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在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的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的交往互动的自由时间；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范围也会得到极大扩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透明度显著增加，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并且，通过社会治理技术的中立化克服人为的偏见和歧视，从而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
不过，人工智能在增进社会和谐度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暴露可能吞噬社会公信力，撕裂各种人群，放大利益和诉求差距，从而威胁社会和谐；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人工智能时代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公正问题，并进而挑战社会和谐度；人工智能时代还不可避免地给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并进而威胁社会和谐度。
面对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人类要从强化社会治理着手，充分利用其积极方面，并消解其消极方面，从而不断提升社会和谐度。
人工智能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增加社会交往的时间，从而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和谐度的提升。社会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交流、交往、互动。这包括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家庭中以及其他生活、劳动生产或工作、社区等社会场合中人与人的交往。而交往首先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相较于劳动生产或工作中的交往，劳动生产或工作之外的其他社会交往更需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劳动生产或工作内的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人的生产交往并没有自由性。只有劳动生产或工作之外的时间才能充分展现人的交往自由性，才能充分展开人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认为，“时间（指自由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而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少跟劳动生产率有密切关系。马克思说：“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率提高了，人们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由交往。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们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获得解放，使得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今天在许多劳动领域，已经高度地科技化、人工智能化，以往繁重而单调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和愉悦。在这种情况下，过长的劳动和工作时间，已经没有必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个国家都在通过立法的方式主动限制工作的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以后，人们并不需要超长时间工作，而是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由支配。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导致的交往可能性空间增加，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活动结果之一。自由时间多了，交往互动的时间也多了，社会和谐度提升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全民福祉。要是没有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人工智能的运用所带来的通信革命，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限制，增加了社会交往的范围，从而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和谐度的提升。人类社会离不开交往，因为人只有在交往的社会中才具有属人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社会只有在交往中才有和谐与进步。而交往不仅有时间的跨度，还有空间的限度。在人工智能的引领下，数字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通信的方式，人们可以借之交互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与互动交流的方式。今天的人们打破了各种空间的限制。自由时间的增加与通信的快捷相互呼应，不仅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更多地互动，而且任意地点的人与人之间也有可能更加多地相互交流，这样的互动和交流无疑会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跨地域性交往空间扩展到全球范围，人与人的交往还会促进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导致人类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这样，交往就会从“地方性联系”到“世界性联系”，增进人类整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引起“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人工智能带来的革命，还会推动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交往。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将以多维的、立体的、全面的态势展开。
不过，人工智能的运用在带来交往便捷性和空间扩展性提升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文化本是劳动的成果，具有主体在场性。离开主体，文化就没有了生命。所以，文化总是寄生在人类现实的生命活动之中。而人工智能却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文化主体的在场性，将文化变成了没有主体的纯粹物化性的存在，这等于说人工智能直接剥夺了文化的生命。当各种元宇宙、虚拟世界、智能手机充斥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与人以及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被人工智能物体中介化了，形成了人-物-物-人或人-物-物的关系，主体直接在场的机会减少了。
亲情问候、社会交往、人际互动本来是一种主体直接在场的文化，现在变成离不开对人工智能物体的依赖。而一旦这个物体中介出现问题，就通常会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终结。这跟传统的主体在场有很大的不同，它极可能会引发文化的传承和赓续问题，因为主体不在场的交往和文化往往更难有深刻记忆，很容易就变成了过去。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文化过去”本来是一种“遗存”，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代际和社会凝聚的黏合剂，也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纽带。而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之后，人们在享受交往便捷的同时却在加速走向彼此遗忘。姑且不说各种虚假和非法的信息充斥，就是正常的交往社会也会遇到空前的挑战。没有黏合剂和纽带的社会和谐往往不能持久，人际关系的崩塌也更容易。
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是在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用各种技术取代鲜活的文化，使得“文化过去”不再成为“遗存”，而是成为纯粹的“过去”。“旧世界的任何一种信仰、习惯或传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能从技术上找到替代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引入甚至可能将引入之前的文化遗存变成不伦不类的商业，表面上继承实际上可能在毁灭它。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文化主体不在场和文化过去被异化的问题是对文化代代赓续的重大挑战。文化主体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代际之间缺乏连续性、彼此鸿沟拉大、相互否定。这些必然对社会和谐度产生威胁。
人工智能时代要重视保护文化的黏合与凝聚功能。社会和谐需要文化黏合剂，而文化的黏合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共同的文化系统下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共识，也容易共情。在中国的管理传统中有“五缘文化说”，强调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作为文化纽带进而促进管理效能。这“五缘文化”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主体在场性的互动。亲缘需要彼此来往走动；地缘需要空间上相互接触和交流；神缘需要共同的信仰和一起从事祭祀类的活动；业缘强调有共同的利益和业务往来；物缘注重因事因物（包括一起参加行会、协会、研究会等组织）从而引发集合关联。可见，它们都是把主体在场性的互动作为基础。而这恰恰是文化能够延续的关键所在。面对人工智能体把人与人直接面对面交流机会的无情削减，人类需要反思文化主体在场性如何维持的问题。有的国家通过周末强制休息、工作时间全面缩短等方式去维持文化主体在场性。他们认为，周末和节假日商店营业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文化在场权利。这似乎有其合理性。不过，这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则要仔细考量。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周末和节假日是经济活力提升的契机，更是被共认为“繁华与热闹”的标志。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大多数人的开心，也是值得的。显然，中国文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除了勤劳之外还有集体主义文化在里面。只不过，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平日的文化主体在场越来越少的时候，中国文化背景下需要思考如何解决主体不在场的问题，而且某些职业或行业的从业者可能长期面临主体缺少在场性的问题。中国不可能照抄国外的模式，但需要思考文化在场的问题，并且要制定相应的对策。不然的话，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文化黏合性可能无法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与此同时，面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人工智能对文化遗存的介入似乎还应该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有的文化遗存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虚拟化要慎重。文化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许多文化内涵在数字化的环境中很难得到充分展现，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容易被智能手段阉割成支离破碎的片段后而受到影响。家人们相互直接面对面的浓厚节日欢庆场面与智能终端的视频问候之间所产生的亲和力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而文化遗存的智能化、高科技化、元宇宙化可能带来的文化理解误差则会导致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问题，因为引入智能科技的时候，不同的参与者在理解和情感上会有极大的差异。尤其是资本介入之后可能会出现故意的片面理解和遮蔽。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代际的文化传承。对传承的不利影响必然是对和谐产生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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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何云峰：《人工智能时代提升社会和谐度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治理愿景》，《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第24-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