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探索自我与集体蜕变的旅程

当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社工团队进入乡村一线驻点：

一面是美好的期待，为孩子带来更多实际陪伴，像艺术团体苦修式的团体生活；

一面是现实的挑战，不分节假日连轴转、像机器人一样的工作压力，生活工作交织、二十四小时在一起的压抑生活。

在“爆发或灭亡”的关键时刻，一场持续一天的对话，开启了小童大义的第二次成长计划：

• 个人的成长，是看到和接纳自己作为一个人面临的真实感受与现实困境，看到自己扎根一线服务困境儿童的原生动力，看到自己无论何时都具备的主体性和做出改变的能力；

• 团队的成长，是看到和理解彼此不同的样子，看到冲突与张力背后，彼此对理解的渴望和对关系的珍视，找到共同行动的内在力量；

• 组织的成长，是机构负责人找回自己做机构的初心，看到自己不是一个独行侠而是一个协作者，主动为团队成长构建一个包容和支持的环境；是团队伙伴不断探索个人与组织的共同使命，是“风险共担”、每一个人都成为“撑起”小童大义的一根支柱的尝试。

“我们觉得个人的成长、团队的成长和组织的变革这三样东西，它的最终产出一定是服务到我们陪伴的山区困境儿童身上，一定是互相影响、彼此契合的”。

这是小童大义从“我”的改变到“我们”的新生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年轻的一线初创教育组织面临理想与现实的挑战、尝试找出自己的“活法”的真实历程。

以下是本期启发时刻小童大义团队分享对话全文，也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完整视频回放：

本系列后续还将邀请小童大义的相关方、合作方带来更多视角的分享与对话……欢迎扫描下图二维码加入#启发时刻#社群，期待与你同行、保持对话。

小童大义团队（从左至右：何娇，金斌，桥娣，诗慧，蒋娟）

 诗 慧： 大家好，因为有很多新的小伙伴我们也不太认识，所以还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小童大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小童大义团队在2014年成立之初是一个大学生的志愿者团队，直到2018年才正式注册成为了一个社工机构。

我们的项目主要在雅安市汉源县和凉山州甘洛县三个地方，服务对象以儿童和青少年两类群体为主，目前服务了大概有150名的山区儿童。我们主要开展乡土教育，会用一些戏剧、影像、历奇拓展（Adventure）等艺术、好玩的手法去开展服务。

目前小童大义团队全职人员有六个人，其中五个人是一起在村子里驻村工作。我们也想成为一个共创型的青色组织，去倡导一些彼此庆祝、相互成就的文化。

 诗 慧： 我们原本是一群很有理想的年轻人，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团队里受到了很多的滋养，生发了很强的生命力，愿意投身到公益行业里面来。因为想要给山区孩子更多、更切实际的陪伴，我们从城市搬到乡村，驻点扎根、以便持续开展山区困境儿童的服务。

但在乡下的日子却让我们面临了非常现实的挑战。在工作层面，我们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拿着两三千的不高的薪资，工作堆满了山头，指标也很多。要筹备开展活动、开营会、整理项目文件，还要去孩子家里家访……忙得周末也没空休息；一到节假日更是不可开交，大家兵分成都、雅安、甘洛三地开展活动，结束之后又要马不停蹄地回到驻点的社工站，处理后续的工作复盘会议、整理文件、做宣传、做财务……于是，疲惫感日积月累，越来越没有动力，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我们在乡村的生活也开始越发单调无聊，除了工作就是孩子，驻点的社工站从早上6、7点起床开到晚上11点，每个时间点该干什么安排得满满当当，一些孩子是晚上放学之后过来，我们也要在休息时间去支持他们。我们服务的山区困境儿童，他们很多不得不去面对生老病死这些沉重的话题，尤其是尘肺病家庭的孩子，我们需要陪着他们一起去经历和面对。

回到生活层面，当时我们驻点的条件也很艰苦，同事们都住在一个大的房间、像学校宿舍一样的的上下铺，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很难分开，大家虽然亲近，但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有时其实是很压抑的。

这种生活和工作叠加的境况周而复始，每个人的生命状态都是非常萎缩的。

在驻点扎根之前，我们期待小童大义团队会通过像台湾的优人神鼓、云门舞集那种艺术团体苦修的方式，去做一个真的扎根在村子里做好服务的年轻人团队。我们相信这样的一条路径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是有帮助的，但对其中具体实现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共识。

面对美好期待和现实困境之间的落差，年轻的我们在认知、思考或经验上很难去处理，内心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和焦虑。我们相信安全感是一个人正向成长的基础，在服务里我们也强调要及时去感知和回应孩子的感受，但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却是视而不见的。

我们对自己充满了怀疑，觉得我们不适合做社工，或者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足，多元思考和批判性思维都不行。对于我们自己成长的想象，都只是关于提高专业能力，培养某些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当我们这样看待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很难避免同样地去看待孩子？其实这是很矛盾、很不自洽的。

当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更难的是怎么去面对和承认我们处于困境中，并去回应它。面对它就意味着需要谈论自己的感受，但一方面在过往的成长背景中，我们会觉得谈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好像是可耻的、有一点自私的，应该以工作需要为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更好地去谈论我们的感受，以及如何从感受生发到彼此的共识，再到具体的行动。

团队的张力就好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每个人都感受得到它却又视而不见，不敢碰也不敢谈，但大家都很明白，“不在沉默里爆发，就会在沉默里灭亡”。面对爆发还是灭亡，是团队分崩离析？还是彻底地能够真的把它说出来？2022年6月，那是我们团队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

 诗 慧： 幸运的是，我们内心想要坚持这项事业的动力超过了别的因素。同时很重要的是，我们机构的负责人，也从以前那种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不允许犯错和失误的强权威模式里走了出来，开始支持我们营造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带领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那次团队会议中，我们聊到了目前为止在团队工作和生活中，彼此的感受是什么，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需要，对于理想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期望，希望可以怎么样去行动，等等。

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写满了社工站一整面的墙，一直在聊都停不下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这么真挚坦诚地去分享和沟通，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安和焦虑的感受背后，很强的正向的动机、期待和动力。

也是那次对话，让我们真正开始看见和理解自己，以及团队小伙伴：我们先看到和理解我们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在当下的成长阶段，我们有自己很真实的感受和需要；我们也不再用“谈感受是情绪化”“谈感受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缺乏责任感”这样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和他人。

6月份的会议重新凝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共识，就是：我们彼此是相互尊重、相互倾听的，是足够包容和支持的。

11月份我们又在一次外部视角的支持下，重新有机会在真实的生活里，在细微的地方，学着怎么样更真实地去理解和看到人，而不是去看到我们想象中的期待和投射。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蒋 娟： 这个故事我来跟大家分享，它的主人公就是诗慧，她不太好意思讲自己。

当时我们驻点的空间实质上还是一个工作场所，一楼是对孩子开放的活动空间，二楼是办公以及生活起居的地方。就像刚才诗慧说的，我们四五个女生住在一个像宿舍一样的上下床的房间，各自的生活空间都被压缩得很小。

诗慧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爸妈就特别宠她、把她照顾得特别好，她也很少有机会去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在跟我们共同生活的一年中，她也不怎么收拾自己的房间。慢慢地就在我们的眼中，形成了一种她好像比较邋遢、不太爱收拾的形象，比如她的床和桌子总是很乱，用过的杯子不洗就放在那里，零食的碎屑落一地等等。

除了这些生活上的小毛病，还有很多让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比如有些事情在她眼里，想一想可能就会很美、很快乐，在我们看来就有些不真实——明明一件事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做，怎么会想得那么美好？

之前她负责「北斗星大学生成长计划」，经常会在节假日去给社工大学生开团体活动。做活动之前，她经常会兴高采烈，会跟我们分享她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活动有多么的高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兴奋，没有办法共享那种快乐，因此也会给她贴上一些“虚假”、“不太真实”的标签。

2022年12月份，我们去贵州做“成长日”，有一场关于性格的分析和对话。那时候我们才开始看到她本来的样子：在邋遢、不讲卫生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因为她的接纳和包容。想一想就觉得很美的状态，是因为她的乐观、容易满足，并不是假装。

另外，在她对于秩序感的需求并不多，所以她并不会像我们一样把每件衣服都叠得很整齐，她可以接受自己的床上摆各种物品，自己的杯子可以乱放。这些并不是她不爱收拾的借口和理由，其实她也有这方面的诉求，只是要求和标准可能没有我们那么高。反而是我们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她。

还有，她的边界感其实很强，这也是她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比如之前我们提醒她收拾打扫，她感受并不好，因为觉得自己的边界被触碰到了。但因为她很接纳、包容和珍惜我们，所以一直在尝试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来符合我们的标准和要求，而这些努力并没有被我们看见、肯定。

当我们相互坦诚聊了这些以后，她就哭得不成样子了，因为她终于感觉到自己的努力被理解、被看到，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委屈的状态。

团队一同分析理解、重新认识诗慧

 诗 慧： 这个小故事就是我们的尝试之一，从那时我们开始在一些真实的生活事件里，放下标签和评判，看到和理解这些朝夕相处的团队伙伴彼此真正的样子。

唯有看到不同样子的Ta，并且相信那些不同的面相和不一样的人格情绪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到去理解一个人的阶段；互相理解增加了我们彼此的信任关系，才得以跳脱过去指责冲突的防御模式，而产生行动的内在动力。

这些行动的力量不只生发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和相处的过程中，在团队管理层面也带来了一些改变和影响。

 诗 慧： 2023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又一起重新梳理了团队过去共同经历的一些张力和冲突事件，在澄清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去讨论自己内在的不同角色的期待和要求，初步共识共创了在组织管理层面和团队关系层面的一些原则和机制。

比如当时一个同事的离职对我们团队小伙伴的冲击和影响都蛮大的，我们基于这次经历讨论出了三个机制：协同支持、双向对待、一事一议；另外一些具体事件，比如跨年聚餐、看博物馆、看展览等相处过程中的张力，我们看到了背后的真实动机都是因为彼此都很珍视这段关系，所以反而更加惧怕冲突，复盘以后我们知道需要直接对话、避免猜疑产生。

就是在这样具体的一些事件里生发出来的机制和原则，让我们从开始的个人成长延伸到了组织成长的层面。这些原则从一个名词、一个认知的概念，到真的能够指引我们去行动，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

 蒋 娟： 刚刚诗慧分享了第二年“成长计划”过程中我们团队的一些经历和应对方法。如何在张力和冲突发生的当下，能够按照我们探讨的原则和机制去行动，确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持。从那时起到今年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做更多的探索和尝试。

我们发现在组织管理层面怎么样更好地去把人性化的理念践行和具体落实下去，并不能仅仅依靠机构负责人一个人的努力和行动，因为那样是很辛苦而且也不可持续的，如何激发团队其他成员和伙伴的内驱力共同去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团队共读了一本书《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也因为受其启发，我们开始在组织层面持续地创设和营造彼此信任、敢于冲突、勇于承诺、相互问责、重视成果的团队文化。

从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团队每次开会讨论的时候，不管从工作层面还是生活层面，对话过程中所有人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去营造一个安全的又比较平等的对话空间，面对张力的时候，我们的主张就是避免猜疑、直接对话。

当我们有一个充分坦诚的可以表达的对话空间出现后，共创的内驱力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每一个重要决定也都是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才共同承诺并行动的。

到今年6月份，我们在机构管理制度和工作生活机制上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

在机构管理制度方面，小童大义过去是比较传统的集权制，虽然有时候也会放权，但在管理者摸索过渡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来回反复——现在我们在机构管理上的边界和职责会更加清晰和明确。

以前机构负责人斌哥会来督促我们，现在转变成我们每一个同事都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一个共创的、能够互相支持、注重彼此协作的团队氛围，斌哥更多的是一个协作者去给到我们很多的支持。

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也会注重持续地去构建一个可以平等安全对话沟通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是有弹性的，不是说我们聊了一次或者开了几次会就定死了工作的机制和原则。

在工作生活机制方面，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需要有一些既尊重公共性又尊重差异性的约定，但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也不太具备去探讨和对话的能力，所以工作生活空间的重合，造成了我们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很难区分的问题，长时间在驻点社工站的空间里工作，很难有自己可以喘息的独立空间，加上彼此的矛盾，身心疲惫。

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搬到新的社工站驻点空间里，初步把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区分开了，每个人也基本拥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基本确定了工作和生活时间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健康与比较平衡的方式。

除了生活空间的变化和建立生活公约，生活观念也有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团队虽然都很年轻，但心理和情绪上都是不太健康的，比如如果工作没有完成，哪怕我们在休息，也会有很强的负罪感。那个时候大家的身体都被搞垮了，抵抗力下降、生病的频率也很高，处于身心都很消耗的状态。

现在我们会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自己也租了一块地，种一些菜、水稻，包括养鸡，希望通过这种生态的方式去实现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而且我们服务的孩子每个月也会来参加营会，和我们一起做农活，我们和孩子们一同在这种生态的实践中来践行知行合一、“手脑心”的理念。

另外在生活实践方面，以前我们的团队是缺乏生活感的，就是一群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挪了个地方，到乡村来还是每天面对着电脑不停地工作，或者做家访、做营会，工作节奏还是那样很紧张，没有闲暇时间去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

现在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习一些生态观念。比如我们在生态农耕方面的探索：种了一些水稻，养了一些鸡，土鸡蛋现在都不怎么吃得完，在阳台种了一些水果，地里也有一些李子树和梨树。

另外也开始践行垃圾分类，学习堆肥来改善土壤的土质，自制生态的无污染洗洁精来洗碗，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和土地、大自然之间的感情。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不同以往只是在理性上觉得”环保对我们很好“，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做出来，并且在跟孩子们一起去实践的过程中，内心感受到了这种实践带来的能量。

最后还有一段话想分享给大家，小童大义是一个草根组织，也是一个扎根一线的教育公益组织，在对个人和团队成长历程的探索中，我们越来越发现，当每一个团队成员的真实状态被呈现和被看见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心是越来越完整的。

就好像投入了一个石子在湖面泛起涟漪，它的波澜也一定会在儿童教育服务的理念上有所呈现。小童大义个人和团队的成长，让我们在教育理念上有一些进化，在服务手法上也有一些拓展和深化。

以往我们的服务手法是以多元艺术手法为主的，现在我们的落脚点是乡土教育的尝试，也增加了社区调查、跨代联结、公共性等乡土有关的理念，以及生态环保的理念。我们的目标从以前让自己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转化为不仅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注重自己周围人包括地球和环境，成为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觉得人一定给不出自己本身没有的东西，当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身心完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能给到孩子的和他人对我们的标准也没有什么不同，最终还是充满了外在的要求和评判的。

当我们开始深入理解和探索自己，与伙伴有更多的连结，尝试去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他为什么会成长为现在这样，当我们去践行生态环保的理念跟大自然和万物有更多的连结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真正地尝试探索什么是理解儿童，比如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什么是“万物有灵”以及“万物自有其价值”？

我们觉得个人的成长、团队的成长和组织的变革这三样东西，它的最终产出一定是服务到我们陪伴的山区困境儿童身上，一定是互相影响、彼此契合的。

我们想要更好地服务这些儿童，必然要求我们自己能够在当下这个复杂又充满剧烈变化的环境当中，尝试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安然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去支持和陪伴这群孩子有能力、有心力去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

 诗 慧： 也希望我们能够像投入湖面的小石子一样可以激起更多的涟漪。

 诗 慧： 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团队的领导者和负责人斌哥。

是他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和对话的空间。他不仅是一个领导者，更是一个协作者，支持我们谈论和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角色转变以及团队与机构之间建立的深厚信任关系，构成了我们敢于表达的基础。当我们感受到表达的空间，开始尝试表达自己，这种表达得到了理解和支持，而非批判或要求，我们也更有安全感。

其次，我们认为这样的开始与每个人的内在动力有关。我们每个人之所以选择从城市走向乡村，坚持为山区困境儿童做服务，是因为我们内在最美好的部分给到了我们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我们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依然死扛着不愿意离开，并愿意改变。

斌哥看到了我们这样的动力和能量，并给予了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内在和外在因素都同等重要。

以谈论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个故事为例。当时有一个外部协作者，营造了一个让大家去对话、谈论生活里发生的事情的契机。在表达之前有很多的担心顾虑，因为你要面对他人对你的既往印象或评判。

但我也有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让团队往彼此可以对话、避免猜疑、相互理解的方向成长的设想，所以虽然我会害怕但也会有动力，但我知道如果我想要那样的一个团队，就需要用自己的行动构建和支持这样的团队，就要一边害怕一边前行。

 金 斌：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我本身不想做传统的机构。

虽然我从2014年开始带大学生团队，跟着一个香港机构的老师在组织里学习了十多年，但更多的体会是外在的怎么做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内在的东西可能没有学到太多。

再加上本身我们所处的环境也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为普遍，我知道那种机构形态和我内在的愿景是有冲突的，但我并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理想中的机构。

我本身是非常向往与生命美学相关的东西，尽管我也并不能给出生命美学的确切定义，不过我内心非常向往和渴望自由、舒张、解放、追求理想的那种美好的生命状态。

我是带着一个艺术的“一帮年轻人去修行”的理想去做机构、去扎根驻点的。做机构之后发现面对的冲突和张力太大了！

有句话说，人最好的修行是在家里，其次是在人群里，最后才是寺庙里。我们这一帮人相处这么久之后，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他们把我当朋友，当老师，后来又做机构负责人，又当哥又当老板，多重的身份交织，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过程很痛苦。但是那个内在的动力始终还在——就是对人性化的机构的渴望和探求，最根本的是内修，也遇到了很多外部的天使。

再加上从团队到机构要面临生存的挑战，又要扎根到新的环境，又要去服务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为他们寻找将来的出路……做机构之后一系列的问题涌现出来。

2018年机构注册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十几个人的，还有学生志愿者团队，到后来扎根驻点面临各种问题，团队分崩离析，到最后才剩下这么几个人。

每个离开的人都给我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让我去反思怎么办。后来也出现了很多老师，比如中华女子学院的杨静老师，PCD社区伙伴农村团队的前统筹，致朴的伙伴交流会等等，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两个重要的反思：一是更加坚定了我不想做什么样的机构；二是放下我执寻回做机构的初心。

我很早就确定了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人生使命和人生价值。做机构之后，我会觉得我的使命就是团队的使命，就会把对自己的要求投射到团队身上，最开始甚至疯狂到对文件命名格式、错别字都非常严格，陷入一种非常偏执单一的视角。

可能与我的成长历程也有关系，我本身也不是很懂得欣赏别人的那种性格。后来一度发展到，开会发言时我一说话大家就不说话了，好像伙伴觉得反正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不会被听到、也不会被认可。那两年不管是自己还是同事其实都很痛苦。

当机构面临一系列的冲突和问题时，我也一直一个人扛着，以为自己可以像我的老师一样强大、一人扛下所有。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不需要一直扛，我想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机构，不是那种传统主流模式里的“铁打的负责人流水的团队”那种机构，我想做的是一帮人带着理想、带着热情、一起去做事情的机构。

也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说实在的，第一次对话的那次会议像是对我的“控诉”，我的内心是很拉扯的。一方面，觉得我已经那么努力付出，你们怎么还在谈需求；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需要去倾听，要认真地去听大家在想什么。

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的使命真的不一定是伙伴的使命，意识到虽然我对服务的孩子们有很多的宽容、包容，但面对伙伴好像却没有做到，意识到尽管我做的是对生命美学、对成长的追求，但我自己也没能成为完整、身心健康的我，意识到我做机构的初衷其实是想和伙伴一起成长。

在这些冲突和反思之后，改变也就慢慢发生了。

我们会不断地解构一些词汇，比如责任和信任，看到每个人对它的定义，看见这些不同，然后再建立共识。

我觉得这两三年的团队成长计划，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借助生活里的一些事情，让团队建立共识的一个过程。

需要和能够去建立共识的意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团队能够不断地把出现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在不断地讨论和参与中让每个人有所贡献，形成一些大家由内而外认同的东西。每个人找到自己在组织里的贡献感，才有可能生发出责任感。

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到每个人的主体性，我要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机构，每个伙伴也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做小童大义这个事情，哪怕最后伙伴想清楚这不是我想做的、我要去做别的事情，我也不会捆绑或约束大家。

我希望营造一个环境，让团队看到自己是有主体性的，能够有做出行动跟改变的能力，然后大家共同去构建这个机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使命，再一起去行动。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金 斌： 当然我也有过非常沮丧的时刻，会有那种“为什么是我来做这个事情”的无力感。一开始我是自己默默承受。

后来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向团队“示弱”，放下所谓的权威和尊严，开始找机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沮丧和痛苦的感受。

当然分享的时候也要处理好平衡，有的时候分享过多了，也会给团队带来内疚感，他们会觉得“我们好像也没做好，让你承受那么多”。

 诗 慧： 我自己在面对冲突或者事件之后的愧疚感其实蛮重的。对我来说我不会让这种感受止步于自我批判、内耗，而是允许这种感受的存在，看到有机会把这种感受转化为行动的正向动力。比如我们现在会有一些团队的仪式去彼此庆祝，会看到彼此的进步，看到每个人在意和珍视的部分，这样的转化我觉得也很重要。

 蒋 娟： 如果愧疚感大到让我难以承受的话，我的处理方式是和团队伙伴或者斌哥去倾诉；适当的愧疚反而会增加我行动的动力，我会想可以做些什么更好地支持到对方。

 金 斌： 我其实会常常检视自己，问自己分享这些是为了让大家产生愧疚感而去更努力的工作，还是真的希望去建立更真诚的彼此连接的关系？

因为这种真实的动机只有自己清楚，所以我会常常去问自己。如果分享是坦诚的，不管会不会让伙伴产生愧疚感，我都会去做。

在分享过程中我也会看到团队的状态和自己的角色。比如原来我可能是带兵打仗在前面冲锋陷阵、一直往前走的角色，后来我发现可能需要转换自己的角色，要靠后一点跟大家并肩作战、一起往前走。

 金 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早期的时候我出于一个机构负责人的责任感，要去找钱、给大家付工资、谋生存，希望大家过得好一点。但要处理那些财务相关的琐碎资料和行政工作，无形中又增加了团队之间的冲突和压力。

后来等到团队一起真正谈共创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机构，我只是在某一阶段里被赋予了一些引领大家的责任，现在大家可以共同面对和承担这些事情，我们变成了一种“风险共担”的状态。

这段时间里团队的转化——探索生态农耕实践，和身心更健康的状态——其实背后回应的是两个大的问题：

一是我们服务的困境儿童，在没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条件下，面临社会主流价值的裹挟和束缚中，未来何去何从？

二是我们这些读了大学的、可以找到更好工作的年轻人，处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排除干扰、在认知和意识上去追求一种更简单更纯粹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幸运在于目前团队的成员还都比较年轻、20多岁，还没有面临结婚生子这些挑战和冲突。咱们还有多少年可以拥抱月亮的时候就拥抱月亮吧，六便士的事情大家一起来面对。

在乡下的生活也给了我们绝佳的条件，那就是生活成本很低——不光是消费层面，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循环的，你可以重新思考怎么更好地生活，你跟自然的关系、跟土地的关系，给你心灵更安定的状态。

所以面临经济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我慢慢把它放下，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比如今年要不要找项目，大家说可以暂时搁置，身心安定更重要，于是团队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加上前面团队关于“怎么去达成一个高效协作的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大家很明确目标就是我们如何共同撑起大童小义，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根支柱了。

现在我们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类似于间隔年的阶段，让大家有机会、有空间、有时间，让自己安定下来、松弛下来，找到更好的平衡感。

我们其实也采取了一些策略，比如我今年上半年项目结束之后就没有拿工资……这一年其实是我们在还没有面对家庭、生儿育女等各种压力和支出时，让自己有机会体验选择一种身心安定、更松弛的生命状态，那种状态的能量是无穷的。

回到最核心的东西，当我们真的感受到或者尝试去构建爱和关怀，就会有更多的内在力量，那些外在的压力就不会让你有那么多的焦虑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是有很多的可能和选择的，不是自己给自己束缚的牢笼。

现在我们半农半社工的方式，也是一种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和“风险共担”的意识，以及团队一起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当然也要感谢致朴和一些伙伴机构的支持认可和肯定，让我们更有信心、更大胆地去探索和尝试。

 诗 慧： 很多事情其实是大家共同讨论和决定的，也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服务的群体找到更多生活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一方面半农半社工可以尽量降低我们自己生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从城市来到农村生活的一些期待的满足。

把工作节奏放缓之后，我们也想通过自己行动的实践，看看这些新的感受能够怎么启发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支持一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蒋 娟： 之前我们人均负责两个项目的时候虽然有稳健的资金，但压力也特别大，是那种不太可持续的状态。

当时其实我们已经租了一块地，但那个时候大家事情很多，种地的过程好像就变成了另一种KPI，不是一件可以享受的事情。

搬到这个新的场地，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分开，项目没有那么多了，大家可以慢下来去探讨这些问题，能够共同去承担风险，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

 何 娇： 现实的实际情况确实是我们需要共同面临机构运营成本、个人经济状况的挑战，这样的尝试背后其实是我们对于人的可持续以及我们想要活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探索。

过去我们的重点确实在服务对象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机构的发展或者我们对机构的展望上，长时间下来，我们是非常疲惫、缺少动力的。

当我们去面对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割裂，就是你自己其实都没有办法做到在服务中所倡导的那样。我们的状态其实是会传递给孩子们的，我们没有办法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地“用生命影响生命”。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也需要面对自己的课题，回归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身的可持续上，以及怎么样活出我们所期望的生命状态，然后在服务中去影响我们的孩子。

现在我们有勇气共担风险，一起去尝试、探索，这种勇气其实也是基于我们团队对彼此的相信，我们相信团队可以成长得更好，也相信自己有改变的潜能。

 桥 娣： 前几年我们其实是处于很焦虑的状态，因为经济的挑战，我们经常在算钱，可能隔一段时间就在黑板上列出各种项目的资金，人工的成本，运营的资金。

尤其是金斌，有的时候他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他也想让同事至少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像诗慧、蒋娟、何娇刚进来的时候，承担着全职的工作却拿着实习生的收入，这样坚持了很长时间。

斌哥也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大家一起走下去，不能说干那么多活收入又那么少，至少要让大家生活上能够过得下去。所以前期也是很努力地在找钱，去跟各种基金会聊各种资源，就是想让同事至少有可观一点的收入。

看我们的财务报告，每年多的时候有将近一百多万的项目资金（含困境儿童助学费），但我们的薪酬还是一线社工那样，整个人有很大压力、身心状态不太健康，加上驻点实际上是全身心的投入，在别人看起来会觉得你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追求钱或者追求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诗慧跟蒋娟是从大学做实习生时就开始跟着斌哥做起来的，所以是带着信仰或者憧憬在一直往下走、走到现在。

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资金量锐减，也会彼此互相考虑，风险共担。比如蒋娟要负担家里面的房贷，她就在负责的项目里领全职的薪酬。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大经济压力的人，来承担其他的部分。

就是觉得说要一起走下去，不单单只是追求物质层面，还有很多我们想一起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很多时候也有濒临解散或者大家都想逃的时候，但我们到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就是因为觉得还是可以一起走下去，还可以再努力一下，就一直走到了现在。

文字：李洁

设计：大宝

排版：蔡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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