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640年代的国家转型：中国从来就不是帝国

文 | 郑渝川

     日本、美国、俄国、西欧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谈及中国清王朝时，通常采用的称谓是清帝国。按照其表述，清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构成了19世纪后期欧亚政治版图上的主要帝国成员。

     帝国建立在等级秩序之上，相对于其核心地带，被征服的地带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帝国通常由多族群、跨文化的人口构成，对殖民地、属地等实施间接统治。帝国往往难以抑制领土扩张，试图将其思想和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之形成对应关系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会弘扬其族群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新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一书，出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李怀印。李怀印认为，将清王朝称之为清帝国，或者说按照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

     清王朝从17世纪40年代入关，到17世纪90年代，并未进行扩张，之后通过一系列征战，将蒙地、藏地和新疆正式纳入版图，但随即又停止了边疆战争。这之后的100多年里，清朝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疆域扩张，而是与周边邻国设定了相对固定的边界，并派出兵力守卫部分重要的边界地段。那些定期向中国朝贡的效果，清廷也从未将之视为疆域的一部分。这些行为特征，显然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甚至大英帝国呈现出很大的差别。

     不仅如此，如《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1911年清王朝被终结以后，并未导致边疆脱离中国，没有出现类似于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那样分崩离析的局面，而是保持着领土的大体完整。

     李怀印的看法是，中国从1640年代到1940年长达三百年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一个版图大、权力结构很强固的政治实体。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特征被延续并重新得以强化，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而平稳地启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其他一些种族多元国家的稳定性问题。

     所以，中国的发展、转型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书中进一步解释谈到，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括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王朝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的军事征讨、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内地省份为腹地，提供经费资源，而边疆则成为防卫保障，在海防被危及之前，内地和边疆的整合是高度有效的。

     清王朝对藏地、蒙地、新疆的征讨，形式上确实很接近于其他一些帝国发起的征服，但体现的战略思想并不同。清朝建立时，满族与漠南蒙古结盟，形成关键的军事力量。而在定鼎中原以后，清朝发起的历次征讨，都是防御型战事，目的是消除影响边疆甚至是腹心地带安全的准噶尔势力。

     在平息叛乱后，清军的征讨就此结束，并没有进一步抓住18世纪中期中亚势力和权力真空时期，进一步扩张。不但如此，清王朝对于边疆的治理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汉朝统治者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的思路，也就是以汉族聚居区的腹心省份的税赋来承担边疆防卫财政成本，并没有向边疆地区征收赋税。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其他帝国难以想象的，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大英帝国，对于边疆属地和殖民地都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榨取。

     当然，这本身埋下了清王朝后续受到海陆威胁的隐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王朝对于汉族聚居区的腹心省份，延续了小政府、主要交由乡绅和宗族组织维持治理的模式，财政主要来源于田赋，这就使得财政历年会产生盈余，也可以支撑一些防卫战，但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发动更多的对外战事。反过来看，清王朝的这种治理方式，本身就是因为不存在好战扩张的需要，所以才真正意义上贯彻了与民休息。所以，书作者认为，“清代中国”应当被“定义为一个前现代的或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本身就更接近于早期近代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传统军事帝国。

     第二，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通过变法自强，主动融入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体系，这一过程中，放弃了对周边朝贡国的权力，终结了朝贡体制。民国取代清朝以后，中国继续致力于制度建立和法律建构，在形式上已经成为一个近代型的主权国家，这也使得中国在二战结束前重新赢得了大国地位。

     中国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人口增长了四倍，对土地资源构成日益严重的压力，这也是乾隆统治后期、嘉庆、道光年间，内乱开始不断的原因。

     不仅如此英法两大强国，以及沙皇俄国开始从海陆入侵、威胁中国，破坏了先前清朝财政构造中长期存在的低度均衡。

     汉人精英对于清王朝的认同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最终降低到冰点。这些均构成清王朝变法自强的内外部压力。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末的变法自强以及洋务建设，成效其实是相当有效的。最直接的一点是，清朝在丧失海关自主权，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东南地区进入事实性的地方自治状态的情况下，通过非农业财政收入的增长，仍能比较有效地满足国家支出要求。

     清廷财政收入的增长，使之在《辛丑条约》签署前，仍能支付历次对外条约赔款，还可以支撑现代化事业以及海陆现代型军事体系的建设。

     虽然1912年之前的20多年里，革命斗争十分激烈，但汉人士大夫主体仍然倾向于忠诚清帝，“整个政府体制依然能够在内忧外患中控制局势”，无论是传统的腹心省份、边疆省份，还有自治状态下的东南地区省份，基本职能的履行也是比较有效的。书作者指出，晚清时期，汉人和非汉人精英已经能够在“中国”认同下，也就是对于现有疆域形成归属感，从而形成一种共识，政见不同，但不允许分裂国家。

     “晚清中国还创造了一连串令人讶异的‘成功’；其中最可述者，无疑是它在卷入欧洲列强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外交和行政体制的变革，不断地向现代主权国家的目标迈进，并通过地缘战略的调整和国防的现代化，始终能够维持其原有版图的基本格局和政府体系的独立运作，成为幸免于沦亡的少数几个非西方国家之一”。

     第三，在20世纪20-40年代，南京政府致力于将中国从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糅合美国、德国、苏联的经验，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书作者认为，这一转型对于后来的共和国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初年，政治分裂，军阀混战，但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分裂和无序状态中，产生了区域性的财政-军事政权。也就是说，各路军阀其实都在进行财政功能和军事功能的建设，走的是“集中化地方主义”的路子，其中就包括在自己的辖区内建立集中化的官僚机构，致力于财政和金融系统的标准化，提高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建立省级、县级议会，从而加速了国家各个部分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以及服务于后来全国一体的地方集中化进程。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打乱了南京政府致力于对上述“集中化地方主义”进行收编、整编的步伐。

     书作者也认为，中共在地缘、财政、认同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了“全面集中主义”，这不仅可以使得人力、财政资源可以被高效动员支配，而且也可以有效推行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