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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收获》主编程永新合体一起推荐杂志。短短两个半小时，成交量超过千万。回忆与玩笑之间，两人多年来深厚的老友情谊也徐徐展开。“潦草小狗”余华是热搜常客，大众并不陌生，苏童这些年则常常神隐。有时得搬出“《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作者”的头衔，有的人才恍然大悟。连莫言都说：“他对女性情感的把握准确，是我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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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原名童忠贵，1963年的一个小年夜里，出生于苏州。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水泥厂工人。那天她本想去上夜班，不料突然临产，仓促将苏童生于一只木盆中。“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每月凑起来80多元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起这个六口之家。苏童的老家在镇江地区扬中岛，后来搬到苏州，身边的邻居都是老苏州人。苏童一家使用扬中岛方言，那听起来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苏北话。他幼时多次目睹姐姐和表姐们跟其他女孩子吵架，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到牵连。家族里苏童的这一代人，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语音所属方言辩解，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故乡是未曾谋面，却跟日常点滴紧密绑定的标签，像生下婴孩却又远走他乡的母亲，亲密又疏离。每个人被排挤之时，企图隔绝故乡；融入新地时，则努力遗忘故乡。苏童说，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农村移民的孩子。苏州城里的苏童，不仅在想象和发现故乡，也在观察和洞悉着故乡的人。一条老街，房子是平房，东家走到西家，连门都不要敲，家家门户洞开。年幼的苏童发现，只要留心，就能记住无数个活灵活现的市井女人。![]()
苏童《八百米故乡》节选
首先被记住的是母亲。苏童在多年后，仍对母亲拎着一只篮子去工厂上班的情景历历在目。篮子里有饭盒和布鞋底——那是预备给孩子们做棉鞋的，饭盒里有时装着家里吃剩的饭和蔬菜。四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吃白菜肉丝汤，两个姐姐把肉丝让给两个弟弟吃。潮湿且未铺水泥砖的地上，摆放着散发霉味的家具，姐姐、母亲、外婆的身影在家中晃。苏童触碰到女性的温暖与柔情，深刻与复杂。苏童的母亲有着很广的交友圈，乐于充当其他妇女的业余法官，家长里短和日常琐事从小就在苏童的脑海中盘旋。他对女人的血泪账耳濡目染，那是每每来到家中的阿姨们如泣如诉和盘托出的。多年后苏童回顾童年，说女性天生是文学化的性别，她们的人生是生产故事的魔盒。除了女性，自身的经历也为苏童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9岁时苏童患上严重的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曾卧床休学一年。这段经历让他饱尝对死亡的恐惧，也让他日后写作的笔触多了一份压抑和残酷。“这是我的一块根据地、一个出发点。我一动笔，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形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中涌现。”最早的时候，苏童仰着头看墙上糊的报纸，后来看二姐给他带回的书，今天是《苦菜花》，明天是《海鸥》，有一些甚至没有封皮。一天，姐姐带回来了一本书，苏童在其中看到大量关于“吻”的描写，让他产生特别的热情。后来他在大学的图书馆与之重逢，才知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20世纪70年代，新华书店开到了苏州，少年苏童的身影常出现其间。海明威、福克纳、将卡森·麦卡勒斯，文学的大门向他敞开，令苏童心驰神往。1977年，他去苏州第一届书展买书，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却只剩下一本微积分。苏童只好把这本书买下来，抱着不能浪费的心态看完了第一章。后来高考，数学是他所有科目中的最高分。苏童如愿进入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的9月，17岁的苏童在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后走出北京站。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广场上有穿梭的人流和10路公交汽车的天蓝色站牌。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22路公交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展览，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久的日本电影《泥之河》。文字依然是他最长久而亲切的朋友。苏童借过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深深陷入他的迷宫和陷阱里。有一次他花一天读完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发现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从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苏童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他决定开启自己的写作之路，就像很多中文系学生顺理成章那样。早在高中时期，苏童就萌发了写作的梦想。他写了一篇八千字左右的文章寄给《苏州日报》，可惜被退稿了。“我表哥拿到了一封厚厚的信，还以为是我写给谁的情书。”大学阶段，他在读书之余仍然潜心创作，拼命投稿。因为害怕被拒稿让同学知道，他还把地址留成一位女同学的家。1983年，苏童发表了4首诗歌和2篇小说。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刊于《北京文学》第二期，它被苏童视为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的主角是几个少年，“我”、毛头、肖弟，还有丹玉、辛辛两个女孩，在香椿树的澡堂、码头、石拱桥、桑园相识、纠缠与分离。少年的早熟，性意识的萌芽，堕胎、死亡与青春的感伤，都降临于黑暗中的青石板路上，又消散在潮湿的空气里。小说中的“香椿树街”，后来在苏童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幻化成故乡的意象。“我从来不知道我对香椿树街固执的描绘是出于缅怀之情还是毁坏之心，我替一条街道说话已经说了很多年，那条街道始终保持沉默。”1985年，毕了业的苏童，成为了当时《钟山》杂志最年轻的编辑。此后他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发表于《收获》第五期，一举成名。小说中苏童塑造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并将之视为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书中的叔叔陈三麦以决绝的姿态离开枫杨树，从家乡到异乡，从乡村到城市，发财致富，释放着欲望，走向自身难以扭转的宿命，最终死在了城里。临死前，陈三麦的受众紧握着祖传的大头竹刀，那是他割舍不断的乡愁。苏童的一生，在逃离故乡，也在发现故乡。17岁前，身份资料的籍贯一栏，填写的是扬中县。小时候，周遭的老邻居都把他看作外来的苏北人。长大后他回到扬中，只觉得满眼生疏，父辈在此留下的痕迹已经无从追寻。记者采访苏童
20世纪80年代后，籍贯要求填写出生地，此后苏童是“苏州人”，“苏州作家”，与这块土地紧密地联系。“香椿树街”是记忆里的苏州，“枫杨树村”是想象里的扬中。故土和故乡是他的红白玫瑰，亲切又疏离，沉默又有着声声回响。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无数双赤脚踩踏着先祖之地，向陌生的城市方向匆匆流离。几十年后我隐约听到那阵叛逆性的脚步声穿透了历史，我茫然失神。”1989年的一个春夜，26岁的苏童在独居的阁楼上写下《妻妾成群》。他形容对女儿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写作的时间被家庭分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那时苏童没想到，两年之后，张艺谋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奖无数。多年后，这本书成功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家喻户晓。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电影也为苏童带来了国际声誉，甚至有海外商人找他联合开发电影里姨太太锤脚的木头锤子，让他“非常震惊”。小说将关注点投向深宅大院的女人。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女学生颂莲，在19岁时自愿嫁给年老病态的陈佐千做四姨太，从此在高墙深院的明争暗斗中饱受苦楚，最终在陈府这口“死人井”里走向精神崩溃的悲惨结局。苏童自己概括：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主角“颂莲”，来自童年故乡里的“香椿树街”。苏童母亲有一个裁缝女友，说着带有上海腔口音的苏州话，带着三个女儿，听闻是给人家“做小的”。小时候在苏州街头，苏童看过很多别家婷婷袅袅的“小老婆”。电影片段
在小说里，他写了大老婆，还有三个小老婆，写气派恢宏的陈府如摇摇欲坠的旧宫殿。女人们的生命如同依附在府邸墙壁上的藤蔓，生根盘绕，纠缠错乱，却没有力量挣脱出来。
写作时，苏童不断提醒自己，要细腻再细腻。这般精细的笔触也描摹出陈府女人们一潭死水之下被压抑的旺盛生命力。三姨太梅珊出门找医生偷情前，颂莲问，你出门？这么大的雪。梅珊展露迷人的笑靥说道：“雪大怕什么？只要能快活，下刀子我也要出门。”小说的最后，梅珊事情败露，成为井底白骨。生命消散，但痛苦也随风。颂莲还活着，但每天要看着院子里那口吞噬生命的井。于是她疯了。电影片段
比物理生命逝去更可怕的是——意志的崩坏，自我的毁灭。正如苏童把颂莲比喻为“一条新上的梁柱，还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时至今日，众多读者仍能共情其中所写的恐惧，将小说奉为经典。登载《妻妾成群》那期《收获》的发布之日，苏童的母亲正在做癌症手术。他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杂志，却害怕自己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手术结束前，医生便向家属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苏童记得他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正如苏童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
面对“中国最会写女性的作家”的称号，苏童本人不置可否。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用平等的眼光把女性放在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上去探索她的内心世界。小说《红粉》讲述建国改造时两个妓女和一个嫖客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个相依为命的好姐妹最终因为一个男人反目成仇，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看似是一个传统“三角恋”的故事，写的依旧是那些婷婷袅袅靠男人吃饭的女人。但苏童以冷静细腻的笔触写女人们相互照顾又彼此嫉妒，相依为命却相互伤害，复杂又深婉，令人叹息。写性格、写宿命，写历史的车轮，写个体的无力，写被抛弃的女人，也写作古的时代，写“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茨菰》，聚焦于一个来自乡下的逃婚姑娘顾彩袖，她被家人逼迫嫁给羊角风老头，随后被一帮知识青年“拯救”到城里，藏在了“我”家，又在城里求助无门回了家，最后服农药自杀。在苏童的叙述中，彩袖并非单纯地被迫害或者被拯救，而是像一只绣球一样被抛来抛去。善意仅是一腔热血，没有人为她的命运负责。“出走的娜拉”既无法假装合上睁开的眼睛，亦无法左右自身如茨菰一般的命运，最终选择结束这飘若浮萍的一生。五十岁这一年，苏童把笔对准了男人，推出了长篇小说《黄雀记》。他曾对媒体解释道，自己从来没有说写作的人物中心是女性。真的写女性的作品只占他整体作品创作中的十分之一，但是它们的传播特别成功。他自己无法叙述这样的意外和偶然有什么样的意义。2015年，《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这部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黄雀记》的主角是两个少年——保润和柳生。保润因为被栽赃强奸“仙女”锒铛入狱，而真正的罪人其实是柳生。出狱之后，保润实施报复杀死了柳生。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互为对方的蝉、螳螂、黄雀。而生活与时代是他们的大佬，使他们臣服，品味被捕捉的恐惧与被吞噬的无奈。《黄雀记》既写三个人的命运纠缠，也叙述着80年代的惶惑、脆弱和逼仄。![]()
新世界的列车并不承载每个人，有人被碾碎，有人途中被抛下。甚至轰隆一声列车停下，许诺过的必经之地其实也许不会到达。不论是深宅的小老婆，被改造的妓女，还是乡村的男女老少，苏童拿着放大镜挖掘人性，给每个角度切近景，历史的车轮声亦贯穿始终。近些年，从“知天命”到“耳顺”，苏童也通过媒介跟大众走得近了些。他作为常驻嘉宾，和老友余华、西川参加了文化综艺《我在岛屿读书》，豆瓣评分9.1。网友爱听他们讲书、聊文学，也爱看老友之间的斗嘴。“相爱相杀”的苏童和余华总是互呛，回合百出看得人乐此不疲。苏童和余华
原来，当年在《钟山》做编辑的苏童给余华寄去邀稿信，却被对方用信纸上的笔印发现，信件与其他作家除了开头的名字不同，其余一字不差。苏童也在节目里回忆起当编辑的岁月，和同道们讨论文学，为了一篇稿子是否能发表在刊物上吵得面红耳赤。
编辑的意义是“抹去宝石上的灰尘”，既见才华的闪光，也可以看出“灰尘在哪”。闲聊之际，苏童也曾动情地回忆往昔，当年跟莫言、余华几位老友出门，他负责背史铁生，从北京机场到湛江上轮船，最后到海口。“我是记得他的体温，从某种意义上是我觉得背着一个文学圣洁的灵魂。”这是苏童罕见地在大众面前流露出真实自我的时刻。在海风和鲜花之间，他不再被冠以“最懂女人男作家”的称号，不被猜测如何躲在阴暗人物背后搅动风云。人们开始看到另外一个形象的苏童，他是一位贴心的朋友，一个真诚开朗的旅伴，一个喜欢回忆的帅气老头。老友们不止一次在节目中cue到他帅气周正的外表，余华说他有波斯血统，长得一点不像苏州人；欧阳江河更笑称“苏童每活一天，就浪费自己的帅一天。”他认为阅读首先是一种识字以后的潜意识的动作。因为你识字，那么你的需要其实是跟你的内心生活是有呼应。一本书、一个小说引导你进入某一种内心生活，你就是比别人活得稍微丰富一点。岁月洗练，临近花甲的苏童也坦言，好多经典你年轻时候读，跟现在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经典的意义。20岁的时候拒绝了它，但是你在50岁的时候接受它、赞美它，这就是经典。“写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它是一场自我斗争，是跟小说里的人物作斗争，跟结构作斗争，从来都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外部的环境在剧烈变动，他上综艺也上直播，对“文学带货”的董宇辉说“你在我们文学界当中是一个传奇”，在采访时问记者：“100万字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吗？”《我在岛屿读书》里，苏童看到海浪拍打礁石，感慨道：“海浪打在石头上，它形成一次相见，形成下一次相见，就是没完没了地，重复这样的一种相遇。”苏童在写作里一遍又一遍地与故乡重逢，与故人重逢，与青春重逢，与历史重逢。他敞开胸怀迎接海浪，将一生的年华甘心沉其间，任由文学的浪涛将生命打磨，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正如苏童自己写道，每一个读者都暗自与作家订立了一份契约，作家从来没有见过那份契约，但他们始终知道那份契约的存在。排版丨编辑：立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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