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现代化发展与劳动幸福的辩证关系
作者:何云峰、李磊(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5期,第60-69页。
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正向促进主要由生产力的提高并随之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所致。现代化跟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两面性,这是宇宙普遍规律所致,而一旦没有有力的措施对其予以有效消解,现代化对劳动幸福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多地显现。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幸福的负面影响原因比较复杂。构成负面影响的原因既有可能根源于现代化本身的两面性,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其两面性的关系。当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没有显露出来从而没有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或者已经显露但人们对其认识还不够深刻的时候,社会就不会重视。可见,劳动幸福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损害既可以从客观上去寻找根源,也可以从主观认识上寻找缘由。综合来看,大致有五方面的根源导致现代化发展给劳动幸福带来可感知的负面效应。
(一)治理根源:规制后行甚至没有规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层面,面向经济、制度、法治、伦理等很多领域的规制是后行的,甚至一开始是没有规制的,规制呈现滞后性。现代化必然催生一系列新的行为制度和模式与之相应,以保证现代化发展的秩序性。对社会而言,一旦没有先行的预防和规制准备,加之缺乏实时性的纠错机制,就会使其陷入危机甚至混乱分裂。人们的公平、正当、自由、幸福等价值观念和原则在这种混乱交替中就会发生错位。现代化本应运用科学的制度和规范的方式来预先进行有效制约,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当规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往往是被放任的。如同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生态建设“先污染后治理”现象一样,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教训后发现代化国家几乎也会重复一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以后,伦理与法治的规制并未同步,以至于等到岗位替代引发的劳动失业、大规模的数据安全和隐私等问题频发时才予以制约;又如,用于劳动监视的技术伦理、法权归属问题尚未明晰,低收入群体劳动社保的法治保护还不健全,现代化很多新兴的劳动场合下,劳动个体的劳动安全、劳动强度、劳动保障等都尚未合理制约。所以,制约的滞后甚至被忽略是治理层面上的一个重要根源。现代化带来的福祉需要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最大化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二)认识根源:破立辩证关系认识不足甚至只破不立
现代化的发展从辩证认识论的角度看,是破立并进的,既要破传统的东西,又要立新的东西。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局限往往容易产生对传统的过度破坏,抑或只破不立。破和立统一于事物发展的过程,破为立之母,任何立都来自破,即来自对以往事物的扬弃。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实际上同时包含着旧事物被逐步瓦解、消退以及新事物不断产生、形成两个过程。现代化对现存事物的破坏意味着以往劳动成果的“作废”,极有可能导致浪费和对劳动的不尊重,影响劳动成就感。现代化的发展既不能脱离于传统,也不能消灭所有的传统因素,而应该是一种基于传统的衍生和成长。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发展所分析的那样:现代性是与传统的“断裂”,最后表现为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化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以及快速变迁的范围程度使得人们还来不及科学而深刻地认识和诠释新事物,就不得不盲目而自信地跟随大众建立起对现代世界的新解读和新认识,而当面对各种影响劳动幸福的社会公共危机问题如低质量城镇化、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束手无策时,这种打破了原有传统平衡的“破立失衡”,往往会导致人们陷入一种“认识真空”之中。更为甚之的是,只把传统的东西扔掉,而没有立新的东西,这种“只破不立”不仅没有超越,反而把传统也破坏了。从劳动幸福的提升角度说,现代化需要在立和破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
(三)心理根源:攀比心态甚至物欲型“军备竞赛”
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注重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进而产生了攀比的社会心态,甚至进行物欲型的“军备竞赛”。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变革,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就把人们对业绩的追求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除了器物文明的发展,现代化本身更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然而,由于人们往往对劳动幸福的基础维度——物质条件的改善更加关注,物质满足、生活条件富裕貌似成了现代化的砝码和代名词。面对物欲满足,人们的社会心态骤变,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物质和金钱量化并得以维系。而社会心理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与现代化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快速量级巨变相比,显然呈现出滞后性的特征,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国别、社会、人群之间在心理上的暗自较量。最终,人类在情感、“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唯恐其后,劳动幸福便被抛之脑后。比如,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一味追求GDP增长而相互攀比,这种攀比不会考虑幸福的必要性,更不会考虑劳动幸福的具体状况。这种攀比关注的是纯粹的发展速率,忽视发展质量,是现代不幸福的主要心理根源。
(四)价值根源:物质主义甚至彻底的拜物教主义
当人们攀比物质占有的时候,对幸福和劳动的目的性就完全视而不见了,心理上却乐滋滋的。此种拜物教心态实质上是人的物化,将人的存在方式和属人的属性退化成了物性的纯粹表达。历史表明,现代化过程极容易导致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追求,物质主义价值观甚至纯粹的拜物教主义,从而使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现代人无法以劳动确证自我。马克思曾批判过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成为一种控制力量和手段的现象:不仅对现实的人进行统治产生“物化”之境,而且也成为人所依赖的有效物,即在现实中走向对商品、价值增殖的无尽追求,“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在商品化和金融化充斥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主义从生产走向社会各个方面以及人的精神领域,并可能走向极端化,使人成为纯粹的“经济人”,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资本展开,人对物的依赖性在精神领域幻化成为“商品拜物”和“货币拜物”并愈演愈烈。从社会价值观念角度看,资本逻辑控制之下的普遍交往和社会关系被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资冲突大量涌现,资本至上的价值观念泛滥,拜金主义、消费思潮不断来袭。可见,资本权力统治的经济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追求物欲主义的现代人并没有通过劳动确证自我。物质主义不仅没有真正促进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没有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反而导致物欲无限膨胀,变成需求无尽的贪欲和占有。
(五)社会根源:过度竞争甚至人为挑动竞争
现代社会过度竞争甚至人为挑动竞争造成对劳动幸福的消解。竞争本是属于动物世界的生存规律,是一种丛林法则。虽然人也属于动物,但是人的竞争不构成人类的本质。宏观看来,人类发展史上从未停止过竞争,竞争是一种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马克思那里,竞争也被看作一个历史范畴,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外在表象。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示过竞争背后关系的实质:“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而现代化的发展延续了市场竞争逻辑,社会竞争虽然发挥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但如果不加以合理限制,将会把竞争推向无序和极端。在社会生活中,过度的竞争会导致少数人通过各种手段对涉他的现代化劳动成果巧取豪夺,摧毁现代人的人性,甚至会打破文明的底线,彰显其野蛮性和残酷性。因而,竞争是现代化利弊共存的动力因素而非人类本质。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就会把竞争看得过于重要。其结果会出现过度的竞争甚至不顾一切的竞争,这是非常危险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竞争问题对幸福的影响来源于竞争的过度和无效管控。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总之,现代化发展会给劳动幸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原因十分复杂。以上列举的五方面根源也仅仅是其中的主要方面。而且,这些根源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发生作用,形成消解劳动幸福的合力。当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在现代化发展中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消解影响劳动幸福的力量。它之所以非常强调高质量发展,强调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要避开其他国家的物质主义和贫富悬殊陷阱。这样的高质量现代化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文章来源
摘自:现代化发展与劳动幸福的辩证关系
作者:何云峰、李磊(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5期,第6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