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类生活的境况是怎样的？放眼望去，艰辛困苦并不少见、种种非正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现实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人之为人就在于人类能够身处泥淖而仰望星空，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从未从我们的心灵中消逝。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则往往可以更为细致地勾勒出一幅幅理想生活的图景，一座座“乌托邦”在思想史的海洋中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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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乃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对于这些美好的勾勒，我们并不陌生。当然，每个思想家的问题关切和思考进路并不相同，仅仅以“乌托邦”给他们的思想戴上同一顶帽子，未免是一种方便把握其共同特征的简单化理解。这些社会似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生活在其中真的如此美好吗？乌托邦社会真的值得人们追求吗？
伯林的思考：乌托邦式社会的特征
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大师，他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最为引入注目。此外，“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对立也是他思想的重要关切之一。在这里，我们依着伯林的思路，展开对乌托邦式社会的思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伯林的语境中，到底什么是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对立？按照伯林的论述，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拥有三种共同的信条：（1）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2）拥有一条可以发现真理的可靠的路径；（3）所有问题的真正答案一定是彼此融洽为一个整体的。[1]这是一种在柏拉图那里既已存在的、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只有尽善尽美。这便是一元论的。但是，通过对维柯、赫尔德等思想家的梳理，伯林发现，世界似乎并不是一元论式的，人们追求的价值是多样的，自由和平等很多时候并不能融洽相处，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也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彼此。这便是多元论式的世界，似乎它才是我们生活的真正面貌。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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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林这里，“一元论”究竟有什么问题，它和乌托邦社会又有什么联系？前文提到，伯林总结了理性主义的三条原则，人类所有的美好和价值和谐相处，这是对人类理性的高扬。并且，这些原则的背后隐含着西方政治思想脉络里的“乌托邦”传统。伯林认为，这种政治幻想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柏拉图意图构建的“理想国”在伯林这里被视为乌托邦思想的典型代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亦是这种幻想的延续。[2]西方社会的乌托邦幻想有两个基本特征：（1）乌托邦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所有的理想都已经实现，没有劳役、暴力和战争，所有的价值都融为一体，所有人都其乐融融。（2）乌托邦社会是静止不动的。正因为它是如此的美好，以至于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理想，不知道“更好”是为何物，因此也就静止不动了，不再需要拥有创新。[3]
乌托邦隐含的恶果
随着“一元论”而来的是乌托邦传统，尽管不同理论家构建的乌托邦存在诸多差异，但是都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既然如此，乌托邦社会为什么不可欲呢？在伯林看来，乌托邦社会指出了人类未来的唯一答案，那么，问题就在于谁来寻找答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答案？如果说科学的规律可以被引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那么似乎只需要用科学的方式找到“什么是人”“什么是好生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可以找到这一“科学规律”的人似乎就应当是统治者，他们想要把人们的生活压缩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块之中。在讨论自由问题时，伯林讨论了类似的“社会设计师”。例如，爱尔维修。他思考了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重要问题，他所坚持的原则是功利主义的，以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为目的。但是人性是无知与盲目的，人会被自己的激情所俘获，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因此，爱尔维修给出的方案是哲学家的统治，通过立法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在伯林看来，这会导致技术专家的专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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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乌托邦社会隐藏的恶果便突显出来。这一理念肯定了人们具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同样肯定了人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认为一旦实现了这些目标，就可以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它所指向的是掌握知识的“专家”统治，为了乌托邦的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却被忽视了，其结果是人们生活的模式被简化为同一的模式之中，不再具有生命的多样性与活力。[5]不仅如此，在伯林看来，一元论式的乌托邦幻想意味着确定性和静止性，它提供了一种僵化的标准，但是却无法适应历史的发展，其结果是意图将人类的命运纳入统一的轨道，扼杀了人类自身开拓、创造的可能性。[6]更恐怖的是，“为了制作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7]社会的设计师可能会为了至高无上的目标，而不顾部分人的生死，不去考虑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思想家们所构建的“乌托邦”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指向专制，尽管问题关切和实现路径存在根本的差异，甚至是难以弥合的“古今之争”，但是都是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真诚关怀。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代价”，而代价只有在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真切体会。也就是说，一元论和乌托邦幻想本身并不一定和专制挂钩，但是由于对政治经验缺乏尊重、对无处不在的代价缺乏敬畏，很可能会陷入理性的癫狂，甚至被扭曲为暴力、恐怖的极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对人类而言是灾难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表达了对一元论的深切担忧。
政治的现实感
既然乌托邦社会存在种种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周遭充满差异甚至是矛盾的社会。那么，我们如何去处理价值间的对立与冲突？在这里，伯林强调的是处理政治问题的现实感。伯林反对乌托邦式的政治家，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性”去建造理想的政治社会，但是在伯林看来，“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就做了不合理之事，根据直觉生活的人却会更有效地使用其理性。”[8]伯林并不是反对使用理性，而是主张在运用理性的时候要增强对现实经验的把握。正是由于理解现实，所以政治家们才能够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在做出决策时才能够更为审慎，而不是怀有激情的信条盲目决策，或是消极不作为。伯林这样批评那些乌托邦式的政治家，“只要他们坚持那些基本假设，人类就会不断被献祭给诸如此类的理论与抽象观念。这是一种盲目崇拜——以人类为牺牲品。”[9]伯林的多元论深刻反思了一元论及其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式传统，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一幅看似并不美好的生活图景：生活目的的差异、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这样的生活并不美好，但却充满了多样性与可能性。正如伯林所言，“通往未来的道路不存在唯一的钥匙。”[10]
注
释
[1][2][3][5][7][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M].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9;32;24;48;19.
[4][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3.
[6]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19.
[8][9][英]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M].胡自信 魏钊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06;210.
[10] [伊]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3.
编辑 | 朱子扬
审校 | 李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