繼續成為未來校釋成果的主流形態。同時，如果將學界習稱的「校注/校釋與研究」真正落到實處，通過不同體例及文本的結合加以更為深入和完整的呈現，有助閱讀者更加理解通常較為專精繁複的典籍。當然，這需要研究者除了著力於尋常整理校釋，還要能入乎文本之內、出乎文本之外，以更為整全的研究視野，從不同角度不斷審視和研究自己反復精讀的這份文本。

具體而言，針對思想義理類的滿文文獻或其他雙語、多語種文獻，似可考慮以「校釋+研究」作為最終成果，分為上、下兩編或單行兩書同時呈現，相輔相成。上編為「文本編」，先循傳統整理規範，結合滿文古籍的特點，加以校釋。對於滿文《四書》，較為理想的形式是採取左右雙頁對開的形式，對照呈現影印原版和校釋內容。由於滿文為自上而下、從左至右書寫，古籍漢文部分亦據此排版，因此應在左頁顯示影印古籍（視乎頁面及內容確定每頁處理一葉或半葉古籍）。右頁則對照顯示整理校釋內容，採用橫行從左至右排版，其正文中每章/句均應包括三行內容，上下依次顯示滿文的拉丁字母轉寫、逐詞語譯及詞法標注、漢文原文，借助不同文字、符號及字體充分標示詞法及句法要點。校注當有校記，以滿漢對照《四書》而言，可將《論語》《孟子》之〈序說〉及正文各篇，以及《大學》《中庸》之〈章句序〉及全篇標注完畢，再逐篇出校記，以此避免因每頁校記篇幅不均，影響正文及其轉寫、標注對照排版。上編最後作一附錄，詳列清代滿文《四書》今存版本及館藏信息。

下編為「研究編」，則以現代學術體例，分別專章，集中呈現研究成果。首先，應對所整理典籍的前期整理研究情況，進行整體回顧和評析，進而指出遺留的問題，并說明新的工作思路和體例。其次，在版本學和目錄學的框架之內，對於關涉典籍的版本源流問題展開細緻考察，盡量列出所有見存版本信息，基於此項工作而講明整理者選擇參考的版本。再次，在思想史及學術史視野之中，考察此類思想文化典籍經由翻譯「格義」，如何達致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互通理解，并因此創生新的思想表達，或是產生新的誤解與歧義。復次，藉助翻譯學及語言學的方法、思路與工具，標注、解析文本之中涉及的專業詞法與句法，分析其中的翻譯原理。最後，結合傳播史與閱讀史的關懷，考察此項典籍的編撰、翻譯、傳播與閱讀，進而評估其在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產生影響的機制及其效果。最後可製附表，以漢、滿、英或兼其他外國語文，對照列出《四書》核心義理語彙，以資比較，兼為索引。

至於工作版本選擇，若從校釋角度來看，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英殿刻本應屬較為理想的底本，此本上承清代初期譯本而加以釐定，校勘和版刻質量相對較好，因此成為清代中後期諸多版本的源頭；而且該版主要只譯《四書》正文及朱熹所作序論文字，文本體量不至太過龐大。以此為基礎，參考其前後形成的「講章」、「解義」版本，以及依據《四書章句集注》的全文譯本，有條件者還可兼參蒙古文及其他語文譯本。如此，應有可能發掘此一經典文本體系的更多學術價值，對於專業的文獻學、語言學、思想史研究者，以及一般的國學愛好者、滿文研習者，皆可備其參考。

通過上述體例，在校釋與研究之間求得相對的平衡與互補，應當有助於更加立體地呈現古籍文本內外的意涵，而且對於整理者、閱讀者而言，相信收穫也會更多。不過，若要推進此種工作，可能遇到以下四個層面的困難。

其一是在文獻獲取及利用許可層面。滿文古籍散存世界各地，其中又以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地區存本最為豐富和珍貴。一如前文所述，今存清代滿文《四書》版本甚多，洵為未來研究工作的良好基礎，諸種版本各有特色及價值。不過，若要以上述左右雙頁的形式，對照呈現古籍原版圖像及校釋內容，則需得到館藏單位之一提供授權。否則只能呈現轉寫及整理內容，讀者不能即時對照領略滿漢文本原貌及其意涵，誠屬憾事。

其二在語言文字層面，從事此類工作，對於研究者自身漢滿語文能力，均有較高要求。而且，清代及以降歐美及日本學者對於關聯議題，陸續以其自國文字出版研究成果。若要對其加以吸收和對話，在語言文字層面更增挑戰。此外，今人從事滿文校釋與研習，以拉丁字母轉寫是否唯一必須？而且，目前存在多種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是沿用舊者、改用新者，還是另行編制？除了轉寫方案本身，當代語法分析中習用的詞性劃分、詞形變化，以及時態、語態、句法等概念與方法，用以解析此類不再習用的阿爾泰語系語言，其適用性與局限性何在？凡此問題，或許也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其三在於思想義理詮解層面。無論要對滿漢古籍原文進行校釋、撰寫校記，還是要據此展開專題研究，均需要對於典籍內容具有超越於語言文字層面的把握，需要對清代學術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加以相應的研究。清代尊崇朱子學，以滿文翻譯詮解《四書》，自然是以朱熹的文本及義理作為依據。在此過程之中，如何揭示朱子學與非朱子學、理學與樸學以及滿與漢、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互動，既是此項研究可能蘊含的意義所在，也因此給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四在於排版與編校層面。滿漢文字差異甚大，加之若以古籍原圖與校釋內容對照顯示，并附拉丁字母轉寫、逐詞語譯及頁下或篇後注釋等形式，在為文本內容增添豐富性的同時，也給排版與編校工作帶來不小的挑戰，同樣需要以專業思路，進行專門處理。既有古籍整理出版經驗可資借鑒，不過難以完全適用。

以上所舉四項挑戰，第一、第四兩項偏於客觀助緣，有待多方協作解決；第二、第三兩項更多關乎研究者的內在條件，需要自身不斷精進。其中確能體現難度，也因此可以見其意蘊和價值。若有內外機緣和合，促成此項工作，應有其獨特意義。畢竟，其中關涉的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典籍，傳統時代為士人必讀、家喻戶曉之書，今日仍為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關鍵文本。復因其內容多為國人熟知，其雙語對照的文本形態更能為今日研習滿語滿文提供便利，架起「冷門絕學」與核心經典之間獨特的互通橋樑。

上文從先行研究出發，考析清代滿文《四書》版本之源流，以及校勘注釋之體例。若能相應展開，已可在傳統思路指引之下，對於此種文獻之整理有所貢獻。建基於此，未來尚可更進一步，透過以下多種維度、視角和方法，對其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和呈現。

在語言層面，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滿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在文字層面，漢文屬於意音文字，滿文屬於音位文字。此種分殊即已提示這兩種語文之間的對譯，將有若干語言學層面的問題，值得關注。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初期產生於漁獵文明的語彙及文化，如何對接譯解植根於農耕文明的儒家經典，更有若干思想內涵的「格義」問題，需要留意。其中精微，除了傳統的解讀與分析，或也可在《四書》諸多版本滿漢對照文本齊備的基礎之上，先藉助文本挖掘及統計呈現的形式，獲得兩種文本及語詞對照概觀的呈現；而後通過深入分析其中體現儒家核心義理語彙的譯解，以及各類專有名詞的處理，獲得更為細緻的理解；同時，也可輔助分析其中特殊的詞法與句法呈現，貫串經典譯解中的語音、語彙、語法及思想等關鍵議題。

具體而言，可就以下四個方面，分別展開。其一是文本及語詞之概觀。可以結合精細閱讀及系統統計提取，獲知滿、漢文《四書》篇幅、單字數量，以及詞頻、用語的分佈情形，展開整體對照分析。其二是關注其中核心義理語彙的譯解。《四書》作為儒學核心文本，其中存有呈現儒家基本思想及「論域」的語彙概念，如學(tacin)、知(sarasu)、仁(gosin)、禮(doro)、義(jurgan)、德(erdemu)、信(akdun)、政(dasan)、君子(ambasa saisa)、聖(enduringge)等等，解析此類核心概念在滿漢雙語，以及在其不同語境、不同滿文譯本中的譯解，有助拓展及深化儒學思想意蘊研究。其三是留意其中專有名詞的翻譯處理。滿漢語言文字，原本產生及運用於不同生活、制度及文化背景，因此其中所涉特殊名詞，如人名與稱謂、地名與空間、機構與官稱、典籍與文獻、動物與植物如何對照譯解，值得重視。

此外，尚可在文本轉寫及對照完成之後，選出其中的典型用例，借助現代語言學理論及方法，對於其中的語音、詞法及句法加以解析，更能助力於阿爾泰語系歷史語言的研究，同時加深我們對於古典漢語音韻及詞句的理解。

作為傳統中華文化的核心典籍，《四書》的文句與義理也常被其他典籍徵引借用，展現出不同文本與思想之間的交互。具體研究中，可以選擇不同類型和性質的滿文文獻作為案例，通過文本的對勘和思想的關聯，考察滿文《四書》作為說理論事以及滿語教學、研究等「源頭活水」的功用，由此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傳播與接受。以下略舉幾種文獻例證，以窺一斑。

其一是屬於史部「詔令奏議」之類的盛清諸位帝王《上諭》（dergi hese）。此類文獻清代刊刻甚多，能夠較為集中地反映盛清帝王治國理政的思想及理念。循此考察滿文《四書》思想及語句在其中的呈現，也能有助理解清代帝王對於此類典籍的掌握程度，以及活用抑或誤用情況。其二為滿人文化與技藝之書，如常鈞所著《射的》(gabtan i jorin)，屬於講解滿洲弓法及其理念的指南。雖為「武藝」之書，其中寄寓「文事」之禮，因此亦引儒學典籍加以論述。如《論語·八佾第三》：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ambasa saisa de temšen akū, hono gabtara dere）？由此而可得見滿漢、文武之交匯。其三為滿語字法文法之書，如徐隆泰《字法舉一歌》(dzi fa gioi i i bithe)。著者認為「學繙譯者，無不從《四書》《聖諭廣訓》入手，以其大法二書具備」，因此該書取證皆源於此二書。乃至其題名「舉一」之說，亦出《論語·述而第七》：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emu hošo be jongko de, ilan hošo i karularakūngge be, dahvrakū kai）。以此書為階梯，可以兼顧分析《四書》義理及滿語詞法，一舉兩得。其四為今人編纂的滿語辭書，其代表者如《新滿漢大詞典》。此書大量徵引清代滿文典籍，作爲語料及例句，對於研習者幫助甚多。細察其中對於《四書》文句的舉證，不少實際又是標注源自上述《字法舉一歌》之節錄。其中的出典源流及其關聯，也可再加探索研究。

滿文《四書》的翻譯與刊行，乃是清代系統「文化工程」之一環。其核心宗旨在於通過此類經典文本的譯解與研習，不僅豐富和拓展滿文的內涵及表意，還有助藉此語言文字而深入儒家經典內部，認識既有漢文化和思想系統的基礎及精華，以達到不同語言、文字與文化之間的聯通和理解，實現「長治久安」的目標。在具體實踐中，則主要通過帝王教育、官學教育及翻譯考試等機制，運用和傳播《四書》等漢文滿譯經典，呈現出不同的閱讀與詮解策略。此類議題，均可分別展開專題研究，略述要義如下。

首先是滿文《四書》與清代帝王教育。如上所述，滿文《四書》的翻譯刊行，乃由清初諸帝直接敕令，并親自參與。而且，在以經筵、日講為代表的帝王教育中，《四書》恒為重要內容。其中教育形式如何展開，此種教育對於帝王政治思想有何影響，均可深入探究，其中也會關涉「漢化」問題的重新思考。其次是滿文《四書》與清代官學教育。清代官刻譯書，頒發國子監及各地官學，尤其是針對八旗子弟的學校，「清語騎射」被定為其中根本內容。滿文《四書》在其課程、教材及考試中，如何運用，效果如何，均可深入論析。再次是滿文《四書》與清代考試。清代不同時期，八旗子弟不僅可以參加文科、武科考試，還有專設翻譯考試；此外，還有諸如考試筆帖式、庶吉士散館考試等涉及翻譯的考試。其中滿文《四書》如何被取用於命題及考試，亦應深入解析。

基於經典的人文學術，有其不變之理，更有其應變之方，如此才能不斷革新而葆其常青。上述工作之展開，須臾不離各類史料文獻的系統整理；而將此類文獻運用當代技術平台，加以結構化保存、展現及挖掘，亦將反哺於既有研究，並為未來研究奠定堅實的資料基礎。從長遠計，還應規劃配套資料庫之建設。以下略述此項專題資料庫的建置理念及其基礎邏輯，規劃其核心資料內容以及後續不斷拓展增補的方案；同時，結合今日全球學界在關聯領域的進展，謀求平台工具的融合，數據資料的對接、開放與合作。以此達成核心經典、冷門絕學與「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之間的匯通。關涉滿文文獻的電子化整理及資料庫建設，筆者管見所及，有三個機構及團隊著力甚多：一是典藏清代滿文檔案最多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二是素為中國民族語文研究高地的中央民族大學，三是海外傳統漢學重鎮荷蘭萊頓大學。此類動態及其預期成果，皆能體現在今日技術條件及時代要求之下，傳統學術研究與時共進的必要與可能。

具體而言，若要進一步深化拓展四書學研究，除了需要以傳統方式繼續影印和整理文獻，在今日的文獻條件及技術支撐之下，還可拓展推進更為基礎的統整工作，即建立「四書學專題文獻資料庫」（The Four Books Studies Database, FBSD）。此項工作應當基於但超越傳統「全文型數據庫」，以新的「關係型數據庫」的思路謀劃建置。具體可以「四庫系列」文獻經部之「四書類」作為核心基礎，拓展搜集四庫系列尚未收錄的傳統《四書》文獻，乃至為數不少的各類傳統個人鈔本、讀本與教本，兼採學校教育及科舉考試中針對《四書》的命題與答卷；同時，廣泛納入域外漢籍中關涉的《四書》文獻，以及用外國語文及民族語文翻譯的《四書》文獻；此外，對於以現代學術研究《四書》的重要論著，也可收錄其論著信息及基本提要。該資料庫之外顯結構，除了全文檢索的功能之外，應有基於各種分類邏輯下的《四書》文獻類目統整。比如，依照文獻時間序列、作者空間分佈、四書內部子類、文獻語言類別、文獻館藏地點等邏輯，加以分類并使之內部關聯，便利檢閱追溯。

日新月異的技術條件，正在給傳統人文學術帶來研究方法層面的機遇兼挑戰。此種可以更加便捷、靈活甚至個性化地批量處理文本的平台，其檢索結果的準確程度、實際關聯及其具體意涵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今日學者若非全然迴避數字資源，即需嚴肅面對其中問題。因此，支撐此類資料庫建置的內聯思路，尤為關鍵。基於電子全文文本，該資料庫可以結合數字人文學界已有的技術與平台，對於其中的人名、地名、職官、特定物類（比如動物、植物）等專詞，進行自動標注和提取；其中地理信息，因此可與歷史地理信息系統（HGIS）關聯分析；其中涉及的學術思想人物之間的關係、流派，以及核心命題的展開等，可以「知識圖譜」的形式加以展開；資料庫內部關聯嵌入古籍光學字符識別（OCR）及標注工具、必備字典及中西曆轉換工具等，便利閱讀使用。在「大數據」的背景和條件之下，此類立足「專學」建立的專題數據庫，或是未來數字技術實質推進人文學術并提供社會服務的可能方向。此類工作不僅需要資金基礎，還有賴於專業學者、圖檔機構、出版單位和技術平台之間深度合作。推動此類具有前景的文化事業，既任重道遠，也意義非凡。

作為清代系統翻譯漢文經典的成果之一，滿文《四書》的翻譯、刊刻與傳習，起於入關之初，盛於康乾之世；後期雖有式微，但不曾中斷，相延直至清末，足見此項經典文本意義之非比尋常。在學術研究層面，前賢對此雖然已有觸及，不過仍然留下諸多有待拓展和深入的空間。在具體進路上，不僅可以借助今日不斷影印出版、掃描開放的古籍資源，切實釐清其文獻版本的系統源流，還應綜合參鑒傳統校勘體例及近代轉寫方案，為雙語古籍的整理探索新的範式；而後以此為基礎，論析在經典翻譯過程中所關涉的語音、語彙、語法及思想義理問題，以及考察多語種經典的刊刻、閱讀與傳播，對於形塑政治、教育與文化身份的微妙意義。換而言之，若以兼顧文本內部義理及外部傳播的思路，輔以不同語文之間的對照解析，則此項研究可能貫串傳統文獻學、校勘學，以及現代語法學及翻譯學，並且照應文化史與閱讀史的關懷，呈現出新的研究理路與可能。

《大學》語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unenggi emu inenggi icemleci, inenggidari inenggidari icemle, geli inenggidari icemle sehebi）。在中國傳統學術部類中，《四書》歸入經部。「經」字有「常」義，意指萬古不易的準則。而實際上，經典文本的形態與內涵，卻是「經常」處於變動不居之中。在此意義上，認清不變，以變應變，或許才是其中的常態與常理。身處今日高度聯通的「數字時代」，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技術，在給此類傳統學術研究帶來便利的同時，又提出了何種要求和挑戰？電子技術與人工智能會否成為紙本學術應當迴避和抵制的「終結者」？又或超越此種對立的二分思維，探究兩者的可能融通互補，則傳統學術的方法、思路與精神，如何裨益於數字時代的文獻整理？傳統學術的基礎工作諸如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等，如何借助今日人文學術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cyber infrastructure）而重思其方法與標準？經典細讀所關注的「意義生成」與「此在」自覺，對於以數字化為「生存方式」的今人而言，尚有何種啟發？在廣義的「理學」和「樸學」之間，如何恰當安放愈益無可逃遁的數字技術？凡此種種，今日學者皆可深思而慎行。而以「冷門絕學」匯通核心經典，並使之與時俱進，又能將此種傳統學術的內涵擴而充之。所謂月映萬川，各得其明，正是經典作品綜該諸學而貫通古今的關鍵意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