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名画读后记
文／张大千
一九五九年夏，台湾“中央”“故宫”两博物院既选所藏名画之精者三百帧，付日本影写竟，将以布诸海内外。而余适自台澎道日，获先睹焉。
籀览既竟，对兹异宝，乃不能无言。盖吾国古物之毀于兵燹者屡矣。北宋以前之藏无论已，自宋高宗都临安，雅好艺文，所藏珍秘独多。宋亡，元人捆载以北。明太祖定鼎南都，取元人之藏而南，迨成祖都燕，又自南迁而北。明清変革之交，故都独未被兵，故所藏独完。
益以清高宗右文，搜求益富。共和肇造，七鬯无惊。政府特设故宫博物院以董理之。其后北都虽数传警，书画鼎彝复有巴蜀台澎之迁播，然神物所在，毫发无损，若有神鬼为之护呵者。吁可异已！自倾海隅大通，故家所藏之流散海内外者虽多，然以视斯藏，历载八百，为卷逾千，卓然为华夏文物之宗，环海视瞻所系，旷绝古今中外无其俦对者，则不可同年而语也。
宋徽宗 《文会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院”执事以时为之影写传播，使鉴藏者得所赏，研习者得所宗，而泰西人士之探吾艺事之真者，亦得所津逮。是真阐扬国光，以美育为天下教者，真盛事也。余以为吾国绘事之难也，非仅形之似物之状写而已。其状物也，必先究用笔，而后究结构，而后究机趣，终以究其神为归焉。其始学也，必先师古人，而后师万物，而后师造化，终之以师吾心为的焉。
吾心之灵，与物之神遇，故其所状花草虫鱼，非仅世之花草虫鱼也，而吾心所造之境也。故必通之于书，泽之于学，合之以其人之品节风概，而后所谓气韵也，神味也，意度也。作者既悉于是焉发之，读者亦悉于是焉喻之，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艺之通于道也盖如此，诗人所推为极经营慘淡之能事，而笔参造化天若无其功焉者，是岂仅斤斤于形之似不似，恣其意之所为而已哉。而等差其高下也，又必以时为断，以古为极。非必古之昵之崇之嗜也。
明清之不及宋元，宋元之不及五代，五代之不及唐，盖若有界画为之域焉，非可伪而为也。明清之必法宋元，宋元之必法五代，五代之必法唐人，又若有阶陛便其登焉，非可藉而升也。是岂真有气运风会为之主张纲维耶？盖古人之治一艺也，非唯所秉于天者独厚也，其用心之专，致力之勤，体物之精，而其视世之悠忽之誉，一不足撄其心。凝神敞精，穷老尽气而不惰懈，故所成就乃卓卓如此，非后世所可几及。
以其不可及也，而以为若有气运风会绾其枢焉。委之于天而不策之于人，斯岂古人意哉。然而别择鉴赏之事乃由是而起。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真。其入之也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盖必习之也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气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
以余简陋，何足以尚论古人。唯事斯艺垂五十年，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足傲古人。此目病障，如堕云雾中，鉴观之事，唯有遇以神而不以目；望其气而不泥其迹。暗中摹索，略得其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愚见所及，窃以为若李赞华《射骑图》（运笔神隽，非龙眠所能企及，是五代人笔），若巨然《秋山问道图》（巨然当以此为准则，日本之《山居图》，金匮之《江山晚兴卷》与此为一派）；若萧翼赚《兰亭图》（已开吴仲圭派）；若赵干《江行初雪图》（起首一段似北苑寒林重汀）；若丘文播 《文会图》（有唐人遗意，丘画无第二件，然决为五代人笔，波士顿之阎立本校书图与此同稿，然不及此高简也）；若黄居宷《山鹧棘雀图》；若五代人《丹枫呦鹿图》（有六朝遗意）；若范远 《溪山行旅图》（另幅行旅图为王石谷摹本）；若惠崇《秋浦双鸳图》（必是宋画，若云惠崇，他无可让）；若郭照《早春图》（有款有印，宋人画以此为创见）、《江山春雪图》；若崔白《双喜图》；若文同《墨竹图》（惜四周不全，广东罗原党氏有一幅，与此可称双壁）；若李公麟《免胄图》（真公麟巨制》；若宋徽宗《腊梅山禽图》、《文会图》（行书题尤难得）；若李唐《万壑松风图》 (款在左中远峰上）、《江山小景图》；若江参《千里江山图》；若马和之《古木流泉图》；若赵伯驹《海神听讲图》；若苏汉臣《秋庭戏婴图》；若马远《华灯侍宴图》；若夏圭《溪山清远图》；若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若梁楷 《泼墨仙人图》（中国只此一幅）；若法常 《写生卷》（此只长卷一半，其一半为叶遐庵所有）；若张胜温《文殊请问维摩大士像图》（有唐人遗意，人间孤本）；若钱选《秋瓜图》；若武元直 《赤壁图》(项子京以为朱锐笔）；若宋人《雪图》；若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窠木竹石图》《临黄筌莲塘图》；若管道升《竹石图》（董文敏谓为子昂捉刀）；若高克恭《云横秀岭图》；若陈琳《溪凫图》（水为子昂所加笔）；若赵雍《骏马图》；若刘贾道《元世祖出猎图》；若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若吴镇《清江春晓图》《秋江渔阵图》《渔父图》《竹石图》；若曹知白《山居雪霁图》；若朱德润 《林下鸣琴图》；若唐棣 《霜浦归渔图》；若卫九鼎《洛神图》（远山当为云林笔）；若颜辉《猿图》（殊欠物情）；若柯九思 《晚香高节图》；若盛懋《秋林高士图》；若张中《枯荷鸳鸯图》；若倪瓒《雨后空林图》《江岸望山图》《容膝斋图》《修竹图》；若王蒙《谷口春耕图》；若方从义《神厝环林图》（大似山樵，着色稍滞）；若方厓《墨竹图》（竹佳石不称耳）；若王冕《南枝春早图》；若赵原陆羽 《烹茶图》（用笔在仲圭子昭之间，惜太黏滞）；若徐贲《蜀山图》；若王绂山 《亭文会图》《淇渭图》；若边文进《四喜图》；若姚绶《寒林鸜鹆图》；若明宣宗 《戏猿图》；若陈宪章《万玉图》；若唐寅《山路松声图》；若文征明 《江南春图》 《品茶图》；若仇英 《秋江待渡图》（出龙宿郊民）、《桐阴清话图》（此画四幅，实父为子京画，“故宫” 一为蕉阴结夏，一为此；一在庞莱翁家，已忘其名；一为寒斋所有)、《云汉仙馆图》（与大风堂之仙山楼阁同一笔法)；若董其昌 《奇峰白云图》；若张大风《诸葛亮图》（此独大风湿笔，他画多瘦削而勾勒），皆古人之真迹，画坛之瑰宝，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若唐人萧翼赚《兰亭图》之为晚唐稿本而宋人摹之；若卢鸿《草堂图》之疑为龙眠摹本（用笔稍拘）；若韩干《牧马图》 《胡环回猎图》之为宋人笔；若唐人《明皇幸蜀图》之为唐本而宋人临之（用笔欠浑融）；若关仝《山溪待渡图》 之疑为燕交贵笔，《秋山晚翠图》之疑为李成笔；若李波《风竹图》之为宋人笔（宋而后始有渴笔也）；若巨然《秋山图》之为梅道人笔，《溪山林薮图》 之为江参笔；若赵岩《八达春游图》之为宋人高手；若范宽 《雪山萧寺图》之为南宋人笔；若王诜 《瀛山图》 之为钱舜举笔；若董其昌 《霜林秋思图》 之为沈子居代笔；若宋人 《梅竹聚禽图》之为崔白手笔，《枇杷戏猿图》之为易元吉《槲树双猿图》（至精本）；若元人仿朱氏《云山图》之为高房山笔；若元人《宫乐图》之为晚唐人真本 （历代鉴赏家乃屈之元人，斯为异事），其人其时略有出入，此则历来赏鉴者每以跻之较古为可贵，而未尝措意其时之风尚者也。然而其以为唐者虽不必真唐，而必五代高手所摹焉。其以为五代者，虽不必真五代，亦必北宋大家之作焉。其以为宋者，虽不必真宋，要必元硕师之笔焉。
五代 董源 《溪岸图》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风尚虽以时而异，而渊源所从来，法度所循，临摹所自，不可掩也。然则吾以为非其人其时者，亦降其时会言之耳。吾人以元视宋，以宋视五代，以五代视唐，则仍五代宋元名迹也。近也得一宋元真迹，其值连城；况百数十帧之萃于一集邪？其足宝贵又宁待言邪？抑余所不惮为之别白者，盖欲证前人所已明而补其所未至。其精确而不疑者，得吾说而益著其精。其时与人小误者，得吾说乃益见其真。此辦章学艺之事，非敢轻心以掉之也。
以余寡识，远逊文敏，吾岂敢谓所鉴别者皆至精而不谬。然积其目验，参以心得，窃欲揭古人面目之真，以示来学途径之正，斯则区区之心，可质之天下而无怍者耳。抑余又感于文物之残毀多出于易代争攘兵戎之会，而涵德性，论灵襟，又莫过于绘事。盖有见人物之高致，而生其思古之情焉。见山川之幽邃，而动其栖遁之思焉。见鸟兽虫鱼之跃然纸上，而发其万物一体之念焉。常有睹名迹而若身入其中，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耳。
画之足移情怡性，非他艺事可望。今之大宇，一争攘疑猜机诈角逐之会也。兵戎之祸，乃随时可作，举世既犹虑惶惑，若不知所以拯之者。而兹编适于斯时出，意者斯世之人得以沐浴乎艺海，优游乎画苑，以化其犷悍之气，释其惊怖之念，以美为教，庶几斯世之跻乎于至美之域。不唯含生之伦，得以全其生，而兹文物之瑰宝，亦得永存于天地间而不朽坏。“两院”执事诸君，其亦有复人性，新民德，翰世运之意乎？斯尤余所为欢喜赞叹而不能自已者也！
己亥（一九五九年）夏五月
蜀郡张爰大千父记于大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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