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FRL发表“I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fitable for banks? Evidence from Europe”一文。研究采用2017年至2022年欧盟27个国家的279 家银行的数据，并采用一种新颖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发现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盈利能力提高有关，信息技术（IT）和网络效率是关键驱动因素。此外，新冠疫情和国家的IT水平对这种关系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有趣的是，额外的分析还揭示了非线性关系，表明数字化转型投资带来的盈利能力提升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实现，而且某些数字化转型投资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微信ID：ruc_fintech）对研究核心部分进行了编译。
来源 |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引言
过去十年，银行业经历了彻底的数字化转型（DT），重塑了组织结构、流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原生实体如金融科技公司和数字银行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银行业务动态，迫使银行通过战略投资来保持竞争力。新冠疫情和不断演变的监管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化转型。在疫情期间，欧盟27国优先考虑数字化转型，这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相结合，加速了数字渠道作为客户接触的主要模式。同样，欧洲内部的新法规，包括支付服务指令，推动了开放银行的发展，并有助于促进一个更具竞争力和安全的银行业务环境。
尽管数字技术正在改变银行业，但关于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文献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一方面，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能够对银行的各种流程和运营产生积极影响，包括效率和监控能力、贷款决策，以及通过数字营销扩大客户群。从这个角度来看，银行对数字技术的投资可能与银行绩效呈正相关，正如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的那样。例如，Wu和Cheng发现中国的数字技术与银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有促进数字化的区域政策时，这种关系会进一步加强。同样，Porfirio等人的研究利用调查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葡萄牙银行绩效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数字技术对业务量和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最后，在外部危机期间，包括在新冠疫情期间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于数字技术更多的银行可能会实现更出色的绩效。
另一方面，尽管对数字技术的投资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但由于竞争压力和持续的成本动态，这些投资可能不会一致转化为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传统上依赖于实体分支机构来解决沟通上的障碍，类似的问题在某些服务领域如金融咨询和安全交易中仍然存在。与此一致，多项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和银行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Beccalli（2007）认为存在一种“盈利能力悖论”，即在常规时期，数字技术投资带来的盈利能力提升是有限的。此外，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投资会造成盈利能力的不同变化。同样，Xiang和Jiang揭示了数字化与中资银行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他们发现数字化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对中小银行重要，但对大型银行不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一种新颖的数字转型指数来研究数字转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指数考虑了来自欧盟 27 个国家（EU-27）的 279 家银行的样本，时间范围从2017年到2022 年，涵盖了信息技术投资水平、流程数字化以及客户对数字银行渠道的接受度。简而言之，研究结果表明，在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方面，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效率的投资是两项最重要的数字转型投资。此外，对渠道的分析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渠道的发展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联更为积极，而且一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进一步积极地调节了数字转型驱动因素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数字转型驱动因素与绩效之间的线性关系。虽然持续的信息技术投资最终会带来显著的长期收益，但由于前期成本高昂，初始投资可能不会立即带来盈利能力。同样，网络效率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表明在初始优化之后，对物理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减少带来的益处有限。
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项贡献。首先，扩展了银行业内关于数字技术的近期文献，这些文献通常关注的是单个国家的情况，其研究结果参差不齐。我们将地理重点扩展到了欧盟，在那里，银行业内的数字技术和竞争尤为激烈，政策制定者也在大力支持数字技术。此外，研究通过构建一种新颖的数字技术指数，克服了与识别企业数字技术相关的数据挑战，从而更清晰地、更具可推广性地理解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银行盈利能力以及这种关系如何通过机制体现出来。研究结果为企业在存在调节因素的情况下提供了重要见解，也为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见解，有助于他们了解数字技术在塑造银行绩效方面的作用。
数据与方法
1.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
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开发并使用了一个将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 DT 指数。该指数全面衡量了银行的数字渠道发展以及客户对这些服务的参与程度。研究确定了代表银行数字化转型投入各方面的六个不同变量，为降低数据集的维度并识别关键模式，对这六个输入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PCA）。
2.实证模型
为了提供银行绩效与数字化转型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研究进行了以下回归：
其中，Performance i,t由银行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β0是常数，Digitalisation i,t-1是数字化转型指数，Controls i,t-1是特定银行的控制变量，Macro j,t-1是宏观经济变量，μi 是未观测到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 −1 是误差项，i、j、t 分别代表银行、国家和财政年度。
实证结果与讨论
1.信息技术采用如何影响银行绩效？
表2中展示了高IT银行（位于DT指数分布的上四分位数）和低IT银行（位于下四分位数）之间的均值差异的t检验。高IT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0.890%）显著高于低IT银行（0.322%），这表明高IT银行的表现明显优于低IT银行。采用信息技术程度较高的银行也表现出更好的管理效率，这体现在成本收入比率较低（63.26 与 82.86 相比）上。较高的效率似乎源于成本的降低，采用信息技术程度高的银行记录的员工和非员工费用较低。
为了进一步阐明数字化转型（DT）如何影响盈利能力，表3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第3列（1）显示，数字化先进的银行与更高的盈利能力相关。鉴于对技术的各种投资可能会对银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第2-4列中，探究了DT指数的子组成部分（数字渠道发展、网络效率和IT投资）。研究发现，其更高的盈利能力是由IT投资水平和增强的网络效率所驱动的。这些结果共同表明，增加IT投资以提高结构效率和简化程序和流程（主要通过成本削减措施）的银行盈利能力更强。
2.新冠疫情与国家信息技术水平的调节作用
新冠疫情加剧了对数字服务的需求，这是由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欧盟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所驱动的，因此研究将新冠疫情视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因素。在表4的A部分，研究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Post-Covid Dummy”，在疫情之前（2017-2020年）其值为0，疫情之后（2021 - 2022 年）其值为1。然后将这个变量以及它与数字技术指数和每个子成分的交互作用纳入考虑。
表4的结果表明，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新冠疫情后盈利能力更高。因此，新冠疫情通过阻碍面对面互动和促进数字渠道的使用，加速了数字化进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高IT银行在疫情后的表现优于同行。数字化加速可能是由于银行需要保持竞争力——面对对数字银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消费者对用户体验的更高期望，以及欧盟政策制定者推进数字化工作的努力。因此，这些银行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
所有交互作用都是积极且显著的（除了网络效率）。将这些结果与表3进行比较，表明在后疫情时代，数字渠道发展和IT投资对盈利能力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这与数字转型文献中的近期研究结果一致。然而，与上述结果相反，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削弱了网络效率的影响。这一结果可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早在 2008 年就开始的旨在减少分支机构数量和员工数量的策略，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对银行业绩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在表4的B部分，研究评估了数字技术的积极影响是否因国家信息技术采用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会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因为更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应该能让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投资，并获得潜在的竞争优势。为了考虑信息技术水平对国家层面的调节作用，在图B中，我们使用了欧盟开发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ESI），该指数用于衡量每个欧盟国家在数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展。我们将样本分为信息技术采用水平高的国家以及信息技术采用水平低的国家，并根据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将其分配给一个国家。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转型指数在欧洲国家中产生了统一的总体影响，但也表明，在数字技术整合程度更高、网络连接更完善、互联网用户技能和数字素养水平更高的国家，依靠强大的数字存在和完善的数字渠道来“空间捕捉”客户的能力更有效。此外，国家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对客户使用数字银行服务的倾向产生积极影响，并帮助企业利用数字转型投资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企业数字转型的影响取决于国家水平。
3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在表5 中，我们在基准回归中纳入了DT度量的平方值。DT指数呈现出正线性效应。但网络效率和 IT 投资显示出相反的非线性效应，具体而言，由银行网络优化产生的积极边际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意味着，一旦在实体和数字分支之间达到最优平衡，进一步减少网络规模就无法提高效率或盈利能力。信息技术投资的结果有助于解释盈利悖论。虽然我们的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仍然积极且显著，但构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初始成本会导致费用暂时增加和运营效率降低。然而，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和成熟，银行开始实现效率的提升，最终提高盈利能力。
结论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绩效影响的研究通常局限于单个国家的背景下，并呈现出不同的结果。研究考察利用一种新颖的数字技术指数，对2017年至2022年来自欧盟27个国家的279家银行进行跨国样本研究，探讨数字技术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我们的主要发现表明，更高的信息技术投资和改善的网络效率能够提高银行盈利能力。此外，在某些条件下，数字渠道的发展可以提高绩效。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以及国家信息技术水平会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它们在塑造银行盈利能力动态中的作用。最后，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驱动因素与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尽管信息技术投资最初会增加费用并降低运营效率，但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它们最终会带来效率提升和盈利能力。从政策和实践者的角度来看，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投资如何在存在调节因素的情况下影响银行绩效。
研究并非没有局限性，这也为未来的研究创造了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证明数字技术投资对银行来说通常是盈利的，但显然并非所有类型的数字技术投资都有价值。尽管考虑了数字技术投资的多个维度，但如果未来有数据可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资的类型，并探索不同数字技术策略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帮助实现卓越企业绩效的条件。例如，一种途径是利用旨在促进数字化的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政策条款，以更好地了解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哪些政策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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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秋锦
责编 / 李锦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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