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 陕北江南
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文/ 傅抱石
××同志：
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因为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退退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外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面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9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心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出省参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发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喦、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队伍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建设；访问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人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曾家岩，长沙的清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华山和峨眉山。此外就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观摩与座谈。在这些话动的同时或空余时间，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掌握，没有规定。
新中国成立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尽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住院，党中央办公的地方，我们都一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那种异常简朴、异常艰苦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延安，您是熟悉的，我想告诉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美丽。我和钱老不约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天气，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一切一切······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但诞生了不少新的美丽的城市（像三门峽市)，旧城市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全面抗日战年时期，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能“老资格”？一路上，我总喜欢向同志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
这还可以原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时期。“重庆看我的吧。”哪晓得重庆的变化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别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喜赞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愿景，深深地教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 “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拉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自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到处是建设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己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乱帆争卷夕阳来，1943年1月，106×57.5cm
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思想的变化。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看法，变化的苗头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踌躇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志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兴奋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象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跬步，距离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路，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治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等问题。
当我们从华山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姿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端的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高声叫着：“哈哈！这才解决问题呵！”那种兴奋的情绪，的确用文字很难形容。今天想来，“解决问题” 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于长期沉潜在卷轴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 的华山，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华山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华山图》现存)身上。你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涉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怎样表现时代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优秀的绘画传统问题。多数认为王安道的《华山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华山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杰出画家。也有的从“皴法〞 来研究问题，认为华山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 看到的固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王安道的《华山图》也意多于法，并不怎样典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劈头就说过：“我今天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我们从《华山图序》 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华山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 (华山）“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华山图序》），放到整个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的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华山，竞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同上)，完成了有名的《华山图》。我们后来在游峨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尽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受出发，也是从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待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傅抱石 待细把江山图画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哪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惯、掌握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可贵、极为难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予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9月21日，我们到了三门峽，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清”了。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今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汹涌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远为人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就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不小心，还容易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三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象，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恨不得分秒必争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今天应该怎样画黄士高原，又怎样画 “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解决，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解决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傅抱石 雨花台颂
我们一路上还接触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提示是多么正确！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今天才从心坎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讨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尝试，万一失败，岂不见笑于人。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惯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尽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因为受笔墨的约束，却变化不大。第三是‘贪多、讨好’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唯恐别人说画得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有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觉得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快研究“经验良方”。通过反复讨论，结果一致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锻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 “特效药”，满座又信心高涨，为之一喜了。
和平的图们江，1961年，50×57cm
因为我们“五老” 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甚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事业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一再感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新中国成立，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志们的共同心意。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多多帮助我们。
1961年2月6日，南京
按：1960年9月15日，傅抱石率江苏国画写生工作团一行13人离开南京，开始为期3个月的旅行写生活动，先后到达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6省十几个城市，行程约二万三千里，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中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次年初，傅抱石以书信体的形式撰写《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由于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予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这是傅抱石从新的时代生活体验中对中国画创作做出的重要理论总结，一时成为中国画坛的艺术箴言。傅抱石的这种求变的意识是他多年来进行自我改造的结果，并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要求下恰当地完善了他本来就已认同的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观点。1961年2月26日，该文发表于 《人民日报》，后转载于 《新华日报》《文汇报》。1962年12月，又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的出版的《文艺评论选集》第一辑，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62年8月，《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壮游万里话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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