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 | 从《医古文知识》到《中医药文化》： 笔尖上的 40 年

段逸山：提到《医古文知识》的创刊背景，离不开两件大事的铺垫。

一是全国医古文研究会的成立。有关学会成立的缘起，不得不提刘振民先生，他不仅记性特好，还做了大量工作。10年前，在《医古文知识》创刊30周年时，他曾详细回忆过这个问题1978年，他和我分别担任北京中医学院与上海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主任，在南京鸡鸣寺附近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会面。“会议期间，两人游览南京长江大桥，边走边聊，在谈及医古文教学时，觉得课程的性质、任务、目标不明确，各中医院校教研室名称也不统一”，之后“为了规范课程名称，明确目标、任务，促进医古文学科的发展，两人都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学术团体，可称‘医古文研究会’”。经过积极筹备，由安徽中医学院承办，1981年5月在黄山召开了“全国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医古文学术研讨会”。这个研究会的称谓，后来随着总会的更名而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这是一层铺垫。

二是全国医古文函授班的举办。医古文研究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办全国医古文函授班。为什么要举办？1981年，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医学是开设专业之一，而医古文又是其中一门必修课程。面对社会上的迫切需求，研究会不失时机地举办了函授班，报名状况出乎意料地踊跃。函授班采取宽进严出的方式，既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又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在中医药界掀起了学习医古文的热潮。这是又一层铺垫。

如果说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文化事业勃兴的带动是杂志创办的大背景的话，那么前面讲到的两层厚实的铺垫就是杂志创办的具体背景。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创办杂志的初衷：我们认为既然成立了全国性的专业学会，就应当给各个中医院校的医古文教师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既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学习医古文的热潮，我们就应当顺势而为、迎潮而上，为广大医古文爱好者提供一本继续学习的刊物。

《医古文知识》的创办离不开刘振民先生的鼎力支持。他既是建立学会的倡议人，学会成立后又担任副主任兼秘书，实际主持学会的工作。在他的组织带领下，学会举办了医古文函授班，不仅为创办杂志提供了第一桶金，还在办刊宗旨、栏目设置等方面给予指导。我借此访谈向他致敬！

说到在早期发展中遇到的挑战与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用“吃足苦头”来加以概括。

首先是缺人。在开头两年里，没有专职的编辑与编务，从编辑到发行，都是教研室的老师亲力亲为，既缺乏办刊经验，又只能硬挤课余时间。就拿发行来说吧。那时还没有交付邮局，而是自办发行。春夏秋冬，一年4期，一到印刷厂送杂志的日子，教研室可真忙欢了，一张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本本，没有课的老师与研究生，来个流水作业，有的开信封，有的塞杂志，有的用浆糊封口。这一道道工序完成后，就搬放到楼下的黄鱼车上，一人踏，两人推，送到学校附近的东安路邮局，累得满头大汗。

其次是缺钱。大家知道，办杂志是个赔钱“买卖”、蚀本“生意”。上海中医学院领导从办刊场地、文具用品，乃至人员编制，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唯独难以提供专项经费。医古文研究会提供的资金随着杂志一期期地“出笼”而逐渐减少，“揭不开锅”的窘境日益迫近，逼着我们寻觅“生财之道”。为此，编辑部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扩大订户。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的年会上强调《医古文知识》是老师们自己的刊物，要向学生宣传介绍，又给各所中医院校以及部分中医院印发征订单，更在积极为本刊撰稿的作者中建立通讯员队伍，请他们口传笔宣。这一番操作倒也取得不错的效果，订阅量上升了许多，最高时有一万多订户。二是刊登广告。好在我们编辑部属于法人单位，就向工商管理部门先后申办了营业执照与广告经营许可证，同时制订广告刊登条例，想方设法地联系厂家，广告就此进入版面，如1988年每期都有三四幅。如此一来，总算缓解了资金缺乏的燃眉之急。有关此类问题，时任杂志副主编葛德宏《回顾办刊三十年》一文有更为具体实在的回顾，可以参考。

苦尽甘来，我们从中也尝到了“甜头”。杂志逐渐发展成长：第一年32开64页，从第二年起改为16开48页；前两年属于内部刊物，从第三年起公开发行；前四年自办发行，从1988年起交付邮局统一发行后，再也不劳我们自己踏黄鱼车了；从1989年起，发行范围更由国内扩大到国外。几乎逐年都有新气象。文章一篇篇出现，杂志一期期面世，而且越来越有提高，越来越有模样，我们这些业余编辑自然是看在眼里，乐在心头。尤其值得一赞的是，那些年在这本杂志上屡屡发文的青年才俊，后来有不少都成长为中医文献、中医文化界的中坚力量。我们借助这本杂志，为中医爱好者语言文字修养的提高、为中医人才的培养、为中医学术的繁荣，也算是尽过一片心、出过一点力。

李海英：在过去的40年里，期刊经历了从《医古文知识》到《中医药文化》的转变。能否请您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中期刊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内容和定位上有哪些重要的演变和调整？

段逸山：杂志创办至今4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22年是《医古文知识》，其中又可划分成两个阶段。从1984年创刊到1993年，是《医古文知识》时期的前一阶段，办刊主旨是普及医古文知识，提高中医院校学生、中医药工作者阅读和整理研究中医药文献的能力，所设栏目主要有“基础知识”“经典探讨”“字·词·句”“医史文献”以及“教材辅导”等。其后到2005年，是《医古文知识》时期的后一阶段，在调整原有栏目的基础上，逐渐增设“东篱风韵”“墨趣闲情”“养生肤语”等侧重文化类的栏目，尤其是把“中医学与传统文化”列为首要专栏，强调中医药文化的意蕴自在其中，基本上形成中医药文化、中医文献、医古文三足鼎立的态势。

从2006年至今的后18年是《中医药文化》时期。由《医古文知识》华丽转身为《中医药文化》实在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正如我前面讲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医古文知识》已然洋溢着中医药文化的品味。21世纪初，张建中先生担任主编期间，每常以“卷首语”或“主编的话”之类的形式宣传中医药文化，为本刊的更名进一步作舆论上的准备。比如2005年第1期“卷首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本刊举办了创刊2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成功召开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专家云集，名流荟萃，共商刊物发展大计，同谋中医文化弘扬之道。”虽然如此，更名之事依然一波三折，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首先是在要不要更名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医古文同仁中大多认为，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医古文知识》基本完成了普及与提高医古文水平的历史使命，有必要突破医古文狭小的圈子，迈入中医药文化广阔的天地。但也有人担心，一旦改了刊名，医古文方面的文章恐怕就不好发表了。在医古文研究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们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一定会继续保留部分相关栏目，高质量的医古文论文照登不误，这一忧虑方才有所缓解。杂志更名后的发文情况证实了我们的这一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为获得领导部门同意更改刊名，可说是使出“浑身解数”：投递了反反复复的申请，奔走了曲曲折折的路途，讲说了絮絮叨叨的话语。这些或许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中医药文化的强劲风向势不可挡，2005年终于获得了国家出版总署同意更改刊名的批文。

在更改刊名后的首期中，我曾经借用杜甫的诗句，把《医古文知识》前后时期比作“鸣翠柳”的两个黄鹂，欢呼春日的来临，而生面别开的《中医药文化》必将如一行白鹭，凭借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尽底蕴，直飞中医药文化的青天！

《中医药文化》的办刊实践证实了这一看法。为了应对中医药文化热潮，刊名一改，编辑部就把原来的季刊更换成双月刊。凝练出的办刊宗旨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精粹，提升中医药工作者文化素养，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这一时期也可大判为两个阶段。从2006到2017年为前一阶段，开头几年，基本沿用、适当调整原有的栏目，然后逐步加以整合归并，从将近20个栏目减少到个位数，篇幅则从48页逐渐增加到64页。从2018年起属于后一阶段，与前比较，有两个明显区别。一是篇幅猛增至96页。尤为令人激赏的是，结合不断举办的学术工作坊，着力打造如“丝路医学”“出土文献”“医疗文化史”“中医药稿抄本”“医药文物”“中医书籍史”等专题专刊，提升了杂志的学术品位，并建立了业界口碑。

李海英：2017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18 届《中医药文化》学术工作坊，这已成为期刊标志性的学术品牌活动。您认为工作坊在促进中医药文化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上，具体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您认为未来工作坊在推动期刊学术声誉构建方面还有哪些潜在的策略或方法？

段逸山：学术工作坊是很多人共同探讨某一方面学术问题的场域与过程，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学术组织形式。不仅有学术交流的报告，还有专家的点评与总结。从2017年开始，《中医药文化》编辑部至今已经举办了将近20次，内容也是多方位的，广泛涉及医疗文化史、中西方医学交流、中医稿抄本、敦煌医学、出土文献等学术主题。工作坊的学术交流方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想至少有三点：一是活跃了承办单位的学术气氛。在这18次工作坊中，除了3次线上会议外，有10次在我校召开。演讲的专家多为学术界的大咖，也有学术界的新秀，具有内容多元化、研究前沿性的特点，每次工作坊都是学术的盛宴，不仅吸引了相关专业的老师，还有不少研究生积极参与，与会专家多有创见的报告、中肯而犀利的点评以及全面而恰当的总结，让到会的师生开拓了学术眼界，获得了很多教益。二是便于学者之间直面交流。学术交流对于科学信息的传递、思想观点的沟通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有裨于视野的拓宽、新知的获取，乃至于激发思维创新的能力。《中医药文化》作为一本学术性刊物，持续不断地举办学术工作坊，还有一个更为切实的好处，那就是为杂志提供了数量广泛、质量上乘的文稿，专栏专题的高水平论文因此而得到充分保障。

今后《中医药文化》要继续、大力推进学术工作坊的举办。在组织形式上或许可以突出“参与”一语。不仅有应邀的专家宣讲论文，还要引导自发与会的师生对专家宣讲的论文发表看法、提出问题，让师生与专家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专家更深透、更广泛地思考所论学术，参会人员也不只是单纯的听众，得以借助提问、对话而脑洞大开，这对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学术影响力应当会多有裨益。这种参与式的学术工作坊，如果组织得好，就会形成比较轻松、比较有趣的互动氛围。开好一次参与式的学术工作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承办方不惜余力地精心组织。

李海英：近年来，编辑部重点打造的“医疗文化史研究”和“海外中医”品牌专栏，已经多次获得优秀栏目的荣誉，您如何评价这些专栏在推动中医药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您对《中医药文化》学术影响力的维护和提升，有何建议？

段逸山：前面提到学术工作坊，近些年来，单是线下的，前前后后一共举办了15次，其中有关“医疗文化史”的有3次，“海外中医”的有6次。从杂志发表的这两个栏目及其相关专题来看，2017年以来，“医疗文化史”专栏共发文93篇（包括所属“民国中医研究”“疫病史”“针灸人文历史”专题，及“中医书籍史”专刊），“海外中医”专栏共发文55篇（包括所属“中外文明交流”专题）。从内容上来看，在这些专栏、专题、专刊上刊载的论文研究得比较深透，其中多有真知灼见。

有的运用稀见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全面而明晰地阐明所论问题。比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宋朝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一文，首次利用中、朝、韩、日等国馆藏医学文献史料，系统地探究了《太平圣惠方》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的过程、史实和机制，梳理了《太平圣惠方》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等，揭示了宋朝官修方书在东亚医学发展史上产生的重要作用。

有的揭示中医药文化研究中的某个热点，并梳理其蕴含内容，阐发其研究途径。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杨东方教授《中医书籍史研究刍议》一文，作为“中医书籍史”专刊中的学术述评文章，认为中医界应当重视中医书籍史的研究，探讨“中医书籍创作、制作与生产、流通、阅读与接受、收藏与流传等‘生命周期’全过程”，并且要以联系的目光发掘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重内涵，从而拓展医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以医籍为中心，历时性与共时性皆具、海内外各场域兼及的多维交互网络”。

有的论文能引发读者开启新的课题。比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李芳老师等《“文化空间”视角下的中医药海外文化适应策略探索》一文，首先分析了中医药海外文化适应的现状，接着论述了中医药海外文化的适应策略，让人体会到文化差异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瓶颈。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解决中医海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或者说怎样正确处理中医药海外传播中的主客体文化碰撞。

讲到如何维护和提升《中医药文化》学术影响力的问题，我还没有深思熟虑过，只能比较笼统地说说，感觉有两个方面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一是要关注现实问题，考虑如何通过期刊平台来促进中医药的创新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面很广。比如中医临证思维。疗效神妙的医家与案例，在书本里记载得很多，在现实中也不少见。其中的“神妙”往往隐藏在头脑里、体现在手指下，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要把它梳理展示出来，由只能“意会”演化到可以“言传”，这就是一个课题，是关乎中医思维的特点与发扬的重要问题，对中医临证具有很大的裨益。又比如，无论是中医还是西方医学，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除了“废医存药”“消灭中医”的谬论外，有说“汇通”的，有说“结合”的，也有说“融通”“互补”的，种种不一。这是关乎中国医学发展，也是对世界医学具有莫大影响的问题，作为《中医药文化》杂志，有责任、有义务认真加以探讨。

二是要认识复杂问题，不要作简单化的阐述。古人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时间无始终，空间无边际，时空中的事物又是无穷无尽的。中医药文化是时空的产物，色彩斑斓纷呈，因此我们对一些问题的阐述，一般应当要作多元化的考虑。比如，通常所说的宋代以来由儒而医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不管哪个朝代，由儒而医的现象都不少见的，同时还有由医而官、由官而儒而医的现象。又比如医学传播问题，无论是西医东传还是中医西传，往往都是相互的、交织的，西医东传过程中又带回去中医的东西，中医西传的过程中又带回来西医的东西，诸如此类。

李海英：对于杂志未来的编辑工作，您有哪些期望和建议？

段逸山：在李海英编审的带领下，《中医药文化》编辑部的巾帼与须眉奋发有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上海市高校优秀学报、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优秀品牌建设期刊、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期刊等奖项接踵而来，并且入选T2级中医药科技期刊目录、《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等。我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更要加倍努力，百尺竿头，不断进取，攀登更高的山巅。为此，除了上面提出的建议外，我对编辑要求谈三点看法，供参考。

第一，取长用短。从 2018 年开始，杂志的栏目凝练得更为精粹，所发文章多为 8000 字以上乃至万余言的长篇，内容每多可取。这是提升杂志学术水准及其影响力的重要保证。与此同时，我们也可兼收七八千字以下内容扎实、行文华美的佳作。

第二，文质彬彬。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的杂志也要办成君子般的刊物。所发文章，在注重独创而准确内容的同时，也不忽视畅达而优美的行文，熔学术性与悦读性于一炉。

第三，往来编读。我们与作者的联系非常密切，与此同时，也不要忽略与读者的联系，因为出版杂志是为了给人看的，读者总是杂志的服务对象。因此，要多了解读者对杂志的反映与要求，这对扩大杂志的影响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前在《医古文知识》时期，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现在网络发达，在加强与读者沟通方面有条件做得更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