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人的基督教是极具俄之特色的，首先是献身主义。要献身，就得既服从又激烈，服从教义，服从头头，激烈杀人，激烈杀己。而之所以要服从，是因为神秘主义，神秘在椰酥，神秘在修道院，神秘在天空，神秘在森林，神秘是食物的佐料，辣椒粉，更是生活的兴奋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俄人需要烈性酒。西方没有神秘性的世俗生活是乏味的、没有酒精刺激的、不值得活的。而要做到献身，并且维护神秘，那就必须发现人和人之间的不分彼此的兄弟之情，一种集体主义精神。
这些考虑，最后都升华了，神圣化了。当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时候，同是东正教的俄人在一丝悲愤中获得狂喜 ，从此，基辅罗斯就成为新的东证教中心了，这不正是意味着俄人已经被神选中了吗？于是扩张领土、杀掠夷人成为理所当然的神圣使命。
这种神秘主义、献身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挥之不去的，即使在1918年后无神论者掌握政权后，这种精神也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上一件世俗的外衣，与西方的世俗截然不同，有对头的忠诚，有对使命的追求，继续有效地控制着俄人的心。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俄人这种神秘主义、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这1918年后在俄实现的主义，也不会在俄率先成功。这种对神秘的向往、激烈的献身和集体主义精神，再加上一战之后俄之贫穷饥饿，结合起来，犹如干柴碰到火苗加上氧气，不爆炸燃烧起来是不可能的。
这神秘主义、献身和集体主义精神，能让人像疯子一样斗志昂扬，把自己当作小我，献给伟大的集体。这样一幅壮观的万人献身画面，让众多人心血沸腾，争相效仿，就连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也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只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徐志摩看得最清楚，他意识到：俄人梦想天堂的神秘，也愿意在通往这个天堂的血海里贡献自己的生命。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俄人的文学才“出类拔萃”。但无论如何“超群脱俗”，我们在欣赏俄国文学的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特色，即“宁可牺牲自己肉身，也要拔高自己精神，献给崇高的神秘主义，” 进而能“隔岸观火”，避免自己迈入那片血海。
这神秘性可以在大文学家果戈理的生平和作品中得到验证。以下是我翻译的《俄罗斯文化史》的相关部分。
果戈理在给托尔斯泰伯爵的信中说到："我在奥普蒂纳修道院停留了一段时间，离开之后，也带走了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显然，那个地方有神的恩典，你甚至可以从礼拜的外在形式中感受到。我从未见过像那里那样的僧侣。通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似乎都在与天国对话"。
果戈理晚年曾多次来到奥普提纳。在修道院的宁静中，他不安的灵魂得到安慰和精神指引。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神圣俄罗斯境界。他的信继续说："在离修道院几英里远的地方，人们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修道院美德的芬芳：一切都变得热情好客，人们也更加鞠躬尽瘁，兄弟之情与日俱增"。
注意，这里的托尔斯泰不是那个后来的伟大作家。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托尔斯泰伯爵（1801-1873 年）是 19 世纪俄罗斯的一位重要官员。他曾任特维尔省省长和敖德萨省省长等职。1856 年至 1862 年间，托尔斯泰伯爵担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非宗教领袖—神圣会议的首席检察官。当时东正教会没有牧首，它实际上是俄罗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的特色，教会隶属沙皇政府。
果戈里死的时候，后来的那个伟大作家托尔斯泰24岁。
尼古拉-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虔诚的教会家庭。他的父母都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在家里他们遵守所有的斋戒和宗教仪式，家庭中弥漫着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有助于解释这个作家的生活和艺术喜好。果戈理父母的相识，源自他父亲在当地教堂的一次幻觉：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他面前，指着站在他身旁的年轻女孩说，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后来果真就成真了。和他的父母一样，果戈理并不满足于只是遵守教会仪式。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觉得需要体验神圣的存在，就像灵魂中的戏剧一样。1833 年，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童年时]我用公正的眼光看待一切；我去教堂是因为有人命令我去，或者是有人带我去；可一旦我到了教堂，我看到的就只有大衣、牧师和执事们可怕的嚎叫声。我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因为我看到其他人也都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但有一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请您给我讲讲审判日，您讲得那么好，那么透彻，那么感人，告诉我那些过着有价值生活的人会等待到的美好事物，您把等待着罪人的永恒苦难描述得那么清楚，那么恐惧，让我目瞪口呆，唤醒了我所有的敏感。后来，您讲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最崇高的想法。
果戈理从未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宗教产生过怀疑。他晚年的痛苦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功过。但他强烈的信仰也是任何教会都无法容纳下的。在某些方面，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的信仰与新教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他相信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是最重要的。然而， 1836 年至 1842 年果戈理在罗马度过的六年时间里，他开始亲近天主教传统，最后他还是选择不皈依罗马，用他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认为两种信条之间没有区别：“我们的宗教与天主教是一回事--没有必要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在他的不朽名著《死魂灵》的最终版本中，果戈理计划引入一位牧师的形象，来体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美德。不过他的这个版本从未出版过。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基督教兄弟情谊，将所有人团结在一个精神教会中。这就是他认为自己在奥普蒂纳和"俄罗斯灵魂"的思想中找到的东西。
果戈理的小说就是这种精神探索的舞台。与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反，果戈理早期的”文学作品”和晚年的"宗教作品"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鸿沟，尽管他后来确实对宗教问题表现出了更明确的兴趣。果戈理的所有作品都具有神学意义--它们的确是民族传统中第一个赋予小说以宗教预言地位的作品。他的许多故事最好作为宗教寓言来解读。他们笔下的怪诞和梦幻形象并不是为了写实--就像圣像旨在展示自然世界一样。它们旨在让我们思考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善与恶为人类的灵魂而战。在果戈理的早期故事中，这种宗教象征意义蕴含在圣经主题中，有时甚至是非常隐晦的宗教隐喻。例如，《大衣》与圣阿卡修斯的生平遥相呼应--他是一位隐士（以及裁缝），被长辈折磨多年后死去，后来长辈对自己的残忍悔恨不已。这也是主人公名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Akaky Akakievich）的原因--他是圣彼得堡一名卑微的公务员，死时没有人爱他，他珍贵的大衣也被抢走了，但他又像幽灵一样回到了这座城市。 在《政府督察》（1836 年）"失败"之后--该剧本意是道德寓言，却被公众视为滑稽可笑的讽刺剧--果戈理试图将其宗教信息传达给读者。他当时投入全部精力创作的作品被设想为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小说，名为《死魂灵》--这是一部史诗般的"诗歌"，风格类似但丁的《神曲》--在这部作品中，俄罗斯的天意最终将被揭示。在小说的第一卷，也是唯一完成的一卷（1842 年）中，冒险家奇奇科夫穿越乡村，骗取了一个个奄奄一息的乡绅对其已故农奴（或”灵魂"）的合法所有权。果戈理打算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描绘的"活生生的俄罗斯灵魂"的崇高形象，去否定第一卷中暴露的外省俄罗斯的怪诞缺陷。随着果戈理向斯拉夫田园诗中的基督教爱情和兄弟情谊迈进，即使是流氓奇奇科夫最终也会得到救赎，成为一个父爱地主。这首"史诗"的整体构思是俄罗斯的复活及其在"人类完美的无限阶梯"上的精神升华--他从 《创世纪》中雅各布的阶梯比喻中提取了这一隐喻。
果戈理的神圣愿景是受到他的拥护者--斯拉夫狂热者的启发，斯拉夫狂热者将俄罗斯幻想为基督教灵魂的神圣联盟，这自然吸引了这位对现代社会没有灵魂的个人主义深感不安的作家。斯拉夫狂热者的想法源于神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iakov）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提出的概念，即俄罗斯教会是基督教兄弟情谊的自由共同体--"sobornost"（源自俄语 “sobor"，既指"大教堂"，也指"集会"）。霍米亚科夫是从神秘主义神学中得出他的概念的。他说，信仰无法用推理来证明。信仰必须通过经验，通过对基督真理的感受，而不是通过法律和教条来获得。真正的教会不能说服或强迫人们信仰，因为除了基督的爱，没有任何其它权威。作为一个自由选择的团体，它存在于基督之爱的精神中，这种精神将信徒与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教会的唯一保障。
前面提到，俄国教会总是在沙皇之下，不过斯拉夫派相信真正的教会是理想的俄罗斯教会。西方教会通过法律和国家主义等级制度（如罗马教廷）来行使权力，而理想的俄罗斯东正教则不同，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东正教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团体，其唯一的领袖是基督。可以肯定的是，斯拉夫派对既有教会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教会与沙皇国家的紧密联盟削弱了教会的灵性。他们拥护社会教会，有人说是社会主义教会，因此他们的许多宗教著作被禁（霍米亚科夫的神学著作直到 1879 年才出版）。他们相信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他们教会的精神所在。斯拉夫派相信，俄罗斯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指出了农民的集体生活方式（"爱与兄弟情谊的基督教联盟"），指出了他们和平、温和的天性和谦逊，指出了他们巨大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并指出了他们为了更高的道德利益--无论是为了公社、国家还是沙皇--而牺牲个人自我的意愿。有了所有这些基督教品质，俄罗斯人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他们在世界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用阿克萨科夫的话说，"俄罗斯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更是一种人性"。
这就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试图描绘的"俄罗斯灵魂"--一种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普世精神--的愿景。民族灵魂或本质的概念在浪漫主义时代司空见惯，但果戈理是第一个赋予"俄罗斯灵魂"救世主色彩的人。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等浪漫主义者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以此将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19 世纪 20 年代，谢林在俄国享有神一般的地位，他的灵魂概念被试图将俄国与欧洲进行对比的知识分子所利用。俄罗斯的谢林崇拜者奥多耶夫斯基王子认为，西方在追求物质进步的过程中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他在小说《俄罗斯之夜》（1844 年）中写道：”你们的灵魂变成了蒸汽机”；"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螺丝和轮子，但我看不到生命"。 因此，像德国和俄国这样落后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年轻国家会诉诸民族灵魂的理念。这些国家在经济进步方面的不足，完全可以用未受污染的乡村的精神美德来弥补。民族主义者认为，淳朴的农民具有创造性的自发性和博爱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已消失殆尽。从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起，俄罗斯灵魂的概念开始在这种模糊的浪漫主义意义上发展。Pyotr Plavilshikov 在其《论俄罗斯灵魂的先天特质》（1792 年）一文中就认为，俄罗斯农民的自然创造力比西方科学更具潜力。由于民族自豪感的驱使，这位剧作家甚至开创了一些不太可能的先河：
我们的一位农民制作了一种酊剂，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所有学问都没能找到这种酊剂。阿列克谢耶夫村的接骨师在外科先驱中享有盛名。来自特维尔的库里宾和机械师索巴金是机械方面的奇迹……俄罗斯人无法掌握的东西将永远不为世人所知。【译者：即中医和中草药是西医远远不如的，西方的科学无非是奇技淫巧。】
1812 年胜利之后，农民的灵魂、无私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思想开始与俄罗斯作为西方救世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首次提出的使命。果戈理在早年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1835 年）中将只有俄罗斯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特殊的爱赋予了俄罗斯人的灵魂。没有比战友情更神圣的纽带了！”。塔拉斯-布尔巴告诉他的哥萨克同伴：
父亲爱他的孩子，母亲爱她的孩子，孩子爱他的母亲和父亲。但这并不一样，我的兄弟们；野兽也爱它的幼崽。但精神上的亲情，而不是血缘上的亲情，只有人类才知道。兄弟们，像俄罗斯人的灵魂那样去爱—这并不意味着用你的头或其他部分去爱，而是用上帝赐予你的一切去爱……【34】。【译者：如果你不能有这种爱，你就是另类，就需要被扫地出门。】
*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出这样的说法。1900 年代，当一个小丑放出风声，说一位俄罗斯老农乘坐自制飞机飞了几公里时，人们就认为这证明了俄罗斯的宗法制度不仅比西方制度好，而且更聪明（B. Pares，《俄罗斯》（Harmonds-worth，1942 年），第 75 页）。
果戈理越接近斯拉夫派，就越坚信这种基督教兄弟情谊是俄罗斯向世界传递的独特信息。这就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卷结尾那段令人难忘的"三驾马车"中暗示的"俄罗斯灵魂"的天意计划：
俄罗斯，你们不也是这样，像一驾任何东西都无法超越的三驾马车一样飞驰吗？道路在你们脚下就像一团烟雾，桥梁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一切都在后退，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观众停住了脚步，被这神圣的奇迹震撼得目瞪口呆：这不是上天降下的一道闪电。这种可怕的运动有何意义？这些骏马身上究竟蕴藏着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神秘力量？哦，马儿，马儿—多好的马儿啊！你们的鬃毛里藏着旋风吗？你们的血管里是否藏着一双灵敏的耳朵，对每一种声音都保持着警觉？它们捕捉到了来自高空的熟悉的歌声，立刻挺起铜铃般的胸膛，蹄子几乎不着地，几乎变成了直线，在空中飞舞，三驾马车满怀神圣的灵感向前冲去。俄罗斯，你要飞往哪里？回答！她没有回答。钟声在空中发出美妙的叮当声；空气被撕裂，发出雷鸣，化为风；世间万物飞过，其他民族和国家纷纷侧目，为她让路【35】。
【译者：这很奇怪，强调俄罗斯的乡村之好，世外桃源，应该强调慢条斯理才对啊，怎么开始强调三驾马车的快来了呢？那么，蒸汽机、飞机、火箭会更快，怎么办？俄罗斯人脑子有病，病得不轻。】
果戈理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揭示的基督教之爱的”俄罗斯原则”将把人类从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正如赫尔岑在读完果戈理的小说后所说，”俄罗斯灵魂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36】。【译者：是的，苏维埃就是这样。】
果戈理创作小说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感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俄罗斯灵魂"神圣真理的神圣使命。1846 年，他在给诗人尼古拉-雅兹科夫的信中写道：”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完成并出版第二卷”。【37】 果戈理在修道院中寻找灵感，他认为修道院是揭示隐藏的俄罗斯精神的地方。他最欣赏的是奥普蒂纳的隐士，他们显然有能力驾驭自己的激情，净化灵魂的罪恶。正是在这种修养中，他看到了解决俄罗斯精神萎靡的办法。又一次是斯拉夫狂热者把果戈理引向了奥普提纳。基列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多次前往那里拜访马卡里神父，当时两人共同出版了《派西神父生平》，并从希腊文翻译了教父们的作品。【38】 与所有追随他的斯拉夫信徒一样，基列耶夫斯基相信奥普提纳的隐士是东正教古老精神传统的真正体现，是"俄罗斯灵魂"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果戈理从国外回国时，莫斯科的沙龙里已经挤满了奥普蒂纳的信徒。
《死魂灵》是一部宗教教育作品。以赛亚预言了巴比伦的灭亡（果戈理在创作《死魂灵》第二卷时经常在信中用这一形象来描绘俄罗斯）。【39】 果戈理在努力创作这部小说的同时，也被自己预言的宗教热情所感染。他沉浸在七世纪隐士西奈的约翰的著作中，约翰曾说过需要净化自己的灵魂，攀登精神完美的阶梯（果戈理在给朋友的信中使用了这一形象，他说自己只是在最底层）。他在 1850 年写给奥普提纳修道院的费拉赖特神父的信中说："为我祈祷吧，为了基督的缘故"。
向你的上司请求，向所有的兄弟请求，向所有最虔诚祈祷和热爱祈祷的人请求，请他们都为我祈祷。我的道路是艰难的，我的任务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真主每时每刻的帮助，我的笔将无法动弹......真主，仁慈的真主，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甚至把我这个像煤炭一样黑的作家变成洁白纯净的人，足以讲述圣洁和美好的事物。
问题在于果戈理无法描绘出这个神圣的俄罗斯，这个他认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就是揭示基督教兄弟情谊的国度。这位最具绘画天赋的俄罗斯作家无法勾勒出这个地方的形象—至少无法满足他作为作家的批判性判断。无论果戈理如何努力为他笔下的俄罗斯人物描绘一幅理想的画卷—可以说是俄罗斯灵魂的偶像--果戈理对现实的观察使他情不自禁地为这些人物背上了来自他们自然栖息地的怪诞特征的包袱。正如他自己对自己的宗教理想感到绝望一样，"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一旦人们转入俄罗斯的真实情况，这场梦就会消失"【42】。
【译者：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认为自己比西方强，西方没有灵魂，西方需要俄罗斯人指引方向，但自己的现实又没什么好的，只能靠想象。】
果戈理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失败了，于是在《与友人书信往来选集》（1846 年）中试图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读者，这是一篇关于俄罗斯所蕴含的神圣原则的迂腐道德说教，意在为未完成的《死魂灵》各卷作思想上的序言。果戈理宣扬，俄罗斯的救赎在于每个公民的精神改革。他没有触及社会制度。他忽视了农奴制和专制国家的问题，可笑地宣称只要与基督教原则相结合，两者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进步舆论感到愤怒--这似乎背离了他们追求进步的神圣理想和对人民事业的政治承诺。在 1847 年的一封公开信中，别林斯基对这位被他作为社会现实主义者和政治改革倡导者（也许是错误的）的作家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击：
是的，我确实爱过你，一个与祖国血脉相连的人对一个曾经是祖国的希望、荣耀和骄傲的人，一个在觉悟、进步和发展的道路上的伟大领袖的所有激情……俄罗斯认为她的救赎不在于你所说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或虔诚，而在于教育、文明和文化。她不需要说教（她听得太多了），也不需要祈祷（她经常喃喃自语），她需要的是唤醒人民的人格尊严，一种在泥泞和污秽中迷失了几个世纪的意识。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年—1848年），俄罗斯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出生在一个海军军医的家庭。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由于写作了具有反专制色彩的剧作《德米特里·卡列宁》被学校开除。1834年，别林斯基发表了批评处女作《文学的幻想》，从此开始了其批评家的生涯。1839年，别林斯基前往彼得堡，先后主持《祖国纪事》的文学批评栏和《现代人》杂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表了1000多篇评论文章，为自然派乃至整个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追溯了俄国文学从18世纪的古典主义以来的发展历程，并突出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凸现出的民族性和现实主义两大问题。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将文学划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大类，并肯定了果戈理作为一位“现实生活的诗人”的存在意义。《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对普希金作品的系列评论，别林斯基在将普希金定义为俄国民族诗人的同时，也提出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若干基本原则。
接下来，在关于果戈理作的系列评论中，在关于40年代俄国文学的几篇年度综述中，别林斯基对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人民性、天才、激情等一系列文学、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论述。1846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其中所倡导的恭顺、调和的社会理想激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当时在德国养病的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这封充满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信，赫尔岑将之称为别林斯基的“精神遗嘱”。
别林斯基37岁时逝世，后人将他视为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评家、思想家之一。】
同样致力于改革的斯拉夫派则绝望地举起了双手。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在给果戈理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如果你的目的是制造丑闻，让你的朋友和敌人站起来联合起来反对你，那么你已经达到目的了。【44】 甚至果戈理在奥普蒂纳的导师马卡里神父也无法认可《果戈里书信选集》。这位长者认为果戈理没有理解谦逊的必要性。他把自己当作先知，以狂热者的激情祈祷，但没有真理或圣灵的启示，这'对宗教来说是不够的'。他在 1851 年 9 月写给果戈理的信中说：”如果一盏灯要发光，光把它的玻璃杯洗干净是不够的，还必须在里面点燃蜡烛。因为他的修道院的使命就是减轻穷人的痛苦。马卡里的批评对果戈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他一定意识到这些批评是公正的：他的灵魂中没有那种神圣的灵感。一收到马卡里的信，果戈理就与奥普蒂娜断绝了一切关系。他发现自己没有完成作家-先知的神圣使命，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不配，开始决定饿死自己。他吩咐仆人烧掉他未完成的小说手稿，然后走上了死亡之路。1852 年 2 月 24 日，43 岁的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一架梯子。快，梯子！”【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