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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大概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为自古见不到几个不愿意当官的人。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给小儿折腰，他是个小官，如果给他个大官做，别人都得给他折腰，没准他就不去东篱采菊了。汉光武帝刘秀有个同学叫严子陵，刘秀当了皇帝，想让他到朝廷当官。晚上严子陵和刘秀共睡一床，把腿搭在皇帝的肚皮上，畅叙同窗友谊，第二天坚决告辞回老家。过了一阵子，刘秀又想起严子陵来，派人去找，人们发现，严子陵反穿着羊皮袄，在富春江上钓鱼呢。有人说严子陵沽名钓誉，他是不爱当官，但是他爱“名”。我觉得就算真的沽名钓誉，假如古代能有几百个严子陵，那么两千年的中国官场，一定是另一个面貌。可惜绝大多数人决不要那个“虚名”，人们更要实际的好处。比如宋朝的邓绾。王安石变法初期，全国都说新法弊端，而地方官邓绾却大声说新法好，就是好，就是好。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喜，马上把邓绾招到朝廷。人们都嘲笑这家伙官迷一个，结果邓绾说了一句千古名言：“笑骂归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在升官这个问题上，脸面算个什么呢？你想吧，脸都可以不要，严子陵那种“名”谁还在乎呢？黑格尔认为悲剧都是因为理想的冲突，人生的路可以有千万条，但其实都是岔路口，最终选择的其实只有一条，有所得就必有所舍，绝不可能撒尿擤鼻子，两头都拿。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下巴光光如也，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话的官气，我看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要有趣味。
这民国的小外交官，就属于“看不透”的，他既然已经进入彀中，就丝毫不觉得自己可笑了。北宋大学者、诗人梅尧臣，三十年没捞到一官半职。最后朝廷请他修《唐书》，梅尧臣说：“这回我可是猢狲入布袋了”，把猴子装进口袋里，从此失去自由了。他的夫人说，你哪里是猢狲入布袋呢，你分明是“鲇鱼上钓竿”嘛！夫人看穿了梅尧臣那颗功利心，你有一颗向上爬的心，又何必说什么“不自由”？西晋的张翰，他是南方人，在北方做官。一天见秋风乍起，突然想起家乡的鲈鱼脍，立即弃官回老家，这是能摆脱禄位的。东晋陶侃，闲居时早上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有人问你早晚折腾啥呢，他说：我在想致力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其实他就是闲得无聊，没事活动活动筋骨，把锻炼身体的事联系到收复中原，总觉得他摆脱不开某些羁绊。人生理想无非有两种，一种是陶侃式的，把自己摆在前台，兴致勃勃地演出一场人生大戏，如果这戏剧无比精彩，那就无憾了。另一种是陶渊明式的，把自己摆在后台，兴致勃勃地欣赏他人的装腔作势，这种欣赏也能出成就，比如甘于寂寞的学者作家。人们都不甘寂寞，都愿意当陶侃。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做着无聊的工作，说着无聊的话，说废话，说谎话，说支吾话，说八面玲珑的话，说捉摸不定的话。民国著名学者翁文灏研究了大半辈子学问，后来当了个行政院副院长，胡适去看他，恰好另一个大才秦景阳也在，胡适就坐下听他们聊天：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天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
像胡适、鲁迅，都是既看得透，又摆脱得开的人。鲁迅在教育部当过小官，后来被章士钊免去了职务，鲁迅一纸诉状，把章士钊告上法庭，他竟然赢了官司。不过鲁迅终究不再做这个小官，后来干脆大学老师也不做，专心当他的作家去了。胡适呢，更是紧守“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他夫人江冬秀大字不识几个，竟然也坚决不让他当官。抗战期间为国出力，干了几年驻美大使，此后连续多次拒绝考试院长职位，没别的理由，他给王世杰的信中说：“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鲁迅和胡适也是在干大事业，还有一种算不上什么事业。比如北宋的晏几道，他是宰相晏殊的儿子，家道中落以后，只做过几任小官，专心写些小词。苏轼曾经希望结识，他回答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朝廷半数大官都是我老爹的徒子徒孙，他们我都不见，何必见你苏轼？口气的确大了一些，不过如此傲岸，也是相当难得。晏几道宁可给姑娘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如此看得透，摆得脱，必须胸中有无限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