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了解丨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

#第115期启发时刻与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澳门同济）主任李黎的对话中，我们就

（1）澳门同济的使命、资助理念、项目领域、合作伙伴选择、伙伴关系构建等，以及

（2）澳门同济团队在持续的资助实践中所积累的观察与思考，展开了讨论。

我们也将本次对话内容做了文字回顾，以下内容将涉及，关于澳门同济的：

---以下为本次对话的文字回顾---

大家好，我是李黎，是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我从2012开始从市场化的行业转行到公益领域成为一个全职公益人，之前有6年在品牌传播方面的工作经验，到今天一晃在公益行业已经有12年的从业经验了。

在公益行业的最初两年我在一个草根的民间组织「为中国而教 (Teach Future China)」做筹款，之后到澳门同济做资助。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的转换——从筹款到资助，让我知道了资助人在想什么，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也解答了一些原来做筹款时的困惑和不理解。

澳门同济慈善会是由曹其真女士及社会知名人士林金城先生于2006年在澳门注册成立的私人基金会，2019年设立北京办事处。

从2012年～2013年开始在内地组建团队，澳门同济就定位为一个由发起人出资的资助型机构。每年大概有一千万上下的资助额，40多个合作项目，单个伙伴资助金额在20万元～50万元，单个项目资助周期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半。

当时也是深受资深的教育资助者何进老师的影响，通过他组织的EDR教育资助者网络进一步对内地的公益项目有所了解。现在我们的工作团队一共有6名成员。

从2013年到现在十多年，教育类项目是澳门同济资助的比较大的范畴。资助项目从幼儿教育、困难儿童比如服刑人员子女养育等，慢慢发展覆盖到更多的领域，包括0-3岁儿童早期发展，3-6岁幼儿园教育，以及小学、初中、大学等阶段的项目。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流动儿童支持计划

（图片来源：澳门同济慈善会2023年报）

在教育领域我们比较关注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相对弱势的儿童，有因外在社会经济因素等形成的相对弱势群体，比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也有因为个体原因的儿童群体，比如很难进入到幼儿园学习的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另一个方向是教育质量提升，希望去支持一些心理健康和综合能力发展的项目，让儿童有更多元的发展和评价，以更好地去适应时代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同时，我们在教育资助时也希望支持更有创新性，在回应问题上有更多的思考、尝试和努力的项目。

除了教育领域之外，我们也有少部分对于教育生态和公益行业社会创新方向的支持，比如和悦享新知的合作，就是希望支持到教育公益领域工作者的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以及和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合作支持公益行业资助机构能力发展。

澳门同济在内地注册的身份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代表处，2017年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后对境外非机构的管理相对更加严格和规范，因此我们在资助工作流程和合作模式上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注点和不做什么。

一是对人的关注始终没变，澳门同济的发起人注重人才的培养，关注教育特别是儿童发展，我们的关注点始终保持在支持面临挑战的儿童更好地释放发展潜力；二是不做什么始终没变，我们一直没有在硬件上做很大的投资。

在支持教育项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儿童发展与人的互动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想要给儿童带来可持续的变化，会有两个途径：改善儿童原本所在的系统和生态，或者通过产品化的方式单独建立触达儿童的渠道。

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身边的老师、家长、社区工作者对儿童发展的理解、认识和行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支持的很多项目都会回到为儿童身边的人赋能，促进他们能力和理念的发展。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部分。

变化的是随着客观环境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一方面，社会在变化，儿童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在变化的，我们工作团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尽管我们的关注点没有改变，但切入点会有变化。

比如最开始我们做提高3-6岁幼儿入园率的项目，随着国家在学前教育上的投入入园率不断提高，我们就开始更主要关注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公益领域感受比较明显的是资金量的减少。在总体公益资金比较稀缺的情况下，我们的资金还是相对稳定的，能够在教育公益领域里保持和发挥作用，也是我们希望努力去实现的一个价值。

澳门同济有自己的一些资助框架和标准，资助谁其实是一个资源匹配的过程。

资源匹配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机构的战略定位和关注议题是否匹配，另一个层面是开展境外合作项目的资源是否匹配。

从过往资助的领域来看，基础教育类的项目会更多一些，0-3岁的儿童早期发展、3-6岁学前教育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板块。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年报上去看合作项目名录。

*澳门同济年报网站：https://www.tongchai.org.cn/13

从资助的工作流程上来看，不管是通过机构网站申请入口提交的项目意向还是我们自己找的项目，首先我们都会去关注这个项目在回应什么问题，是不是真实的、重要的、同时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比如英语学习，我们会觉得学校及教辅系统本身就已经非常强大了，我们更关注学科学习之外的综合多元发展，因此这个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关注的点。

第二个我们会看项目发展阶段或者说资金使用的匹配度。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支持项目创新发展，更愿意支持在行业里相对难筹一点、有一定创新性、效果需要去用实践验证的项目。对于那些已经非常成熟希望拿到资金不断去复制推广的项目，在我们看来去做公募或者企业筹款会更合适。

另外我们算是一个全国性的资助机构，因此还会倾向于选择在项目影响范围上有潜力的项目。如果只是一个或者两个项目点的服务执行，并不考虑找到经验和方法，去促进更大范围的问题解决，那和我们可能就不是特别匹配，本地服务项目去寻找本地的资助可能会更可持续。

以我们与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日慈公益基金会的合作为例。

首先，我们会看到儿童心理健康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社会情感发展课程支持孩子和老师的模式是走得通的，这个模式在国际上有经验和验证。在对问题的关注点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就去跟日慈建立联系来做进一步的沟通。

当时日慈在对于支持个体老师开展儿童社会情感课程上已经比较成形了，如果它需要的是增加服务量的资金，我们可能不是太合适的。后来我们就探讨在现有阶段还有什么要去突破的地方或挑战，正好日慈面临县域合作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它的县域培训项目。

后来我们也和日慈有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行业扫描报告（免费领取｜《2024儿童心理健康公益项目扫描报告》开放申领），以及老师社会情感发展工作坊，在学校里开展一日心理健康活动的研发等等，去解决日慈在原有项目基础上面临新的挑战和具体的问题，比如老师没有持续的动力，学校不知道怎么做校园活动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仅仅是支持把这些东西研发出来，我们也更看重它能在自己的更大的教师平台和县域网络上去广泛使用的潜力和前景。

“创新”是我们很看重的合作伙伴的风格或能力，即伙伴是不是有学习的精神和反思的态度，有没有在想着更好地去回应和解决一个问题，是不是不断地回顾、反思效果，并且持续地去改进。它的对照面，可能是“墨守成规”，或者按照原有方式不断重复地去做，而缺少思考。

我们关注的创新的核心还是在于是否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不管是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还是找到了新需求，或者在对问题的回应上更有效果、能够覆盖到更弱势的群体，等等，重点是对问题解决的关注。

我们当然希望创新最好是有效的，但也能接受创新会有一定的成本以及确实不一定都能成功。

首先创新就是要去尝试新的东西，是不是有效做了之后才知道，所以创新的成本是会有点高的，包括新的研发、更多的效果检验和观察、其中有些地方效果好、有些设计效果不好需要改进。

比如我们支持常青藤从自己开展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到它能够支持别人去做这件事，就有一个新能力要去发展和检验的部分，成本相对会更高，但验证完了，积累了一些经验、资源和产出再去支持更多流动儿童社区机构的时候，成本就会有所下降。

常青藤流动儿童社区早期教育复制推广项目-种子教师主题培训

（图片来源：澳门同济慈善会公众号7月通讯）

另外创新也确实不一定都能成功，所以我们在合作的中期和末期会比较看重与伙伴的复盘，这也是我们在结项或者一个合作完成时很重视的一个点。如果伙伴能够在复盘的过程中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没效的、下次要怎么去调整，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过程。

当然现在我们的同事也都有五年甚至十年的从业经验了，也会从逻辑和经验上，对可能有风险、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先跟合作伙伴就项目方案做一些交流和探讨。总体上我们还是愿意去支付创新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看合作伙伴是不是抱着创新、检验和反思的态度去做事。

澳门同济没有特别追求长期的关系，也没有特别要求必须在几年就结束合作。

我们的一期资助一般是在一年到一年半的周期，以此去探讨项目的目标，一个周期结束后会有项目的结项，更多的是对项目目标实现和过程中的发现和观察的复盘，来看伙伴和项目是不是还有发展的需求。

如果有些项目在区域问题的回应上能够进一步地提升、改进和发挥作用，伙伴团队也有这样改进的思路和风格，我们也会继续支持它往下一步走。

如果有些伙伴一到两年觉得项目已经成功了，不需要再做太多变化了，或者不是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资金了，合作也就结项了。

以我们与童萌的合作为例，童萌的创办人毛磊从自己在成都做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他对我们可能没有需求。

后来他想在农村做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0-3岁早期发展支持模式，希望能够降低成本去做一个干预，我们就做了一个小额的支持，那个项目的验证下来，效果不是很好，他们就决定不做这个方向了。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因为那个项目我们的定位也是提供一个小额实践资金，当时我们还有一些小额的资助资金来鼓励这样前期的尝试。不影响后续的合作。

再后来毛磊尝试社会企业模式的时候，他需要找到支持社区儿童亲子活动空间多方合作的具体方案，包括童萌自身支持更大量社区点所需要的法务的提升、信息系统的提升等等，我们有进行了几年的合作，一直到社会企业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它的财务运作也不需要额外的慈善资金资助了，我们就停止资助了。

今年童萌团队想要去做面向县城和乡镇地区0-3岁的儿童发展的干预服务，我们又开始探讨新的合作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追求一定要一直支持一家组织或者只支持完一期就不合作了，我们还是要看跟合作伙伴的关注点是不是一致，以及资金是否能够匹配支持到他们的需求，伙伴是否还需要我们。

在我们看来，一年的资助周期对于学习型的团队，其实可以有很多新的发现，看见需要调整的地方，这种调整不一定是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项目有效性、针对性或者更健康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可能对于我们和合作伙伴来说，一年为周期的项目审批有点麻烦，但总体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与伙伴保持节奏同步，周期性地去回顾机构和项目发展，更新项目发展方向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资金金额并不是很高，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不会成为机构唯一的筹款对象。在一些早期介入的项目中，我们也很期待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它确实没有找到更多方的资助，特别是一些相对间接的、但具有较强领域议题影响力的项目，我们也会考虑同济资助或者撤资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我们支持群岛的教育创新社群，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教学创新大赛，它们可能就是偏向于平台性的、教育理念引领和创新型的项目，比较难找到资金，我们在过去多年里也在持续地支持。

另外我们也会跟合作伙伴有一些一对一的链接、支持，以及在CDR的平台上去做一些同行交流。

总体来说对于组织交流活动，我的同事们会很谨慎，会考虑这些支持或者交流到底是我们想给伙伴的，还是伙伴真的需要的。不希望伙伴只是因为我们是资方而参与。

我们很希望能够去支持到伙伴的一些需要，理想的情况是，伙伴向我们提出一些需求，我们可以支持的话帮他去链接一些资源，或者我们观察到的可能对他有价值的可以做一些推荐，但都不是强制的。

我们暂时没有建微信群，因为感觉我们运营一个群的能力不是很强，如果伙伴有需求，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链接，或者做一些干货的分享。

*项目概念书填写链接：https://ff.lingxi360.com/f?fid=HkHb4tAnH4Nr4&utm_bccid=LXEn3zlacWOXd9ua

如果你认识我们的同事，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或者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可以通过悦享新知来联系我们；如果和我们完全没有认识的交点，也可以通过网站上的投递入口发来一些意向信息，我们会先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如果双方在关注点，规模，资金需求的角度等方面不匹配，我们可能就不会回复了；但如果我们觉得可能有合作的机会，会与你联系。

我们不是一个收项目书就做资助决定的机构，所以不需要合作伙伴一下子就写一个很长的项目书过来，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和伙伴先交流，根据过往资料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吻合的点，在什么方向上有合作的机会。在意向比较明确后再写项目书就好。这样公益组织前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

我们更希望和伙伴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我们一起要做什么事能够建立共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也可能会持续几轮沟通或者几个月。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参加一下伙伴的项目或活动，对团队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可能有些伙伴觉得这样有点麻烦，比较耗费精力，也可能就决定不找我们合作；但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互动，有一个外部视角来交流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合适的资方。

原来做筹款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去找资助方交流是不是会打扰他，也会觉得资助者怎么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

但等我做了资助后就理解了，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把出资人的钱用好，用到出资人也共识的机构战略的方向上，找到让资金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的适合的项目。

所以来自公益伙伴的资金申请对我们而言就是分内工作，完全不会是一件麻烦事。

而我们一线资助人员的角色也决定，我们不能直接做最终判断，我们需要找到适合的项目，了解清楚，并把项目翻译成一个能够被非公益人士、非教育人士能够顺畅阅读和理解的事情，然后推动项目经过内部的审批流程，最后做出资助决策。

因此，与伙伴的沟通和交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伙伴在筹款时把你的价值或者你做的事情、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更了解，在内部决策流程中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说明项目的价值。

文字：李洁

设计：大宝

排版：蔡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