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的起源及流变

（一）匾额的定义

匾额，又称牌匾，指挂在门、墙或厅堂、亭榭上的题字横牌。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古代的匾额起到标记和署名的作用，也用于书写门户的记录。匾额通常用来标识建筑物或表示赞扬，形状为长方形，横挂在门楣与檐顶之间。

因此，凡是在门额或室内的牌匾上用大字题写的都可以称为匾额。匾额是中国一种独特的历史文物，它与楹联、碑刻关系密切、相得益彰。匾额的产生大大地早于楹联，但到楹联产生后，匾额又被用作楹联的横批或者是楹联的点题。

如今匾额与楹联的结合已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备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

（二）匾额的异称 

匾额的异称有扁、白榜、扁榜、扁额、扁式、牌面、牌匾、牌额、榜额等。

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又见《后汉书·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白榜：唐代杜甫《白盐山》：“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

扁榜：南宋陆游《今上皇帝赐包道成御书崇道庵额》：“于是皇帝闻而异之，故有扁榜之赐。”

扁额：南宋岳珂《桯史·刘蕴古》：“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赀为扁额，金碧甚侈。”

扁式：清代李渔《奈何天·巧怖》：“有二位雅人在此，为何不命一个斋名，题一个匾式？”又见清代王萃元《星周纪事》：“予家感公厚德，即恭送‘明察秋毫’匾式，嗣于沪城克复后，悬之公馆。”

牌面：《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周围种松柏，两边叠的坡峰，清明日上坟，要更换锦衣牌面。”“坟上新安的牌面，大书‘锦衣武略将军西门氏先茔’。”

牌匾：《说岳全传》第二十八回：“（牛皋）却认得牌匾上四个旧金字，是‘寒山古寺’。”

牌额：南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一：“前世牌额，必先挂而后书，碑石必先立而后刻。魏凌云台至高，韦诞书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验也。”

榜额：北宋彭乘《墨客挥犀》卷三：“钟弱翁所至，好贬剥榜额，字画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六》：“一夕，梦到一公廨，榜额曰‘文仪’。”

总之，匾额产生之初的主要用意在于“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尚书·周书·毕命》）。古人用匾额来表彰，从而达到树立良好风尚、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的目的。

对匾额的记载和研究，古今皆有之。虽然我们对匾额具体的起源时间尚无法准确地考证，但从古籍记载中，我们可以顺其脉络，理清其出现、发展、演变的进程，使我们对匾额的历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匾额起源于何时，尚无准确的历史记载，各种资料中也是众说纷纭。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认为，最早出现的匾额是汉高祖六年（前201 年）萧何题写的“苍龙”“白虎”两关之匾额。

但实际上在汉代之前类似的建筑就已存在，当时亦有类似的标识也顺理成章。《尚书》载商纣王曾建鹿台、巨桥以储藏钱粮。《尚书·武成》有“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孔颖达疏“鹿台，其大三里，其高千尺”，服虔注“巨桥，仓名”，可见鹿台、巨桥二者都是建筑的专有名称。据《逸周书》记载，周初营建洛阳城时就有“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紧接着还描述了这些建筑的细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舂常、画旅，内阶玄阶，堤唐山廧。应门库台玄阃。”这些详细的建筑装饰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如此大规模且工艺繁复的宫殿群，其中必定会有文字一类的牌匾标识，否则岂不如同进入迷宫。

到春秋时期，建筑物的名称见于记载的更为丰富。以《左传》所记载的鲁国城门名称为例，文献所见的鲁国城门至少有“上东门”（定公八年）、“鹿门”（襄公二十三年）、“稷门”（庄公三十二年）、“雩门”（庄公十年）等不同的城门。这些城门不以特定的方位称谓，料想定有对应的匾额指示。最明显的一则资料出自《左传》杜预注：“鲁城南门也。本名稷门，僖公更高大之，今犹不与诸门同，改名高门也。”（僖公二十年）杜预这段注文的根据可能是父老相传，也可能是两汉经师的故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将“稷门”改名为“高门”的背后，肯定伴随着门上标识物的改变，否则城中百姓如何周知城门名称的变更？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出于区别的需要，肯定已经出现了具有标识作用的“题署”，只是当时还没有专名，更未形诸文字记载。

总而言之，先秦时期向人们宣示文告的“扁书”和为标识区别的“题署”在秦汉时期相互结合，形成了后来匾额的雏形。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直接与先秦匾额相关的资料。目前所见最早与匾额类似的实物当出自汉代，出土资料中与汉代匾额直接相关者有两个。一是汉陶井上的“东井”“灭［戒］火”题署。东井灭火陶井出土有多种，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长 24.8 厘米，宽 17.5 厘米，正面有一人形塑像，左右两侧分别为“东井”和“戒火”（一说为“灭火”）篆书题署，可能表示汉代曾有专门用于灭火的消防井。二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汉墓壁画中的“莫府门”等题署。在和林格尔汉墓甬道北壁的榜题有“莫府门”字样，在前室西壁甬道北侧下方有“护乌桓校尉莫府谷仓”榜题。前室北壁右下方有榜题“莫府大郎”字样，其中的“莫”今作“幕”，“郎”今作“廊”。

两汉魏晋时期有关于匾额题写的史料记载。《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韦诞：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而同样在《太平广记》中写道：“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这两段记载，反映了在两汉魏晋时期，王公贵族开始热衷于在宫殿城楼之上题写匾额，而且十分重视匾文的书法，请当时的书法大家来题写。

唐代颜真卿在《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一文中，讨论了碑额题写书法的要点，可见无论是朝廷还是书法家，对匾文书法已愈加重视。

匾额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从其丰富的史料资源中便可窥见其一二。

《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代皇帝对门额题字的内容非常关注，甚至要厘清一字之差。皇帝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乃至百姓更是会争相效仿。匾额作为给建筑物命名的功能，已经不仅停留在单单起一个名字而已，而是开始对题字的内容字斟句酌了。

从《桯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民间赠匾留名已不是奇事，有钱之人，更是已造金匾。相对木匾而言，金匾能更长久地保存，以达到留名青史之功效。匾额的质地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多样的功能。

宋代，我们发现作为匾额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使用较广泛的商匾，已经发展完备。古代文献的记录也逐渐从趣闻逸事、民俗风物转向专业性的论述。

宋代匾额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匾额从庙堂到民间都相当普遍，其功能也从标志雄伟的建筑物开始走向多样化，文献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

明清时期，匾额已经是相当的盛行，形制已经十分完备，从斋堂雅号到官府门第，从修身立志到旌表贺颂，匾额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匾额的记载除了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有专门论述联匾，在各地方志以及中央政府的钦定则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关于匾额的记载。匾额又演化成为礼仪规范承载者的功能。

综上所述，匾额经历了从秦汉的初步形成，宋代的发展完善，到明清的丰富鼎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匾额承载的社会功能、表达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但是其形制、材质、题写方式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却是延续千年不变，这是匾额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类似匾额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已经被逐渐淡化，但匾额具有的历史、艺术、哲学、文化等多重内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充分挖掘匾额文化，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匾额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研究与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节选自《武威匾额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