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怀逸兴壮思飞——王冬龄书法艺术
文/范迪安
王冬龄先生既深具传统修养，又在现代书法的领域多方探索。他的书法创作，是从传统通向现代的一座桥梁，既守护中国书法的本质精神，同时又作为中国传统书法规则的叛逆者，三十年来不懈地在书法内部展开革命性的实践。在中国书法强大的传统和维护传统的强大势力面前，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都在考量着探险者的胆识与能力。但是，王冬龄凭借自身的禀赋和对书法文化命题的认识与把握，为消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刻矛盾，为奠造新型的书法文化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界，因为思想上的认识而面临实践上的矛盾，其中的焦点问题是重现传统还是跟随国际化步伐。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在经历了西方艺术文化的强烈冲击之后，中国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跟随西方艺术肯定不是中国艺术的现代之路。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我自主的视角，紧密把握中国社会变迁提供的文化机遇，建构中国艺术的当代形态，才能体现超越式的发展。问题同样摆在中国书法面前，中国的书法应该如何面对自身和面向未来？
由于自身传统的坚实和厚重，中国书法在当代的走向便不能不从传统的基础上展开，但是，面对多样的选择和多种的可能性，对传统的理解需要把握传统的正典，将传统精神的本质导人现代，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现实语境中发展。王冬龄身为书法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在学识学理上重视思考书法现代进程的学者，他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和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在二十世纪的艺术史中，他具有独特的师承特点，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是他的三位恩师，由三位老师可以直接上溯至二十世纪三位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黄宾虹、吴昌硕和王国维。这些前贤均是艺文的 “通才”，学植深厚，视界宽远，放文关切“天下”，与书笔墨俱老，在现代中国文林中堪称骨干性栋梁。可以说，近现代艺术文脉的直接传承，有助于王冬龄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现代性探索过程中，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内在线索，其探索与艺术史的对接，表现出师承正典、接续本质的路脉。
依我浅识，王冬龄的书法一直围绕着传统书法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建树这个学术命题用心用力，集中解决了书法实践面临的几组关系。这些关系既是形式与形态层面的，同时也是内涵与意义层面的。
第一，他不满足于自己书法经验的重复，而是从书写的格局人手，将自己的书法经验推向传统的边界，使个体的书写经验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和扩张。他深知当代的视觉文化空间正在急剧地发生变化，人们欣赏书法的位置、距离和与书法作品的关系已有新的需求。于是，他从小幅到大幅、从大幅到巨幅，把书法作品的展示环境与公共空间当作作品与人们对话的情境，从而谋求作品的视觉张力，很好地解决了作品涵养与公共空间的这个关系。他的作品在公共空间里弥漫、扩散，乃至超逸人的视域局限，让人们不仅是“观看”，而是置身于作品所形成的书写气场之中，但又不失书法结体、行气和点画的书卷气息，使书法作品宏观的 “气象” 和微察的 “气息”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强度的统一。
第二，王冬龄长期注重书法与相关艺术领域的关系，除了锤炼综合修养之外，他特别注重把握书法与绘画的关系。这也是许多当代书家在进行探索时涉及的课题。但是王冬龄既深知“书画同源”，更重点思考“书画相异”。在他的理解中，书法与图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图绘一开始是从整体结构意向出发，而书法的时间性特征更重要，它的时间性得到实现，自然而然就呈现了它的整体性。书法是一个生命耗能过程，此中将生命的印记落在笔端，而绘画一开始就是对整体的把握，当然，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与书法有点相近，它比较尊重时间性，尊重二维的展开，所以它是另外一个体例。但中国的书法既不能完全走向西方抽象主义体例，也不能以西方的格式来衡量，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王冬龄恰切地把握了书法和绘画之间的界限，既作现代书法，又回到书法的本体，非常从容地站在书法与绘画、书写与涂绘的边缘地带，从而使他的书法获得新的本体。他提示了书法本体在今天向外延伸和拓展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本色”的书法家。
第三，王冬龄的书法还取得了处理作品 “形态”与作品 “意态”这个关系的成果。他的理想是要做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也即在创作中追求作品的气派和力量。他曾经比照中国的书法与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抽象绘画，认为中国的书法点画线条主要是表达有情感的内涵，而西方现代绘画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的是一种力量，因此，他一直追求内涵与力量的统一。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超越传统也超越西方现代的文化理想，为此他不仅仅重视作品的“形态”，而且从作品的“意态”入手，将书法形象视为生命的存在，有其呼吸吐纳、运行不息的天地。以他的能力，他的书法笔线表现出遒劲老辣的力量，深含苍茫意象；以他的投入，他的书写过程如发自生命的冲动，在忘我的状态中 “解衣般礴”；以他的性情，他的书写韵律如大弦小弦跌宕开合，飘扬起令人振奋的神采。
王冬龄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在我看来，这不是追求形式或表达技巧所获得的浅层次的个性风格——在中国书法的评判标准中，“风格”往往被视为成就的象征，在现代艺术的评价尺度中，“风格” 也经常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风格”也容易成为探索上浅尝辄止的自慰剂。王冬龄在艺术上所作的追求，不仅是风格的确立，更是对书法观念的崭新阐释，特别是建立当代与传统、书法与经典文化和书写与精神的新的关系。他的近年创作，还潜心于以巨幅狂草榜书书写老庄等中国伟大的文本，彰显了从笔墨进人精神的思路，从物质的意象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意象。王冬龄先生的草书，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功底，但更重要的是，从他的草书中可以看到已经幻化的意象和情境，如其飘逸之处，好像把书法写在了云端，灵魂出窍，飘飘欲仙。他的巨幅狂草已经超越了书斋的极限，笔墨完全被精神化，精神从具体的书写中抽离出来，它们带来的视觉体验，已经不是观看书法，而是一种情境、一种情怀。这种情境是他沉思的精神和逍遥的逸兴合为一体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法既是书也非书，更是超书，进入了超越具体点画而与伟大的经典文脉相承的精神境界。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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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1955年9月生于福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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