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追逐羚羊，或是狼追逐鹿——当此类场景浮现时，我们并不会指责狮子或者狼的残忍自私，也不会对它们进行道德谴责，因为我们默认，捕食者的行为仅仅是一种生存手段。而与之相比，人类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不仅遵循本能，还在行动中引入了道德责任，甚至会通过自我反思来约束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是这种根据道德判断来权衡行为的能力使得人类成为“理性的动物”（rational animal）；也正是理性，将人类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
在对理性的赞颂中，这一信念形成了一个根本观念：人类是特殊的。这种观念贯穿了亚里士多德的遗迹、基督教传统、科学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等各个思想脉络，逐步巩固了人类作为宇宙中心的自我认知；但另一方面，通过迫使其他生命形式归入“动物”范畴，将“动物性”设置在人类存在本质的对立面，人类进一步强化了“人性”本身的优越感。
回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们会发现，他所定义的“人类”仅限于自由的希腊公民，而其他性别、民族，甚至被奴役者，均被视为这一“自由人”的不完美版本。这种排斥与分化的思想在后世演变为更加结构化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体系，在这些语境下，某些群体被视作“动物”，被视为低贱和不洁的存在，从而被去人性化，甚至被驱逐，被屠杀，被制度化为奴，成为压迫与剥削的正当化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动物”的二元划分不仅是指人与动物的对立，更建构了一道隐形的“厌恶之墙”，将自然世界及非主流群体排斥在外，强化了对“非人”的压迫与剥夺。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海报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台北双年展，2018
《非人类博物馆》（Museum of Nonhumanity，2016）是一个临时的巡回纪念博物馆，由艺术家特瑞可·哈波亚（Terike Haapoja）和作家劳拉·古斯塔夫森（Laura Gustafsson）共同创作完成，首展于 2016 年。展览跨越生物学、人类学、政治社会学、自然历史和战争等多个领域，收集并展示从2500年直到今天，人类与动物概念如何被建构和分离的历史。展览以非人类为中心视角，构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犹如百科全书般的“非人性史”。
展览由10个独立屏幕和脚手架组成空间，分布在展厅的各个区域，彼此保持着一定距离，观众可在不同视频间自由穿梭。通过开放式的多媒体装置取代传统墙壁展示，展览体现了其不确定性的质感，象征着边界并非牢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重构与反思之中。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赫尔辛基双年展展览现场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台北双年展，2018
整个项目的核心名为“非人类档案”（The Archive of Nonhumanity），以语言为主要媒介，涵盖了12个不同主题：“人物”（物体、法律人格、法律）、“潜力”（研究、主体性）、“怪物”、“资源”（工业、冲突矿产）、“边界”（女兵、亚马逊人）、“纯洁”（优生学、机构）、“厌恶”（害虫控制、种族灭绝、殖民历史）、“灵魂”（灵魂、理性、西方思想）、“温柔”（肉体、厨房）、“距离”（系统、大屠杀、屠宰场）、“动物”（他者）以及“展示”（博物馆、参考资料）。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赫尔辛基双年展展览现场
非人类博物馆：第一章：人物。展览现场，MOMENTUM9 双年展，2017 年。摄影：Istvan Virag
这些内容由档案资料、西方思想传统重要著作中的精选引文、以及体现西方文化史上动物化机制的词典或百科全书定义组成，与法国作曲家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音乐相互交织。通过这70分钟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博物馆展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划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压迫，以此探讨了人类历史中“非人性”的概念。
例如，在展览开篇的“人物”主题，艺术家引用了德雷德·斯科特案（the Dred Scott Case），这项法律将美国奴隶定义为五分之三的人。这种政治上的“非人性”通过接下来的“牛津词典词条”得到进一步阐释：非人（Non-person）被视为不存在或不重要的人，或被认为没有权利的人；一个被忽视或遗忘的人。在不发表任何评论的情况下，艺术家以简洁的字典式排版，清晰地向观者展现了人类通过法律和语言对某些群体进行系统性、边缘化的过程。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节，在《非人类博物馆》中引用展出
《牛津词典》，在《非人类博物馆》中引用展出
在“潜力”主题中，视觉焦点集中于一个显微镜下的胚胎形象，整个图像被简洁地置于黑色背景中。艺术家展示了1979年全球科研机构采纳的“14日规则”等人类胚胎研究材料，即研究机构认为，胚胎在14天之内不具备人类特征，因此不涉及伦理问题。然而，人类胚胎进行的研究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可超越14天规则的体外实验？从受精卵到完整的人类，究竟在哪一刻界限被划定？艺术家借此提醒，人类生命的定义正在不断经历“非人性化”处理。
人类胚胎第三天的细胞，来自Mikael Häggström的（医学）画廊
双板插图显示了鱼类（F）、蝾螈（A）、乌龟（T）、小鸡（H）、猪（S）、牛（R）、兔（K）和人类（M）的胚胎，在“非常早期”、“稍晚一些”和“更晚一些”的阶段，来自恩斯特·海克尔的《人类起源学》
而在“资源”主题，展览墙面上巨大的绿色电路板图像以放大的细节呈现，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超现实的科技工厂或实验室。展览以刚果自由邦为例，展示了殖民时期、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如何将自然和劳工视为资源，并以此展开剥削。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三章：资源”，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台北双年展展览现场，2018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三章：资源”，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赫尔辛基双年展展览现场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三章：资源”，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
在“边界”中，展览通过将各类画作、雕塑和档案照片并列展示，以荷兰内战中的女兵为例，将“狼”作为视觉中心贯穿始终：从约瑟夫·切蒙斯基（Józef Chełmoński）的油画《狼群攻击》（Wolves attack , 1883）、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童话故事插画《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 19C）、多萝西·哈迪（Dorothy Hardy）的《奥丁与芬里尔》（Odin and Fenris, 1909）到芬兰内战时期的红兵摄影图等等，连接了神话、童话、现实与历史，形成了连贯的叙事线。借此，展览揭示了通过将战争中的敌方女性比作母狼、母虎等形象，女性被退化到了一种动物性的存在价值标准，“非人”在此中诞生。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Momentum双年展展览现场，2017 年，摄影：Istvan Virag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第四章：边界”Momentum双年展展览现场，2017 年，摄影：Istvan Virag
约瑟夫·切蒙斯基（Józef Chełmoński）《狼群攻击》（Wolves attack ）, 1883，油画
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小红帽》，19世纪，童话故事插画
多萝西·哈迪（Dorothy Hardy），《奥丁与芬里尔》（Odin and Fenris）, 1909，插画
瓦普里基博物馆中心（Vapriikki Museum Centre）照片档案，摄影师：马蒂·卢赫塔拉、汉努·兰塔卡利奥和奥古斯特·舒弗特，1918-1919年
同样将人比作动物的，是在“厌恶”主题中胡图族将图西族比作“蟑螂”。这种去人化的比喻直接催生了1994年大屠杀。敌对种族被视作害虫般彻底清除，而清除他们则无需任何怜悯之心。展览通过视觉和文字巧妙揭示了这种“厌恶”的本质：灯光集中在巨大蟑螂的影像上，其细节一览无余，强烈的视觉冲击直接挑动观众的生理反应，让观众感受到何为“厌恶”。而与旁边冷静的文字相对比，展览揭示出“厌恶”不仅仅是对害虫的排斥，更是人类用来去人化、压迫和控制他者的手段。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八章：厌恶”，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Momentum双年展展览现场，2017 年。摄影：Istvan Virag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八章：厌恶”，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赫尔辛基双年展展览现场，2016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第八章：厌恶”，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台北双年展展览现场，2018
非人化的进程往往从语言和概念的暗流中滋生，最终渗透到具体的行动中。《非人类博物馆》通过多个主题，仿佛一座沉默的纪念碑，纪念所有在西方殖民“人性”秩序下遭受和仍在遭受苦难的（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在带领观者沉浸式体验的旅程中，哈波亚和古斯塔夫森指出，以“人/动物”二分法为核心的二元世界秩序不仅对自然世界有害，且对被推到另一边的同胞有害。由此，艺术家解构了人类如何借助“动物化”的修辞、来为自己虐待同类和其他物种提供正当性的行为。
这从来不是历史回顾，而是一种深植于我们的语言、日常生活与法律制度中的暴力意识。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展览现场，赫尔辛基双年展，2016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展览现场，赫尔辛基双年展，2016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MOMENTUM9双年展展览现场，2017，摄影：Istvan Virag
特瑞可·哈波亚 & 劳拉·古斯塔夫森，《非人类博物馆》，2016，影像装置展览空间，多媒介，展览现场，赫尔辛基双年展，2016
撰文
吐耳
编辑
Euphy
特瑞可·哈波亚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芬兰视觉艺术家。她的大型装置作品、写作及政治项目，深入探讨了“他者化”的机制，尤其关注西方现代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引发的问题。她的代表性项目包括：”闭合回路——开放时长”（Closed Circuit – Open Duration, 2008/2013）曾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聚焦于生死问题、共存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他者的政党”（The Party of Others project, 2011年至今）以政治党的形式，审视被法律排除在外的其他物种和群体的地位。
哈波亚经常为芬兰及国际艺术刊物撰稿，并于2013年代表芬兰在威尼斯双年展北欧馆举办个展。她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2016年的ANTI现场艺术奖、2008年的Dukaatti奖、2009年的Säde奖，以及2011年的Ars Fennica奖提名。
劳拉·古斯塔夫森是一位芬兰作家兼剧作家，现居赫尔辛基。她的处女作《妓女故事》(Huorasatu/Whorestory, 2011）是一部打破类型界限的童话和女权主义宣言，曾入围芬兰书籍基金会的芬兰文学奖。她的第二部小说《异常》（Anomalia/Anomaly, 2013），探讨了语言、暴力以及人类与兽类之间的想象界限等主题。2016年出版的《荒野战士》（Korpisoturi/Warrior of the Wilderness）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故事，并成为芬兰最大出口奖的提名作品。她的最新小说《地面》（Pohja/Ground，2017）是一部尸检小说，被称为对女性生活的勇敢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