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案说》第68期：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后股权查封与质押效力冲突的司法认定

公司股权登记事项主要包括初始设立、股权转让和股权质押。我国法律并未将登记作为所有公司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设立和转让都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没有针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生效要件作专门规定，各方进行股权变动主要通过协议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等多种法律行为，然而实践中反映出登记机构之间信息衔接不畅以及登记机关“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和现象，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基础、制度现状厘清登记行为本身的法律意义以及引起的相关法律后果。

（一） 股权登记的法理基础及其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六十五条规定了公司登记公示效力，该规范目的在于保护“两种信赖”，其本质是“谁得以登记事实对抗另一方”，从而实现保护商事交易安全。依据主张效力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公信效力和对抗效力，前者是指善意相对人得以登记事实对抗登记义务人，将登记事实拟制为客观真实存乎于当事人之间，并据此使相关法律事实发生相应法律后果的效力；后者是指登记义务人得以登记事实对抗善意相对人，推定其知悉登记事实的效力。无论是民事物权领域还是商法商事，登记所要解决的问题都包括了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问题。股权登记的法理基础亦基于此，其项下主要包括权属登记、变更登记及负担登记三种类型。在财产权利流转的场合，物权与债权的变动时点不同，不动产与动产的变动时点亦有区别。由于股权既非物权，也非债权，而是独立的新型民事权利，股权变动不能简单套用物权或债权变动的民法规则。非上市公司股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无形性和分散性，相较之其他财产权具有高流通性特征。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相比，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讲求人合性，因而其股份转让不再受“优先购买权”等诸多规则约束，可自由交易；同时其股权交易在对外信息披露程度、流通性方面又无法与公众公司相比，因此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当前，在鼓励中小型创新企业通过吸引创业投资基金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背景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份额明晰、交易信息透明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在交易流转中的公示登记尤为关键。

关于股权变动公示登记问题，德国商法典规定公司股东发生变动的应进行登记，该信息登记由法院负责，且采实质审查标准。至于对外的公示对抗效力问题，根据德国商法典第9条第1款规定，为了资讯的目的，任何人都被许可查阅上市登记簿以及提交到登记机关的材料，经申请，登记法院可以对申请人接收的数据内容与提交到机关的文件一致性进行认证。这确立了德国商事公示制度，即股权变动等需登记的事项须向全社会进行公示。同时，该法第15条还规定，除非第三人明确知晓这一项应记入商事登记簿的事实，否则在该事实没有登记在登记簿和公告期间，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在登记后并非立即可以对抗第三人，还需要对外公告期满才产生完全的公示效力，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保护第三人和登记义务人之间的权益保护平衡。

（二）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现状及问题

1.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设立、转让登记

股权的特殊在于其无形性，较之其他财产权最为特别的就是高流通性和团体增值性。股权无形性的存在价值使得其必须将权利人的权利状态昭示于天下才得以保障交易和权属安全。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股份已被法律特定化为证券，其登记及交易的严谨性和透明度自不待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及交易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股票流通转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进行，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而对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将股东姓名或者名称以及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份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这不仅表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进行，还表明了先转让、后登记的行为主次。1994年颁布实施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2022年3月1日，《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整合了含《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内的多部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全国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市场主体的登记工作。由此可知，当前法律、行政法规仅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登记时登记发起人的信息，而在后续股权转让环节却缺乏明确的登记要求，导致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相比于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权交易信息公开程度低且滞后，影响股权交易的安全性。

实践中，在经济发达、股权流通需求较强的地区已逐渐认识到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的重要性。为了规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厦门市、杭州市、重庆市等各地政府分别在2019—2020年左右出台文件、办法管理市辖范围内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由各地股权交易中心作为股权市场运营机构进行创新试点、具体实践。以厦门市为例，厦门金融监管局制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管理办法》，明确股权登记托管是指股权登记托管机构管理在本市设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办理股权登记，提供股权托管服务的活动。该办法的出台主要目的在于明晰股权权属关系，促进区域内股权交易流动。目前，各地区域内股权托管交易平台已基本搭建并且交易活跃，还有部分法院在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办理非上市股权查封冻结手续。需要注意的是，各地的股权托管中心并非法定的股权登记机关，因此还需将司法查封信息告知法定登记机关登记并进行公示，才能产生对抗效力。

2.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权利限制（质押、司法查封）登记

与股权转让不同，股权质押采取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学术界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在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产生和转让都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前提下，对其股权的质押采取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大可质疑。《物权法》针对不同的权利类型规定了不同的质押登记机构，比如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应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以其他股权出质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处置的向有关主管部门登记，应收账款则向信贷征信机构办理等。但《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三条、第四百四十四条、第四百四十五条承继《物权法》质押登记规定的同时删除了有关权利质押登记机构的规定，仅规定“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这体现了立法者统一权利质押登记的意图，也是功能主义立法思路的体现。2022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应收账款、存款单、仓单、提单质押均应纳入统一登记系统，但仍遗留权利质权的登记未能完全统一，债券质押、基金份额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等财产权质押则明确被排除在统一登记之外。部分学者主张如同特殊动产的抵押登记一样，在这些特殊权利的质押登记方面，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通过建立电子链接的方式将原始权利的登记与担保权的登记分开，从而实现权利担保的统一登记。

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查封冻结信息登记的规定较为明确：上市公司的股权、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权的股份公司以及退市公司的股权的质押登记均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主要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和未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之质押、司法查封登记机构为何，实践中存在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的情况，也存在地方规范性规定要求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出质时，不仅要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还应到股权登记托管部门办理手续。例如，上海市《关于加强本市股权托管交易市场非上市股份公司登记服务的意见》（沪金融办〔2013〕343号）明确指出：相关企业和股东可以持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出具的有关股权托管登记证明材料，向本市工商部门办理载明股东情况的章程备案和股权出质登记。湖南省《关于规范开展非上市企业股权登记托管和股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指导意见》（湘金监发〔2021〕21号）优化股权出质流程：出质人和质权人在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后，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股权出质登记后，由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对出质股权在股东名册上进行记载。

为解决上述登记机关混乱问题，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修改而来的《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自2021年开始实施。该办法明确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构，登记机关应当将股权出质登记事项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供社会公众查询。但新规实施后仍存在一定问题：根据《公司法》和已被废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非上市股份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的事项均不包括发起人之外的其他股东，这引起实践操作上的问题，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业务操作系统里，股份公司的股份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除发起人外，新股东不录入业务系统。但股权质押需关联系统股东信息，故很可能无法对新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办理登记。

司法实践中对于股权出质登记的效力，观点也并不统一。多数法院认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即生效且具有公示效力，个别法院则认为应在公示期结束后产生公示对抗效力。

（三）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存在的问题

从股权变动登记制度层面以及前述案例中的司法实践现状，反映出当前我国商业交易中股权登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股权信息有效登记机关法律规定不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登记公示机关缺乏统一规范，主要问题集中在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查封的登记是以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公司股东名册为准，部分还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交易相对人难以彻查股份权利情况，容易引发法律纠纷，影响交易安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公示登记机关散乱，不利于保护股权交易的相对方。

第二，股权登记有效公示不及时。商事登记公示效力产生的时点并无明文规定，由公示机关对外公开登记信息之时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属于法理应有之意。然而法律层面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公示机关接收公开登记信息的同时对外披露该信息，这就导致外部对股权变动信息可获知时间相对后移。以前述案例释之，司法机关对某机械公司持有的江苏某银行股权作了查封，并通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但该机关实际并未对外发布。对于外部善意第三人来说，就无法第一时间查知股权被冻结，那么股权变动的效力到底自何时起生效，这是该案例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第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后股权信息衔接存在制度疏漏，缺乏监管。根据《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开发行前，由发行人提交证券持有人名册。发行人应保证其所提交资料的合法真实有效完整，而中证登作为登记结算机构仅做形式审查。由于在发行前后缺乏对股权情况的实质审核，容易产生股权登记信息失实的情况，影响相关主体的权利。

商事交易的相对人之善意有别于民法上单纯的、推定的善意，而是要求相对人对交易条件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受让人接受交易时负有义务通过一定的途径了解股权情况，以确保他们是安全的交易对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财产权利登记的时代背景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登记机构亟待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