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hough Frank had already achieved legendary status, his humility and lack of self-conceit impressed the MIT students: he dressed simply, spoke slowly and thoughfully, and was "not oosing with confidence." One student observed that she learned from him "that it was entirely fine to move quietly through life." ---MIT Museum
我的2022年年底总结？倒也不是。就是记下自己有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有些受最近参观MIT博物馆看到的这段话启发。
其实从渐渐懂事的初中开始，我就不是很想过那种没有生活乐趣的事业型人生。倒不是因为我贪图享乐，主要是看到我的父母，感觉他们的生活实在无趣。无法想象好不容易长大成人竟是要过那样的生活。他们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爸爸那时工作忙碌，每天不仅白天正常工作，晚上更是雷打不动的定时定点加班。而妈妈虽然对我和哥哥都很宠爱，但为了能在工作中有所成就，和爸爸一起可以没有什么节假日概念，甚至在新年假期也是在一起画图。音乐、文学，天文地理，这些好像都不存在。
回到现实，那我这一年年又是怎么过的呢？2014年底，我和孩子们还在厦门。我一边准备着去堪培拉的各种事务，一边把教学工作最后收尾；2015年底，我和孩子们在堪培拉搬了一年之内的第四次家，然后飞回厦门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2016年底，我和孩子们安安静静在堪培拉过了一个炎热的假期，主要就是把欠出版社的400多页的教材翻译稿一点一点做好；2017年底，我和孩子们借着出差一起回国顺便去日本跑了几个学校看看；2018年底，儿子跑回厦门过春节，我和女儿在堪培拉算是安安静静过了一个年，中间还去采了樱桃；2019年底，儿子还是回厦门过节，堪培拉被山火包围，整个夏天都在担惊受怕，也不敢出门。然后，儿子回堪培拉当天下午，澳大利亚就开始限制国内游客到澳洲。然后就是疫情。2020年底，儿子终于中学毕业，可是青春期的各种躁动让我应接不暇；2021年底，上了一年大学的儿子终于稍微平静一些也有了他的朋友圈；2022年底，我带着女儿开始了她中学前的一次仪式感旅行。
一年一年，孩子们总是在长大，而我也总是一边陪伴着他们长大一边做自己的工作。在堪培拉小小的城市，连生日蛋糕也变成了总是那一两家蛋糕店的那一两款。阳台上种上买来的花草，有的长得好，多数过不了几个月就因为疏忽而枯萎，只有随手栽的葱郁郁葱葱，辣椒也靠着偶尔的雨水顽强着。茶几上，餐桌上，书架上总有不少买来却没有读的书。我可以明显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无聊，面目模糊。小时候觉得爸爸工作狂，挺无聊；而我现在，好像是更无聊。除了工作，对时髦的歌曲一无所知，全凭儿子开车时放的几支才知道那些新曲。而女儿跟我说那些影视剧，我也是听不进去，更别说记住一二。估计所有让我能跟上时代的就是一两个还有点人气的微信群和朋友圈。
看来小时候的看法有些问题。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应该还是有机会做各种人生选择的，其实环环相扣，哪有那么多独立的选择。在大的时空维度，谁又可以什么都要。许多当时刻骨铭心的的事，过不了几年就变得逻辑模糊。长大的人总会明白现实生活有那么多微妙细节，而绝不是仅仅黑白两色。终有一天，接受也好，拒绝也好，真相是：我们的人生不是为了去别人口中得到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评价。
经济学常常假设我们都是在一个明确的选项集合中寻求最优解，事实上，这些选项忽隐忽现，而我们常常自以为知道如何衡量“解”的优劣。我小时候那样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是好是坏还是过于天真了。如果可以回到那时候，我宁愿自己少操这些心，多去踢踢毽子、跳跳皮筋、看看学校借的各种书，然后各种玩。
人生如同做研究，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一个人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能力在于评估哪些“问题”值得且当时有条件探究，那些可以放在一边。给自己一点包容，一点时间，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要所有的答案，也没可能有所有的答案，甚至哪怕可以凭他人的描述窥见答案，也未必接得住。太多时候，我会觉得我对于困惑自己的所谓问题都无法找到语言表述。但我也怕有一天我变得如此程式化，没有了困惑。嗯，是的，我从那些目标特别明确、行动特别果断的人身上吸取能量，但我也终于可以说出来，我觉得没有迟疑、困惑、不解的人生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