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六十年代钱粮胡同照片想起的往事
六十年代东四钱粮胡同东口全景照片（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看朋友圈，发现几张六十年代的东四老照片，尤其是一张1962年拍摄钱粮胡同东口的照片，让我想起了很多陈年往事。想起了五九年我们全家在东四照相馆拍摄合影的趣事，那也是我们刘家从父亲这一辈人算，最全的一张照片。当时因为最小的弟弟不老实，老是来回折腾，爸爸和妈妈就一个劲儿地哄他，半天才把这张照片拍下来。
1959年在东四拍的合影（东四照相馆拍摄）
我记得那是五九年的夏天，叔叔刘月波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那年局里安排叔叔十月份去苏丹大使馆工作，所以就把家里人从湖南接到了北京，有婶婶、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刚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跟我们一起挤在了钱粮胡同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年我不到八岁，大妹妹“彩霞”六岁，二妹妹“明星”五岁，弟弟“明亮”只有两岁。
我家住在钱粮胡同鸿顺煤铺铺面房（2015年作者拍摄）
一天爸爸提议我们去拍张全家福，大妹妹和二妹妹还挺听话的，只有小弟弟毫无时间概念。大家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了，站到大街上时大妹妹彩霞嚷了一句：“亮伢子去哪了？”我们这才发现小弟弟明亮早没影儿了，妈妈冲我喊了声：“建伢子去煤铺看看，是不是去茅房了？”我赶快跑到煤铺院里去找，进去找了一圈儿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1992年我与妹妹弟弟在长沙合影
我从煤铺跑了出来，大人们已经带着两个妹妹往钱粮胡同东口走去，只有妈妈还在等我和明亮，我说了一句茅房没人，妈妈说回家再去看看。我站在门口正在四处张望，突然看见旁边门诊部的大门打开了，一个脑袋探了出来，没错，正是明亮弟弟，我赶快跑过去一下子把他搂住，明亮一边嘻嘻哈哈地躲，一边往下挣蹦。
东四北大街钱粮胡同东口（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这个时候妈妈刚好出来看见了明亮，马上抱起明亮就往东口跑去，我也赶快跟着往东跑，快到东口的时候看到爸爸正好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妈妈抱着明亮弟弟，马上伸手接了过去。进了东四照相馆，叔叔他们都在照相室门口等我们，爸爸说已经开好了票，那会儿拍一张四寸的照片三块六毛钱，加印一张照片六毛钱。
东四照像馆看着很是气派（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东四照相馆的照相室不是很大，有二十多米。爸爸妈妈和叔叔婶婶都坐着，我们几个孩子都站着，只有明亮弟弟不好安排，站着不是坐着不行，而且也待不住。这个时候负责照相的叔叔，从角落里拎过来一个小三轮车，说让明亮弟弟骑在三轮车上。明亮弟弟看见小三轮车特别高兴，马上骑了上去，只是明亮弟弟不老实，总想骑着车玩一会儿。
隆福寺街东口往南的“东四照相馆冲洗放大晒片门市部”（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叔叔的三个孩子，因为老大老二是女孩，所以对明亮弟弟比较宽容，平时明亮弟弟不听话，叔叔婶婶在家里是不是也真的打他，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外人面前都是瞪一下眼睛说说而已。那天明亮弟弟在不停地摆弄小三轮，这个时候负责拍照的叔叔过来把明亮弟弟的三轮车摆放一个较好的位置，然后哄着说：“就这样坚持一下就好了。”
五六十年代隆福寺街东口，见左面的“东四照相馆冲洗放大晒片门市部”（图片来自网络）
拍照叔叔再一次钻进照相机的黑布里摆弄半天，然后探出头来放下蒙头黑布，插入底片夹，拔出挡光板，手里拿着快门气囊，冲我们说：“大家笑一个！”因为爸爸担心明亮弟弟再乱动，所以用眼睛瞟着明亮弟弟，就在这一瞬间拍照叔叔按下了快门。等几天以后相片取回来一看，大家照片拍得都很好，唯独爸爸的眼睛是斜的，斜向了明亮弟弟的方向。
现在的钱粮胡同东口全景（马玉明拍摄）
后来叔叔他们搬到了小经厂胡同租借的房子住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又搬到了净土寺服务局宿舍，还把奶奶从湖南接到了北京，六七年又搬到了史家胡同，跟王炳南家住到一个院子里去了。六九年叔叔和奶奶离开北京去了湖北钟祥外交部五、七干校。不久婶婶也带着孩子去了湖北干校。直到七〇年叔叔调回长沙，全家人这才一起迁回了湖南。
金城照像馆底片袋
我整理老照片，发现家里很多照片都是在东四照相馆拍摄的，那么东四照相馆在三四十年代是否存在呢？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四九年以前这个地址并不是照相馆。而在我家现存最老的底片袋上，印有“金城照像馆”字样，下面的地址是“北京东四北大街路西446号”，而“东四照相馆”的底片袋上也同样印着“东四北大街446号”，显然这是老门牌。
东四照相馆底片袋
六十年代后期，东四照相馆改成“红日照相馆”以后，就换了新门牌：“345号”，直到后来改名为“北方照相馆”也仍然沿用的是345号。八十年代后期东四北大街盖起了几座大楼，东四照相馆就不知去向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了一张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是“真如照像馆”拍摄的，印有地址：“北京东四北大街路西”，难道这就是老东四照相馆？
北京真如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我查阅资料显示，在三四十年代，东四除隆福寺街里的四五家照相馆和散落在胡同里的照相馆外，在东四北大街上只有三家照相馆：老门牌111号的“留芳摄影社”，385号的“庆华照像馆”，乙503号的“黎明照相馆”。而老门牌111号是在东四六条附近，385号是在王芝麻胡同附近，乙503号是在钱满胡同，也就是南轿子胡同附近，与446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东四钱粮胡同东口南侧照片（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我从网上淘换了几张规划院摄影师1962年拍摄钱粮胡同东口的照片，经过仔细辨认查找：钱粮胡同东口往南第一家是老门牌455号“德源永藤货庄”，店主叫“马邱氏”，他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路口往北第一家“泰山旧货木器家具铺”档案上也是455号，第三家“霞虹自行车车行”是甲450号，第四家“增盛斋裱糊铺”是450号，而446号是空房。
东四钱粮胡同东口北侧照片（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最后在《北京基督教史》上查阅到了446号的历史：“1902年，梅韪良以庚子赔款买下东四北大街原68号、446号东四五条77号房产建立礼拜堂、外堂布道所及普育小学。”梅韪良去世后，东四北大街446号直到五六十年代布道所才搬走，446号一度成为空房。后来改成了金城照像馆，具体由谁租下的这块地方没有资料可查。
东四北大街中兴大院外观（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东四北大街68号就在中兴大院里，以前是基督教公理会北堂，里面有座教堂，前门有钟楼还有牧师住宅。普育小学正门在五条口内。两者隔着高墙，教会取消后打通隔墙成为五条小学后门。我的摄影启蒙老师，徐哥就住在68号，据老哥讲原来租房每月21块，归房管局以后每月租金5块。据说公理会房产很多都是出租，租金用于支持教会的费用。
中兴大院基督教公理会北堂平面图
我的摄影启蒙老师徐哥在中兴大院老门牌68号门前留影
梅韪良，一个美国传教士，义和团运动以后，在北京很多地方买了几块地建立教堂和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因二十五中前身“男蒙馆”1900年被毁。由梅韪良、郭纪云等人于1902年重建，并定名为“私立育英学校”，在京城享有盛名，由梅韪良等人掌管。东四北堂一直到五九年左右，最后一任牧师是赵世珍。
现在的东四北大街中兴大院全景（马玉明拍摄）
北京的照相业最初出现在清末，有资料显示1862年同治元年，北京就出现了营业性质的照相馆。曾为慈禧太后拍照的山本照相馆，就位于王府井大街路西霞公府胡同内路南。1892年光绪十八年，北京最早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内开业，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的由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戏曲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电影。
1900年代，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影（图片来自新浪微博@看老照片）
1867年出版的《都门杂记》记载：“在大栅栏西头路南开设有一家潘惠南照相馆。潘是广东南海县人，精得西洋妙技，照影传神，纤毫毕肖，即山川楼台，花木字帖，俱可顷刻成就，真是巧夺天工也。”另据1932年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记录：“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西方人在灯市口开设照相营业，后有粤人潘惠南、苏振记继之。”
1909年，一群年轻人在刘捷三照相馆前（图片来自新浪微博@看老照片）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统计，当时有“中西照像业四十八家，约共有店员五百人。”另据《1954年北京市饮食、旅店、浴池、理发、照像业调查史料》统计，四九年至五〇年间照像业营业不佳，大部分均有亏损，自五二年才逐步恢复，1951年，北京市照像业有169户，从业828人。1954年，北京市照像业就已经发展到了246户，从业970人。
八十年代东四北大街北方照相馆的底片袋
据《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记载，1956年1月，照相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因网点过度集中，如东安市场内有照相馆十多家，隆福寺街有照相馆十三家，对网点进行了调整，撤并照相馆46个。1957年，全市按行业归口系统内照相馆有159户，从业人员1263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婚纱影楼逐步发展起来，照相馆无疑又面临一次巨大的冲击。
东四八条西口“七姐妹照相馆”（规划院摄影师拍摄于1962年，图片来自于网络）
从九十年代开始，相机逐渐进入家庭，拍张合影不再是照相馆的专利。虽然结婚照、艺术照还是有人去照相馆或者影楼拍，但是生意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照相馆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尤其是一些小照相馆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资料显示：1992年中国照相馆的营业额，一天只有几千块钱，还不够300多员工中午的一餐盒饭。（本文资料感谢：徐丰盈老哥、车晴老师、马玉明老师）
八九十年代中国照相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