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后，我们心里念叨着“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走上三尺讲台，师德立身是我们不懈的自我要求。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自己也曾有过“违规”，这些“违规”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收过学生的礼物，那是我带的第一个毕业班里的学生送给我的一本《新英汉词典》。这本词典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橱中。封底上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8年版，定价6元”已经有点模糊不清。衬页上“李典中学初三（1）班全体学生赠，1985年6月”两排毛笔字仍然清晰可见。
那时候，我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和学生像兄弟似挚友。我喜欢瞎写乱画，学生喜欢看我瞎写乱画。下午放了学，我临摹颜真卿的勤礼碑，为了练出力透纸背的效果，我专门在小臂上悬挂一块砖头运力。多少年后的学生聚会，几个学生说，我教的许多英语单词他们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还清楚记得我手臂吊着砖头练字的样子。
有时我还涂鸦丰子恺的画，笔简意赅，随心表意。教“比较级”时，我寥寥数笔，把高矮胖瘦，好坏快慢的人物画在了黑板上。学生很喜欢，上课很活跃。
县里举办首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我进入决赛。那时赛课，上课的都是本班的学生。赛前，学生对着我唱《红高粱》：“老师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最后那堂课嗨翻了天。楼上楼下、左左右右的班级把门窗都关死了，还是挡不住我赛课弄出的动静。课后，学生告诉我，上课前，他们已经把课文全部背了下来。
那年，学生要毕业了，我也接到了调离李典中学的通知。学生开班会送我，为我献礼献歌。礼就是那本《新英汉词典》，班长用红布包着词典，送到我的跟前。词典是全班同学一人一角钱，合起来买的。当时的一角钱，可以买两个鸡蛋，一斤小麦。英语课代表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唱到“你把生命溶进土地哟，滋润着返青的麦苗”时停了下来，好一会儿，才接着唱，唱完了，教室里一片寂静。
之后，搬了好几次家，遗失了不少书，但《新英汉词典》一直跟随着我。
我还悄悄地吃了家长送给学生的糕粽。那年中考，我的学习委员自从“中考百日”誓师后，就很少舒展眉头了。那天吃饭时，我端着饭盘坐在她旁边。学习委员的饭盘里除了米饭还有一个粽子。我没话找话：“多吃点。”学习委员说：“真的不想再看到糕粽了。”
那一段时间，学习委员的母亲每天送糕粽到学校，让我转交给她，还说：“孩子一定要每天吃点糕粽，图个吉兆，也是给她敲敲警钟。”各式各样的糕粽一天不落，母亲真是用尽了心思。
学习委员晓得母亲的心思，可母亲越送糕粽，她的精神负担越重。我告诉她的母亲：“你女儿真的不想再每天吃糕粽了。”母亲很坚持：“越到关键时刻越不能不吃糕粽。”
我至今都很得意自己当时灵光一现的大胆决策。从那以后，直到中考，学习委员的母亲每天送来的糕粽都悄悄地进了我们几个年轻教师的肚子。学习委员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我管不了要不要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心里想着，只要学习委员舒展眉头，少些精神负担就行。
中考成绩出来了，学习委员的母亲在一边对我说：“多亏了孩子天天吃了糕粽。”学习委员在另一边对我说：“多亏了妈妈后来没有再送糕粽了。”又过了几天，估计是学习委员和她母亲都知道了，两个人又一起来到学校对我说：“多亏老师当时悄悄处理了糕粽。”
我还不按教案上过课，曾因此被学生家长“状告”到校长室。那时，很多学校有明确要求，教师必须按教案上课，甚至有学校视教师没有按照教案上课为“教学事故”。一般情况下，家长不会发现教师有没有按照教案上课，可那次我实在是做得太明显了。
我校正在实施“阅读工程”，要求学生阅读一定数量教材以外的英语经典阅读文本。我的做法是，在每周的几节英语课中，让学生选择一堂课用来阅读英语经典，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阅读兴趣信马由缰。
那天刚好是学校考试的前一天，其他班级的学生都在做考前练习，我的学生偏偏阅读英语经典。有个孩子课上没有读完故事，回到家里意犹未尽，不但没有做其他科目的练习，反而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接着读经典。家长知道后大发雷霆，一怒之下把我告到了校长室。
校长没有因此生气，而是先问了家长两个问题：“你的孩子喜欢上英语课吗？你的孩子英语成绩好吗？”家长都是肯定回答。校长再问：“这样的老师你告他什么？我批评他什么？”家长无言回答，笑了。
后来，校长非但没有批评我，还把事情的经过在教师大会上讲了。从此之后，在精心备课的前提下，我更敢根据学生的学情而不是一味地按照教案上课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几次“违规”。我很感谢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家长和我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