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焦虑是自由的并发症。
有点道理。
最近读的一本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阐述了我们工业社会的两个阶段。
从原来的生产者社会，到如今的消费者社会。这两者的转折点，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母辈与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以及如此的不可互相理解。
先讲一个背景，从农业（手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是人的生产方式，越来越追求规模化、效率化，于是就需要强有力的纪律性来保证。纪律性说白了，就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不然很少有人愿意一天十几小时，守着一台冰冷的机器。
随之而生的，是一个叫做“工作伦理”的东西。
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外显的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得回报。”
第二个外显的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
后者意味着这样的价值观：“即使你看不到任何获得，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第一个内隐的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收益，以维持生活。”
第二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后者意味着，你的工作产出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因此才有资格获取薪水。
经过了数十年专门的训练，我们对于工作伦理已经高度认可了。
但在工业社会之前，人们的价值观可不是这样。
那时的人们大概有两种倾向，一是通过一定的劳动，以满足生活的必须，就可以获得满足感；二是通过自己设定目标，比如高质量完成一件工艺品，从而获得满足感。后者，我们称之为“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在把大量的人投入到工厂、固定在生产线上之前，是一种普遍且日常的价值取向。
但在工作伦理被广泛普及后，“工匠精神”变成了一种稀缺品质，甚至进入“非遗”之列。
工作伦理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根据自己所参与的生产岗位，构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可以举个例子，八十年代的工厂文化，经常给人一种“以厂为家”之感。工人们不论自己生产过程是否高效、产出物是否有价值，都不影响自己的身份认同。
于是对外很自豪地说“我是XX厂的”，并将工友视为挚友、甚至家人。这部分可以参考影视作品《你好，李焕英》中的胜利化工厂、《年会不能停》中的众和标准件厂。
伴随着这种工作伦理建立起来的工作观念，正好是父母辈所经历的。
同时这种驯化中的身份认同，直接与所处生产岗位关联。说白了，就是对于父母辈，一份工作干一辈子，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是一种理所当然。
于是他们自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辈总是漂泊、跳槽、同时在工作上没有归属感。
因为我辈所处，已经不是“工作伦理”下的生产者社会了，而是进入了消费者社会。
在消费者社会模式下，构建身份认同，与自身能达到的消费品选择范围、及消费能力有关。
这里我举一个粗浅的例子，来说明两种社会，在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
在生产者社会，人一出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可以进哪个厂子，做什么工作。所以有很多所谓“厂二代”、并且大家热衷于“托关系”、“走后门”、“安排工作”。
在消费者社会，人一出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怎么才能完成买房、买车等等买买买的任务。所以大家谈论的是，“你两个大儿子啊？那得买两套房。”而具体做什么工作来赚到这些买房的钱，就显得没那么重要。
我们所处的正是后者，所以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自然与父母辈截然不同。
我们的侧重点不再是“绝对的顺从”、“绝对的忠诚”、“以厂为家”，而是努力扩大自己的消费范围和提升消费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身份认同。
于是今天的社会，大量充斥着“金钱主义”，充斥着“唯搞钱论”。
同时社会变化过快，上述的过程就充满了曲折和变数，所以“斜杠青年”、“副业”等多标签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主流。
另外，曲折和变数，还可以换一个等量词汇，“灵活”，再加上工作的性质，也就是“灵活就业”。这就跟时代呼应上了。
总而言之，我们与父母辈所处的环境、所接受的训导、所能选择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世殊事异了。
如果你要问，现在仍有通过“走关系”来安排工作的情况啊。这如何解释？
很遗憾地说，能够完成这种“变通”和“安排”的人们，是少数人、是传统优势的继承者。他们不是你我，不在普通大众之列。
而普通大众中，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或者无法与“工作伦理”共生，或者不愿意掉入“消费热潮”。他们就一定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会遭到排斥、会不被理解、会孤独。
而在这种排斥中、在这种孤独的氛围里，他们又没有超脱自然的思想境界（如佛陀一般），看到别人火热消费时，迸发的贪婪和欲望，仍旧要被引诱。他们就成了痛苦的穷人。
不过，成为这种痛苦的穷人，很难说是一种个人选择。
他们的背后，是滚滚的时代推力，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设计，是个人力量的无奈和微茫。
最后，推荐一下这本书，豆瓣9.0分。很多时候，读书并不能为你多赚一块面包，但它能让你知道，为什么此刻你吃的是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