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正夫 ‖「地域社會論」專號序言：清末民初的巴縣、南匯、莒州——三位日本學者講述的中國地域社會及其近代

巴縣是四川省重慶府的附郭縣，由重慶府的內城區和周圍的近郊農村地區組成，也是重慶府城的中心地帶。以嘉慶白蓮教起義和太平天國戰爭為契機，重慶的城鎮和鄉區都普遍設置了具有武裝能力的團練，並且巴縣當局也給予合法地位。到了同治年間（1862–1874），團練作為鄰里團體出現在社會上。

團練從巴縣政府獲得活動的權限，在尋求「社會的安定化」階段和尋求「社會的流動化」階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尋求「社會的安定化」階段，當戰爭頻發，人們感到危險時，團練是有價值的公共機構，它與地方政府合作，為社會提供安全和穩定，例如，逮捕土匪，禁止隨意宰殺耕牛和砍伐竹子、樹木，控制定居在該地區的外來移民，對居民組織之間的糾紛進行仲裁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團練的活動得到了當局和當地人的支持。然而，在尋求「社會的流動化」階段，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人們感到局勢已經穩定，因此，團練在維護社會安全、管理和提供共同財產方面的作用不再那麼需要，當局對團練感到嫉妒和羡慕，民眾對團練失去好感。因此，團練存在本身就會產生矛盾，而矛盾往往會引起兩大問題，如徵收團費和維持軍備的問題。

眾所周知，《巴縣檔案》是指巴縣衙門保存的地方政府檔案。檔案的文件總數為114,865件，其中同治年間的文件為14,416件，分為「內政」和「司法」，其中「內政」文件為1,280件（No.1–No.1280），與團練直接相關的文件從No.104開始。

回顧重慶的近代史，重要的時代劃分，在社會經濟史方面是1890年代的開埠時期，在行政體制方面，是1900年代的新政時期。新政開始之後，西方列強的經濟擴張和行政改革項目的啟動，使重慶迅速地進入了現代化變革的進程。雖然開埠和新政開始之前，重慶沒有行政和經濟方面的現代化建設，也沒有看到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但必須指出的是，在此之前重慶地區的確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趨勢和過程。

到十九世紀，重慶官府事務迅速增加，部門數量也相應增加，紳士和商人也開始參與各領域的新增事務。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同業公會和移民的同鄉會也得到了發展。在重慶，有各種公局、同業公會等「國家代理人」或中間團體，負責各種新增事務。巴縣團練當然也不例外。作為國家委託的「代理人」，他們和公局、同業公會一樣，無論具體權限如何，既然受到國家的委託並擁有一定範圍的權限，他們就有自己的利益和意圖。

正如「二、「社會安定性」向量中的團練」的「（一）團練的編成」的總結部分所指出：「團練是以一個地域集合體為基礎而編成的」。團練在「社會的安定化」和「社會的流動化」的不同階段運作。他們在同治年間的活動反映在《巴縣檔案》「內政」部分的1,280見件（No.1–No.1280）之中。

在明朝，上海平原的東南邊緣地區由灶戶進行開發。隨著海岸線不斷向東擴張，清中期以來形成了大量的種植棉花和水稻的沙地地帶，這些區域內逐漸形成了以科舉士人社會網絡為基礎的上層社會，正如佐藤所說，「近世」在這一地區是「遲」到了的。1924年，在前清舉人、清末擔任過五團鄉議事會議長儲學洙的主導下，《二區舊五團鄉志》開始編纂，並於1936年以鉛印本的形式付梓。

作者佐藤仁史詳細介紹了《二區舊五團鄉志》的出版過程，並對這部私撰鄉鎮志的三點特色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討論：第一，清末民初的時代脈絡，第二，江南海濱地區的地域性，第三，近代地方史編纂具有的特色。關於這三點，論文的提要、序言、本文和結論中都有明確的描述。在此，我想介紹一下本文「三、《二區舊五團鄉志》中的鄉土史敘述」的特點。佐藤在文章開頭說（在下文中簡稱為《五團鄉志》，即作者用的簡稱）：「著眼於《五團鄉志》裏有關譜系以及鄉土史的描述，展示《五團鄉志》在時空脈絡裏的歷史意識」。這一部分包括：「（一）「望族」的來歷；（二）被記述的既得權益；（三）鄉土的近代」，特別是「（一）「望族」的來歷」部分，與五團鄉的指導層的存在形式和歷史密切相關，頗有意思。

《五團鄉志》的體例與民國《南匯縣志》基本相似，但也有些差異。最顯著的差異出現在卷十九〈望族〉和卷七〈教育〉。前者記載《五團鄉志》編纂時12個興盛「望族」的簡要世系表，其他家族的信息也被附錄卷末。五團鄉的39名生員中，「傅氏八人，顧氏七人，寒宗〔即儲氏〕五人，石氏四人，四家已過半」。以這󠄀條記載和現存的家譜結合起來解讀卷十九〈望族〉中的描述，可以發現儲學洙所屬的儲氏家族的世代能追溯到比較遙遠，這是因為有宋人儲泳（二十世祖），然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只有儲學洙所屬的儲氏家族有比較久遠的世代傳承（第四十二世），其他的家族只有十代左右的傳承。綜上所述，有關五團鄉的移民及其參與地方建設的歷史的描述，佐藤表明以下特色：「因此，理解《五團鄉志》描述意圖時，應該考慮到清末民初地方士人正當化自己來歷的歷史脈絡和區域背景。」

作者根據山田賢對於清代四川移民社會秩序和地方意識形成的研究，就清代長江下游地區經歷的過程做了以下總結：「換句話說，清代長江流域的移民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一條是在清初至中期向山區的遷移，另一條是從明末清初到近代時期向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區的遷移。由於上海作為經濟都市的迅速發展和沿海地區的持續開發，在清末民初時期對沿海地區的『向量』仍然發揮作用。」在清末的沿海移民社會中，一些先發移民的成功者在當地擁有經濟和社會地位後，試圖進入上海中心區，而後發移民則為了尋找新的機會，來到海塘建設向海擴展的沙田地區。這󠄀個情況在清末擔任南匯縣知縣的李超瓊的日記中有所呈現。特別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南匯發生水災，李超瓊在日記中記錄了水災現場看到的受害民眾（沙民）的詳細情況。

最後，把佐藤論文題目的主題「近代中國的鄉土史建構」和副主題「江蘇南匯《二區舊五團鄉志》」、以及第一節第三小節之總括部分結合起來介紹其主旨：「入清之後，江南海濱沙田地帶的開發的規模擴大，早期移民通過沙地報領或商業活動逐漸成為市鎮級的士紳階層，其中出現活躍在超越市鎮級空間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一邊與外界接觸，一邊不忘情於鄉土社會，積極推動鄉鎮志的編纂工作。……這個事實給我們提供有趣的線索，引導我們瞭解這些士人如何看待近代中國的時代潮流並作出怎樣的回應。」

本文所討論的區域是山東半島南部，時間跨度很大，亦即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各地都發生了太平天國、捻軍等叛亂，國內外學者很早就指出了「地方軍事化」和「紳權擴張」的意義。自咸豐同治年間以來，清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失去了平衡，士紳階層等「地方精英」，通過廣泛徵收賦稅，建立團練，修建「圩」、「寨」，加強「堅壁清野」的措施，以克服這一時期的動蕩，維持社會穩定，確保他們在地方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並阻止了叛亂部隊的前進。平定叛亂後，社會軍事化和紳權擴張的趨勢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其影響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地方政治。

這樣的討論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後，研究者以華南各省和華北的安徽、河南、河北三省為對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山東省，特別是魯南地區也不例外。該地區遇到了捻亂這一前所未有的危機，但由於缺少具體的史料，對這一地區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比較薄弱的狀態。咸豐同治年間，魯南社會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所有鄉民的生命和財產都受到了威脅，並被迫共同克服這一困難局面。面對基層社會的危機，鄉村指導層，除了當地精英之外，非士紳階層的庶民地主也起到了領導作用。他們捐獻自己的資產，團結鄉民，為鄉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捻亂的70年後，1938年，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來到魯東南地區，在魯西南等地建設抗日根據地。在建設過程中，中共意外地遇到了社區的鞏固團結力和對外來政權的強烈反感。由於根據地建設剛剛開始，仍然處於不穩定階段，中共不得不向地主和僱主（僱傭工人的僱主）妥協和讓步，保證他們的人權、財權、地權和政權。儘管如此，在1943年下半年，中共在魯南地區形勢好轉，得以實施嚴格的土地和經濟政策，最終成功地打倒了士紳地主，鞏固了基層政權。

在山東省東南部的南部莒縣等地區，從上層的士紳集團到下層的平民，各層次的鄉村指導層為克服十九世紀捻軍所帶來的危機中發揮的作用，這是荒武達朗的問題意識。關於這點需要注意的是，這裏也涉及到歷史學方法論上的提議。在「二、捻亂和華北地方社會的動蕩」中的一段話，是值得深思的：「清政府控制地方社會的統治能力越來越弱化，士紳階層透過舉辦地方武裝來維持鄉村社會的安寧。其實，圩寨並不是咸同年間才出現的，正如谷口規矩雄、佐藤文俊指出，在明末清初，由於兵災，民間盛行修圩自保。但是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二百年間，華北地區的方志上很少見到使人想起圩寨的記載。咸豐年間爆發了大規模起義，各處局勢趨於動蕩，於是鄉村社會重新開始修建圩寨等防禦設施。莒北望族管氏，其族人管廷獻撰寫〈咸豐南匪擾莒紀〉，詳細敘述了捻軍進攻莒州的過程和盛行修築圩寨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