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少年时，陶行知就在崇一学堂的墙壁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
1923年，他致信妹妹陶文渼：“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
他不仅这么说，也以实际行动这么做。
1936年7月，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其间，他广泛宣传中国的抗战救亡运动，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中国的抗战。
1937年7月3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西班牙人民之友欢迎白求恩大夫的晚宴上，陶行知与白求恩相识，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情况；同年10月22日，他偕美国反战反法西斯联盟的艾·亨得利再次会晤白求恩；10月25日，陶行知先生又三度访问白求恩，从而促使这位加拿大的优秀外科大夫毅然下定决心，放弃优渥待遇，来到缺医少药的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7年，在美国期间，陶行知得知休斯敦的大量废铁将运往日本制造枪炮，遂发起并组织中华经济研究会，研究美国对日本的废铁运输以及各国应当如何更好地援助中国抗战。
1937年12月4日，陶行知访问美国教育家杜威，商请撰写《杜威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共同抵制日货，支持中国抗战。12月6日，陶行知代拟谴责日本侵略的《杜威宣言》电稿，经杜威同意，分别发给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文学家罗曼·罗兰、哲学家罗素和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征求他们联名发表。12月13日，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亦称《杜威宣言》），全文如下：
鉴于东方文化的横遭摧残，我们为了维持人道、和平和民主，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卫，直至日本撤退它在华的一切武力及放弃它的征服的政策而后已。
1938年，陶行知先生还在《战时教育》发表《美国的铁山》，他写道：“1937年，美国输入日本废铁一项值美金四千四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六元。这些铁山，一船一船地搬去日本，一月一月地搬，一年一年地搬，结果是美国富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
1938年5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5000人集会上，陶行知发表演讲。他用数据揭露美国军火商运送军用物资帮助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他流着泪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在这场浩劫中，无数同胞被杀，大多是市民、妇女和儿童，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在射向这些无辜百姓的枪弹中，有你们美国的钢铁炸药；在无数房屋被点燃，生命被焚毁时，有你们美国的汽油！”
会场上，美国国会议员斯考特站起来对大众说：“请大家记住，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请站起来。”全场5000人一致起立，反对向日本运输军用物资。
1936年，陶行知先生在伦敦题诗，寄托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和期望：“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肯定了不得。”
1937年1月22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先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用以自勉勉人：“傻瓜种瓜，种出傻瓜。惟有傻瓜，救得中华。”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像一根蜡烛，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他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他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