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9年4月10日上午10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国货路（今普育西路）新普育堂开幕。 当时可谓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展览会陈列国画1300余件，西洋画600余件，参考品展览部则陈列我国各时代名家平生精品。至28日起，参考品展览部又作专题美术展出，第一日展出石涛精品；第二日展出八大山人精品；第三日展出唐宋元明各名家精品；同时，陈列古铜器珍品。展览至30日闭幕。此次展览共有中外来宾千余人参加。此外，展览会期间还出版了《美展》三日刊，由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李祖韩编辑。材料丰富，每期8页，除文字外，还有铜版图30余幅，刊出均为展品中之精美者。会刊共出版10期。展览结束后，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美展特刊》。
然而，更精彩的是，本次展览对于中国美术界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界而言最具影响的却是“二徐之争”。当时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友好、直率而又针锋相对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氛围。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出这些精彩的论争文章，在当下全国美术展览屡受诟病的背景下，阅读这些文章，似乎别有一番趣味。
第一届全国美展部分成员合影。合影者中有王济远（前排右二），李毅士（中排右一）
我不惑
文 / 李毅士
四十多岁的老头子，自然应该不惑。我读了美展第五期上两位徐先生的大文，见他们双方都惑。自然，应当说两句不惑的话，方是道理。我想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拋开了讲话，所以他们双方的话，讲不拢来。塞尚奴(Ceyanne）、马帝斯 (Matisse）的作品，我研究了廿多年的洋画，实在还有点不懂。假若说：我的儿子要学他们的画风，我简直要把他重重地打一顿，禁止他学他们。因为我对我的儿子负有指示他的责任，我不得不凭我的主观来决定我的行为。所以我凭我主观说：我是极端赞同悲鸿先生的态度。至于艺术评论家的责任，是要传扬艺术家所表现不到家的地方。所以如果遇到有所不懂的地方，只可以承认自己赏鉴力的不足，不好说作家的东西不好。罗斯金和魏斯德勒的官司，就是罗斯金失了他评论家的态度，把主观拿出来了。所以志摩先生的不诽谤塞尚奴、马帝斯，也是极正当的态度。
照上面所说，两位徐先生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态度的不同。这有什么可惑的地方？不过我并不在这里解劝他们的争论。我想请他们把眼光放开一些，把社会上所要解决的大问题，讨论一下，然后再来判断艺术。
艺术在作家方面，可以说不过是个性表现。任凭他作风如何，只要不是欺人，在他自己眼光中，自然是有价值的。不过艺术品要在社会上存在，要使社会鉴赏，除非要社会至少能够了解，不要说表同情。倘如有一件艺术品，社会上没有人了解，任凭他如何的有价值，在那一个时代中便是“乡下人茅厕”一般的东西。这种情形犹如田里长了五谷，假使人类只知道吃麦，则他类的谷自然要被淘汰，把田地专来种麦了。志摩先生以为这个办法是适当的吗？假使志摩先生是一位农学专家，五谷的好处都研究过的，味道也都尝过的，那便不妨把他的好处传扬出来，使别人也尝尝。假若志摩先生不能做到这一层，那么暂且不必去管他们。塞尚奴和马帝斯的作品，在我的眼光中，敢说在一般社会上人的眼光中，未见得能够十二分地了解。如果他们的好处志摩先生已经知道，则不妨把他们来解释一下，再容我们大家请教请教。且不管和时代的风尚如何，与社会的心理是什么关系。
我从本文的起首，到现在还没有说主观的话，现在便要开始说几句了。我觉得艺术的作风，既和时代发生关系，艺术家的责任，就应该把他在社会上的责任先研究一下。志摩先生说：“艺术的批评是独立的，不容纳道德性的观念的。”在我的意想中，我们倘若用远大的眼光来看，社会进化的眼光来看，艺术和道德确有深切的关系。不过我的所谓道德，是艺术家自身所感受到道德，不是传统上的道德。一个艺术家不是至诚的耶稣教徒，他决不能有好的圣母画出来，这是我相信的。一个鄙陋的画家，任凭他技巧如何的精妙，绝不会有流芳百世的艺术品产生，这也是我深信的。回转来说：一个人的天性终是善的。除非受了利欲的支配的人，才有不正当的行为。
艺术家假使没有利害的关系，那他所表现的必定是真实的，也必定是他天性的，所以也就是善的。因为以上缘故，我不敢批评任何人的作品，除非我可以证明其人行为，是有欺骗社会以谋利的地方。塞尚奴和马帝斯的为人如何？我不十分清楚，所以不敢断言。悲鸿先生说：“他们是藉卖画商人的操纵宣布而成名的。”如果他的话有确实的证据，那我绝对地赞同。悲鸿先生说：他们的画没有价值。不过我现在拿社会的眼光来看，即使悲鸿先生的话是不确，塞尚奴和马帝斯的表现都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是我还觉得要反对他们在中国流行。因为我以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之下，人心思乱了二十多年，我们正应用艺术的力量，调剂他们的思想，安慰他们的精神。像塞尚奴、马帝斯一类的作品，若然盛行在中国，冲动了中国的社会，我知道这祸患不浅哩？！这是我的主观。但是这也是我不惑的地方，所以拿出来讲一讲。
现在不从我的主观说话，单就现在中国的艺术状况而言，有几个人肯耐心地研究学术？有几个人不愿由一条捷径来换得名利？如果塞尚奴和马帝斯一类的作品，是在中国有了代价，那么我知道希腊罗马的古风是再也不会攒进中国的艺术界来。欧洲几百年来的文明，在中国再也没有什么地位了。这种情形就是志摩先生赞成塞尚奴和马帝斯似乎也当考虑考虑。志摩先生还说：“人心好变动喜新异。”结果乃有塞尚奴的“土气”“梵高的痴狂〞，这话诚然。艺术家常讲统一和变化，在一件艺术品中而言，自然是不错的；就艺术的趋势而知道，这种原理也是同样地适用。不过西洋艺术的环境，和中国艺术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一片灰色的颜色中加上一点红，我们觉得十分地有趣。倘若满纸灰色的背景，还没有涂好的时候，这一点红似乎加也不适当了。我请志摩先生想想我们现在中国的艺术。如果说：欧风是有可取的价值，我们是否应该先把这灰色的背景涂好。换一句话说：欧洲数百年来，艺术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触目的作风，如塞尚奴、马帝斯一类的作品，输入中国来。我根据这个观念，所以要在两位徐先生大文之后，加这几句话。我不希望谁给我来辩驳。我不过想一般读者，读了两位的“惑”，或者可以采取我的意见因之不惑。
我作本文的时候，志摩先生的《我也“惑”》还未完篇。一半的高论，尚未领教。如以后读了他下半篇文字，觉得有更正或补充我的言论之必要时。再行请教。
毅士附注。四、三十六，灯下。
本文刊于《美展》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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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士简介：李毅士（1886-1942年），名祖鸿，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近代画家。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李宝璋是清末画家，叔父李宝嘉是清末文学名著《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油画家李宗津的叔父。自幼喜爱绘画，曾赴英国十余载，在格拉斯哥美术学院学过西画，是我国最早去英国留学的学生之一。1910年归国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黑白画老师，继而任北京高等师范美专教授、北京美专西画科主任、上海美专教务长、南京高等师范工艺科西画教授兼主任等职。作有油画《王梦白像》和《陈师曾像》，现藏中央美术学院。是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展的“重要的参与者和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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