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别人评价自己，而自己保持沉默是一种人生智慧或美德，那我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智慧，也不具有这种美德。亦或，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可以说自己的经历感受，我不知道谁可以批准我谈自己的工作生活。我把这些经历分享并不是说我不需要私人空间。只是我不想因为有些品质低的人而把自己层层封闭起来。
这里有关这篇文章的具体研究内容，恐怕并没有多少人关心，所以我以后有机会再聊。这里谈一些背景情况。
我的那篇QJE 是2013年正式发表的，十年了。那篇QJE不仅伴随了我博士毕业后在厦门大学工作生活岁月，也是我后来可以加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不是刻意，但我直到今年这一学期，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讲过这篇文章。今年，也许是心中真的准备放下了，我选了这篇文章在我的研究生应用微观计量课。
人常常是先做了决定，然后再合理化。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只是事后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决定。反正，今年我拿出了三篇自己的论文在课程里。事实上，这篇QJE的论文早就出现在哈佛大学Borjas的劳动经济学本科教材（我恰好是在2017年左右应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翻译了这部教材）中，美国很多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也会讨论这篇文章。周围的朋友有时候也会给我看，谁谁谁的文献列表有我们的这篇文章，谁谁谁又在会议上以这篇文章为例。也许是最近我和Peter Kuhn 教授又有一篇顶刊论文发表，我相信自己的业务能力应该不会再被质疑了。
我始终觉得自己不过只是在科研攀登路上走到了半山腰。分享自己的一个科研经历，而不是任由别人只言片语的了解，应该更全面。我既不愿意把自己架上神坛，也不愿意自己成为各种扯闲篇的主题。我自己觉得这段经历可能会鼓舞一些还处于迷茫中的人。
先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谈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
2006年6月底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应聘厦门大学新成立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成为这个学院第一批里第一个报到的全职老师。离开了8年之后，一家三口回到中国。选择厦门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我没有拿到北京的教职，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由于家人身体原因，考虑还是选一个跟温哥华比较类似的海边城市，会更有利。但这也带来一些事业上的困难，比如我本来就在国内经济学圈子里没有师承，回国后我原来在加拿大博士论文研究的数据也完全没有办法再用，又没有数据来源、研究经费，也对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缺乏认识。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开局困难。
第二，当时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的视角更多的是从发展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出发，而劳动经济学中有关中国的研究都还不是很深入（也有不是没有，只是不多，在国际上影响不大）。我的博士研究用的是非常高质量的微观个体数据以及相对复杂的计量模型。看了一些当时发表的有关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的数据，我感觉那些手术刀一样精密的工具很难派上用场。毕竟工具要和原材料匹配。我的判断是我需要重头来过，去学习掌握适用中国数据特点的分析方法。第三，作为一个被各方关注的新型体制的研究院，在厦门大学这样一个经济学传统重镇，我们这一批新人也备受关注。但另一方面，因为是一个新的学院，各方面规章制度、接待宣传等等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精力。如果是在一个已经成熟的经济系，行政工作更多的是资深老师处理，新来的博士毕业生因为在学术前沿，更多的是可以专心科研。以上都是以困难的角度阐述，但也正因为上面的情况，我才可以不受文献、师承的羁绊，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以我们这一代的视角去构建一个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框架，也得到国内外学术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当然，说多少困难都不能为一篇学术作品加分，对学术作品品质的判断应该不受这些个人因素影响。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我和Peter的那篇QJE对文献的贡献呢？当然，既然已经是公共领域的知识，每个人的判断各不相同，甚至我的理解也未必全面准确。但，也许还是可以分享一下的：
第一， 有关性别歧视的研究在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已经处于文献的瓶颈。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著名的芝加哥大学James Heckman教授认为用男女性别工资差来测度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存在根本性缺陷的。这里他引入了著名的“不可观察能力”的概念。因为性别间有这样一个能力差异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我们的数据分析再严谨，识别再清晰，都不能说明性别工资差代表性别歧视。
第二， 在我们考虑这个项目的2008年，在整个经济学界，可以说没有人懂得如何从网上爬数据，更没有人有用过网上爬的数据做任何研究，无论是顶刊还是一般期刊，这样的研究都闻所未闻。
第三， 有关厂商招聘广告信息的经济学理论完全空白。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工作搜寻的模型是宏观模型来的，对于微观个体更关注求职者行为，而对厂商如此细微的行为没有任何理论。如果从直觉上说，厂商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在招聘信息中明确性别要求，毕竟他们可以在收到求职时任意忽视那些不想要的人群。
那么我和Peter的QJE的研究不仅很明确的给出性别歧视存在的实证证据，更对这种歧视的各种特点进行的刻画，比如普遍性，对称性，技能负相关。我和Peter的QJE研究也对如何从网上爬数据、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做经济学研究给出了一个范式，为后继更多类似研究开了先河。再一个，在劳动经济学领域，我们QJE文章中有关厂商搜寻的理论也被确立认可。
此外，传统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供给（即工人）的研究相当充分，而对劳动力需求（即厂商）则很匮乏。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数据。那么我们的研究就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与其对厂商进行各种问卷调研，海量的招聘信息不仅真实、实时而且内容丰富。
可以说，我和Peter合作的这篇2013年的QJE文章在劳动经济学还是很有分量的。这个研究用的是人人可以得到的，不需要大量经费的网络数据，研究的灵感来自于我们日常天天可以看到的企业招聘时对性别的要求。我们的研究没有炫耀复杂的计量方法，而是力图用最简洁有力的方式把我们对数据的理解、对企业招聘行为的理解呈现出来。
从更高一个层面说，我们的文章也为研究中国经济打开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的研究是立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特点，去刻画更一般的经济本质问题。具体而言，我们研究素材虽然是中国厂商在招聘中的性别要求，但研究的成果是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的刻画。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博士班的同学也都纷纷给我祝贺邮件。确实，当年博士毕业，我可以是工作单位最差的，而厦门大学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篇顶刊论文发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投稿QJE，被拒，再投稿另一个顶刊，然后一年之后编辑说找不到审稿人，再回头QJE，要求修改，再终于接受。作为学术新兵，我当然是信任我的合作者Peter教授的判断。我当时觉得就当自己跟Peter又读了一个博士，无论结果如何，既然他都愿意跟我一起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无论如何也是赚了。也要感谢我当时的领导，在我工作6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的情况下，即使他不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也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发表论文的压力。
说起来，学术哪里是什么安安稳稳的象牙塔，不愿意冒险，没有好奇心，想选一个从一开始就一定成功的项目，其实是很不靠谱的。特别是学术小白，没有什么经费、资源，如果都能做成功的项目，一定有很多人可以进入。看似最短的路常常是最长的那一条。
我的理解是学术研究能力最重要的是选题，而选题本身一定是有很多未知的。很多一路走来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恰恰是对未知最没有体验和承受能力的。倒是我当年，基本上已经想好了，如果那个QJE项目最终没有发表，大不了转行，海归博士总还是可以有一份收入吧。如果接受了这么多年的培养，一个人还是不敢冒点险，那这个社会给我的教育又有什么意义？还有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做自己想做的研究，那就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