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女巫没有邪恶之分，她们只是女性。
在这个始终生活在线上的时代，巫术正经历着一个高科技时刻。灵性在我们的信息流中无处不在，尤其是女性们正从各种神秘学文化中汲取能量：购买水晶手链以求庇佑，在社交媒体上解读塔罗牌和星盘，跟着应用练习冥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超自然经历，由人工智能驱动的Co-Star、测测等应用成为年轻人建立社交的首选。
女性需要压抑自己去适应这个男性能量更受重视的社会，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女性开始渴望理解、掌控和运用意识去改变现状的能量，巫术和其他神秘学文化成为了一种超越物理现实的入口。因此，女性成为了神秘学的主要接受群体。
女权意识的崛起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政治运动，但其实女权主义的历史是从神秘主义中产生的，比如唯灵论、神智学和异教文化。其发展来自质疑和摆脱宗教教义中对女性的政治、文化和身体的压迫。有学者认为，巫术是对女性神性的重申，是古老女神力量的回归，而这种力量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和宗教中被压制着。
现在，巫术不仅释放了这种能量，还在每个女性的意识内生长。
女性向来是正统宗教以外，如巫术、神秘学、灵性的主要承担者，甲骨文的“巫”是以舞请神的女巫形象演变而来。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传说或神话里，第一个巫师都是女性，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犹太神话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便是女性——莉莉丝，也是亚当的第一任妻子。她不愿依附于亚当主动离开了伊甸园，后来被世人称为“夜袭魔女”、“原初之女巫”等称号。
约翰·科利尔，《莉莉丝》（Lilith），布面油画，1887
女巫文化通常被认为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不仅承担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角色，还是氏族事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远古时期，人神的界限模糊，具有领导力的女性会被尊称为女神。在西方当代女性主义中，这一时期被视为“女神崇拜”的时代。作为连接人与鬼神沟通的中介，女巫在当时社会中起着核心作用，她们以舞通灵，此时女巫即是神。理安·艾斯勒（Riane Eisier）在《圣杯与剑》（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2009）中指出，考古发现支持了这一女性中心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女性雕像和带有生殖性的符号。
伯尼浮雕，据推测为莉莉丝或伊什塔尔的形象，公元前1800年，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地母神，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旧石器时代晚期， 推测约在24,000–22,000 BCE被雕刻而成
在伊斯兰文化和教义中，精灵（jinn）被认为是令人敬畏和尊崇的超自然生物。根据古兰经的描述，精灵是无烟火的变形生物，存在于与人类平行的世界中。精灵、人类和天使共同构成了真主的三个有感知的创造。与无法选择服从或不服从的天使不同，精灵拥有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力量。当精灵附身于人时，会带来一种新的到达超自然世界的方式。这些精灵的故事描绘了强大的女性怪物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力量逐渐以负面形象呈现，或是不如许多男性超级英雄式神话故事那样被认真对待。
胡玛（Huma），插图出自《布尔汉书》（كتاب البلهان），可能由Abd al-Hasan Al-Isfahani绘制，（1382-1410年），图源：Morehshin Allahyari网站 胡玛是一种在各种中东故事和神话中出现的精灵，它为人体带来热量，负责普通的发热症状。在不同的书籍中，她被描绘为一只有三个头和一到两个尾巴的恶魔
Ya’jooj Ma’jooj - 恶魔形象，取自扎卡里亚·阿尔-卡兹维尼的《创造的奇迹与存在的奇特事物》（عجائب المخلوقات وغرائب الموجودات，意为生物的奇迹和存在的奇异之物），公元600年安息日/1203年
Aisha Qandisha是伊斯兰教中最受尊敬和最令人恐惧的精灵之一（最初来自摩洛哥），她被称为“开启者”和河流的精灵
《笑蛇与镜子》，插图取自《幸福之书》（The Book of Felicity），由Nakkaş Osman绘制，1582年
Kabous，插图取自《幸福之书》，由Nakkaş Osman绘制，1582年。Kabous/Al-Kabus（也被称为Al-Jathoom，意为噩梦），是属于那些给人类带来各种疾病、创伤和噩梦的精灵种族。她被描绘为一位在人类睡觉时坐在他们胸口的精灵，附身于人类并带来噩梦
成长于各种伊朗古代神话和超自然故事的艺术家摩尔希恩·阿拉亚里（Morehshin Allahyari）被这些精灵故事所吸引。她通过拥抱这些形象的“怪物性”，希望创造出能够挑战和改变我们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权力结构的新生命和新存在。《她见未知者》（She Who Sees The Unknown，2017-2021）是由摩尔希恩发起的一项基于研究的项目，通过3D模拟、雕塑、归档和叙事技术，重新塑造伊斯兰起源的女性/酷儿怪物形象，在与之相关的传统和神话中探索殖民主义、父权主义和环境退化给中东带来的灾难。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2017-2021，“Aisha Qandisha”系列装置，3D打印树脂雕塑、反射池和高清视频，加拿大马更些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摄影：Don Hall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Aisha Qandisha》，2018，影像视频，由Maison Populaire委任作品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笑蛇》，2019，装置，3D打印塑料雕塑，镜面房间和互动超文本叙事，加拿大马更些艺术画廊，摄影：Don Hall
这项研究的作品之一《她见未知者：Kabous，右边（正确）的见证者与左边的见证者》（The Right Witness and The Left Witness，2019）是一部结合了VR电影、雕塑的空间装置。当观众戴上VR设备的那一刻，就被名为Kabous的精灵附身，进入伊朗的一个公共浴室，聆听四代女性（艺术家的祖母、母亲、艺术家自己和一个想象中的怪物般的女儿）的故事。在伊朗历史上，公共浴室是女性独自聚集的重要私密社交场所，同时这里也是精灵常常拜访的地方。这部VR电影重新审视了母性、战争、分娩、亲属关系以及这些创伤被存储在一代代的DNA里的可能性。Kabous是能给人类带来噩梦和睡眠瘫痪的精灵，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进入了某种被附身的意识，从Kabous的视角里窥探女性集体意识的伤痛与恐惧。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2017-2021，沉浸式装置“Kabous”系列，展览“Manual Override”现场，The Shed，2019年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2017-2021，沉浸式装置“Kabous”系列，展览“Manual Override”现场，The Shed，2019年
摩尔希恩·阿拉亚里，《她见未知者：Kabous，右边（正确）的见证者与左边的见证者》，2019，展览“Manual Override”现场，由The Shed委任作品，2019年
“重新塑造”（Re-Figuring）是摩尔希恩为这个系列作品创造并发展的一个重要术语，意在激活和保存，是一种回溯并检索过去的行为。作为一种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实践形式，艺术家希望通过重新想象过去，尤其是那些被遗忘或被误解的过去，以此重新想象另一种现在和未来。
巫术并非是特定性别可实践的，但却常与性别相关联。女巫文化的历史在父权时代成为了女性遭受歧视与迫害的苦难史。由于女性被排除在主流宗教之外或被边缘化，对女性的蔑视是基督教活动和象征意义的基本因素，因此巫术成了她们能涉猎的唯一领域。宗教裁判官克拉马与司布伦格合写的《女巫之锤》（Hexenhammer，1487）被称为“猎巫运动的指南”，从女性的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的观点污蔑她们有“永不满足的强烈欲望”，所以更容易被恶魔和巫术迷惑。这种带有严重歧视的言论成为了15至18世纪的“猎巫运动”中对女性迫害的理论基础，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场猎巫运动是对女性有计划的大规模迫害，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性别灭绝”。
弗朗西斯科·戈雅，《女巫的飞行》（Vuelo de Brujas），布面油画，1798
弗朗西斯科·戈雅，《女巫的安息日》（El Aquelarre），布面油画，1798-1799
爱尔兰艺术家杰西·琼斯（Jesse Jones）的作品受到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启发，创作了许多视觉和听觉混合的影像装置。她的作品《战栗战栗》（Tremble Tremble，2017）试图从几千年的父权教条中清洗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并植入一个新的创世神话：女性巨人的神话。《战栗战栗》以法律传递记忆、跨代和时间的方式为起点，从挖掘320万年前女性标本的考古工作开始，穿越到16世纪欧洲的女巫审判被压抑的声音，再至现在爱尔兰的堕胎立法运动。
杰西·琼斯，《战栗战栗》，2017，沉浸式视频装置，首次于2017年在威尼斯展出，作为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艺术展览中爱尔兰的国家代表作品，该项目由Tessa Giblin委托，展览现场，视频静帧
杰西·琼斯，《战栗战栗》，2017，沉浸式视频装置，首次于2017年在威尼斯展出，作为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艺术展览中爱尔兰的国家代表作品，该项目由Tessa Giblin委托，展览现场
杰西创造了一个用于施展魔法的舞台，两个屏幕放映着爱尔兰女演员Olwen Fouéré的演绎，她时而渺小时而巨大，嘴里念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对白在空间中回响，其中用于识别和起诉女巫的手稿《女巫之锤》被演员倒叙着念出。环绕着观众的是两个被放大的女性腿骨，这些骨骼模拟了最早被发现的双足人类祖先“露西”，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出土。从顶部悬挂的黑色纱幔借助轨道触碰着观众，纱幔印着一个女人的手臂，“她”环绕着观众营造出一种阴森质感的拥抱。
杰西·琼斯，《战栗战栗》，2017，沉浸式视频装置，Project arts Centre展览现场，2018
《战栗战栗》站在古老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女巫审判的特定事件进行表演和动作上的调整，作为其不断扩展形态的方式。其标题来自197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女性运动抗议，该运动呼吁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当时的女性高喊着：“Tremate, tremate, le streghe sono tornate!（战栗吧，战栗吧，女巫们已经回来了！）”。以此为灵感，杰西希望这个标题能唤起“站在巨大政治变革悬崖边上的颤抖感”，她将女巫重新定义为一个女权主义原型和破坏者，她有能力改变现实。杰西构想了一个我们是基于女性理念而不是男性神和父权制度发展的世界，同时暗示这种理念已经在被妖魔化、追捕和压制的女巫身上体现，作为一种平行的、颠覆性的现实一直存在着。
或许只有女巫，才能将世界翻转过来。
杰西·琼斯，《战栗战栗》，2017，沉浸式视频装置，Project arts Centre展览现场，2018
人类历史长久以来都在试图与死者交流。但是，19世纪的美国成为了巫术格外活跃的温床，此时超验主义和第一波女性主义开始席卷全球。这一时期经历过内战的美国，婴儿的高死亡率使许多母亲和妻子长期处于哀悼的情绪中。1862年，林肯和妻子玛丽的孩子因风寒意外去世后，玛丽在白宫举行了降神会试图与亡子联系。很快地，灵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社会现象，美国和西方的人们开始在自家客厅举行降神会，施行出神、自动书写、灵魂摄影等方式尝试与亲人的灵魂联系。1850至1860年间，灵性主义者的数量在美国大约从45000到1100万不等。非常肯定的是，灵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推动的。
福克斯通灵三姐妹：玛格丽塔、凯特和莉亚，1852年，她们坚信能通过在纽约罗切斯特家中的“敲击声”与灵魂沟通。她们极大地推动了通灵运动的发展，
哈佛大学学者安·布洛德 (Ann Braude)在其著作《激进的精神》（Radical Spirits, 2001）所述“通灵让女性的宗教领导地位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常态”。女性有了合法的公开讲话、行动和工作的机会，灵媒成为了当时女性可从事的少数职业之一，与教堂不同，她们不需要被授权，只需拥有“天赋”。灵性主义并未对父权制构成巨大威胁，因为那些被冠以女性刻板印象的“紧张、敏感和脆弱的体质”恰恰是成为灵媒的天赋之一。
1898年11月24日，灵媒Eusapia Palladino在法国天文学家Camille Flammarion的家中举行了一次降神会
作为与鬼神沟通的传输通道，她们对传递的话语不承担责任，常以流畅、雄辩的演讲形式出现，因此，灵性主义与各种社会正义运动深度交织在一起，成为传播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权利思想的主要工具。虽然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灵性主义者，但所有灵性主义者都支持妇女权利。历史书籍常常忽略这一点，但灵性主义与废奴主义、妇女权利、儿童权益之间的重要重叠是美国诸如废除奴隶制和妇女投票权合法化等社会革命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中，巫术因为赋予了女性治疗、知识、助产或财务独立等技能，男性开始视其为一种威胁。美国女作家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1968年成立了名为W.I.T.C.H.的激进女性团体，大意为“来自地狱的国际女性恐怖主义阴谋”（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女权主义者认为遭受迫害的女巫是暴力和无知的父权制度的共同受害者。“女巫”一词在新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反抗父权制度的意义，更加关注女性集体意识与需求，向往自由、爱、以及与自然的精神联系。近年来，随着#MeToo运动的兴起，新一代的巫师群体已经从女性延伸至任何曾因其边缘化身份或取向而遭受攻击的群体。
WITCH对华尔街进行“施法”仪式，1968年10月31日，纽约，图片提供：Bev Grant
在艺术家露西尔·奥林匹·奥特（Lucile Olympe Haute）众多的标签里，她最常称呼自己是“赛博女巫”。她认为技术是当代女性重新认识自然与掌握自我的新型“巫术”，在其作品《赛博女巫宣言》（The Cyberwitches Manifesto, 2017-2019）中，她将灵性、政治和技术这三个通常被单独考虑的领域整合在一起，其中引用了女权主义作家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生态女权主义先驱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和女权生态哲学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著作。
露西尔·奥林匹·奥特，《赛博女巫宣言》，2017-2019，网页文本，截自艺术家官网
2017年，露西尔召集了4位自称“女巫”的朋友：不太关心技术的威卡教女巫（Wicca，以巫术和凯尔特信仰为基础的宗教）；不太关心灵性和女权主义的极客；不太关心灵性和数字技术的跨性别女权主义者、酷儿和活动家。尽管她们各自关注的领域和背景各不相同，但她们都在政治上致力于为生态女权主义、酷儿/跨性别女权主义和技术解放参与赋权，对“女巫”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她们进行了一次录像仪式，目的是表达每个人内在的“女巫”。
露西尔·奥林匹·奥特，《赛博女巫宣言》，2017年，与Chloé Lavalette、Silvie Mexico、Hélène Mourrier和Lizzie Saint Septembre共同进行的拍摄仪式，数字摄影， HDV视频，5分13，彩色和声音
露西尔·奥林匹·奥特，《赛博女巫宣言》，4.6×3米的墙纸打印，德国Hardware MedienKunstVerein展览现场，2021-2022
这个集体性时刻是《赛博女巫宣言》的先导，两年后露西尔完成了宣言的撰写。她认为仅用图像已不足以阐释问题，她希望借由这些文本邀请人们共同思考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自由和自发地探索身份的流动性和多重性。
露西尔·奥林匹·奥特，《赛博女巫宣言》，2017-2019，网页文本，截自艺术家官网
女性巫术是内心的宗教，个人的宗教，一种将信仰的女神理解为每位女性内心中的心理力量的现代宗教。女巫们不再头戴尖顶帽，长着尖而长的鹰钩鼻，笑声夸张恐怖，骑着扫把在午夜飞行，窥伺落单的小孩。她们是你，是我，是安抚不眠夜的意识，是女性每个神圣的生命阶段。
也许是时候改写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了，将自己视为神灵，赞美女性的心灵、感情和身体。与其成为赛博格，不如成为女巫。
撰文
Euphy
参考文献：
安·布洛德 ，《激进的精神》，200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莫娜·肖莱，《“女巫”: 不可战胜的女性》，202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奈奥米·R·高登博格，《神之变》，2007，民族出版社。
苏荟敏，《巫术的性别政治——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巫术文化反思与实践》，2020，中国民俗学文库研究论文。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2023，光启书局。
https://shewhoseestheunknown.com/
https://www.jessejonesartist.com/absolute-value
https://lucilehaute.fr/cyberwitches-manifesto/cyberwitches-manifesto-en.html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occult-women-history-spiritualism-witch
摩尔希恩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伊朗艺术家，她运用3D模拟、视频、雕塑和数字制造等工具重新构想神话和历史。通过档案实践和故事编织了复杂的反叙事，以反抗西方技术殖民主义在西南亚和北非地区的持久影响。摩尔希恩曾参加过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纽约新博物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蓬皮杜中心、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等多地艺术展览和活动。
杰西·琼斯是一位驻扎在都柏林的艺术家，她的实践跨越电影、表演和装置媒介。她常常通过合作结构工作，探索公共文化的历史实例如何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共鸣。琼斯的实践是多平台的，涵盖电影装置、表演和雕塑。她最近的作品通过推测性女性主义来，提出了对法律与身体关系的重新想象。她使用一种扩展电影的形式，探索从被压制的原型和神话中汲取的对国家的魔法式反叙事。
近期的个展包括爱丁堡塔尔伯特·赖斯画廊、项目艺术中心、新加坡ICA以及即将在古根海姆毕尔巴鄂博物馆举办的个人展览。未来项目包括为根特美术馆的五年委托项目、Rua Red的抹大拉项目等。
露西尔·奥林匹·奥特是一位艺术家、研究者和教育者。她的研究结合了灵性、技术和政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一种承诺性和生态负责的“共生”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包括植物、动物和真菌的王国，甚至我们生物群落中的细菌社区。她在其文本《赛博女巫宣言》中汇集了如生态女性主义、酷儿/跨性别女性主义、技术解放的赋权过程。她目前的工作涉及细菌和酵母的共生文化，制作了数字化的混合艺术书籍，讨论了它们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