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画学
文/傅抱石
中国绘画,据既有之资料——若干文献及实物——在周代即有相当的发展。故周秦诸子的著作中,便可以察知对于绘画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们当时是中国学术思想最自由、最活泼又最光辉的时代,真好似逞红斗紫、百卉争妍。绘画思想上也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是尊崇着自我的修养,一是重视对形象忠实的描写。前者为主,可以庄子为代表;后者为从,可以韩非为代表。
庄子的绘画思想也可以说是文艺观,是纯然认为作者的道德世界为作品的世界,而这世界又是和“天”一致的。《外篇》 里有非常动人的故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磅礴焉!嬴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他所尊崇的是“儃儃然”“解衣磅礴”的“真画者”,离形、物我两忘。《韩非子》也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容有为齐王画者。问之:“画孰难?”对曰:“狗马最难。”“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损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
狗马鬼魅难易的问题,确是搔着了大部分画家们的痒处,是不薄的。《淮南子》 曾有“谨毛的失貌”的批评,可见当时的风气如何发迁。
原来庄子的绘画观,实际即是当时的天道观。宇宙万物,以为都受一定的自然法则所支配而不断地动着,谁也不能违反这一原则,即谁也不能不遵守这一原则的。《易传》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动”就是“变”,是从一而变的。他在《齐物论》《天下篇》《田子方》诸篇,都有这一原则的阐发。
所以绘画上,“氤氲化生”的道理,应该与宇宙(天)(自然)相会。这消息,从绘画里去窥察,最是深切著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道”与“艺”来完成中国绘画思想的基本体系,是值得我们沉潜的。
这思想,大体说来,它已支持了中国数千年的中国绘画的发展,虽然随时代因了客观的条件而有某限度的迁变,但无疑仍隐然是多样迁变中的主潮。唐符载评张洽的松石说:“观夫!张公之势,非画也,真道也。”宋董逌评吴道子《大同殿图》 说:“论者谓,丘壑成于胸中,既寤则发之于画,故物无留迹,累随见生,殆以天合天者耶!”两人的话均可视为中国绘画思想具体而有力的诠解。
中国的“艺”与“道”二位一体的思想,到了四世纪中叶,显然地呈现了两种的进展。这进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是伴着人物画而起的“写实”的洗练,一种是伴着魏晋以来爱好自然而起的“山水画”之产生。后者虽可自为画体上的问题,而实关联着中国整个的民族文化。中国人无不以胸襟旷廓著称,我看和这山水画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因缘。这两种进展的配合,再根源于前期的传说,就很容易开辟非常灿烂的另一境地。它的影响,似包孕了自东晋至五代的一个长时期——即四世纪至十世纪。
东晋至五代,说是中国绘画思想最成熟、最精彩且最富决定性的时期,或不致令人置疑的。东晋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的小序里,提出了 “迁想妙得”四个字为绘画创作上的原则。他以为作画必须“实对”,即是“对”着“实”的意思,但这与韩非子和张衡等的见解微有不同,“实对”是“迁想妙得” 的必经阶段,而其终极目的则在 “全其生”“传其神”。他这一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绘画扫去种种的束缚,开始向艺术的道途迈进。
在今日中国称为中国绘画主要部门的山水画,据最近的研究,至迟也成立于四世纪的东晋。顾恺之的 《画云台山记》 里就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精湛细美山水画的计划书。接着刘宋时代(420—472)的高士宗炳和王微对山水画的理论、技法要点有了惊人的建树,于是“写自然”的方法基础也奠定了。如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现在读起来也会令人心神肃然。且关于写生构图事乃至这世纪始被公认的透视方法·····都有不可磨灭的精论。
后顾恺之约一世纪的南齐谢赫(479—502),承着既有的体系发展为 “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我们应该注意,“六法” 不是创作的原则,而是一种批评的标准。因此,我们知道自顾恺之到谢赫的约百年期内,绘画思想上的变迁是颇为巨大的。
“六法”见于谢赫《古画品录》的小序。劈头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赅,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是也·····”极其明显地解释了他是执“六法”来品众画之优劣。谁的气韵生动?谁的用笔好?谁最善着色?谁又最工模写?都针对着他所批评的画家。
《古画品录》的产生,实际是斟酌顾恺之 《魏晋胜流画赞》 的规模。自这两书始,经由唐宋元明直至1880年刊行的秦祖永《桐阴论画》,可以衔接地汇成一部中国画人传记或可称之为画史的。虽然多少著作的体例,分“品”分“格”随时代而异,但《古画品录》还是唯一的典型。所以,谢赫之于顾恺之,也好像顾恺之之于他的前期诸思想。“写真”的位置起了动摇,居第三,而后于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同时“色彩”被重视跻为“六法”之一,居第四。在这时期,中国绘画重“线条”(骨法用笔),重“色彩”(随类赋彩),但“墨〞还未见拾头。
第八世纪末九世纪初 (唐末五代),中国绘画上“墨”的重要被画家们体认了。随着“墨〞的高潮加以材料工具的变化,色彩渐从画面上慢慢地褪淡。这一剧烈的波动,遂造成宋代三百余年(960—1280) 绘画思想上的急变。对于过去的 “写实”,一变而为公开的打倒“形似”,从事精神和性理的宣扬。像苏东坡、黄山谷诸名贤有力的倡导,南宋以后,便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绘画思想和民族精神合而为一、同其消长。
宋代的这种转变,是有其社会思想做背景的。南宋忠义之多,在熟读中国历史的人是不易忽略的。所以,宋人一面打倒“形似”,一面又呼号“人品”,薄技巧尚性灵。不唯燃起了元代(1280—1368)伸张“意”“志”的燎原之火,不过草草,入眼荒寒,简直使千年来的中国画形成另一种超然而独特的样式。这情形,在元代及宋明两个时期的画家及其作品,是足以一览无余的。
数百年来,中国绘画思想的主流仍不外两条:一是假笔墨以写其胸中所有,一是用为陶咏性情的工具。
(重庆,《文化先锋》第4卷第10期,194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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