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景
本案涉及蒋某与厦门某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蒋某的配偶李某与某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协议中约定某达公司将对李某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收购，并向目标公司——安某公司增资。同时，协议还设定了业绩承诺条款，规定如果安某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业绩目标，李某需向某达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关键时间点：
2014年6月30日：李某与某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2017年7月：蒋某与李某办理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各自承担名下的债务。
2018年初：某达公司发现安某公司未能达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目标，要求李某及蒋某进行现金补偿。
2018年3月：某达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和蒋某承担连带责任，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主要争议点
业绩承诺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蒋某主张，李某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在商事活动中产生的高风险债务，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条件，且双方已离婚，蒋某不应承担该债务的连带责任。
蒋某是否知情并参与安某公司的经营：某达公司主张，蒋某不仅知悉李某与某达公司之间的协议内容，还通过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从中获利。因此，某达公司认为该债务应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离婚协议的效力与债务追索：蒋某和李某在2017年7月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各自承担名下的债务。因此，蒋某认为，某达公司不应通过她来追索李某的债务，尤其是在他们离婚后发生的债务。
法院的认定与分析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法院首先指出，李某与某达公司签订协议时，蒋某与其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规定，此类债务通常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李某的个人债务。
蒋某对公司经营的参与：法院认定，蒋某不仅是安某公司的股东，还在公司中担任管理职务，直接参与了公司的经营活动。尤其是蒋某在协议签署后，签署了《确认和承诺》文件，表示其知悉并同意李某与某达公司之间的协议内容。基于此，法院认定蒋某对该协议的业绩承诺条款知情，且应对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
离婚协议的局限性：虽然蒋某与李某在2017年7月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各自承担名下的债务，但法院强调，债务的追索应依据债务产生时的法律关系，而非后续婚姻状态的变化。某达公司提起诉讼时，该债务的基础已在婚姻存续期间形成，因此，蒋某仍需承担该债务的连带责任。
法律责任的延续性：法院指出，李某作为安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某作为参与经营的配偶，理应对公司未达业绩目标而产生的补偿责任有预见性。即便双方后来离婚，这一责任在法律上依然有效，无法通过离婚协议进行规避。
案例结论与启示
法院最终判决蒋某应对李某所负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案表明，在涉及夫妻共同经营和共同签署的法律文件中，即使夫妻双方已经离婚，如果债务产生于婚姻存续期间且与共同经营相关，仍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关键启示：
债务认定的时间节点：本案强调了债务认定中时间节点的重要性，法院主要依据债务产生时的法律关系来判定责任，而不考虑债务履行期间夫妻关系的变化。
知情与参与的重要性：企业在签订涉及夫妻一方的商业协议时，应确保另一方配偶知悉并同意相关条款。这不仅可以避免法律纠纷，也可以确保债务追索的顺利进行。
离婚协议的局限性：尽管离婚协议可以划分夫妻财产和债务，但在法律上，涉及共同经营的债务，离婚协议可能不足以解除一方的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