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失序的废墟
论作为表象破坏者的《育婴奇谭》
文 / 夏萝
排版 / 柜子
封面设计 / 脆脆鲨
全文约6900字
阅读需要17分钟
世界在我看来像是⼀⽚疯狂的碎⽚，我惊讶于理性竟然不是纯粹的疯狂。（Le monde m’apparaît comme un éclat de folie, et je m’étonne de ce que la raison ne soit pas la folie même.）
——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
这位生物学博士已经在一个庞大的化石前沉思良久，似乎有某种不知名的力量促使他持续重复某些相同的行为，并被催促着加速驶入某种系统的深处，而明天正是他受邀前行的日子——这位认真的生物学家即将完成他拼凑多年的恐龙骨架，并与一位同样不苟言笑的女士结婚。然而，在这应当庆祝的时刻，却没有一人露出欢欣鼓舞的神情：未婚妻崇拜着这个僵化的古老骨架，将蜜月视作献给工作的贡品，重复和再排列着学者的体面日程。于是，他们都在等待最后一个拼图——肋间锁骨的抵达，秩序的大厦便能恰如其分地闭合、并承诺得以永远运转下去。
摄影机和目光的同时错位说出了一切——断裂，支吾，停顿，眼神从镜头游移向别处，低啜着难以名状的不安。婚姻正在被剥去爱的乔装，取而代之以一场空洞的仪式、一场失控的表演。而徘徊在巨大的改变面前，这位年轻学者无处安放的身体和滑稽的举动显得如此无力、如此徒劳，仿佛他正被时间和惯性推向深渊。我们只能间接地揣测，而无所适从的尴尬不可否认地带来了一份在诡异之下的疑惑：人们是如何堂而皇之地走入常理的？这种仓促和冷淡的乖离感几乎同卡夫卡《城堡》中的遭遇如出一辙：一位来到陌生的村庄，试图被承认为官方土地测量员的K.。在“接近”城堡及其权力中心期间，K.与一位女士的关系迅速发展并计划结婚，即便他们已丧失了结婚的理由，而这个婚姻计划也没有引起任何村民的关心或祝福。
而将霍华德·霍克斯的《育婴奇谭》和卡夫卡联系在一起探寻他们的亲缘性，几乎更多地出自于两者幽默的本能。在接受了太多对于官僚、异化和荒诞理论的现代人来说，习以为常的知识和权力运作早已为生活投射下过多阴影，以至于对于可笑情景的调侃也掺杂着苦涩的沉思，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幽默，也暗藏着一定的现实性。我们很难想象卡夫卡在将自己的作品朗读给朋友们听时，他们是如何在床上滚成一团并捧腹大笑的，更不消说我们甚至无法相信卡夫卡这张忧郁的脸庞是否能恰当地适配笑容。面对世界深刻的无常与不可言说时的凝视，调侃荒诞本身往往构成了某种被招安的可笑体验——换句话说，我们很难再面对荒诞放声大笑了。
关于现实的根本性断裂，总是被当代电影喜剧放置于空旷和僵硬的说教空间：将社会图景浓缩在形式象征和高度视觉化画框下的罗伊·安德森，俨然修筑一副精密装配下的末日寓言机器；而总是沉重并陷落在社会批判里的阿基·考里斯马基，人物也因沉默寡言、疏离和被动的处境自我封闭。冷峻的黑色幽默仅揭露了某种面对不可把握性的彻底的无关紧要感，因而，观众的笑声不是消弭在赤裸无尽的荒野，便总是被幽蓝冰冷的金属反射，回荡为左派内部的单调回声。
Sånger från andra våningen
(2000, Roy Andersson)
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
(1989, Aki Kaurismäki)
作为对客体秩序的颠覆性挑战，将幽默转向狂喜是霍克斯在反思中所拥有的不同特质，在这里他和巴塔耶走在了一起，“笑声是一种启示，它打开了事物的深度”，存在从此向未知的区域敞开。精神停止了其顺从性的运动，不仅走向了对常理的拒绝，拒绝“此”而又非“彼”的潇洒，更令存在失去其严肃性，走入更加开放、偶然性的奇特体验。语言、存在与意义之间的裂缝，构成了喜剧最简单的装置：话语、肢体和笑声，充满了误解和错位的互动，进而引发接连不断的、更深的混乱。
两个看守正在大嚼本应属于他的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道。“她不可以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毕竟已经被捕了。”“我怎么可能被捕？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被捕？”“现在你又想从头再来一遍，”其中一个看守一边说着，一边把一片黄油面包放进小蜂蜜罐里蘸了蘸。“这类问题，我们是不会回答的。”
——卡夫卡《审判》
如果说K.被逮捕绝对是个相当无厘头的场景：警察如同拜访老友般自然，拒不解释被告的罪名，毫无顾忌地享用K.的早餐，以至于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那么也不可能忽视Susan的出场所划分的奇怪错位感：一个违世异俗的大小姐，永远不回应你的询问，无视规范、准则和常理，并在自我的行动逻辑里随心所欲。于是，我们迅速地捕捉到——前者总是毛骨悚然的，而后者似乎只是不可理喻。这一转换的微妙之处在于：与一种在荒诞中被困的绝望感而言，在笑声中寻找逃离也能同样令我们保持警惕。眼前，世界以一种无法逃脱的客体力量，扭结成凌驾于无法脱身的失控漩涡，永远保持着无言的抗拒；而霍克斯则执意发起一场主动挑战的追逐游戏，哪怕这种主体性注定要被嘲弄、被削弱，或仅仅只是争取一种姿态。
对于卡夫卡来说，永不停歇的官僚机器总是以令人后怕的姿态暗示了人类自身存在的荒诞，K.试图掌控局面，但审判系统的神秘与复杂让他精疲力尽，意识到自己总是被困在无休止的迷宫中打转、驻足在这个断裂的流放之地跟前却无可奈何。作为一个类似的荒谬情境，可以想象一个极度复杂的电话客服自动语音系统：你服从地遵照了机械女声的指示，而无穷尽的指示则像深渊般接连不断地迎向了你，而那个返回主菜单、解脱一切的按钮仿佛幽灵般遥不可及……这是一场层层剥离的折磨，每一步都将你推向更加远离问题的彼岸，而你，像是个无望的朝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救赎从指缝间溜走。
“荒诞只有在理性失败的感受中才有意义”（巴塔耶），系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将荒诞包裹了起来，使其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现实】二字。然而，霍克斯则将这一切“已知的忧郁”颠倒了过来，拒绝了【真实】的进一步的坍缩，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另一头：离开系统，离开现实。于是，我们与一种怪异的速率相遇了——它直接表现为Susan在网球场旁四分五裂的车祸和最终七零八落坍塌的骨架、她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和咯咯哂笑、以及小鸟般轻巧的脚步荡漾。她以最不体面的闹剧扯开了疯狂的一隅，从不温和地屈服于社会所圈定的框架，将理性失效作为唯一的美德，趋向于一种由自身所溢满的力量、增值与丰盈，感染了观众如何重获大笑的自由空气。
笑常常源自机械性与生命性的对立，“滑稽就是这种‘生命的机械化’所引发的笑的根源”（柏格森），银幕中有一股隐秘的流动，围绕着身体而展开，建构出一场“游戏的空间”，我们无法不注意到这对欢喜冤家的肢体如何在影像的每个角落都在碰撞和对抗，形成协同的、“永远在当中”的隐秘动力源。机械不是被赋予生命，而是被赋予动作。冰冷，纯粹的秩序，不知疲倦。机械的每一次齿轮的咬合都不容差错，每一次运作都是技术重复的咔响。而一种节奏只有在与其他节奏相关时才拥有自身的速率，如果影像的束缚始终将自身包裹在理性的旋律中，那我们是绝不可能一上来就察觉到这个不确定性、混乱与即兴的变奏的：只有当节奏正在被介入、被扰乱，节奏才对自身进行解剖。
重逢，作为变奏的开始，有着不可抗拒的微妙张力，甚至透露出一丝危险的引诱，仿佛一场早已被预言的错位时刻，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回到的起点。餐桌，椅子，盘子——所有这些细微的事物仿佛在静默地注视着他们，不发一言，一种转变正在暗地急不可耐地汇聚和生成。Susan以钱包魔术的微妙之举，开启了一道门扉，召唤出了这场舞台剧的序幕——被摄于拍摄的替身魔法，仿佛她是这场荒诞戏剧的导演，而David只是被卷入其中的演员。身体，作为无法被权力秩序化的特殊节点，总是被视为主体与权力关系的革命场所——钱包落下，手企图抓住支撑世界的某种符号，但显然无济于事。空间则成为了角色肢体的延伸，每一次的滑稽失误，每一个身体上的错位，都通过画框的变化被放大。在快速切换的镜头与特写的急遽错愕之间，影像不再作为世界的一个片段或摹仿，而建构出一个自主的、独立于现实的场域，潜藏在深层的可能性如潮水般涌动。
聒噪对于那些存在无法摆脱的问题做出了质询，它同时对应于过度的体验、力量的充沛和理解的不可能。唯有在那些曾被视作“重要”的使命即将达成之际，这种最初非我所愿的损耗变得危险而诱人，督促着理智如同易受摆布的秋千大幅摇荡起来——它引发强度的最大化，肆无忌惮地破坏存在者的自洽。影片中这位心理学家故弄玄虚地质疑道：一个“疯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而她只需轻轻一跃就能跨越过精神分析为她使下的绊子。Susan像一类开诚布公的神秘、一个喜剧中的反派，只有一种天真、无畏的坦然——镜头轻轻摇晃，跟随着她的动作，整个世界便随着她的步伐起舞。她走向他，如同命运缓缓逼近，那轻盈的步伐中带着某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唉！这个混乱的缔造者——可你又怎能对“混乱”本身怒不可遏？她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空白：喧嚣之言虽被诉诸于口，却仿佛未曾言说——若非因言语过多而成为无从约束的无限、便是因言语太少以至无可耗费。正是在那不幸撕裂的裙摆下，我们见证了和理性世界无法弥合的分离，秩序和表象的边界开始崩溃，“为了肯定那处在永恒回归的恒久革命状态下的差异”（德勒兹《差异与重复》），这种偶然的奇遇也成为命运的标的物。
一场不合时宜的混乱、一次理性的视觉化拆解，造就了所有镜头中最顽皮的暗示——David的衣服被扯出滑稽的三角形——把生活集中在整洁、体面这一支点上的有序想象被撕裂了，而三人无法预知的情感纠葛也被加速昭示。在一种调侃的语气里，我们甚至可以戏称这种错配为男性的婚前症候群。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将他推向她，推向这一切荒诞的中心。镜头变得模糊——不是因为现实的失真，而是因为习以为常的惯例正在崩溃，世界的秩序早已违背意欲统治的压制。
当人们谈论起自由的时候，从未指向抵触不可抗拒的暴力机器，而是无法停止坠落的失重眩晕——切实地被抛入巨大的随意，宛如置身于一场无休止的滑稽梦境，一个混杂着豹子、打猎、江洋大盗的荒诞体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可以让这个可怜的生物学家逃脱这个从天而降的女人，她总是恰到好处的在他所在的所有场域出现，而他的每一次努力都会让他越陷越深其中。尽管日常生活仍然维持了一种前进的表象，而事件总是以毫无头绪的巧合、却又以恰如其分的介入突然显露……没错，那根肋骨正是这一挣扎的有力见证者。
这种戏内外的摇荡几乎是同构的，即观众作为一种“中间地带”，是如何不安地注视着影像内生的拉扯和博弈：我们猜测这不过是一种焦虑发作的风流韵事，这种非理性的妄念似乎只是帮助这个忐忑不安的年轻人短暂地忘却缠绕于意义的困顿，理性最终还是会以最妥帖和安全的方式回到它的应许之地、一处确凿的生命轨迹。尽管最后一块肋骨仍然在拉扯着我们的注意力，而影像的魔法却逐渐让我们停下了执着，在这里，霍克斯朝向了一种更广泛的创作哲学，麦格芬被视为一种“虚假目标”：拒绝让物体或目标支配角色，不是追逐某种坚硬的、切实的虚假，永远将自身困顿在苟延残喘的外在之物，而是享受置于情境中角色的紧张和即刻的滑稽经验，前方不预设任何固定的回应，但朝向任何可能的极限，“经验会走向它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将经验带到事先安排的地方或目的”（《内在体验》）。
这片森林，似是荒诞的舞台，树影交错，将理性的界限模糊，每一步行进都笼罩在未知与可能性的光环之中。回想一下，当David在幽静的森林中追逐那只曾被驯化的豹子时，四周的景色仿佛变得光彩陆离，微风轻拂树叶，似乎在嘲弄着他的紧张与无措。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如同一场极富戏剧性的舞蹈，步履蹒跚地疾走，恰如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傀儡，试图在这片非理性的丛林中寻回他失去的秩序。Susan则轻盈地跟随其后，嬉闹与斗嘴像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打破了这场荒谬追逐的紧张。忽然，豹子的黑影在一棵高大的树木下停驻，目光如一汪深邃的湖水，静静地注视着他们，仿佛是对这场漫长追逐的回应。她轻轻拉起大卫的手，眼中闪烁着一种温柔的光芒，一切的误解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她的目光温暖而坚定，仿佛在轻声说道，你看，好像我们并不需要费力去抓住它，它就一直在那里。
他们在林间辗转，不再追逐那豹子的身影，而是在彼此的目光中找寻和解。月光如细碎的金线洒落在地，微风带着泥土与树叶的清香轻拂过脸庞——大地仿佛是一座微妙的乐章，每一片落叶都在他的脚下发出柔和的声音、低语着生命的律动，为他们的和解铺就了一条神秘而光辉的道路。David望向这个奇妙的女人，目光中不再有最初的困惑与抵抗，而是被一种深邃的理解所取代——她不是大卫的对立面，而是他潜意识中的反转，是混乱与自由的代言人。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大笑，像是重新找回了超越束缚的生命律动，歌声回荡在幽静的森林中，将周围的一切都唤醒了。
这个不眠之夜为存在而震颤的焦躁不安，被证实是一种无谓的担心。这个在“我”之外的闯入者无法被逻辑、行动所打断，如今，这个闯入者闯进了所有裂隙，变成一种内在之物，她的存在的延展也成为我的延展，她所必要的本性也称为我的本性，因而被她所占据、填充。森林中的一切归于静默，而和解则如同日出般悄然升起，照亮了曾经笼罩的迷雾。
接下来，警局中的权力运作演变成了一场切实上演的荒诞舞台剧，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扮演着角色，然而这个剧本却从未真正写好。在这个空间里，理性、权威、身份都被重新洗牌，任何严肃的对话都无法维持，剩下的只有滑稽的荒诞和不可抑制的笑声。
观众们常常在喜剧导演身上捕捉到一种天真且无害的乐观主义精神。弗兰克·卡普拉在《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 1946）中构建了一个梦幻般的乌托邦，在那里，善良与努力、真爱与纯粹成为了最终拯救人性的力量。这种信仰曾经在历史某个时刻显得坚不可摧，它仰赖于对传统的道德教条、社会秩序和权威系统的无条件信赖。然而，这种理念在今日世界中显得愈发虚幻、与现实的断裂越来越深。我们或许会在黑暗的银幕中短暂地为这种天真美满的故事祝福并发笑，却也仿佛只是为了让它不要切实的消失殆尽那样，温存着熬过寒冬。
It's a Wonderful Life (1946)
相比之下，霍克斯以滑稽的舞步，为我们提前预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寓言和反抗形式：不仅关乎于摧毁秩序，而是如何每次都能以“摧毁秩序”的前提来勾勒问题，朝向真实的决断。在这里，所有的权威、秩序与法律成了笑料的温床，角色以抵抗的姿态抵达对“非理性”的礼赞，都使他远离了仅仅作为一位天真的梦想家。然而，故事戛然而止，因为他们即将通往一片更加未知的视域（在荒诞与混乱中自由游走，然后呢？），无论那是更贴近生命的、还是毁灭性的，在那里真正的自由和生活仍是未知数——这正是霍克斯的喜剧魔法所留下的剩余物，不是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美满地生活了下去，而是摧毁秩序后我们将前往何方？电影不提供坚实的回答，紧接着百万的巨额财产加剧扰乱了这一切——这场终极意外与其说是姿态的辩证拉锯，不如说是霍克斯的暧昧诡计：如果是在抵达“终点”或解决方案的意义上，电影会全然沦落为运作在喜剧理性上的陈词滥调（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迎合政治经济的幸福美满，同时倒向更簇拥死亡而非生命的姿态）；但如果是为了混乱的延续而非终结，它只不过再一次应验了世界不确定的预言，加速收束为荒诞与无序的助推器。《毕业生》（The Graduate , 1967）或许悲观地继承了这一论题，但为了避开着迷于非理性幻象的自我欺瞒和加速毁灭，霍克斯将句点停在了一切尚未结束，而真实仍即将扑面而来的时刻。
The Graduate (1967)
为了停止那难以忍受的现实对影像的侵扰，疯狂集中在银幕而不是将它转向外部，不必要的焦虑是极少的，但我们无法忽视为透明。隐藏在规训之下讳莫如深的焦虑仅在电影的嬉笑怒骂间被轻轻揭示，而它蕴含的危险显然不亚于在未知的旅途中追寻猛兽，换句话说，把自我交付给既定的规则抑或是未知的可能，哪一种更为可悲？正是在一种反抗性的信念彻底丧失之前，霍克斯巧妙地调转了哀伤的底色，以速率的解放和新的爱情关系，确保了真诚和人所必要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摄影机成为了扩音器，扩大那些隐藏在每一个玩笑、每一个滑稽场面背后的非理性呢喃，但这个声音本身是微弱且无法名状的，霍克斯不得不将音量拧到最大，以制造一种共振般的地震效应。而新的震荡，则作为那只永远无法被驯服的豹子，一种逃逸陈规、孵育新生儿的可能性在此被赋予了积极的希望，它将替代那个巨大而陈旧的老古董、机械化的生活秩序，取而代之以一种断裂与重塑，践行着脱离城堡的可能性——毕竟，对于悬而未决的现实而言，不正是城堡和K.之间默契的互相选择，共同担保了无法逆转的庞大系统？
我们必须不断地反对将这种荒诞仅仅看作是一种轻松嘲弄的对象，或是恰当距离内的简单消遣。今时今日，不确定性、混乱、偶然及非理性已是现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我们似乎还更加艰辛地跋涉于末日预言的废墟，系统毫无掩饰地吞噬所有剩余物，持续作用在挥之不去的存在焦虑和自我剥削之上。如果说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替代的想象，这就是了。它几乎是最简单的喜剧，也或许是革命者们会欣赏的电影：像一场令人欣悦的梦境，表面上是一场轻松的胜利，而交错的片段里，某种文明未被明言的裂缝得以显现。霍克斯所呈现的不是一种清晰的道路，而是一片复杂、摇摆不定的曙光。在这混合了轻盈与重量的曙光中，我们并未真正获救，但在无序与笑声的瞬间，稍微迈出一步的想象，点燃了某种未曾消逝的灵光。尽管我们终会跌得更深、或者从而逃脱，但正如两个爱人最终在疯狂中找到了某种微妙的和解，或许生活的意义往往在于那些最不可预知的瞬间，因此霍克斯让我们暂时驻留在那个充满未知与混乱的时刻，我们认出彼此、然后相拥——那是所有可能性共在的动人瞬间。
全文完
长评 | 霍华德·霍克斯《育婴奇谭》
字幕翻译 - 34 | 黑泽清《自视性幻觉》
访谈翻译 | 《摩西与亚伦》访谈
字幕翻译 - 33 | 乔恩·约斯特《达成共识》
异见者可以是一个电影自媒体、一个字幕翻译组、一本电子刊物、一个影迷小社群，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通过写作、翻译、电影创作和其它方式持续输出鲜明的观点和立场的迷影组织。异见者否定既成的榜单、奖项、导演万神殿和对电影史的学术共识的权威性，坚持电影的价值需要在个体的不断重估中体现。异见者拒绝全面、客观、折中的观点，选择用激烈的辩护和反对来打开讨论的空间。异见者珍视真诚的冒犯甚于虚假的礼貌，看重批判的责任甚于赞美的权利。异见者不承认观看者和创作者、普通人和专业人士之间的等级制；没有别人可以替我们决定电影是什么，我们的电影观只能由自己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