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南医院梅斌教授团队：老、中、青三代通力合作，打造优质、高效手术中心

梅斌教授：

我记得非常清楚，患者是一位56岁的男性，表现出发作性右侧肢体无力，共3至4次，伴有部分失语，初步诊断为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左侧大脑中动脉存在重度狭窄，狭窄程度接近95%。给予常规抗血小板药物和降脂药物治疗，患者TIA仍然频繁发作。为避免一过性肢体无力发展为偏瘫，我们决定进行大脑中动脉支架置入术。当时，大脑中动脉支架置入手术的技术难度极高且在湖北省尚未有过先例。此外，患者正值壮年，加之基础疾病较多，我们团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术前，我们综合考虑了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和适应证，制定了多种预案。2004年3月20日，手术非常顺利，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术中患者未出现任何不适。术后，患者顺利度过了并发症风险期，未见高灌注综合征和穿支综合征等常见围手术期并发症。患者出院时非常高兴，带着锦旗对我们团队表示了极大的认可和感激。

梅斌教授：

对来神经介入医生来说，每台手术前都要考虑许多问题。这台手术能如此成功，得益于我此前跟随姜卫剑教授和杜斌教授学习时，见到过一些颅内动脉狭窄的介入开通手术。我们团队刚开始开展介入手术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材料选择问题。那时，可用的介入器材非常少，建立通路只能选择6F的导引导管，导丝和球囊的选择都很少，市面上唯一的颅内球扩支架就是APOLLO。所幸APOLLO支架的通过性能较好，患者的虹吸弯角度也相对较小，支架顺利到位病变处。由于担心球扩支架在打开时的“雪犁效应”导致穿支闭塞、患者语言功能受损，手术在局麻下进行,以便我们在术中保持与患者的交流。令人兴奋的是，患者的语言功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意味着手术已经成功了一半。术后24小时至48小时的围手术期管理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考验，如果这一时期的监护不到位，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直到患者能够步行出院，我们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

梅斌教授：

20年前，颅内动脉粥硬化病变的支架置入治疗刚刚起步，缺乏足够的RCT研究来证实。与患者交流时，患者对这样的手术是存在疑虑的，家属也不太能够接受。但由于患者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发作时的濒死感让他十分焦虑，再加上药物治疗没能控制病情，最终患者决定手术治疗。术前，我们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术中风险如穿支闭塞、血管破裂、支架输送困难等做了预案，在与家属充分沟通并获得家属同意后，我们才开始手术。

梅斌教授：

目前有一些用于ICAS治疗的新药能够带来良好的临床获益，特别是SAMMPRIS试验结果公布后，引起了关于ICAS病变应该采用药物治疗还是支架治疗的争议。但是这个患者在药物治疗过程中仍频发TIA，若不进行手术干预，预后会非常差。

这台手术的不完美之处一方面在于当时的技术难度大、患者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在于可用的器材较少。如今国产器械的发展欣欣向荣，通路导管的变革使介入手术的操作难度大大降低，颅内专用的球囊和自膨支架也越来越多，手术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了，现在我们团队的年轻医生都可以轻松完成这样的大脑中动脉支架置入术。

梅斌教授：

这个病人的预后比较好，今年8月份回来做了一个体检，发现他20年前在左侧大脑中动脉放的支架形态依然非常好。由于动脉硬化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在支架的对侧，也就是右侧大脑中动脉出现了狭窄，支架以远的M2段、M3段也有狭窄，但是支架和旧的病灶处都是正常的。患者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戒烟、戒酒、二级预防药物的使用，降低了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率。这20年里，责任血管没有再出现过TIA发作，患者的生活质量也非常高。

梅斌教授：

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支架，我相信大家提到APOLLO支架肯定不会忘记姜卫剑教授，我在天坛医院跟随姜卫剑教授学习的时候，目睹他对这款支架投入了很大的心血，最终我们看到这款支架的通过性能是很优异的。经过20年的发展，ICAS治疗出现了药物涂层支架、药物自膨支架等新型产品，我认为APOLLO支架也不能守旧，要推出创新版本，为ICAS治疗提供更有力的武器。

梅斌教授：

神经介入领域近年来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自2015年急诊神经介入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来，众多患者通过机械取栓获益，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和家庭。神经介入技术日新月异，其快速发展离不开医工结合。相信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进步，神经介入技术一定会为更多患者带来福祉。

梅斌教授：

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所以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1997年，我正式成为了一名神经科医生。那时的冠脉介入技术发展非常快，但能开展脑血管介入的医院寥寥无几。2002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天坛医院组织的脑血管病培训沙龙，这让我受益良多。2003年8月，我再次来到天坛医院学习，师从姜卫剑教授、杜斌教授以及金旻教授。这三位老师真正为我打开了神经介入领域的大门，是我终身感激的恩师。

梅斌教授：

我们是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由老、中、青三代成员组成，共同协作。在我们科室，我和刘煜敏主任是最早一批进修学习神经介入技术的。刘煜敏主任曾是我们神经科的科室主任，我们从2003年开始一同涉足神经介入领域，他从事神经介入工作也长达20年。我们团队还有孙东主任、但毕堂主任和李华钢主任等中年骨干，他们这一代的成长速度相对较快。与我们当年相比，由于病人数量的增加和材料学的进步，他们有更多的实践机会，风险也相对较小。随着神经介入技术的发展，他们的专业成长速度更快。这三位副主任各自都有亚专业方向，有的专门负责急诊，有的专注于经桡入路，有的致力于慢性闭塞的开通，还有的专门处理静脉性疾病。我们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大团队，因此，尽管我们的床位数不多，但在全省范围内，我们的手术量是最大的。

我期望每一位医生，尤其是我们神经介入领域的医生，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和一支强大的团队。我也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不断壮大，为更多的人民带来福祉。

刘煜敏教授：

这台手术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使用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狭窄，在此之前，我们使用过一次用于心脏介入的支架，这种支架在操作上非常困难，因为它的表面粗糙，顺应性差，尤其在通过虹吸弯时并不顺畅。2003年我在上海进修时，曾到微创脑科学参观过APOLLO支架的制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当时我在上海主要是学习动脉瘤的治疗，但回到医院后，我们联系了天坛医院的姜卫剑教授和王拥军院长，我们进行了视频联播，为患者进行支架置入前的准备。在那个时期，颅内动脉支架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也不被广泛接受，因此沟通非常困难。但这位患者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这让我感到非常感动。最终手术非常成功，他现在80多岁了，身体状况仍然很好。APOLLO支架的顺应性明显优于心脏支架，这也为我们后续使用APOLLO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狭窄开创了先河，之后我们进行的此类手术越来越多。

刘煜敏教授：

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作为省内首家开展此类手术的医院，患者和同行对此都缺乏了解。当建议患者进行手术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咨询医生亲戚或朋友，而这些同行往往持反对意见，使得手术的推广和执行变得异常困难。我们以耐心和规范的方式进行解释，强调我们的医疗是规范化的，并非对所有动脉狭窄患者都推荐手术。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反复发作、高治疗风险、多重危险因素或预期发作风险，以及后期的灌注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得益于我们医院先进的神经影像技术，我们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建议，最终取得了患者的信任。

为了提升整体同行的认识，我们开始在湖北省举办论坛和培训班，传授相关知识，以提高同行对神经介入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与一些知名专家和教授沟通，逐渐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陆陆续续推荐了很多病人在我们这里进行手术。随着医生同行认识的提高，普通民众的认识也随之提升，我们神经介入手术开展的就越来越多。

刘煜敏教授：

我们刚开始进行手术时，正处于神经介入技术发展的初期。我们总是非常担心患者会出现血栓脱落、血管破裂等并发症。因此，每一台手术，我们都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然而，我们的并发症并不多，这得益于我们对适应证的严格掌握、充分的术前论证以及精心制定的手术方案。

随着经验的积累，一旦我们度过了学习曲线，就会发现手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我们确实遇到过一些并发症，比如导丝因为张力突然释放而前窜，导致大脑中动脉破裂的情况。但到现在，对于这类并发症的处理方法已经变得多样化，不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刘煜敏教授：

在一些情况下，我认为支架的支撑力稍显不足。我们曾遇到一例基底动脉重度狭窄的情况，球囊扩张后血管始终未能通畅。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撤除导丝，继续使用球囊进行扩张，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扩张，我们勉强将患者的闭塞血管打通。患者从麻醉中苏醒的时间较长，但最终患者恢复良好。另外，我们在椎动脉开口放置支架的病例也比较多，因为开口处的动脉非常细，存在重度狭窄。对于这种狭窄，其他支架无法通过，需要预先扩张，但APOLLO支架即使不预扩也能顺利进入。当时我们担心的是支架的支撑力是否足够，如果残余狭窄较高，可能会导致椎动脉再次狭窄，留下后遗症。

刘煜敏教授：

我原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由于毕业分配时没有合适的机会，我被分配到了神经科。当时，我对神经科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它在我们医院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科室，仅有20张床位。那时对于脑血管病似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这让我感到很困惑。然而，通过自学和进修，我逐渐意识到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必将成为一个发展方向，它可能会走上心血管治疗的道路。在1989年，我有幸参与了我们医院第一例心血管冠脉支架手术的筹备工作，那是我负责的病人，我全程观摩了手术过程，包括穿刺、导丝到位、导管到位和支架的放置等步骤。这一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促使我坚信介入治疗将会发展起来，于是我下定决心走上了神经介入的道路。

刘煜敏教授：

我国在医疗技术、医疗器材以及影像设备方面的进步突飞猛进，这些是当年我们未曾涉及的。随着中间导管的出现，无论是取栓还是处理复杂的串联病变，抑或路径复杂、难以到达的血管病变，我们现在都有办法应对。这一切都得益于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和持续发展。我们如今不仅拥有球扩支架，还有了自膨胀式支架等，这些技术都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如果未来能有更多的药物涂层支架，甚至是生物可吸收支架，进一步减少再狭窄的风险，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刘煜敏教授：

梅主任和我同期参加了神经介入的进修，他正值壮年，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因此，在过去一两年间，我们的手术量持续增加。然而，坦率地说，医院对我们科室的支持力度不足。作为湖北省的三级医院，我们的病房规模是最小的，走廊里加床现象严重，这在一般医院中很少见。尽管我们的手术量是省内最大的，却没有自己的导管室。我们首先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导管室，随后在未来扩大病房规模。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服务更多患者。

但毕堂教授：

我从医马上20年了，回想起来，选择医学作为职业道路并没有经过太多深思熟虑，当时的决定更多是家人的建议，他们认为医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此外，考虑到我母亲当时不幸中风，我意识到作为医生，我或许能够帮助亲人更好地对抗疾病。因此，我认为医学是一个值得选择的专业。

最初，我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命运的安排让我成为了一名内科医生。随后，我发现内科可以做介入手术，不仅可以体验到外科医生的成就感，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在发展中的、拥有广阔前景的亚专业，最终我选择了投身神经介入领域。

但毕堂教授： 

我从未想过放弃神经介入这条道路。虽然这份工作非常辛苦，长时间接触X射线甚至对我的身体也有所影响。我的头发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还比较浓密，但现在，头发不仅稀疏了许多，白发也增多了。

尽管如此，当我们在急诊手术中，看到一个瘫痪或生命垂危的病人被我们成功抢救，术后第二天能够自由交流，术后第三天就能下床、重返社会和工作岗位时，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在急诊介入技术尚未普及之前，药物治疗是主要手段但疗效有限，许多卒中患者从此落下严重残疾，甚至遭受生命威胁。我记得20年前刚工作时，患者卒中第一天还是清醒的，第二天就昏迷了，到了第三天家属不得不放弃治疗，因为病情恶化且无计可施。

但现在，有了急诊取栓技术，许多病人只要在时间窗内，甚至一些超时间窗的病人，我们都会选择进行手术，许多病人能够基本恢复正常生活，尽管仍有部分人留下后遗症，但至少保住了生命，有了生活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虽然神经介入工作辛苦且充满挑战，但面对那些瘫痪在床、生活质量低下的病人，我们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但毕堂教授：

神经介入手术涉及人体最重要的器官——脑。脑是人体的指挥部，语言、运动、思维的形成都离不开脑的正常运转。神经介入是一个微创手术，如经桡动脉建立通路就是在手上开一个小口，创伤很小。然而，手术路径至关重要，有时需要到达脑干等复杂区域。当路径曲折或病变复杂时，手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曾有手术持续6到8小时的经历，期间不能休息或进食。尽管如此，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病人成功脱离危险，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

我们偶尔也会遇到并发症，即使我们努力了很长时间，病人最终还是离世了，或者留下严重的残疾。面对家属的怨言、纠纷，甚至是强烈的对立，我们偶尔会有放弃的念头，但这些念头总是一闪而过。实际上，对我们表示感激、送锦旗、鼓掌和道谢的病人，远远多于那些与我们对立的病人。更多的是对我们工作的赞许，因为我们帮助他们改善了生活质量，为他们带来了回归社会和家庭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从未真正考虑过放弃这份工作。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并且努力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但毕堂教授：

我认为，许多医患矛盾的根本在于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到位。患者和医生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往往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必须站在患者的角度，避免使用过多的医学术语，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这样患者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例如，在急诊手术中，我会用消防员救火的比喻来解释大血管闭塞性卒中做手术的必要性和结果。我会告诉患者，手术就像消防员扑灭房子里的火，虽然火被扑灭了，但不能保证房子里的东西都能被救出来。同样，即使血管被打通，也不能保证患者一定能恢复或生存，但如果不进行手术，患者生存和恢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此外，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费用等问各方面题就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与患者发生过严重的医疗纠纷或对立，即使有时会出现并发症，患者家属会有些不愉快，但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或重大事件。

对于手术本身而言，要提前考虑到所有可能的并发症，并尽量减少它们的发生。我追求的是零并发症，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没有并发症的手术才能使患者真正受益。特别是在预防性手术中，如果手术导致患者发生卒中，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与患者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是关键的环节，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也是避免医患纠纷的重要前提。

但毕堂教授：

2015年是神经介入飞速发展的分界点，在此之前，大血管闭塞的治疗主要是动脉溶栓，球囊扩张和支架置入等手术耗时较长、效果也不甚理想。尽管国人颅内病变较多，但由于早期的技术限制，我们的颅内手术其实开展较少。2015年之后，各大循证医学证据的问世助力神经介入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我也成长了许多，原来不敢触及的高难度手术在那几年得到了充分的学习。通过在学术平台的讨论交流、到各大医疗中心的参观学习，我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都大幅提升了，这一切都得益于神经介入行业的飞速发展。我们这一代医生可以被视为新技术发展的第三代，像刘主任和梅主任这样的前辈是第一代湖北介入专家。我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也感激前辈们的贡献。正是他们在早期所做的努力，为我们后来的神经介入发展铺平了道路，使我们的职业生涯更加顺利。

但毕堂教授：

在梅斌教授和的刘煜敏教授的领导下，我们中南医院神经介入团队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团队相对年轻，成员主要在70后和80后之间，都在50岁以下。我们团队的经验也很丰富，梅主任从事神经手术近20年，我本人也快15年了，其他核心团队成员也都拥有10年以上的神经介入手术经验。

目前，我们的手术开展得相当顺利，但在科研方面还有待加强。梅教授非常重视这一点，并在过去两年中不断探索如何将临床科研与临床转化有机结合，实现科研与临床的双轮驱动，使我们神经内科和神经介入的影响力转化为实际成果。我对我们团队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在梅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共同推动团队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孙东教授：

医生是一个伟大的职业，从小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如今，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大约16年。回想起上硕士时，恰逢神经介入学科的兴起，那时我们科室的主任和其他老师都在积极学习这一领域。我也有幸接触到了神经介入，当时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人脑血管的结构，觉得非常神奇。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介入的发展越来越好，不仅可以治疗血管狭窄、出血，现在还能治疗血管闭塞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孙东教授：

我的体会是，随着神经介入领域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它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许多问题尚未在行业内达成共识，比如颅内狭窄和颅外段病变的处理，不同医院和医生之间存在不同的选择，有的倾向于积极介入治疗，有的则选择保守治疗。令人鼓舞的是，国内目前正在开展许多大型的神经介入临床研究，正逐渐为这些困惑与争议提供清晰的指导。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过去20年来，神经介入领域在逐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我们医生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逐渐变得清晰。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开发新的手术方法和医疗器械，帮助我们克服之前遇到的难题。因此，总体而言，神经介入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良好、认知度高、接受度也相对较高的学科。

自2015年以来，对于由大血管堵塞引起的卒中，医生们已经认识到介入取栓和血管再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许多患者因此得以从死亡或严重残疾的边缘恢复到能够自理生活的状态。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向患者家属传达这一理念，许多家属也逐渐理解到，神经介入治疗能够为复杂的脑血管病患者带来较好的预后。我国目前在卒中防治宣传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包括由卫健委牵头的脑卒中防治项目等，这些都是对公众非常有益的。

孙东教授：

在神经介入领域，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向他们全面、真实地介绍整个治疗过程，包括我作为医生在血管介入方面的经验积累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手术前，我会与家属沟通，让他们理解治疗的潜在益处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例如，如果患者出现血管堵塞，我会解释进行手术可能面临的出血风险，但如果不进行手术，患者可能面临死亡或严重残疾的风险。术前迅速、准确地向患者和家属阐明这些信息，可以确保他们对治疗过程有充分的了解和准备。

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患者既希望信任医生，同时又对治疗结果抱有担忧，他们不确定医生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在我看来，要缓解这种复杂性，需提供更多地关心和指导。例如，如果一个病人需要接受介入手术，我会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到医院之前就与他们联系，指导他们术前如何用药和注意事项。手术过程中，我会与他们沟通交流，术后也会特别关注他们，为他们建立信心。我所有的病人基本上都会与我们团队至少一名成员保持联系，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解答术后用药的问题。因为这种治疗方法对病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会有很多疑问，我们会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

孙东教授：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例大脑静脉血栓形成，这是一种在年轻人，尤其是围产期妇女中相对常见的疾病。曾有一位26岁的孕妇，她在火车上突然发病，昏迷后被送到我们医院。到达后，我们首先尝试通过股静脉途径进行取栓治疗。几位医生反复尝试，都未能成功。面对这一挑战，我们的医疗团队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决定采取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方法：上矢状窦切开取栓。手术前后持续了近24小时，最终成功取出患者静脉内的血栓。经过三周的治疗，这位一度昏迷、濒临死亡的患者最终能够自行步行出院。这个病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

孙东教授：

放弃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正处于一个需要承上启下的阶段，我们向前辈学习了宝贵技术，现在也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使命，因此不能轻言放弃。一旦放弃，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断层，难以为继。其次，尽管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幸福感和成就感。当看到病人因为我们的努力而获益，他们对我们的感谢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作为介入医生，尽管我需要在半夜起来处理急诊手术，有时甚至一周会有两到三次的通宵达旦。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因为我们深知自己的工作对于患者的重要性。

孙东教授：

我们的团队非常团结，首先，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何时，无论多么疲惫，我们总是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因此，有时候即使在夜班非常疲惫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积极地起来评估和治疗病人。这种共同的信念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会相互帮助。有些老师和同事在某些技能方面更为突出，而有些同事可能还有待提高，我们会相互传授经验、帮助彼此。这样，我们不仅形成了统一的目标，还建立了一种“传、帮、带”的模式。因此，成为这样一个团队中的一员，我感到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