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栏目中小惑为大家整理总结了黄季焜等《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今年的成就、未来的挑战》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原论文收录于托马斯·罗斯基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
文中，黄季焜等描述了建国以来中国农业部门的表现；并根据Johnson，Mellor（1961）提出的农业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五方面作用的标准为其表现打分。这五个方面分别是：（1）劳动力：农业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2）食物：通过生产低成本的食物，使产业工人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3）生产原材料：生产纤维和其他农作物以投入到经济的其他生产中；（4）进出口贸易：出口供应赚取外汇并未核心技术和资本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帮助；（5）提高农民收入。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聚焦于推动和限制农业部门发展的政策，将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进行划分。作者通过政策梳理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在中国农业所承担的5个职能中，有4个（提供劳动力、食物、原材料以及出口）已经成功达到了目标，但农业部门的最后一个职能——提高农业人口收入还未实现。
20世纪50-70年代：改革前的混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农业总产量有所增加；但生产率和收入都停滞不变，农业没有结构性地转向一个生产率更高、更高效的农业经济，并且在农业部门的农民都无法流动到其他部门，而这些糟糕的结果，主要应该归因于农业部门内部和外部的决策。
1、生产组织政策：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激励机制。其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是：1）个体家庭对产出没有剩余追索权，影响了农民的工作积极性；2）参与产量决策的集体领导者往往不在日常生产的第一线，无法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政策。可以说，改革之前生产率没有得到提高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工业集体化制度不完善的激励体制。
2、物价政策：国家统一决定物价，统购统销
改革之前的物价政策由于物价由国家统一决定，1962-1978年间，粮食的价格基本上持平，要素价格仅仅充当财务角色。一些大型的综合国营机构同时决定生产和消费价格，垄断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市场化制度的性质打击了生产的热情并且使得国家能够贯彻实施物价政策。
统购统销时期使用的粮票
改革前的物价政策抑制了主要产品的价格，使得工资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客观上说促进了国家推行工业化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获得了高于配额的生产剩余，家庭消费略高于限定价格，刺激了产出的增加。但是，这种情形在事实上只是“鼓励了集体领导者，而不是为这些成果付出劳动的农民”。
3、非农政策：户籍制度与贸易政策
改革前的计划体制将农村经济放在非计划部门的做法对就业和中国农业的停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于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考虑，庞大的农业人口被限制在他们所属的农村集体中。户籍制度和其他限制不仅导致农民无法离开自己的家乡，同时也限制了农产品向制造品和服务的转变，人为地牵制了该时期农业结构转变的步伐，阻碍了农业收入和生产率的提高。
贸易上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改革之前的农业贸易变成了对计划经济的补充；20世纪70年代国有农贸公司垄断了将近所有食物的进出口。这种体制结构遏制了通过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来抵消专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机会。农业贸易被视作是一种创造外汇的手段。
2）过高的汇率不利于农业出口：一方面，进口成本低廉会抑制价格，损害国内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出口进一步会进一步减少国内有限的食品和农产品供应。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时期的成就
相较于改革之前，改革时期的农业部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农业部门的绝对规模有所增加；但是从产出和就业上来看，它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这反映出经济现代化增长的动态特征。农业部门自身的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从粗粮转向细粮，从主粮转向高值作物，从粮食转向家禽和水产品），贸易模式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的比较优势上。这一转变当然也离不开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政策。
中国农业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特的改革步伐——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战略：改革初始阶段，领导人有意识地限制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只允许在单个闲置的地区发生次要产品（如蔬果）交易。到1985年，在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政策制定者才开始鼓励更重要产品（粮食）在价格双轨制的框架下进行市场交易。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进行更完全的市场化改革。由此，黄季焜等将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1978-1984年的激励体制改革；2）1985年开始并延续到整个90年代的渐进市场化改革。
1、物价政策的变化
价格管制是改革之前最突出的特征。改革初期的数次价格调整带来的15%的产量增长（Lin, 1999）。价格上涨对农产品生产者带来了极大的激励，成为农业发展初期的一股重要推力。
2、土地制度变革
始于1979年的中国农业经济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公社以及按家庭大小和劳动力数量来分配土地的农村土地合约。在这种制度下，虽然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收益和控制权却归农民所有。这种制度推进背后隐含的是政府的努力方向：即政策制定者们试图寻找一种可允许农民获得更多可耕种土地，并增加他们收入和竞争力的方式。
3、国内产出市场化政策
除了价格变化和集体化瓦解之外，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更有效的交易体制，确保市场的竞争性，明确并强制执行产权及合约。在改革初期，政府并没有让市场决定一切，而只是让其起到一个微弱的补充指导作用。农业上的价格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作物购买价格的提高，而这种价格增长仍然是一种行政调整。1985年之后，市场化改革才真正开展起来，包括采购体制变动、对贸易商品限制进一步减少、国家交易体系商业化转变、市场结构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扩张。1985年的第二轮价格和市场改革旨在彻底限定政府对价格和市场的干预范围并扩大市场自由分配的作用，逐步扩大对大米、小麦等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之外的农产品计划采购，规定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购买和销售。到1990年，私人企业已经控制了国家30%以上的粮食流通，其余的粮食大半是通过符合市场行为的商业化国营粮食交易公司进行购买和销售（Rozelle et.al , 1999,2000）。
4、贸易政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汇政策的重大变化使人民币大幅贬值，贸易商更容易获得外汇。净出口市场得以开放的同时，关税也得到降低。进出口贸易市场的改革使得农产品贸易的扭曲程度在总体上有所下降（Huang and Rozelle, 2002）。贸易保护的消失得益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关税的大幅消减、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分权以及对允许私营企业代替国有贸易公司的发展程序的部分放松。另一方面，国家仍然严格控制着大米、小麦、玉米等关系国家战略的重要产品的贸易。在这个意义上，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90年代中国贸易政策的系列改革也正是中国入世协议中对农业部门的承诺——涉及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的体现。
持续发展中的中国：农业部门的未来挑战
总的来说，改革时期的中国农业完成了Johnson, Mellon指标的提供劳动力、食品丰富、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原材料供应充足的任务。中国农业部门的面临的未来挑战是：1）更多从农业分散出来转向工业的劳动力未来要在城市永居；2）留在农村的家庭必须充分利用更多土地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针对这些挑战，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农田规模来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黄季焜等的建议是通过实行正式的土地注册制度，通过赋予农户更多的产权鼓励他们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改革提高农民的收入。更高的收入能改善农村整体的贫困状态，也能为人力和物资资本提供资金。此外，要让农村居民继续迁往城市，最重要的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背景下，取消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Bibliography
推介文献
[1]黄季焜. 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今年的成就、未来的挑战 [A]. 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5-429
作者 | 古宇昕
编辑 | 古宇昕
审校 | 刘倩雨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