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德是人吃饱后才去想的问题。这又让毛星火感到不适，攻击这是“扭曲的道德观”，是对“先烈们的恶意诋毁与污蔑”。那么，管子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又该当做何解释？吃饭和道德的关系，我看有三点：第一，我们要承认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第三，自己吃饱了，应该让别人更好地吃饭，让大家都有挣饭吃的机会。中国历史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经常把这个顺序倒过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朱门酒肉臭”，却让那些“冻死骨”守道德。这种道德观是天底下最虚伪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承认“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然后空谈道德。自古民间一直在反抗这种伪道德。过去比如哥哥死了，老娘做主，嫂子可以嫁给小叔子，而社会包容这种行为。没别的原因，为了避免嫂子和侄儿饿死。1929年，北京数千名人力车夫暴动，捣毁电车，因为公共汽车的兴起，抢了十几万骆驼祥子的饭碗。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
短短一句话，鲁迅说得非常全面。车夫暴动，因为没了饭碗，他们有要求吃饭的权利，但是这种闹腾，不可能讲什么道德，几乎快“流为土匪”了！章廷谦受浙江农学院邀请，请教鲁迅是否该去，鲁迅劝他一定要去，“其目的当然是饭碗，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近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须豫先积下耳”。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
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救国是伟大事业，但鲁迅强调饭碗。鲁迅的道德观，和中国古代的管子，和近代法国的雨果，毫无二致。《悲惨世界》冉阿让偷一块面包服劳役19年，芳汀因为没饭吃而堕落，揭示的就是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1924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说女性独立不只是思想独立，还要有经济独立、要有钱，否则《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出走，就只有饿死。他说：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1928年，胡适到苏州女中演讲《摩登的妇女》，讲妇女如何在思想上冲破旧道德的僵尸，争取独立地位。他说：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扦，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堆，去寻找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
要知道，这种人连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也不肯放过，还能有什么“道德”“牺牲”“廉洁”“路不拾遗？
道德修养和生活水准是有关系的，社会的荒谬，是苛求捡煤球的穷苦老太太，有高尚的道德。胡适这次演讲，影响了他的学生吴健雄。1943年，到美国留学的吴健雄给胡适写信，还提到这次演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人们不应该鄙视捡煤球的老太太，但是女人既然读了书，总该追求更好的生活。莫言获得2024年“爱心奖”。他听说有19万美元奖金，立即说“要得”，他把这些钱全都捐给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儿童。10年来莫言已经捐款一千多万。刘强东年底给乡亲们、给自己学校的老师发了很大的红包。这让一些人又开骂了，不但骂莫言，而且骂京东，骂刘强东。其实这两人的做法，无非是因为自己吃饱了，从而让他人吃得更好。这一点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也早说过了：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坐着去，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这话有点拗口，葛优的电影里说得通俗：我可以捐一个亿，但是不愿意捐一辆汽车，因为我真有一辆车。骂莫言、骂刘强东，一定是没有得到他们的捐助和红包的人。毛星火这些人，就是鲁迅讽刺的那种坐在菩提树下普度众生的家伙，他们自己都只穿了一件棉袄，却大讲宏大叙事，一没有帮助他人的能力，二没有帮助他人的想法，却一个劲地拷问他人的道德。而鲁迅胡适莫言到雨果，古今所有真正的作家，都只说人生的大实话。李连杰《黄飞鸿》道出了缅北电诈的基本盘：没有实名的内鬼
新迷信：美国登月是假的，西方抄袭永乐大典，与俄罗斯商品馆
辜负了当时明月，干嘛非要当官？
鲁迅：要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