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在书店见到巴金的《随想录》，一套好几本，这套书当时在坊间轰动一时。我拿起来读了几页，小孩兜里没钱，店员看出来我没钱，白了我一眼。于是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老人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且不关小孩事。这个春节，我花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将近八百页的大书，我想不到过了三十多年还能读它，毕竟现在可读的书太多了，在这个健忘的年代，谁还记得巴金呢？然后我发现，巴金老人这部《随想录》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我相信再过一百年，它也会依然鲜活。今天的很多疑惑，这部书里都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巴金老人提出的一些问题，今天的我们依然在面对。1978年，香港《大公报》找巴金约稿，巴金交了两篇写日本电影《望乡》的文章，顺便说可以开个“随想录”专栏。从此巴金开始了漫长的“随想”过程，病中的老人每天只能写三百字，他用了八年时间，交出了应允的150篇稿子。1978年12月1日，巴金为自己设想的这本“小书”写了一篇很短的《总序》：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1987年6月19日，巴金为三联书店版《随想录》写了一篇《合订本新记》，他说：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维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遗址还保存在那里，毒气房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
唯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我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随想录》是巴金在病床上僵卧，在湖边驻足，在庭院中拄杖，在噩梦中惊醒的“随想”，却是这位老人最重要的一部书。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五四时代的同龄人先后星散，他把自己的声音叫做“无力的叫喊”。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
这说明巴金对这部书的命运很清楚。既然世界的通病是遗忘，既然自己是无力的叫喊，是一个衰病老人的叹息，那么它也很快会被埋没。惟其如此，这些连接了五四和八十年代的老人的声音，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大同的撬锁开灯正在处理，责任人是谁？能处理出什么结果来？
莫言说，所有人都哭唯独他不哭，但他为了救一头猪淹死了
1996年攻击莫言的这句话最荒唐：请看今日竟是谁家天下？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讲：有罪的草帽，到底什么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