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le Talk｜黄安澜：以“残忍的真实”讲述“不合逻辑的天真”

Y: 我是Yasmine，黄安澜。小狗的姐姐，思明文学bot，当代艺术练习生（一不小心出道了），都是互联网马甲。现居伦敦，但主要在纽约和香港工作。特长是乘坐长途飞机和倒时差，梦想是做令和年间的吟游诗人。创作主要以Time-based media（影像、表演、文本）为主，也做凝固时间的装置。

Y: 这个作品的单屏版是受委托创作的。最初，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洋葱新闻”疯传：一名西伯利亚少年因谷歌地图导航出错，在-50°C的天气中被困一周，最终被冻死。我对技术故障一直很感兴趣，看到这条新闻后觉得该写些什么。真正开始动笔是在许多Subreddit上看到Norilsk石油泄露的图片以后。我好奇，是什么特质让这两条相似的新闻在思想迥异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病毒式传播。是对失败的审美情趣吗？怀着这样的困惑，我在飞机上写下了文本初稿。

因为疫情，我没有看到作品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出，但在网上搜索观众反馈时，完完全全震撼于观众的洞察力。为了守护作品的核心叙述——少女选择逃离只为采矿业存在的城市，却走向最终的覆灭——我在图像和音乐上都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仅用档案图片，加以噪音般精神污染的背景音乐，力图让观看的过程毫无乐趣可言。可小红书的很多用户都能在克制和隐忍的叙述中，找到最核心的这一帧，并以不同方式拍照打卡。我其实挺难想象，他们出于什么心态执着地等这一帧，只是永远感激他们的慷慨和宽容，走进了我的世界并读懂了我。

做完单屏版本后，直觉告诉我这个故事还有许多潜力可言，毕竟牵涉到跨国企业、国家机器，情欲作为原动力，意识形态的斡旋等。可我不相信知识的堆砌，或理论的陈列，它们只会党同伐异，砌起壁垒，大大减弱叙事的张力。我真正关心的是“天真”和“幻觉”。所以比起把嵌套的叙述一一展开，我选择往上叠加俄语——中文的对话，让过剩的信息浪狠狠地拍打在观众的脸上：少女和作为幻觉的现代化象征相互诘问、推拉，呼救、失败。

在纽约展出时，策展人宗晓选择了把作品放进单独的放映室，玻璃门只能打开一半。有一部分观众选择走入漆黑一片的放映室，坐在地上的软垫，还有一部分则站在玻璃门外“瞥”。我很喜欢她的处理，像把放映室变成了陷阱，所以在后来的版本中我也学习了这种“围猎”观众的方法。

Y: 正好今天看到这个meme page，吓死，谁在偷拍我——“回看”并非我能选择的方法论，而是我的生存技巧。怀抱全部记忆的每一天都太痛苦了，不得已得像蜕皮一样，把记忆丢掉。我有某种就算一声不吭在家呆着，蚂蚁也要绕路来踢我一脚的神秘体质。仅列举今年上半年的例子。回家过年顺便拍新作品，结果半夜一点有人来砸门，高声叫骂问我是不是想死。Peckham 展览时有路人一路尾随我来到画廊，在沙发上坐下就不走了，吓得策展人连忙摇人来一起待着。再往前，荒谬的事情就更多了（笑）。

可把记忆连根拔起彻底丢掉，也太凄凉了，我不愿那么做。每次乘上失去信号的地铁和越洋飞机时，加速度让我觉得很安全。在这样的阈限空间中，我会开始重温设备里的里的各种文件：iCloud相册，微信聊天记录，备忘录，它们是我存在过的证明，像ef里新藤千寻的日记本。最直接呼应这种工作方法的作品是《Your Earnest Fondle》，我在隔离时（对我而言的另一种阈限空间）把手机里的十万多张照片全部看了一遍。后来做出来了这本七百页的书，全部都是从2013年开始积累的，我的“手”的图片。沟壑纵横的手，咬手指后流血的手，美甲被抠掉一半的手。观众翻阅它就是拨弄我苦于不完美的恨与痛。

其实非常想拥有线性（健康）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时间里折返跑。为了不只是“顺从”接受这种命运，我只能拒绝为之赋予意义。

Y: 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次，还好近期有了很多新的体悟。从前用英文创作是“转译”，是为了生存的不得已之举：我需要适应环境，也需要异国他乡的观众认真对待我的作品。已经很担心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观众相去甚远了，那么在语言上，得稍微温和一点吧？我很羡慕那些可以坦白地讲“我不需要观众”的创作者，我不是那么勇敢的人，但也不会屈服的，只能把稀烂的语法和作为“局外人”的造词方式，化为武器罢了。

现在长大一点，能放松用英文嬉笑怒骂了，创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去年突然交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我逐渐意识到和互联网、移动设备、约会软件一同长大的Zillennials，生活经验几乎是共通的。经常想起这个场景：我教来自瑞典的男艺术家怎么制作和丰田汽车有关的拓片，再一起鸡同鸭讲地聊齐奥朗（他读的瑞典语译本，我读的中文）。

比起二元对立地战斗，我现在的创作更加像寻找能穿越文化和时间的最大公约数，再以更加当代的媒介重温叙事母题。直白点讲，就是古典神话或寓言的当代演绎版。比起“将中文翻译为英文”，成长后的我更加坚定了，即使“我的语言不属于这里”，也要强行加塞不带翻译的中文。毕竟我的观众都很厉害，他们相信我，爱我，向前走九十九步，从颤抖的声线和树梢跌落的阳光中感受到我，我也要坚定地相信他们的敏感和洞察力。

Y: 很多人都很难相信，我的作品其实完完全全就是我自己，除了某些委任创作。有人在采访时问，思明的故事“应该是虚构的吧”——男孩子真的把情人节巧克力的碎片分给了大家吗？这太荒谬了很难相信是真实的！”我只能说是真的，某（前）艺术从业者（同时也是初高中同学）在旁边，她看到了。

托尔卡丘克写，”以第一人称叙述是编织一个绝对独特的模式，它有一种作为个体的自主，意识到你自己和你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有时会让人感到疏离”。我的勇气只有那么一点，不能一直站在对立面，所以用第一人称做作品也太危险。假装只是某个“人格”或“surrogate”让我觉得更安全，能掌控更多纤细的力量。像是心理治疗中的间离手法。

那么困惑地长大，那么多悲哀的事情雨落如注，我无法指认，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倚赖，只能以手指月，独立发明一套语法。即使现在有了那套语法，我也不能百分百骄傲地说，是！这就是我的故事。隐喻和借代就是拯救我的那根绳索：只要假装是“思明”的经历，我的头好像就能昂得更高一点了。

Y: 最近得知奥尔汗·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拥有自己的博物馆，里面装载了他小说中描写过的所有物件，算是小说情节和场景的可视化。越级碰瓷一下，我在干的事情和他类似，不过是操纵各种媒介做“叙述”的可视化罢了。“画外音”或“独白”其实是“证言”或“呼救”，物件则是“物证”。 制作这些证据，像是在跟困在从前某个时间点的自己说——没关系的，就这样活下去也是可以的，落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荒谬不是我的幻觉（小时候，大人们都告诉我是自己多想了，或者无关路人在我呼救时评论“只是你太软弱”。）

当然想继续做装置啊，只是在没有机构支持时储存和制作都太贵了。家人以“Yasmine 的森林”代指我的一部分装置，它们也确乎是某种水泥森林，我期待人们能从其中穿行。另外一种则是“家居用品”，在最最开始也只是我便携博物馆的填充物。我喜欢收藏洛丽塔时尚配件，前苏联军功章，古董绶带。也喜欢更换家里的摆设。所以许多物件的初始创作动机非常不纯，只是想在家的角落里放点什么。

Y: 就算是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就是在艺术行业中做偶像啊（笑）。每天发Instagram和日本地偶更新推特相差不多，喊人来看自己的展览就跟催粉丝来握手会一样。

当然还是想要成为偶像，只不过长大了，没法年年都去参选AKB了。比起“亲自”寻找聚光灯，唱歌跳舞等，我更想看看这个系统的核能怎么移植到其他文化中。橘生淮南则为橘，同样的种子在不同土地中可以长出百样的果。最近的观察是 Spice Girl 绝对就是 ENG48，Hannah Montana 绝对就是 USA48 solo版。想明白这个事情后，对自己叙事中的力量也更坚信了！

Y: 前几个月，林奕含的这段话一直在眼前回旋：“只有处在这样的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出那密码。就算只有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除了“热情”和敬畏观众外，诚实，或者忠实地面对自己和观众应该是最有效的吧？我想要我的作品残忍地诚实（brutally honest），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可能正因如此，不管我以多“无聊”或“单调”的方式讲故事，共享一套密码的观众都能看得进去。我的观众群体一定是在我的叙述中看到了他们自己。可观众只是女孩吗？不见得。比起林奕含，我的困境和挣扎更与全球化（的尾巴）、科技与媒介息息相关，所以只能相信普世（universality）的力量。而我也希望自己的叙述不仅拯救自己，更能给所有地球人带来慰藉。

Y: 哦报菜名时间吗？激动！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改变了我一生的作品包括《窄门》《白夜》《马尔特手记》，喜欢的作家包括保罗·策兰、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阿列克谢维奇。喜欢的电影包括《雏菊（Sedmikrásky）》，哈斯的《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死者田园祭》。喜欢是喜欢，根本不敢被他们影响，能调用的资源不是一个量级的。受影响最深的反而是小津安二郎，特别是他对静止镜头的运用，和编织对话的方式。

我也不太会被艺术家影响，但有些作品让我觉得“找到同类”。11年刚上高中时买了陈哲的初版《蜜蜂》，明明是群体自伤史，却像抚慰的手。去年看到《If Revolution Is A Sickness》，从影片一开始就开始哭，能读懂所有的隐喻和冲突，同时被巨大的苍凉和无助攫住了。和Diane找到彼此的时刻梦幻又美妙，和她的所有对话都鼓舞着我继续把故事讲下去。

要说有影响的还是艺术家好朋友，之前有两年和她们每天狂发一万条消息，有幸能和她们在艺术语言还未完全成熟时就相遇，一起长大，近距离见证她们把自己的叙述和视野勇敢抛向世界，我很幸福。

Y: 七月和九月在纽约有两个语境截然不同的画廊群展，一个在中国城，一个在上东区，我非常期待。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简单却有效的那一些。感觉莫名很环保。

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双人展，除《Crescendo》外也许还有一个新影像（被变态半夜砸门的那个），想做高亢明亮的故事。一直在思考“时差”的概念。“时差”或许不只是越洋飞机带来的身体性经验，对我而言，“时差”甚至微小到落叶的季节。秋天一直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毕竟亚热带的落叶，往往在春天。

今年回广州过年时，我路过了小时候的春游地点“航天奇观”，榕树下停着莫名其妙的亚特兰蒂斯火箭和飞碟。仔细研究才发现，这个主题公园在美苏太空争霸以后二十年才动工——我们对世界、太空的狂热，怎么也和世界存在着时差？这种狂热又如何在全球化退潮的当下流通，成为审美奇观，进而被消费的？与此同时，“亚特兰蒂斯”也是柏拉图设想的虚拟岛屿，我喜欢“虚拟”的概念，也一直住在岛屿或半岛上。实在有太多问题想在这个影像里探索了，所以在思考如何从视觉或音乐上做得平易近人一点。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我需要特地为了在地的观众再转译（recontextualization）。

最喜欢的公共活动也变多了！感觉所有的活动都很像开握手会？诚惶诚恐，也在努力思考说怎样的话才会有意义，不浪费所有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